美的本体论中西印美学的不同建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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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的本体论中西印美学的不同建构
● 摘要
美的本体论关系到世界的存在方式。
世界万物的存在方式有三：
不以人的主观为转移的客观存在、由主观互动决定的存在、以虚体空性的形态存在。
中西印文化对这世界三种存在的不同强调而形成的理论整体，决定了中西印美学在美的本体论是不同理论建构。
● 关键词
美的本体论；中西印美学；存在形态；理论建构
一 三个命题与美学之难
人生在世，皆知世界有美，皆怀向往美、追求美之心，皆有过拥有美、欣赏美、陶醉美之时……然而，倘如你遇上一个像柏拉图《大希庇阿斯篇》中苏格拉底那样的哲学家，猛然地问你一句：
什么是美？
不知道你会不会给出一个正确的回答。
在《大希庇阿斯篇》中，那些被问到的人，最初都信心满满地给出自己的答案，对那些花样百出的回答，倘作一离形得似的重组，可为：
一个说，美就是住在我家对面的那个漂亮姑娘。
另一个说，美就是我家庭院中的那朵开得红艳艳的鲜花。
还有一个说，美就是我爸书房里那个精致的陶瓶。
第四个说，美是他们城邦神庙中的阿波罗雕像……当这帮人一一说出自认为不错的答案之后，苏格拉底严正指出，他问的不是某一具体人、花、器皿、雕塑是美的，而是问的为什么这些具体事物能够被称为是美的？
人、花、器皿、雕塑，明明是不同的东西，是什么决定了这些东西是美的。
在苏格拉底的问题里，包含着很多内容，就柏拉图的本意来讲，最重要的是，要让人们从理论上去思考美的问题。
从西人的思维方式来讲，就是，宇宙中任何事物是处在现象与本质的结构中，人、花、器皿、雕塑等现象事物是美的，这是现象；决定这些人、花、器皿、雕塑为什么是美的，是本质。
现象各不相同，本质只有一个，知道了这个美的本质，我们才从理论上知道了什么是美，才可以从理论讲清楚大千世界各种各样的美。
因为柏拉图的这一问，西方文化开始建立起了美学，即关于美的理论形态。
柏拉图之问也成为后来很多美学著作的基本结构：
首先是关于美的本质定义，然后进入到由美的本质决定的艺术美、自然美、社会美，乃至科学美，以及美的基本类型、优美、壮美、崇高、滑稽、悲剧、喜剧……然而，第一、这一由柏拉图确立的研究美学的方向或曰讲述美学的方式，只是一种西方文化才有的方式，各非西方文化，进入世界现代进程之前，都不是用这种理论方式，而是用自身文化的特有理论方式去谈论美，而且讲得与西方文化一样的精彩。
第二、西方文化自身，自柏拉图建立美的本质之问以来，历尽艰辛，在古希腊的柏拉图之问一千多年以后，美学方在德国的鲍姆加登那里，正式成为一门学问，并在康德和黑格尔那里得到完善。
而且，康德、黑格尔取得胜利不久，这一从柏拉图-鲍姆加登-黑格尔的西方古典美学类型，又遭到20世纪西方哲学家和美学家的群起否定。
本来，柏拉图在《大希庇阿斯篇》中提出美的本质，并对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追问之后，发现对这一提问无法得出一个正确的结论。
因此，这一篇具有伟大开创性的对话录，以一句令读者失望的话来结尾：
美是难的。
从柏拉图的一声叹息，到西方文化建立美学的拖拉，到各非西方文化，特别是中国文化和印度文化，都不用西方美学的方式去谈论美，就可知，柏拉图确实面对着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
美是难的，难在什么地方呢？
这里且用三个西方型的命题，来呈现美之难。
这朵花是圆的。
这朵花是红的。
这朵花是美的。
首先要解释一下，所谓西方型命题，即不是中文古代文献上一再讲的“命题立意”之类，而是亚里士多德《范畴篇》讲的proposition（命题），用学术方式讲深奥一点，命题是指一个判断句来表达的语义，讲通俗点，命题是西方文化得出真理的方式，它以判断句的形式，对作为具体事物的“主项”（这朵花），通过具有逻辑严格性的“是”或“不是”的“判断”，与一个用谓项表达的“本质性”的概念（圆、红、美）关联起来，得出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性结论。
