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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雅杯范文
《矛盾中的完美，确定中的无限——阅读<我们的祖先>》
（作者：
王璐弘，获2008年第四届博雅杯特等奖（该奖项此前一直空缺）
“卡尔维诺在行文中隐藏着诸多难以察觉的观点。
的确，第一次读卡氏作品，惊叹于他天马行空的想象力，第二次则沉醉于他奔涌清澈的语言魅力，第三次则被他引领着思考，体味他掩藏着的真正想告诉读者的东西。
做卡尔维诺的读者绝对不可以大意，那些隐藏在故事下面暗暗涌动的激流，只有思考后才能将其重现，这才是他文字中最闪光的地带。
也许因为是关于骑士战争、爱情的叙述，也许是因为一脉相承的意大利文化，这本书让我感到了《十日谈》的风格：
剧情开始平铺直叙，突然大起大落跌宕生姿，极其戏剧化。
错综的人事变化像一个墨比乌斯环，第一次不存在的骑士身份的疑点给这个环切下了第一刀，使它变成了一个更大的墨比乌斯环——更为广阔的情节发展空间；第二次不存在的骑士的消亡则是给这个环的第二刀，使它成为套在一起的两个墨比乌斯环——两对有情人终成眷属。
墨比乌斯环是拓扑学中一个经典的例子，表现二维空间的无限延展，生成无尽的可能。
这是我第一次试着将数学模型应用到文章结构中，居然得到了这样巧合的结果。
从这个角度讲，卡尔维诺的行文结构多变却又循着一定规律，既有数学的精准又不乏数学的悖论，在不确定中保持无尽的完美。
留得枯荷听雨声——读《唐诗选注》新解李商隐
一、浣花
从用典方面而言，前人过多责怪义山用典的生僻，称之为“獭祭鱼”，但无可厚非，李诗与杜诗在用典方面还是有很多共通之处的。
如两人都偏爱贾谊与王粲，李诗有“贾生年少虚垂泪，王粲春来更远游”（《安定城楼》），而杜诗则有“去国哀王粲，伤时哭贾生”（《久客》），应该是此四人皆心中有所郁结，不得抒其志所造成的。
从暗示性的角度而言，李诗在杜诗用典准确明晰的基础上，生发了更为深层次的内涵，使得自己的诗歌形成了一个廊腰缦回的迷宫，如“贾氏窥帘韩掾少，宓妃留枕魏王才”（《无题》），此联用韩寿、曹植的典故，写女子思念的男子兼有英俊之貌和迷人之才，看似冷僻，实际上是诗人以自己独特的视角，透露了带有浓厚的悲剧色彩的萦绕坚牢的爱情，在自我戒饬中，将对爱情的激情和希望的幻灭交织在一起。
二、李郎
但意外还要从晚唐最大的党争——“牛李党争”说起，令狐楚是牛党官僚，义山受他相遇相知之恩，并在考进士时又得到其子令狐绹的推荐。
但令狐楚死后不久，义山又入泾原节度使王茂元幕僚，并娶了他的女儿，这就招来了恩门观念很深的令狐绹的疑忌与鄙薄，攻击他“忘家恩”、“诡薄无行”。
这使义山在仕途上长期受排挤，而且在精神上也受到痛苦的折磨。
因而他内敛而缠绵，多愁而悱恻，锐敏而微妙，对时代与人生的悲剧命运，折射出了超前的敏感。
读到此处，我不禁慨叹：
这个悲剧的人物，以自己的一片赤诚，执着地追寻着光明，在彷徨中寻求一绺慰藉，在彻骨的悲哀中咀嚼悲哀的绚丽。
长期的环境真空和命运多舛使他只能将内心最深处的悲凉诉在诗“夫君自有恨，聊借此中传”（《谢先辈防记念拙诗甚多，异日偶有此寄》）中了。
倘若要我寻一个词汇来形容义山，那我的答案只有两个字——“敏感”。
三、无题
首、颔两联无需多解释，本诗的诗眼在于颔联到底要表达什么，我们与其去探求义山的用典，不如跳出这个范畴，完全以俯视的角度去欣赏，那么问题就变得简单多了。
显然这联运用了诗歌中“对面写来”的手法，描写了一个女子卧室的华美，而对于这个女子到底是谁?
是寻常女冠，或是青楼娼妓，抑或是深宫妃嫔，但这重要吗?
