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生态思想阐释与借鉴剖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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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生态思想阐释与借鉴剖析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生态思想阐释与借鉴
EcologicalThoughtContainedinthe"EconomicandPhilosophicalManuscriptsof1844"andtheEnlightenment
作者：
陈雪峰
作者简介：
陈雪峰，辽宁石油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抚顺113001
原文出处：
《重庆社会科学》2014年第3期第108-113页
内容提要：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早年的重要著作之一，马克思主义的很多理论在本部著作中都有所体现，其中蕴含的生态自然思想是一个较为成型的理论。
在《手稿》中马克思围绕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劳动实践为中介，较为系统地阐明了生态自然思想。
深刻理解《手稿》中的生态自然思想，对于当代中国牢固树立科学发展的理念、营造生态经济的制度环境、促进生态环保事业的健康发展，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价值。
期刊名称：
《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
复印期号：
2014年06期
关键词：
生态自然/人与自然关系/马克思手稿
标题注释：
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马克思主义经典名言通俗解读研究”（批准号：
L12WTA006）。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从来都是人类关注的焦点问题，也是古往今来学者们持续研究的课题之一。
特别是在全球化趋势不断推进、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背景下，人口、资源和环境的矛盾日益显现，生态问题全球瞩目。
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中阐释了丰富的生态自然思想。
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从生态角度对人与自然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剖析，提出了“实践的人化自然观”、人与自然异化的制度本质、人与自然和解的理论。
在生态危机问题席卷全球的当下，深入解读《手稿》蕴含的生态自然思想，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在改造和利用自然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持人与自然之间的适度张力，这对于解决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意义重大。
一、《手稿》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基础
生态自然概念是随着人们对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而逐步形成的，这一概念是在对人与自然的矛盾理性思考基础上，于18世纪20年代产生，到西方的后现代时期日渐成熟。
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涵是：
规整和协调人类社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特别强调人类社会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与协调，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具体而言，一方面，人依赖于自然而存在；另一方面，生态自然对于人类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
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概念得益于西方后现代关于生态自然的相关认识，其内涵特指人与自然之间整体协调发展的行为准则和一般做法。
马克思的生态自然概念首先是指自在自然，在有了人的活动之后，日益分化为自在自然和人化自然两个组成部分。
其中，自在自然特指在人类产生以前和历史活动发生以前就已经客观存在的天然自然。
而人化自然则指在人类改造活动中与人类的认识以及实践密切联系的已知自然，同时也是人类认识以及实践活动对象的自然。
关于“人化自然”，马克思在《手稿》中已有明确阐释，首次界定了“人化自然”的概念，即“人的感觉、感觉的人性，都是由于它的对象的存在，由于人化的自然界，才产生出来的”[1]。
二、《手稿》中生态自然思想的系统阐释
马克思在《手稿》中对生态自然思想进行了详尽阐释。
通过对《手稿》文本的进一步挖掘，不难发现在其中蕴含着极其丰富的生态自然思想，具体体现在：
（一）实践基础上的人化自然观
马克思的生态自然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特别强调实践基础上的人与自然的统一，人与自然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自然界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的双向互动过程。
1.自然界是人类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自然界先于人类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
在《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
人靠自然界生活。
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2]。
人从自然中产生，在与自然交互作用中不断地改变自身生存的外部环境。
在这一过程中，作为有生命的实体通过劳动实践不断从自然中获取阳光、水和空气以及日常生活所需的各种物质生产资料。
对此，马克思在《手稿》中也提及，“从实践领域来说，这些东西也是人的生活和人的活动的一部分。