这种所谓的理论，简而言之，就把事物与世界用概念进行逻辑组织，形成正确的命题，由一个个命题的提出，最后形成正确的理论体系。
命题的正确保证着理论的正确。
确保人达到了客观真理。
这是一种西方型理论方式，但进入这一方式，并将之关联到其非西方文化（比如中国和印度）的方式，却可以使世界的性质和理论的性质，得到理论性的理解，同样，也使本文的主题，美学问题，得到基本性的理解。
在上面的三个命题，第一个命题讲花的形状。
物的形状是由物的客观物理事实确定的，不以任何人的主观状态而改变。
这是一个正确的具有必然性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理论命题。
谁要说这朵花不是圆的，肯定错了。
第二个命题讲花的颜色。
物的颜色并不是物本身固有的，而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一是由光波，波长800-390纳米的光波可以形成红橙黄绿青蓝紫的颜色。
二是由花的性质。
光照射到花上，这种花的物理性质吸入其他波长但使之不显，而只把与红相关的800-600纳米的波长呈现出来，形成此花的固定色。
三是由人眼的性质。
人眼在生物进化中，形成了杆状细胞和椎状细胞为主的视感官，人有如是的视感官，方能看见800-600纳米光波在此花上所呈现的红。
许多食草动物看不见颜色，只有灰色视觉，大部分哺乳动物，视觉等同于色盲之人，有些动物比人色觉更好，很多昆虫可看见800纳米-1毫米长光波的红外线之色，蛇能看到400-10纳米光波的紫外线之色。
四是由人脑的性质，花之红在光的变化并与周围其他事物的互动中，会发生不同色彩变化，但人之看花，由椎状细胞经神经系统传导到大脑皮层，在由文化形成的心理定式中，认知到红是此花的固有色，使花的红在人的感知中具有恒定性，不管花在昼夜晨昏阴晴的光线中怎样变化，都被认知为红。
花之红还有更多的内容，与这里的主题无关，仅以上三条可知，花的红乃主观互动与合和的结果。
虽然花之红是一个必须依赖于人型的视感官方成立，但对人来说，花之红仍为一种与花之圆一样的“客观事实”。
如果你不是色盲又说此花不是红的，那肯定错了。
总之，花的红与花的圆一样，正确答案都只有一个，都是非常符合建构一种西方型的理论的命题。
下面到第三个命题，就开始出大问题了。
你说：
这朵花是美的。
他说不美。
你却不能说人错，顶多只能说，他的审美观与你不同。
这意味着什么呢？
前两个命题都有客观（或加上主体生理感官结构而来）的物理标准，而且都可以把命题与客观事物进行对照而进行验证。
但对花之美，既不没有客观的物理事实，花之美，不是花之蕊、之瓣、之叶、之茎、之色、之香，而是既在之蕊、之瓣、之叶、之茎、之色、之香里面，又是超出这些因素，且难以形求的东西。
知道了花之红可以从主体方面去找原因，花之美呢，在那些感受到花之美的人的生理感官中，却找不到感受美的专门细胞、专项感官，专门的皮层区域。
人的生理心理机能感受到了花的美，却不能科学地实指是怎样感受到的美。
对花的审美感知和其他感知，审美情感和一般情感，审美愉快和一般愉快，在生理和心理上找不到确切实在的定位。
从科学上和理论上讲，你说这朵是美的和他说不美，在理据上同等。
这就是美的理论之难。
三个命题中，第一个命题是具有宇宙普遍性真理，圆是一个放之天地而皆准的客观存在，并随时可以验证。
第二个命题只具有人类普遍性真理，是人与世界互动后的产物，仅在人中才可以验证成功。
第三个命题只有部分真理，而且这部分真理无法验证（花中找不出美的因子来）。
重要的是，通过这三个命题透出的美的理论建构之难，却通向着西方人最初并未想到，而又确实存在着的人身于其中的世界构成。
而理解这一世界构成，方能使人体悟到美的理论建构之难对人类的意义。
二 三个命题与世界结构和理论类型
以上的三个命题，从第一到第三，真理的普遍性范围越来越小，验证越来越难。
又恰巧透出了两个重要的特性，一是世界的构成，二是理论的特性。
先讲第一个方面。
人身于其间的客观世界，以三种基本方式存在：
一种恰似花之圆，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