重要的是，义山想念她的心情。
我们要将这看成一个男子最真挚、最纯朴的爱情。
月上五更，义山梦中惊醒，想的全都是她。
即使是一段柏拉图式的恋爱，但此时的他，已经完全沉浸在思念与激情的欲念中无法自拔，因而他自比武帝，而那个女子就是他朝思暮想、千里追寻的仙药，只恨蓬山太高，时空的界限无法打破，却使义山更加欲罢不能。
庄子在《逍遥游》中曾经这么说过：
“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
故曰：
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
”义山的思想境界无疑已经达到了圣人的要求，是一种人类最纯粹的情感宣泄。
我曾看过到许多对《无题》诗的评析都带有世俗的偏见，说是政治的隐射、悲哀的畸恋等等。
当然，我不能完全否认这些因素的存在，但为何不还义山一片洁净的天空?
若是给爱情冠以过多的政治或情色元素，那么本是素色的锦缎上，立刻就被染成了一匹废料了。
本文为获奖文章部分节选
这一篇文章是我在08年底为我的《山海经新释》所作的序言，去年作为参赛文章投给了复旦的博雅杯，结果得了个一等奖。
不过由于参赛文章字数有限，所以有所删节，注释全部删除，正文也有所缩略，而这里放的，则是全本。
《山海经》性质及成书年代考
作者：
孙见坤
《山海经》是一本什么样的书？
要有人这么问我，我只能用一句说了等于没说的话来回答他：
《山海经》是中华文明的一部奇书。
如果他还要追问，那我也只能说：
它是一部由几部分组合而成的性质非常奇特的书。
《山海经》一共十八篇。
前五篇是《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和《中山经，合称《五藏山经》，也简称为《山经》。
藏者，内也。
《五藏山经》意即按南、北、西、东、中五大地区来讲述中夏内地的山，以及源出于这些山的水流，还有山上的动植物，矿物——其中包括了不少带有神怪性质的东西——和山神的形象与祭祀的方式。
《五藏经》据清代学者郝懿行的统计一共有两万一千二百六十五字[1]，占全书的三分之二多。
剩下不足全书三分之一的部分称为《海经》，郝懿行统计其共有九千五百六十个字，一共有十三篇，分为四组。
第一组是《海外南经》《海外西经》《海外北经》《海外东经》四篇，内容多记海外各国的异人、异物。
第二组是《海内南经》《海内西经》《海内北经》《海内东经》四篇，杂记海内的神奇事物。
第三组是《大荒东经》《大荒南经》《大荒西经》《大荒北经》四篇，第四组是《海内经》一篇，这五篇在刘向（歆）校书时并未收入《山海经》，直到晋朝郭璞在为《山海经》作注时才将它们收了进来[2]。
这五篇最为杂乱无序，但却也是保存神话资料最为丰富的五篇。
这里的“海”，据黄永年先生所讲，应当是《尔雅·释地》中“九夷、八狄、七戒、六蛮谓之四海”的海，即指不属于华夏的边远之地而言。
我是同意黄先生的看法的。
在这些边远之地中，距中夏不很远的称“海内”，较远的称“海外”，更远的就叫“大荒”了。
我们这下大体将《山海经》的结构与内容讲明白了，可它到底是一本什么书呢？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它“盖古之巫书”；《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将它列入子部小说家；而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将它列入史部地理类；《汉书·艺文志》则将它列入数术略的形法类中，与《宫宅地形》《人相》等书并列。
可见两千多年来，人们对《山海经》的性质与归类一直有争议。
要想准确地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首先剖析《山海经》。
《山海经》的内容包罗万象，除了地理、生物、矿物之外，还包括民族、历史、民俗、天文、宗教、哲学、医药，简直可以说是古人生活日用的百科全书！
如果从这一点看，那么上面无论哪一分类都是正确而不全面的。
但是倘若我们再做一番细致分析的话，情况可能就要有些变化了。
我们姑且先抽取其中谈历史、民俗、天文、宗教的部分内容来分析一下，以尝鼎一脔。
《海内经》与《大荒西经》中各存有一段黄帝的“家谱”：
黄帝妻雷祖，生昌意。
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
韩流擢首、谨耳、人面、豖啄、麟身、渠股、豚止，取淖子曰阿女，生帝颛顼（以上《海内经》）。
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
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
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以上《大荒西经》）。