人在肉体上只有靠这些自然产品才能生活，不管这些产品是以食物、燃料、衣着的形式还是以住房等等的形式表现出来”[3]。
由此可见，自然界无疑是人类生存发展的自然物质基础。
对此，马克思在《手稿》中又进一步地作出解释，“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创造。
她是工人用来实现自己的劳动、在其中展开劳动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自己的产品的材料”[4]。
人类通过生活资料的生产产生了与自然的历史性联系，自然也由此呈现出对人类实践的意义。
2.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的哲学家或是把人看做是某种精神的产物，或是把人看做是孤立的存在物，没能正确地说明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在《手稿》中认为，人的产生是生物进化的结果，是“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5]。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它本来就是自然界”[6]。
此外，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人的存在还是对象性的存在物，即“人是肉体的、有自然力的、有生命的、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这就等于说，人有现实的、感性对象作为自己本质的即自己生命表现的对象；或者说，人只有凭借现实的、感性的对象才能表现自己的生命”[7]。
马克思还借用黑格尔自我意识的对象化来阐述人的本质，“完全以黑格尔的方式把自然规定为外在性，自然在本质上具有物的性质，而人也是一个自然物”[8]。
3.社会历史生成过程同样是自然历史过程。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人作为一种自然存在物不能置身于自然界之外，必须经常参加自然界的生活，因为人不是一般的自然存在物，他是自为的存在物，也正因为此，人是类存在物。
人的诞生恰恰是通过劳动与自然界交互的结果，“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来说的生成过程……”[9]。
这种类存在物所组成的社会形态以自然界物质形成演化和发展为物质前提，其发展过程同样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在《手稿》中，马克思这样说：
“正像一切自然物必须形成一样，人也有自己的形成过程即历史……历史是人的真正的自然史。
”[10]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进一步指出：
“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
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像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
这将是一门科学。
”“自然界是关于人的科学的直接对象”。
[11]“只有自然主义能够理解世界历史的行动”。
[12]
4.人是积极主动的自然改造者。
尽管人是自然的产物，具有一般自然物的共性，但人这种自然物在自然面前绝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具有超越一般自然物特质的另类自然物。
这一分析在《手稿》中清晰可见。
马克思指出：
“人作为自然存在物，而且作为有生命的自然存在物，一方面具有自然力、生命力，是能动的自然存在物，这些力量作为天赋和才能，作为欲望存在于人身上；另一方面，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
[13]由此可见，作为能动存在物的人是自然界的不断人化。
（二）对人与自然异化的现实批判
在《手稿》中，马克思认识到，在私有财产关系普遍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异化，甚至演变成某种敌对的关系，而致使这种状态出现的根本原因是异化劳动。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与自然的异化已经普遍化。
具体表现在：
1.劳动者与自然的异化。
马克思在《手稿》中指出：
“国民经济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但是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没有给我们提供一把理解劳动和资本分离以及资本和土地分离的根源的钥匙……它把应当加以论证的东西当做前提。
”[14]对此，马克思指出，人与自然界本来是双向互动、和谐共生的，人的劳动、土地和产品三者也是紧密相连的，本来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把生产出的产品用于自己消耗，满足生存的需要。
然而，在私有制条件下，劳动、土地和资本相互分离，劳动者自己生产出来的产品被资本家占有，这就致使劳动者与自然之间发生了异化。
对此，马克思从劳动者的劳动与他生产的产品相异化、劳动者本身同自身的劳动异化、人同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以及人同人的异化四个方面做出了具体的阐释。
正如他在《手稿》中阐释的那样，“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就越贫穷。
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
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
劳动生产的不仅是商品，它生产作为商品的劳动自身和工人，而且是按它一般生产商品的比例生产的。
这一事实不过表明：
劳动所生产地对象，即劳动的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作为不依赖于生产者的力量，同劳动相对立”[15]。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同自己的产品形成了相互敌对的异化关系；马克思进一步指出：
“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16]，由此可见，异化还发生在劳动过程中。
在上述情形下，人同自己的类本质也发生了异化。
为此，马克思也这样说道，“正是在改造世界的对象中，人才真正的证明自己是类存在物。
这种生产是人的能动的类生活”[17]，这也就意味着，一旦作为人的类本质表现的劳动被异化，人也就失去了自己的类本质，也就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人，这种结果又必然导致人同人的异化，在私有制条件下，表现为资本家同工人的异化。
