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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文明进步与观念演进
政治文明进步与观念演进
（鲍国政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博士生）
内容提要：
本文分析了“政治文明”在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中从作为学术概念提出到成为政治发展目标确立的过程，认为思想探索和市场经济建设是政治文明进步的重要前提，指出观念的演进是政治文明进步的先声。
文章进而列举了当前在一些基本的政治观上还存在着的理论上的认识误区，并提出了要普及文明的政治观，即公共的政治、公民的国家、共和的民主等。
关键词：
时代发展观念演进传统政治观文明政治观
一、建设政治文明是时代发展的必然要求
“政治文明”这个概念为广大中国民众所熟知，应该说是在党的十六大上江泽民同志作政治报告之后。
此前，江泽民同志曾于2000年6月28日和2002年5月31日分别在不同的重要会议上提出过这一概念，尽管由此引发了一定的理论探讨热潮，但是影响范围主要还是在学术界和宣传界。
十六大之后，由于大众媒体的参与，公众对党的新的战略决策的关注以及理论界的推动，“政治文明”日益成为越来越多人的谈论话题。
“政治文明”一词，是马克思在其1844年写的《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首先使用的，不过马克思并未对这个概念加以详细定义。
在后来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以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治学说的主要内容是国家与法的理论，即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因此曾经很长一段时间，“政治文明”这个词汇只是静静地躺在马克思的经典著作中。
1．政治文明观念是中国改革进程中思想探索的结晶
任何改革，都必定有一定的战略目标和路径选择，也就必定需要理论的指导。
中国的改革开放，尽管有过“摸着石头过河”的经历，但那一般指的是具体的实践方式，在宏观的、方向性的问题上，决不是“盲人骑瞎马”。
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的指导下，许多重大的改革方针都经过反复而慎重的理论探索和争论，广大理论工作者踊跃参与，积极推动，发挥了重要作用。
特别是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问题上，更是未雨绸缪，“知”先于“行”，理论探索始终走在改革实践之前。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中国的改革事业开始涉及政治领域，已有一些中青年学者注意到“政治文明”并撰文讨论，然而当时人们对政治民主建设的兴奋点主要集中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因此“政治文明”课题，不要说在决策层和公众两个领域没有得到注意，就是在学术界也没有马上成为探讨的热点。
政治文明”在上世纪80年代的遭遇，反映了当时直接困扰中国现实政治的是体制问题。
政治体制问题，说到底就是政治权力的分配与操作问题，由于它现实存在并且强有力，理所当然它就成为讨论的话题。
但是，对于中国的学术界而言，却又反映了思维方式的局限——众多学者的研究对象只停留在工具理性、操作性的层面，也就是说，把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直接地划上了等号。
表面上看，政治体制改革似乎并不难，有人以为借助某种政治领导权威的一声令下，实行自上而下的制度变革，即可告成。
但是一定的政治体制必然有其历史渊源，也会对现实产生重要影响，因而也必然造就出受惠于和依赖于这种体制的社会群体（并不仅仅是官员，工、农、商、学、兵都有）。
改革即破除，于是必有矛盾、斗争。
自上而下的体制变更，如果缺少足够的社会物质资源的支撑和充分的社会心理适应的准备，那就只能依赖于权力斗争，从而缺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即使有时能够获得部分大众的支持，但这种支持仅仅是抽象的、情绪化的、无法操作的。
权威式的体制改革到上世纪80年代末走到了尽头。
进入20世纪90年代，另一种观点浮出水面：
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
这种观点的出发点是创造良好的经济基础，通过经济体制改革实现权力体制水波不兴的转变，以减少社会动荡。
应该说，90年代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价值导向的改革确实部分地印证了这一观点，但无论是实践还是理论逻辑都揭示出：
第一，经济改革不能完全涵盖政治改革的内容。
当时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明晰产权和经营权、增加物质财富总量、改革流通体制，尽管这些改革能够导致某些权力体制的再造，但是它却难以对诸如选举、司法这样纯政治性的问题产生全局性的影响。
第二，经济改革并不以政治改革的目标为自己的主要目标。