而在《大戴礼记.帝系篇》中也有一段黄帝的“家谱”，这个“家谱”后来被《史记》、《帝王世纪》等史书广泛采用：
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
青阳降居泜水，昌意降居若水。
昌意娶于蜀山氏之子，谓之昌濮氏，产颛顼。
颛顼娶于滕氏，滕氏奔之子谓之女禄氏，产老童。
老童娶于竭水氏，竭水氏之子谓高緺氏，产重黎及吴回。
两相比较，除了多了韩流一代及以重、黎为二人外，两个“家谱”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地读一下的话，《山海经》中记载的又是“麟身”又是“豖啄”，一会儿“上天”一会儿“下地”，这哪里是人的“家谱”，完全是一部“神谱”！
《大荒东经》中有这样一段记载：
应龙处南极，杀蚩尤及夸父，不得复上，故下数旱。
旱而为应龙之状，乃得大雨。
这一段记载的应当是舞龙祈雨的民俗，这样的民俗一直到二十世纪的四五十年代仍在四川民间有所保留。
但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一民俗的起因，乃是一段神话！
《大荒东经》中记载日月所出之山凡六：
大言、合虚、明星、鞠陵于天、猗田苏门、壑明俊疾；《大荒西经》中记载日月所入之山亦凡六：
丰沮玉门、龙、明、鏖鏊钜、常阳、大荒。
这段明显的神话，实际上却是先民用山头观测日月出没以纪历的现象，是天文学知识在神话方面的折映[3]。
《海外西经》中有一段对于当时的“宗教工作者”——巫师们的记载：
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
窫窳者，蛇身人面，贰负臣所杀也。
以上这四处，它们记载的虽然分别是历史、民俗、天文和宗教，但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神秘、非常、超自然、换言之，即笼罩在一片浓郁的巫傩文化之中。
不独这几篇如此，整部《山海经》等笼罩在一片巫傩文化的氛围之中。
但是对于《山经》和《海经》而言，它们的巫傩文化氛围又彼此不同。
《山经》虽有巫傩文化的影子，但大体上来讲仍是一部地理书。
它里面虽然有许多稀奇古怪的东西，但那是古人谈地理的通病。
西方直到十六七世纪的世界地图上还画有海妖、水怪、美人鱼什么的，《山经》自然也无法例外。
再来看《海经》，它的巫傩文化氛围比起《山经》来不知重了多少倍，要说“古之巫书”，单独的《海经》比整部的《山海经》更适合这个称号。
因此，考虑到它们那悬殊的份量，我们可以说：
《山海经》是一部以巫书做附录的地理书。
明白了它的性质，现在我们应该来解决《山海经》的作者与成书年代的问题了。
历来著录《山海经》时都说它是大禹或伯益所作，但《汉书·艺文志》中并没有记载《山海经》的作者，反倒是《吴越春秋》中提到了这件事：
禹……巡行四渎……使益疏而记之，名曰《山海经》。
而王充在《论衡·别通》中也说道：
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
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
后世的学者大都不相信禹益所作之说。
除了所记多异物、奇怪之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书中竟然出现了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秦汉时期的郡县名！
这固然是一个重要的证据，但仅凭这一点就要把《山海经》的生日定在汉代乃至汉代以后，则未免太过武断。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曾为《山海经》辩护道：
史之阙文，为日久矣。
复加秦人灭学，董卓焚书，典籍错乱，非止于此。
……
皆由后人所羼，非本文也。
新会梁任公（启超）先生在《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中也说：
书中所见秦汉郡名，则出于附益，古籍多然，不独此书矣。
后代的学者虽然怀疑《山海经》，但却对同样托名于大禹的《禹贡》却深信不疑。
究其原因，不外乎《禹贡》被收入了煌煌圣典之一的《尚书》，而且它文体简洁严整，记录各地方的顺序一丝不紊，对于民族及物产中奇怪者一概不予记录，而且历代学者又对它进行了详尽的考证。
可《山海经》非但奇怪杂乱，而且从郭璞、郦道元之后一千年，直到清代中叶才由毕沅对它进行了初步的考释。
对比之下，便可知道学者们对待同样托名禹、益的《禹贡》和《山海经》态度上何以冰火两重天了。
但是《禹贡》的这种简洁严整，一丝不紊以及对奇怪事物的不予记载，实际上却是因为其成书太晚，大致已到了战国之世；而且又被儒家不断地削删改订，最后才成了今天的样子。
相比之下，它对古史地理的记载，可信度大概还在《山海经》之下！
《大荒东经》中有这样一段：