有人还是没有人，这一类世界都是如此，永远如此。
另一种宛如花之红，是依赖于人的性质，在与人进行互动中，方成为如此的存在。
在一些与人不同的物种眼中，如在食草动物、许多昆虫、各类蛇虺的眼中，世界呈现为别一种模样。
还有一种仿佛花之美，它在世界中存在着，但乃虚体，虽为虚体，又从具体事物上显现出来。
对之要想确知，却无从寻觅，用中国《老子》第十四章的话来讲，是视之“不见其形”，听之“不闻其声”，搏之而得不到的存在。
用印度《歌者奥义书》的话来讲，它是“人体之外的空”“人体之内的空”“心中的空”。
用司空图《诗品·缜密》的诗句来讲，乃“是有真迹，如不可知”。
以上的这三种形态又浑然一体地作为一个整体世界存在着。
人在自身的演进中，展开为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面对如此的世界，进行整体思想时，各按自身的实践方式，对世界进行观察、思考、组织，得出自认为应是如此的世界图景，各有不同。
人类从数百万年产生以来，从思维方式和思想类型上看，经历了五大阶段，以虚体之灵为主的原始阶段，以神为主的早期文明、以哲学理性为主的轴心时代，以科学加哲学理性为主的走向全球一体的现代时期，以电视-电脑-手机的“电文化”为主的多元哲学思想互动的全球化时代。
在这五大时期，三大地区的哲学理性的思想升级最为重要，由地中海的希腊和希伯来综合的西方思想、由南亚的奥义书和佛教形成的印度思想、由先秦诸子形成的中国思想。
三大文化形成人类思想的三种基本形态，并开始对美的理性思考和理论组织。
（一）“花之圆”型的思想与西方的世界结构
西方人面对三类一体世界，把思想着重点放在“花之圆”这类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存在形态，并以这一形态为基础或曰为主干，建构起包括“圆”“红”“美”在内的整体世界的基本模式。
这一以“花之圆”为基础的思维方式，确立了以几何学为基础的哲学思想。
柏拉图学院门牌大书：
非懂几何，切莫入门。
几何学专注物体之形体（比例尺度），对形体进行精密计算（数），在计算中进行严格推理（逻辑）。
希腊人看待世界进行思想的三大要项，美的“比例”、精确的“数”、严格的“逻辑”，都来自一种古老的语词：
逻各斯（logos），逻各斯被中国人译为“道”。
这一来自古代思想又加以改进了的逻各斯之“道”，以几何学的三大要项为指导，就可以面对任一事物或整个世界，说出明晰确定的“是”（希腊文的ε?
μ?
即英文的tobe）来。
当理性哲学在希腊产生之后，事物和世界的存在，通过“是”而得到确定。
因此，“是”成为西方哲学最最重要的东西，说“是”就意味着有物“存在”（而非“不存在”），存在之物一定是“有”（而不是“无”），这一“存在”之“有”一定乃正确之“是”。
正是从“是”开始，按花之圆的方式运行，曾为流动性的逻各斯变成了严格的亚里士多德的逻辑，专用来证明“存在”的“有”的世界在何以为“是”。
且看希腊人是怎样从花之圆这一方式出发，并按照花之圆之“道”去建立自己的世界观念的。
对世界的认知，可以分为三个层面，一是具体的单个物体，可称为个物；二是同类个物的集合，可称为类物；三是由一切个物和类物形成的世界整体。
对三类事物，希腊人用花之圆的方式进行认知，并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观。
每一具体之物，是多种属性的统一。
比如人，有身高、重量、肤色、性别等自身的身体属性等，同时与他物和世界处在一定的关系之中，并由这些关系及关系物产生并决定着一些属性，比如地点（雅典、商店、运动场）、时间（童年、中年、老年）、拥有（宫殿、草屋、技能、知识），还有具体的存在状态，如言谈举止姿势，在与具体相关物中是主动的（医生做手术）或被动的（病人被做手术）。
在希腊人看来，所有这些林林总总的属性可以分为本质属性和非本质属性，本质属性贯穿于这一物体从产生到死亡的全过程，决定了这一事物之为此物，非本质属性则只在此物的某一阶段存在。
因此认识某一事物，就是认识这一事物的本质属性。
希腊语与西方语一样，一个词有多种形态，人要认知物的属性，最后的结果要用ε?
μ?
（相当于英语的tobe和现代汉语的“是”）来表达。
因此，用是（ε?
μ?