本来劳动者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然而异化劳动的出现致使人与自然之间相异化。
劳动者的产品不属于本人，进而劳动者同自己的劳动相异化，人同人的类本质相异化乃至于人同人的异化，这些结果必然导致劳动者同自然的异化。
2.资本家与自然相异化。
马克思认为资本家与自然相异化的原因同样是私有制，“私有财产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以致任何一个对象，只有当我们拥有它时，也就是说，当它对我们说来作为资本而存在时……它才是我们的。
”[18]在私有制条件下，随着资本家财富的积聚，他们对财富的占有欲也日益膨胀。
资本家不惜一切代价，采用各种手段来追求利润的最大化。
自然界丰富的内容在他们的眼里丧失殆尽，日益沦为为其谋利的工具，在资本家的眼里，自然界只有从商业价值的角度存在，其他的价值都荡然无存。
正如马克思所说：
“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
”[19]资本家的贪欲使他们仅仅从功利的角度去审视自然界对人的价值，自然界也只是其牟利的工具而已，资本家对自然界的肆意开发与掠夺，致使人与自然严重对立，资本家与自然的对立也就不言自明了。
3.人和自然的异化是导致生态危机发生的根源。
马克思生活在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发展的时代，人类在追逐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漠视环境遭到破坏等生态问题，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缺乏正确的认知，无形中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紧张。
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工业文明加速发展；另一方面，环境污染也已成为普遍现象。
为此，马克思激烈地讽刺道：
“甚至对新鲜空气的需要在工人那里也不再成其为需要了。
人又退回了穴居，不过这穴居现在已被文明的污浊毒气污染，而且他在穴居中只是朝不保夕，仿佛它是一个每天都可能离他而去的异己力量，如果他付不起房租，他每天都可能被赶走。
他必须为这停尸房支付租金。
明亮的居室，这个曾被埃斯库罗斯著作中的普罗米修斯称为使野蛮人变成人的伟大天赐之一，现在对工人来说已不再存在了。
光、空气等等，甚至动物的最简单的爱清洁，都不再是人的需要了。
肮脏，人的这种堕落、腐化，文明的阴沟（就这个词的本意而言），成了工人生活要素。
完全违反自然的荒芜，日益腐败的自然界，成了他的生活要素。
”[20]这正是19世纪40年代资本主义大城市“普遍污染”现象的真实写照。
这种情况的出现则是根源于人类和自然的异化。
因此，工人的创造性工作丧失了，生活本身的基本要素也由此丧失了。
（三）建构了解决生态危机问题的基本路径
1.正确定位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重要前提就是摆正人与自然的关系。
首先，应该转变观念，自然是人赖以生存的环境，人应该尊重自然、敬畏自然，企图奴役自然、控制自然、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观念必然导致生态平衡的破坏，自然界也会以不同的方式报复人类；其次，人应该按规律办事，在改造利用自然时，在客观规律的框架内，使自己的行为不违背自然规律。
2.利用科技手段，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
马克思对科学技术的作用是十分肯定的，称其为“在历史上起推动作用的、革命的力量”，是历史前进的“有力的杠杆”。
人类在发展科技时，应注意规避科技的负效应，发挥科技的正效应以促进人类根本目的和长远利益的实现。
只有对自然有科学的认知，才能避免对自然改造的盲目性；只有不断进行科技创新，才能用新技术成果来防止和消除传统技术的负效应。
3.再生产整个自然界。
马克思在《手稿》中深刻阐释了这一思想，他认为，再生自然界的前提是保护自然界，“以我来说，劳动本身不仅在它目前的条件下，而且就具一般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而言是有害的、招致灾难的。
”[21]因此，保护和爱惜自然界是第一位的，除此之外，还要进一步保护自然界的在生产能力。
马克思在《手稿》中曾这样表述：
“诚然，动物也进行生产……但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所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则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他摆脱了这种需要时候才真正地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
”[22]由此可见，人类的生产本身就包含对自然的再生产。
4.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实现共产主义是化解生态危机的根本路径。
马克思认为，人与自然的异化，生态危机的爆发，究其根源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异化。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明确指出：
“单是依靠认识是不够的，这还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生产方式，以及和这种生产方式连在一起的我们今天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23]意指要变革现存的资本主义制度，在此基础上实现人与自然和解的根本路径就是用共产主义取缔资本主义制度，由此，他进一步指出：
“这种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
它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24]
三、《手稿》中生态自然思想的现实借鉴
马克思的《手稿》发表已有170多年，然而其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剖析直到今天仍然具有一定的前瞻性。
特别是伴随经济高速增长所出现的资源短缺、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生态问题困扰着当代中国。
因此，我们应该从《手稿》中汲取营养，树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文明观，避免发展带来的烦恼。