有困民国，勾姓而食。
有人曰王亥，两手操鸟，方食其头。
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杀王亥取仆牛。
郭璞注引《竹书纪年》云：
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
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克之，遂杀其君绵臣。
这段话，千余年来治殷商史的学者基本上皆以其出自《山海经》而少于采信。
直到近代殷墟甲骨的出土，王静安（国维）先生才依据甲骨文材料考证出这个“亥”，就是《吕氏春秋·勿躬》中的“王氷”、《世本·作篇》中的“骇”、《天问》中的“该”、《史记·殷本纪》与《三代世表》中的“振”、《汉书·古今人表》中的“垓”，是殷商的先王。
而他的名字在甲骨文中正作“亥”，其余的“氷”、“胲”、“该”、“振”、“垓”反倒是后世的讹误[1]。
这至少表明了一点：
《山海经》——至少是《山海经》的一部分，最晚应当也已在春秋时代成书了。
走到这一步，我们似乎进入了一个窘境：
我们即证明不了《山海经》是禹、益所作，也证明不了不是他们所作。
但我们却还有一条线索可抓，那就是图。
古时《山海经》是有图的，而且还占着主要的地位，故而《山海经》又称“山海图”，陶渊明的诗中也有“流观山海图”之句，连郭璞的注中也有“图亦作牛形”、“亦在畏兽画”中之类的话。
《山经》部分的文字条理性较强，应当是先有文字，后绘插图。
而《海经》则不然，它的文字散漫似乎是先绘有图画，然后再作文字以说明之。
图为主，文为辅，先图后文，这本身就表明了《海经》部分的古老，甚至在《山经》之前！
而我们之前所举的那些古老的或是带有浓郁巫傩文化氛围的文段，也正是全部出自于《海经》！
再结合我们上面对《山经》与《海经》性质的分析来看，我们可以做出一个大胆的推测：
《山经》与《海经》本身两部完全不同的书，而且《海经》的年代远远早于《山经》。
《山经》可能是初秋战国时以周都洛阳为中心所撰写的一部带有巫傩文化影子的综合性地理著作。
而《海经》则可能是未经整理，或仅经初步整理的古代巫师记录。
它们虽然不一定是禹、益所著，但很可能是身为部落酋长和巫师于一身的禹、益等人历代传承下来的[2]。
可正如我们上面所分析的那样，《山经》与《海经》本是两部不同的书，如果一概认为它们是禹、益等人历代传承下来的，则有不妥。
无疑，《海经》很有可能是这样传承下来的，但《山经》却绝对不是。
那么《山经》是什么人作的呢？
我认为应当是随王子朝逃到楚国的东周学者或是其后代所作的[3]。
《山经》中巫傩文化的影子，其来源只能是在楚国——甚至连来自楚文化圈中[4]也不可能。
但它的记载却是以东周都城洛阳为中心的[5]。
周与楚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民族，其文化也各不相同，在楚国以洛阳为中心撰写全国范围内的综合性地理著作的人，只能是从东周逃往楚国的人。
而且书中详尽地记录了全国的山川物产，内容中还牵涉到了上古三代的历史还可以从楚国的史书中寻得的话，那些全国范围内的山川物产，则只能从中央政府——周王室的典籍中得来。
能兼顾这两点的人，除了王子朝那一批人或其后人外，还能有谁呢？
因为不明白《山经》与《海经》本是两部不同的书，故而历来治《山海经》的人在注解上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本可被避免的失误或缺憾。
而我则对它们分别整理注释，分为《山经略解》五卷与《海经臆说》十三卷，合为《山海经新释》十八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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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详见王国维《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观堂集林（外二种）》，《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版，P212—P214。
[2].参见袁珂《山海经“盖古之巫书”试探》，《山海经新探》，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6年版。
[3].王子朝在西元前519—510年参与王室内乱事件中，与尹氏、召伯、锚泊、南宫嚣“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春秋左氏传》，《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P2112页）。
[4].“楚文化圈”这个说法并不恰当，这里为了行文方便，姑且这么说。