）的阴性分词oυσ?
a（英译即substance）来指具体个物的本质。
中文翻译为实体或本体。
只要我们知道这个实体或本体或本质来自“是”，由求是思维直接推出，就算得其要旨。
这一点在英语中显得更清楚，就是从对一物认知开始的tobe（是什么）到认知结果的being（此物的本质之是）。
这里being已经排除了所有非本质的tobe（是），而只留下本质之是（being）。
对个体之物的认知，一个重要方式就是把个物归为类，比如人，归于动物，再归生物，如此等等，同一类就有这一类的共性。
然而个体之物是多种属性的统一，属于他的各种属性，都有其类，有实体性的属体归类：
人的身高归为以米、厘米、毫米相关的长度一类，体量归于轻重的重量一类，肤色属于色彩一类，人种属于家族、民族一类，如此等等；还有各种抽象品质的归类，如善恶属于道德，美丑属审美，脾气属于气质，兴趣属于爱好，如此等等。
很多属性，对于个体来讲，是非本质的。
但对这一属性存在于各种不同事物中来讲，又有其本质，比如红色，花有红的，布有红的，墙有红的，血是红的，火是红的……红作为这些不同事物的共性，有一个本质，希腊人把这种类物的本质称为ιδεa（理式），中外学人都研究了，在希腊语中，“理式”（ιδεa）也与“是”（ε?
μ?
）有非常紧密的关系，可以说也由“是”而来，也乃“求是”思维导出的结果。
在类物层面的求本质中重要的是，不仅是在个物整体性种属体系内追求共性本质，如星、云、山、河、人、兽、花、草……而且是个物的分离性属性中追求共性本质，如颜色、长短、高下、善恶、美丑……这里的对象，不是某一个物的整体，而是其部分，正是在这里，本质追求进入到一个更加抽象和更加复杂的层面。
通过各类物种中的分离属性进行跨种属的重组，呈现了一种世界的分类方式。
而这种新方式，又是在个物本质追求的原则和逻辑上进行的，把抽象的属性，如数量、善恶、爱好等，转变为实体的东西，可以说，把花之红按花之圆的方式进行。
忽略了花之红的复杂性，把它放进了花之圆的普遍性的推导中。
在类物层面的求是运行中，美的本质问题会与红的本质问题一样被提出来，但却难以像红的本质得到解决。
其解决要从更高的层面才可得出。
把世界万物进行类物层面的分类，一级级上升，最后达世界的整体本质。
世界中个物由oυσ?
a（substanc，实体或本体，即个物的本质之是）可以得到确定，世界中的类物由ιδεa（idea/form即理式即类物的本质之是）可以得到确定，世界的整体就是个物和类物的大集合。
对个物和类物的本质的确认，是从认知的“是”（ε?
μ?
即tobe）到本质的确定之是（oυσ?
a）和类物的本质之是（ιδεa）。
同样，对世界整体的确认，也是从认知的“是”（ε?
μ?
即tobe）开始，到确定的o?
（世界整体的本质之是），在希腊文中o?
是ε?
μ?
的中性分词。
用英文来讲更为清楚，就是从tobe（是……）到Being（世界整体的本质之是）。
对于中文世界的读者，可以把希腊文三个层面的本质oυσ?
a、ιδεa、o?
，都按essence（本质）理解即可。
从词汇史讲，个物之是的oυσ?
