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黄帝铸鼎看我国古代鼎的起源与发展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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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黄帝铸鼎看我国古代鼎的起源与发展中
从黄帝铸鼎看我国古代鼎的起源与发展(中)
二、夏、商、西周鼎的昌盛发展 最早在中原地区的二里头文化,出现了名副其实的鼎、爵、?
械惹嗤?
器。
二里头文化属于夏文化,远学术界已基本达成共识。
夏商周断代工程对夏年代有明确论述,采用了《竹书纪年》471年的说法,取其整数为470年,约为公元前2070年~公元前1600年之间。
夏代虽然出现了铜鼎,但日常生活所用的仍是陶鼎,种类有盆形鼎、罐形鼎和瓮形鼎等。
其都足灰色,圆形,或浅腹,或深腹。
多饰绳纹和附加堆纹,个别为素面。
三足,无耳。
足呈锥状或单刃尖刀状。
足外侧多见有两排指窝纹,如图四
(1)、
(2)、(3)所示。
夏代铜鼎为圆形,沿上立双耳,腹部有网状纹,底有三空棱锥形,如图五所示。
此鼎的出现,成为青铜鼎滥觞数千年的基本形制。
据《左传?
宣公三年》记载:
“桀有昏德,鼎灭于商,商纣暴虐,鼎迁于周。
”即夏朝灭,九鼎迁于商:
商朝灭,九鼎又迁于周。
历商至周,都把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为“定鼎”,把欲夺他国政权叫做“问鼎”。
从此鼎作为普遍使用的烹饪器的实用意义逐渐减弱,越来越被视为传国的宝器,国家和权力的象征,并被赋予“显赫”、“尊贵”、“盛大”、“吉祥”等重要的社会意义,拥有深厚的文化精神内涵,以及高度完美的艺术形式。
商周时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
”许多殷周金文都反映了战争与祭祀的事件,往往为庆祝某一次征伐的胜利,下级受上级的赏赐,因此铸鼎或铸其他器物作以纪念。
铭文中也常常表现祭祀祖先的内容,这是贵族孝道思想意识的具体反映,有的铭文还反映了对天帝的祭祀,这是天命观及敬鬼神迷信思想的体现,还有的是记载典章制度和册封的史实。
包括铜鼎在内的青铜器铭文的出现是这一时期青铜器的另一显著特点,青铜器铭文不仅增加青铜器的历史价值,也丰富了它的文化内涵,展现了它的书法艺术风格与成就。
到了商代,约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间,青铜铸造业以国都为中心蓬勃发展,不仅品种剧增,而且大型器出现,纹饰亦神奇诡秘。
青铜鼎的造型除圆形仍为基本样式外,又出现了圆形分裆鼎,四足、双耳的方鼎。
如郑州商代二里岗文化青铜鼎成为这一时期国家重器的代表。
二里岗文化城址,始建于二里岗下层一段,距今约为3500年,略晚于偃师商城。
郑州商城出土的大圆鼎,重约33.4千克,饰饕餮纹,在主纹带上下还饰有连珠纹。
三足从上向下收缩,着地处作平面式,是这一时期鼎足形制较为特殊的一种。
(图六)但大多数圆形鼎仍是空心锥状足。
鼎均作深腹,足为中空式,也有一种尖锥状足,多为二曲槽立耳,但也有无曲槽的。
应引为注意的是,这时的圆形鼎,多是一耳与一足相对应,另二耳在两足中间,这是此时鼎的重要特征,有别于以后的二耳各对应一足的特点。
另有一种盆形云雷纹扁足鼎,是这一时期的新鼎形制之一。
(图七)商早期大型方鼎的出现是这一时期的另一重要成就。
其形制为正方形,四空柱足,二曲槽立耳,腹上部饰饕餮纹,中下部饰乳丁纹,一改圆鼎之旧貌,体现了奴隶主阶级革新之气象。
(图八)商代前期铜器罕见铭文,后期铜器铭文不过是标明祖徽或祭祀对象而已。
到商代晚期,最著名的当是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后母戊”(原称司母戊)大鼎,长方形,四空柱足,两立耳,除鼎身四面中央无纹饰外,其余各处皆有纹饰。
其集云雷纹、饕餮纹、扉棱与牛首、猛虎含人头、鱼纹等于一身。
鼎腹内壁有铭文“后母戊”。
器高133厘米,重835千克。
这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商代铜鼎,出土于商晚期都城殷墟,是商王为祭祀他的母后戊而铸造的。
(图九)在方鼎中还出现了扁形夔足,此形制为西周扁足方鼎开了先河。
如形制独特的夔纹足鼎,两立耳,腹中部饰蝉纹,上下部饰变体饕餮纹,极为华丽美观。
(图十)有的立耳上还有圆雕状虎形装饰,还有的为鸟形足,商妇好墓出土的圆鼎,深腹,立耳,三柱状足,腹周带飞棱,饰饕餮纹和蝉纹。
(图十一)
商代鼎最为常见的纹饰是饕餮纹,一直延续至周代。
《吕氏春秋?