经济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市场经济，市场逻辑要遵循价值规律，要求的是效率至上，利润最大化，特别要求承认资本的作用。
政治改革的目标则是要实现人民民主，体现平等的公民权利。
两者难以混同。
事实是，有一段时间，在某些地方，寓政治改革于经济改革之中的思路被异化为官商结合、权钱结合攫取垄断利润的现象，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公正，政治权力体制变得更加不民主。
总而言之，经济改革可以带动政治改革，但不能代替政治改革。
几乎与上层推动的改革开放同时，中国农村的村民自治开始了政治民主的艰难实践之旅，最初并未引起人们足够的兴趣。
直接的政治体制改革和企图以经济改革代替政治改革之路都不能走通之后，有人提出以村民自治为起点来实现中国政治的民主化。
应该说，此时人们的视野已经明确地上升到“民主”问题上来了，以往的“体制改革”与此时的“村民自治”都已经成为手段、途径而非目的，这应该说是个进步。
但是同样在缺乏宏观层次的意识形态和微观层次法律制度的支撑情况下，村民自治自身的维护与普及都难以有所进展，更遑论作为民主政治的起跑点。
回顾这段历程，我们不能说前面的观点和思路都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每一种新观点的提出，都从前面的观点中汲取了合理要素，也为下一次的探索铺垫了道路；每一种思路的被否定，都是以其试错而使人们更容易接近真理。
更应该看到的是，不论前述各种思路存在多少理论上的缺陷，它们所引发的热烈讨论，使得中国社会获得了较为持久、稳定的现代政治常识普及和政治理性的培养。
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确立了邓小平理论的指导地位，这是公认的一项伟大成就。
不过同样耐人寻味的是，这次大会在经济上提出了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问题，而在政治上则提出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命题。
很显然，“依法治国”的命题比“公有制实现形式”的问题显得更宏观、更深刻，它也暗示着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将进入一个划时代的时期。
2．物质文明的进步是政治文明的重要准备条件
马克思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人们参与政治生活，归根到底，是为了实现和保障自己的各种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
中国的改革开放，最先就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这并不是什么人事先规划的，而是“文革”导致国民经济走向崩溃边缘以及粉碎“四人帮”后几年中经济徘徊局面的必然结果。
极“左”年代的“政治挂帅”使得中国人民对那种一味说教、不顾人民物质生活的空头政治深恶痛绝，如果把改革看作革命的话，那么中国的改革恰恰印证了列宁所说的革命条件之一——人民不能照旧生活下去：
安徽凤阳小岗村村民的十八个手印只是他们求生的本能使然，却揭开了农村经济改革的序幕；深圳特区之所以能够建立，是因为当地的农民实在受不了穷困之苦，纷纷偷渡到实行资本主义制度的香港，这深深刺激了广东省委书记习仲勋，他向中央提出给予特殊政策的要求。
以生存为开端的政策松动带动了经济体制的变革，正是改革初期几乎是一面倒的富民政策，使得中国共产党再一次赢得了民心，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自我调节、自我完善的勃勃生机。
北京大学学生举起“小平您好”的标语只不过是用中国人所熟知的方式表达了人们对于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拥护和信心。
与恢复宪法权威、加强人大建设、实行普法教育这些自上而下的重大决策相比较，1980年，广西农村的新型农民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出现，在当时并不显得有多少重大意义。
然而，今天我们却发现，这是新中国实实在在的民众自主的首创，争取的民主、自觉的民主比起给予的民主、启发的民主更加珍贵和有意义。
从此，村民自治如同星星之火，燎原江南塞北的农村，它不仅以学术论文无法比拟的影响力给广大农民带来了朴素的民主观念，也给组织严密的单位化的城市社会予以相当影响。
不过，考察村民委员会为什么首先在广西产生，却发现原因十分简单，实行包产到户以后，原来的生产队已经解散，生产大队形同虚设，农村的治安、水利等公共事务陷于停顿，经济的发展导致生产关系的变化，于是旧的上层建筑便无法承担新的任务，人们必须寻找新的形式。
见微知著，小小的村民委员会的诞生却蕴涵了如此大的话题——经济改革是政治改革的土壤和催产士。
当1984年中共中央决定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时，实际上意味着计划经济体制在理论上的合法性开始解体。
然而这个体制毕竟存在了近30年，它给一部分人带来的既得利益和心理依赖如此之深，以至于计件制、满负荷工作法等企业内部管理方法的推行在惯性势力面前显得无足轻重，人们终于发现，问题不仅在于企业自身，更在于企业所赖以生存的环境——维护计划体制的权力体制以及传统的政治经济文化观念。