a在闪米特各种语言中去跨界旅行一圈之后，再被翻译回拉丁文，成了essentia，又成为英语和法语的essence（本质）。
但同时要知道三个层面的本质又是有差异的。
这一差异，本来大致可以对应于“花之圆”“花之红”“花之美”，但希腊人面对三个不同层面却用“花之圆”型的“是”一以贯之，从而形成了西方世界观的基本特质。
希腊人在世界的三个层面进行的如上的知识进路，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总结，一是从西方思想的特性本身，二是从世界构成的三个层次进行。
先从西方思想的特性本身来讲。
如上的三个进路使西方世界成了一个实体-区分型的世界。
这一实体-区分型世界有如下特点：
第一，世界是由实体构成的。
凡物都是实体，实体可以大如地球，小如原子，但都是实而非空，构成西方的物与空间的关系，作为实体之物存在于空间之中，在空间中运行，但与空间是没有本质关系的。
占有空间和征服空间成为西方人的特征之一。
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TitusLucretiusCarus，约公元前99-约前55），用诗的语言，呈现了西方实体宇宙的基本结构：
独立存在的全部自然，是由于
两种东西组成，由物体和虚空
而物体是在虚空里面，在其中运动往来。
第二，实体是有本质的，并由本质决定的。
本来，物体存在于时空之中，是在时间中变化的，但从个物本质理论，变化的是非本质属性，本质属性不会改变，这样时间带来的变化无论多么重要都与本质无关。
西方文化形成的排斥了时间的空间性文化。
由以上两点，实体在本质上与空间无关，也与时间无关。
形成了西方文化最重要的特点。
物体是独立的个体，在本质可以与他物完全区分开来。
认知物体应当对物体本身（排除掉所有关联）进行认知。
把这一原则运用到人，形成了个人权利和自由意志；运用于物，形成了亚氏逻辑中的物和实验科学中的物。
这两大使西方文化走向现代化的要项的理论基础，都在个物作为个体的独立性。
第三，实体是可分区的。
个物可以与他物区分开来而独立。
同样个物本身的各个组成部分也可以与之区分开来进行独立的观察和分析。
这是西方理论的基础，也是从古希腊哲学和科学开始的本原追求和元素分析。
由于世界三个层面在本质上的实体性。
可分性要有一个终点，在物体的最小方面是：
原子（原子的希腊词?
τομον的词义即为不可再分）；在理念的最后核心是理式，在世界的最大方面是Being（有-在-是本身）。
这样最小的不可再分的原子、最大的不可变无的Being（大有），构成了对在最大和最小之间的万物的可分性认知。
而观念上的最后的理式，成为对世界中从最大到最小之有进行分析的理论工具，成为学科分类的理论基础。
因此，由区分而达到本质成为西方思想的基本方式。
第四，实体是可以定义的。
从古希腊开始的西方特有实体性区分性的本质追求，形成特有的语言方式，用定义的语言形式，即“是……”对本质进行明晰的语言表述。
欧几里德《几何原本》第一章第一节就是给出“定义”，如：
“点是没有部分的”“线只有长度，没有宽度”“圆是由一条线包围成的平面图形，其中有一点与这条线上的点连结成的所有的线都相等”。
第五，实体世界是二分的。
人对世界认知，一旦像希腊人那样，一方面用实体区分的方式，定在如上所讲的，使个物在本质上与空间区分开来、与时间变化无关，可以进行层层面面的细分细观，从而得到关于个物的明晰知识，另方面，人又是靠工具（物质工具和思维工具）去认识世界的，人的工具发展的程度又决定了，用实体区分的方式，只能认知一部分个物和类物，从而世界被区分成了已知世界和未知世界两个部分。
作为这两部分统一的Being（整体的存在之是），是用实体-区分型思维，由近到远或曰由部分到整体的方式推论出来的，未知部分被认为与已知部分有相同的性质，可以由人的工具一步步发展和提升而被不断地认识到。
因此，对西方人来讲，未知世界，从工具的严格性来讲，是未知的，但从由工具进行的逻辑推导来讲，又是已知的。
然而，因为这一已知还未经过验证，因此，从哲学上讲，就是希腊人得出来的Being（整体之有的存在），从希伯来人得到的宗教上来讲，就是上帝。
希腊人的世界整体需要一个“整体之有的存在”或上帝来给自己以文化自信。
因此，当希腊思想与希伯来思想在罗马帝国后期结合成基督教思想，并成为西方思想的主流时，早期的希腊文本把《圣经出埃及记》（3.14）中“eheyehashereheyeh”（简体中文和合本译为“我是自有永有的”），公元前2世纪的七十士译本用希腊文译为“Egoeimihoon”（用英语讲即“IamTheBeing”，用汉语讲就是“我乃整体之有的存在”。
总之，上帝等于Being（世界的整体之有的存在），是西方思想运行的必然结果。
但这并没有改变世界被区分为已知和未知两个部分的事实，只是每当已知部分有了质的提升，世界的整体的性质就会进行一次新的改变，古代科学得出的亚里士多德-托勒密型的世界整体，到近代科学成为哥伯尼和牛顿的世界整体，到现代科学又成了爱因斯坦型的世界整体，但无论世界整体的性质怎样随科学工具和思想的进展而提升，世界整体都不会改变其作为Being或上帝的性质。