先识览》说:
“周鼎著饕餮,有首无身,食人未咽,害及其身。
”这一失传的神话,今意已难解。
但其“吃人”含义都是极为明了的,也完全符合凶怪恐怖的饕餮形象。
它一方面是恐怖的化身,另一方面又是保护的神祗,这种双重的宗教观念、情感和想象便凝聚在这怪异狞厉的形象之中,成为威严神秘和尊贵不可侵犯的象征。
这一时期,蝉纹的出现,体现了人们再生的美好愿望。
青铜器铭文的出现成为首创金文之先例。
周代是我国青铜器铸造的鼎盛时期。
商代最后一个国王帝辛(纣)荒淫暴虐,极端腐败,加深了奴隶、平民和奴隶制国家的矛盾,人民纷纷起来反抗。
公元前1075年,西方的属国周,在武王的领导下,联合各路诸侯,一举灭商,建立周朝,史称西周。
西周王朝奴隶制继续发展,建立了远比商朝更加完备的政治制度和森严的宗法制度,为进一步维护奴隶主贵族不同阶层尊卑贵贱的社会地位和道德规范,并完善礼乐制度。
在严格的礼乐制度下,奴隶制国家制作大量的青铜器为礼乐制度服务,使周的青铜铸造业较商代更为兴旺发达,在许多方面达到了更高的水平。
西周早期的青铜器与商代后期没有多大的区别,但在某些方面也出现了新的特点。
周人以重食礼器代替了商人的重酒礼器,此与吸取商王国酗酒亡国的历史教训及周族一贯重视农业的传统有关。
后期鼎足开始出现蹄形足,内侧有凹槽,和足上部饰扉棱,是器形诸变化之一。
青铜礼器的组合,往往以鼎为首,在与簋的配合之下,出现了列鼎制度,反映了礼制的加强,也成为贵族权力和地位的标志。
《春秋公羊传?
桓公二年》何休注:
“祭祀天子用九鼎,诸侯七鼎、卿大夫五鼎、元士三鼎也。
”何休注虽并不完全符合周代情况,但用鼎多少确是贵族身份地位的标志。
西周著名的大盂鼎,大、小克鼎,多友鼎,大鼎,毛公鼎和颂鼎等名鼎,不胜枚举。
鼎和其他青铜器上的铭文记载了商周时代的典章制度,赏赐、册封、祭祀、征伐等史实,而且把西周时期的大篆文字传给了后世,形成了具有很高审美价值的金文书法艺术。
鼎也因此更加身价倍增,成为青铜器中极为重要的历史文物。
其以特有三足或四足的鼎为核心,器制沉雄厚实,纹饰狞厉神秘,刻镂深重凸出,“它完全是变形了的风格化了的、幻想的、可怖的动物形象。
它们呈现给你的感受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
这些怪异形象为象征符号,指向了某种似乎超世间权威神力的观念,恰到好处的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情感观念和理想,”成为我国青铜艺术成熟期最具审美价值的青铜艺术品。
西周时期,鼎最重要的成就是铭文的大量出现和文字数量的增多。
如大克鼎器通高93.1厘米,口径75.6厘米,重201.5千克,1890年(清光绪16年)出土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任村。
与此鼎同出的还有小鼎七件、盈二件、钟六件、镩一件,是西周厉王时名叫克的大贵族为祭祀祖父而铸造的。
故大鼎称大克鼎,小鼎叫小克鼎。
这些鼎宏伟古朴,圆形,鼎沿上立双耳,底部三足已开始向西周晚期的兽蹄形演化,显得沉稳坚实。
双耳饰夔纹,颈饰宽阔的窃曲纹,腹部饰一周环带纹,足饰浮雕的兽面纹。
如果说大克鼎与小克鼎的形制和纹饰显示出庄严厚重,给人以威严与权力的联想,那么铸于鼎腹内壁上的长篇铭文则蕴涵着丰富的史料价值。
其铭文共28行290字,字体工整,均匀整齐,严谨精到。
小克鼎铭还出现了竖笔呈上下等粗的玉柱体金文,为西周大篆的典范之作。
铭文内容记述周厉王于二十三年九月,在宗周,任命善夫克去执行整顿成周八师的命令。
同年,克铸造了祭祀祖父厘季的宝鼎,并表示每日都要虔诚地祭祀,以祈求自己长寿,最后得以善终。
克还希望子孙们把这件传家宝永远传下去。
(图十二)此鼎时代清楚,历见著录,流传有绪,是研究西周奴隶制度的珍贵资料。
(图十三)又如颂鼎,为西周晚期器。
圆腹,圜底,二立耳,三兽蹄足,腹饰二道凸弦纹。
腹内侧有铭文14行152字。