（一）生态文明观的理论支撑
生态文明是寻求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共生、持续繁荣的文化伦理形态。
建立在这种宗旨上的文明形式，其首要任务就是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的转变。
生态文明是寻求人性与自然生态性协调统一的全新社会文明形态。
这里的协调统一既不是人性单纯屈从于自然生态性，也不是自然生态性简单服从于人性，而是两者的内在一致。
因此，坚持把以人为本的生态和谐原则作为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前提是生态文明所特有的思维方式。
另外，与传统工业文明不惜浪费资源，破坏环境一味追求经济发展的价值观念不同，生态文明是立足于新的人与自然关系基础上，以人与自然和谐为原则，以环境资源承载力为基础，以适度消费、厉行节约为特征，追求精神文化享受的价值理念。
以这一理念为指导，绿色消费、适度消费将成为一种时尚。
绿色消费是一种适度节制的消费理念，提倡敬畏自然，节约资源，主张量力消费、适度消费，反对奢侈浪费。
绿色消费不仅对消费者节约消费、健康消费、理性消费的消费意识和消费行为有所约束，而且对生产者也有从事绿色生产的规约。
（二）全新生态思维方式和生态价值观的智力支持
《手稿》创作的制度前提着眼于资本主义社会。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过程中充满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给人和自然带来的灾难，证明这种生产方式与自然的对立。
《手稿》充分展示了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特质，为我们构建中国特色的生态哲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启迪我们，要深刻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化建设的特殊国情，要着眼于中国现实社会人与人的关系状态和现实市场经济运作模式，绝不能把生态问题简单理解为人与外部环境的关系问题，甚至把它简单化为一个“生态政治”的问题。
换句话说，要认识到生态危机实际暴露的是一种特定社会制度——资本主义制度的深刻危机。
作为同样选择市场经济运作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克服和超越资本主义的生产与生存困境，走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之路，需要我们构建自己的生态哲学理论指导思想。
（三）生态经济健康发展的制度环境
建设生态经济是一项系统的工程，直接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为了营造良好的生态经济发展环境，必须从制度建设切入，建立和完善与生态经济相关的各项制度。
一方面，要明确政府在生态经济建设中的角色定位。
政府应有力发挥对破坏自然生态的经济行为的干预规制作用，在制定经济发展决策时充分考虑生态环境因素，衡量资源环境的实际承载能力，对经济发展中可能触及到的自然资源环境因素进行科学评估与预测，最大限度地消除隐患。
另一方面，要着眼于保护生态经济的法律法规的建立健全。
我国建立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迫在眉睫，与此同时要提高保护生态法律法规的权威，切实构建严格规范的执法监督体系，通过加强监管等措施切实为全新的生态经济发展模式保驾护航。
第三，加强人口管理，提升人口素质。
人口众多，素质不高是致使人与自然矛盾冲突的重要原因，人口老龄化问题在某种程度上给环境资源的承载能力造成了相当大的负担，直接关系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
为此，必须把科学文化教育工作放在首位，全力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进一步提升人们的生态环保意识，继续采取有效措施控制人口增长，有效减轻环境生态的承载负担。
（四）生态环保社会建设的有利条件
社会发展的终极归宿致力于促进全体人民自由自觉的全面发展。
奠基于科学的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上的生态社会建设，应在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上推进，这也是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
马克思在《手稿》中阐释的生态自然思想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造成的种种异化是破坏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罪魁祸首，提出了通过变革社会制度方式寻求人与社会和谐共生的现实路径，充分表明了其预见的社会建设更加理性，通过制度变革消除各种异化，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最终达到人类社会的良性发展。
当前，我们所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得益于《手稿》中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指引，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为起点，实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理性社会发展目标。
*该标题为《重庆社会科学》编辑部改定标题，作者原标题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蕴含的生态思想及其现实启示”。
原文参考文献：
∙[1][2][3][4][5][6][7][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4]马克思：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7、56、56、53、105、105、106、92、107、90、105、105、50、51～52、54、58、85、87、122、13、58、81页
∙[8]陈学明：
《二十世纪哲学经典文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卷）：
马克思的自然观》，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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