从宏观上讲，可以说，希腊的科学-哲学与希伯来的上帝一道，消灭或排斥一切非科学的灵或神的异教思想，而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具有实体-区分性质且有着客观规律的物质世界。
以上五点，是从西方思想自身的视角去看的，这样的好处是不但可以按其所是的方式去呈现，而且可以对之有因换位思考而来的同情的理解。
现在需要从世界构成的三个层次去看西方的实体区分型思想，从而可以看出西方思想在取得重要成就的同时，是怎么“走偏”的。
西方思想可以说都是从“花之圆”得出来的，就世界本就存在着“花之圆”来讲，西方通过把个物与他物区别开来，与空间和时间区别开来，乃至可以宇宙整体区别开来，而取得了最明晰的结论。
西方文化的两大基础，亚氏逻辑和实验科学都是在此基础上产生出来的。
然而，当进入到世界构成中的“花之红”部分时，西方人仍是用“花之圆”去思考，从而把“花之红”不是按照本来方式看成主客互动的结果，而仍看成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
正因为这样看，产生了很大困难，因此西方哲人把颜色排除在理论思考之外，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德的理论成果都与颜色无关，近代哥白尼、伽里略、开普勒的理论成果，也与颜色无关。
当牛顿通过光谱把色彩纳入进科学理论之后，西方理论在色彩上仍充满一个又一个的困惑。
关键在于色彩问题不是一个纯客观的问题，而是一个主客互动的问题。
直到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升级，方把主客互动而形成的世界构成部分，纳入进了西方科学和哲学思想的主流观念之中，主要体现在相对论、量子论、现象学、符号学，以及各类后现代的思想中。
同样，当西方人面对“花之美”时，仍是按照“花之圆”的方式去思考，仍把“花之美”看成一个与“花之圆”相同的实体结构，而不是按照花之美的本来那样，看到一个虚实结构且重点在虚。
这样虽然西方从古希腊开始就进入到对美（以及与美相同性质的事物）的理论思考，但对美的理论一直困难重重，虽然以花之圆的方式去建构美的理论，也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胜利，但按照西方实体区分型的理论的严格性来讲，却难讲圆满，特别是相对论以及时空一体论的产生，量子论以及暗物质和暗能量的发现，精神分析、存在主义、后期维特根斯坦思想的出现，才把谈论和建构美的方式，转到了虚实结构上来。
然而，由于西方思想是在实体-区分基础上形成的，当自20世纪开始转到主客互动论和虚实结构论，也是由实体区分型思维推动下一次次的思想升级后出现的，在讲主客互动论和虚实结构论时，仍带着较强的实体-区分的基因，西方思想的调整还在演进之中，但只要知道世界是三种层面的统一体，对于西方思想从古代到现代以来的复杂演进，应会有一个更好的理解。
（二）“花之红”型的思想与中国的世界结构
中国人面对三类一体世界，把思想着重点放在“花之红”这主客互动而形成的存态形态，并以这一形态为基础或曰为主干，建构起包括“圆”“红”“美”在内的整体世界的基本模式。
这一以“花之红”为基础的思维方式，体现在中国哲学的最高概念“道”的字形和词义中。
下面是道的甲骨文和金文中的字形：
（严一萍《释 》） （《散盘》）
甲骨文的道，由（人）和（道路）两部分组成，金文中人简化为首和止（脚），重在脚，止又可换“寸”（肘），重在手。
正书里止（脚）或寸（手）之义并在辶（辵）里，只有“首”，道路之
（行）也化入“辶”之中，成为（首加辶之）道。
因此，道，是人行走在道路之中。
道字所内蕴和反映的观念，回溯到远古，最初包含两个部分，一是日月星运行的天道，道中之“人”实为道中之神，比如，当人以太阳为鸟，这个人即鸟头人身的太阳神。
与之相应，人在地上的仪式中，族群的巫王在与世界整体同形的亚形仪式空间中模仿太阳神，以鸟头人身的装饰举行仪式，太阳运行被文化地想象为地中巫王的舞步运行。
巫王在仪式空间的道中模拟各种天地神灵的舞蹈性行走，被想象为世界本身的客观性运行。
因此形成了中国人的天人合一的观念。
这一观念包含如下内容：
天地是运行中的客观存在，但这一运行是需要人去认识的，因此孔子讲“非道宏人”，而是“人能宏道”（《论语·卫灵公》）。
上面的两个方面构成了中国型的主客合一的基础，在此基础上，人的宏道，不是人可以自由去做，而是必须要按照道的规律去做，这就是屈原强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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