实际上，在春秋战国之际，楚、晋、郑、周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与齐鲁文化圈分庭抗礼。
老聃、列子、长卢子、詹何、邓析、鬼谷子、尸子、子华子都属于这一文化圈。
[5].这一点毕沅在《山海经新校证》中已经有很详尽的论证了。
可参看张心徵《伪书通考》，上海书店1998年版，P587页。
参考文献
1、《山海经》黄永年点校《新世纪万有文库（第一辑）》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2、《伪书通考》张心徵编著上海书店1998年版
3、《山海经全译》袁珂译注《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本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4、《先秦伪书辨正》刘建国著陕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春秋左氏传正义》杜预集解孔颖达正义《十三经注疏》本中华书局1979年版
6、《观堂集林（外二种）》王国维著《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本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7、《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陈国庆编《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
8、《中国小说史略》鲁迅著山西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
9、《大戴礼记解诂》王聘珍著《十三经清人注疏》本中华书局1983年版
10、《古本山海经图说》马昌仪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1年版
废名《桥》心象源头及体现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废名所留下的痕迹淡而又淡，但仍不失为一个具有独立精神人格的作家和学者。
废名虽自称受莎士比亚、塞万提斯等西方作家影响，但更多得益于中国传统叙事资源的陶冶与滋养，如他所喜欢的庄子、陶渊明、庚信和李商隐，无不对他的写作构成重要影响。
废名被认为是李商隐之后，现代能找到的第一个朦胧派廿朱光潜语卅，其价值观的基础是融儒、道释于一炉的所谓“道”，但这个“道”往往源于日常经验的有感而发。
废名看来，旧与新，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是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
“故是历史，新是今日，历史与今日都是世界，都是人生，岂有一个对，一个不对吗?
覠”“人生如果不爱历史，人是无意义的。
”因而，废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表现出来的偏激亦有所批判，但对“现代性”的反动，并不意味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全盘接受。
他认为要寻找中国文化的真谛，恢复其生命力，因为所谓的历史就是世道人心的历史，因为中国文化的精髓是通过民间的日常生活，礼俗习惯得以存留。
废名作品力图将现实生活归入个人心灵的统摄下，通过记忆与“反刍”从整体上表现社会现实。
尽管如此，废名价值观中的内核依然依稀可见，那就是“诚笃”与“真实”。
在中国现代小说家中，废名差不多可以说一个异类。
他的长篇小说《桥》正是这种异的表征。
这种“异”表现在他并没有受到多少“写实”“浪漫”等异域文学范畴的影响，甚至也摆脱了传统小说中“故事”观念的圈囿。
鹤西则称赞《桥》说：
“一本小说而这样写，在我看来是一种创格。
”朱光潜把《桥》称为“破天荒”的作品：
它表面似有旧文章的气息，而中国以前实未曾有过这种文章。
它丢开一切浮面的事态与粗浅的逻辑而直没人心灵深处，颇类似布鲁斯特和伍尔夫，而实在这些近代小说家对于废名先生到现在都还是陌生的。
《桥》有所脱化而却无所依傍，它的体裁和风格都不愧为废名先生的特创。
”正象《桥》中说的那样：
“人生的意义本来不在它的故事，在于渲染这故事的手法。
”而“手法”则上升到小说历史的前台，故事的重要性退居到次要地位。
朱光潜称《桥》荡开浮面动作的平铺直叙而着重内心生活的揭露，“直没人心灵的深处”这种判断强调的是《桥》的“心”维度。
王夫之称“诗者，幽明之际者也。
视而不可见之色，听而不可闻之声，搏而不可得之象，霏微婉蜒，漠而灵，虚而实。