(图十四)记录了周王在昭王庙内一次册命典礼的全过程,是认识当时礼制十分珍贵的资料。
(图十五)。
又如大盂鼎重153.544千克,亦气度厚重,古朴典雅,为康王时器,也有重要铭文291字。
铭文主要是对贵族盂昭告周朝立国的经验和殷丧国的教训,属于周训诰文的典范之作。
小孟鼎近400字。
铭文书体沿袭商代后期,仍作典雅的波磔体。
铭文有祭祀、赏赐、策命、征伐等内容。
(图十六)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毛公鼎,为圆腹,立耳,蹄足,腹上部饰一周重环纹,腹内铭文属最长的一例,497字。
(图十七)是一篇周王锡命毛公瘩的讲话,文与《尚书?
文侯之命》近似。
内容涉及到周王王权神授思想,委以毛公重任,并给以丰厚的赏赐。
特别是周王以先王遗训告诫毛公和他的属下,不要荒怠政事,避免堕落和腐败,今天学习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图十八)又如1980年陕西长安县下泉村发现的多友鼎,鼎铭记周厉王时猃狁侵犯京师以及笱等地,厉王派武公部下多友与猃狁交战,并大有杀获,取得了胜利。
此鼎铭不但可补史缺,也是西周金文的代表之作。
(图十九)西周铜鼎的形制除圆形外,方鼎仍继续铸造,有柱状足和扁足之分。
宝鸡竹园沟出土的伯方鼎,就是其代表作品之一。
(图二十)到西周后期,鼎的纹饰出现了新形式,如平顶山应国墓地出土的应公鼎,沿下饰曲波纹,腹中下部饰垂鳞纹,一改旧有威严诡秘之风尚。
(图二十一)
总之,西周后期青铜器制作素朴,是以文字为主,器物为辅。
所涉及到的内容丰富而广泛,是研究西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诸多方面的珍贵资料。
注释:
[14]a.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洛阳发掘队.1959年河南省偃师二里头遗址试掘简报[J].考古.1961
(2)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二里头工作队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中心区的考古新发现[J],孝古.2005(7)
c 中国社会科学院孝古研究所?
偃师二里头[M].北京:
中国大百科垒书出版社,1999
[15]二里共文化属于夏文化,学术界虽基本达成共识,但认识和表述的文化段并不尽一致。
一种观点认为二里头一、二、三、四期都是夏文化,再早再晚的都不是夏文化。
另一种观点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延续时间和文献记载的夏代积年之间尚有差距,二里头文化的主体,可能是夏代晚期的夏文化,而早期文化则要在河南龙山文化晚期中寻找。
[16]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性成果报告(简本)[R].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
[17]左传?
宣公三年记载:
王孙满所谓“成王定鼎于郏”,郏鄂即王城。
楚庄王向周定王使者“问鼎大小,轻重焉”,皆是以丸鼎为筒王朝政权之同义语.
[18]左传?
成公十三年.
[19]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郑州商城[M].北京:
文物出版社,2001
[20]高炜,扬锡璋,王巍,杜金鹏.偃师商城与夏商文化分界[J]考古,1998(10)
[21]李泽厚.美的里程[M].北京:
文物出版社,1981
[22]田醒农,维忠如.多友鼎的发现及其铭文试释[K].人文杂惠.198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