……故诗者，象其心而已矣。
”廿王夫之《诗广传》卷五卅所谓“象其心”，就是把诗看作心的对象化”。
《礼记·乐记》的“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唐王昌龄的“搜求”于象，心入于境”，叶燮的“呈于象，感于月，会于心”，都兼容了心与物的维度。
近人梁启超也强调境由心造：
“境者，心造也。
一切物境皆虚幻，推心所造之境为真实。
”廿《饮冰室合集》卷二《自由书·惟心》卅所谓，境皆是心与物的统一。
前面一切所述皆可视为《桥》“心”维度的渊源，使其可汇入古典诗学的传统之中。
废名在《桥》中所表现出来的美学则或间接或直接源于其受禅宗的影响。
他受禅宗影响颇深，其故乡黄梅有名的四祖寺与五祖寺均是禅宗圣地，尤其据传是王祖弘忍付法传衣六祖慧能的五祖寺，更是废名小说和散文中常描写之地。
废名十年造桥之时精研佛经，坐禅修道出了名，常喜静坐沉思，而且，仿佛从中得之精妙，双手互动，常不能自己，这种玄学背景势必反映在《桥》中，在朱光潜看来，《桥》中“充满的是诗境，是画境，是禅趣。
在《桥》中，废名笔下大多不是现实化的，是拟想性的，在意念的闪动中点化一个个具体而想象的佳境，是意态形象的产物，存在于作者和人物的意念和想象之中。
意念化是《桥》中“拟境”的具体化技巧。
如《灯笼》一章：
“忽然她替史家庄唯一的一棵梅花开了一树花。
”现实中的梅树并没有真正开花，这显然是琴子意念中的花开。
废名捕捉的是意念的瞬间闪动之美，精文相生可谓看到了其小说语言上独具的特征。
“望文生义”是废名惯用的伎俩，《碑》一章中老和尚小林提到“放马场”的地名：
“一听这三个字，他唤起了一匹一匹的白马”，简直是无中生有，可废名从符号到想象，从意象到虚境，过渡极自然，文字和想象界之间几乎毫无缝隙。
这是由能指的“文”，追溯所指的“义”。
《荷叶》一章中写小林面对竹影“荷直入了一个画家的涅 ”，叙述者称细竹接下来的“几句佳言，却完全道出了小林的灵魂”；“你的竹影比竹子还要好看，你所说的红红绿绿是好看的影子。
”这几句话之所以“完全道得小林的灵魂”，正因为它完美的表达了小林同时也是废名《桥》的美学：
虚象胜于实象。
废名特别青睐的唐诗人李商隐，在其抒情诗中常常通过时空的来回跳跃来制造梦幻般的效果，如“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锦瑟》“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在后一诗中，诗人写作时间是“巴山夜雨涨秋池”，而所引的那句却是作者于想象中的未来与友人西窗夜话，回忆现在的绵绵秋雨。
李诗中的回忆毕竟实有其物，而废名笔下琴子对未来的缅怀却是虚幻之物廿因为树下并没有马《树》一章中内容卅，因此可看作是“对想象之物的想象”，有时一个简单的陈述句，作者已几度穿越现在，过去和未来的时间屏隙，给读者留下大量想象空间，《今天下雨》中小林说他“常常喜欢想象雨，想象雨中女人美”，“这想的时候，实在不知他设身在那里。
分明的，是雨的境界十分广。
”小林其实是设身于一个拟想的世界，雨的境界也只有在想象中才“十分广”，它是超现实的，意态中的世界。
小林还表达其对“细雨梦回鸡塞远”一句赏析，认为其是不湿人的雨，其之所以有意思，因它是梦中之雨，那是一种梦幻般的朦胧飘缈的意境，它与李商隐的“一春梦雨常飘瓦”有异曲同工之妙。
梦的虚无缥缈的朦胧性，飘忽不定的幻象性，与废名小说的意念化技巧是同构的，从微观诗学形态上说，“梦”构成了心象世界最好不过的隐喻方式。
《桥》中小林与琴子青梅竹马，使读者怀有某种期待，不料直到小说上半部结束，这两个人仍然是青梅竹马，谈笑如初，情节并没有明显进展，他们所谈之事与读者期待中的“爱情”扯不上什么关系，到了下半部突然冒出了重要性不逊于琴子的细竹，乐观、趣味高雅，三人关系在读者看来有“三角恋”之嫌，但作者并没在此给人留下多少“口实”，也没有任何许诺，到最后，读者才忽然醒悟，三者什么也没发生，但废名可能会说，一切都已发生过了。
在叙事时间处理上，《桥》通过一个个空间的排列来表现时间的。
在金银花卉、落日、芭茅、枫树、梨花白、杨柳等标题下，每一空间皆为一个小小的静物画。
这里的每一个片断都是静态的，我们可通过画面的过渡与组合，隐约感觉时间的缓慢变化。
《桥》中小说情节较为疏淡，似有若无，在《桥》中触目所见的是一个个“事实”，而它们之间并没有传统的因果连接，几乎是在凝滞不动的现实时间背景中尽可能地铺展感觉和玄想的瞬间。
这使《桥》在文本形式和结构层面形成两个世界：
一是物象世界，另一是观念世界。
它们彼此之间存在着一些张力，并不是情节的紧张，而是能指和所指的紧张。
《桥》的魅力可能正在于能指与所指及具象和观念，两个世界的内在张力本身。
（2917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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