经济发展对政治发展提出了急切的呼唤，政治体制改革此时成为大部分人所期望的选择：
人们期望政治能够强有力地改变经济，却忽视了政治不可能过大幅度地超越经济现状；人们要求民主，却以为民主就是街头政治；人们试图刷新政治，却把希望寄托在个人权威之上。
“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赞成改革，可是改革影响到旧体制带给自己的利益时却又反对改革——观念的混乱、立场的悖论、心态的浮躁，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社会政治心理的普遍写照。
政治体制改革未能如一些人们所愿朝发夕至，实在是因为计划经济体制还有相当大的生存空间，或者说，新的经济基础尚未立好根基，不仅人们不具备相应的政治理念，而且传统的权力体制同样还有相当大的生存空间。
这段时间的实践反证了，物质文明建设的重要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获得了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更由于广大人民群众“大胆地试”、“大胆地闯”的实践而获得现实的生长。
中共十五大以后，所有制的多元化为民营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空间；企业改革、人事制度改革、劳动用工制度改革，使得越来越多的人脱离了单位的束缚。
人们在获得更多的物质利益和身份自由的同时，终于懂得了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民权利切切实实地与自己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自由、权利不再是空洞虚无的口号，而是非常有用的护身符。
没有市场经济的发展，便没有对现代政治观念的深刻体认。
十五大以后的五年，中国法治建设稳步推进，法治观念深入人心，基层民主实验如火如荼。
人们逐渐认识到，社会主义政治的目的在于实现人民民主，这是一个系统工程，以往的那种选择一个突破口，单线直进、步步为营的思维方式需要予以转变，必须从更加宏观的角度来看待社会主义中国的政治发展问题，必须用多维的视野来探讨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
“政治文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
二、观念演进是政治文明进步的先声
在中共十五大前后，已经有相当一批学者再一次提出政治文明问题，并对此作了深入研究，如王中兴在《理论学习与研究》1997年第1期上发表《必须实现和加强政治文明建设》；张永强在《青海社会科学》1997年第5期上发表《论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及其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
不过政治文明真正成为学术界和宣传界讨论热点还是在江泽民同志的“5·31”讲话之后。
就我国当前的政治发展战略而言，江泽民同志提出的“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应该是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基本原则和目标。
但是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则离不开学理上的梳理，换言之，有必要对政治文明进行深入细致并且联系具体现实生活的分析。
学术界对于政治文明的解释，可谓见仁见智、各成其理。
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
（一）、人类政治成果总和说：
人类社会关于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思想与实践的优秀成果结晶。
（二）、政治制度进步说：
强调民主与法治在制度上的演进。
（三）、文明政治说：
强调政治观念、政治行为摆脱野蛮、暴力，走向文明、宽容。
（四）、民主、自由、平等进步说。
不论如何概括，一般公认：
作为一种宏观、系统的实践成果，政治文明是政治民主得以发展的生态性空间，因此，它比政治民主的外延更大、内涵更丰富、层次更高；作为文明的一种，政治文明既有历时的继承性，也有共时的互通性，因此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可以也应当借鉴人类其他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作为一种实践体系，政治文明由三个层次构成——政治观念（也有说“政治意识”、“政治理念”、“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政治观念是政治文明的精神内核，居于指导的地位。
一般而言，文明的进步，是通过不同的层次共时进步而获得的。
不过，政治的独特性质，决定了它比经济活动更需要价值的引领，政治文明的进步，是以政治价值观念的进步为先声的。
首先，政治生活是以一定的社会价值和规则为前提的。
心理学理论认为，行为的前提是认知，认知的深度和广度决定了行为的水平。
政治价值与商品经济中的交换价值不同，它没有可计算性，只能以一定的社会心理为基础，构造出特定的评价体系，带有明显的主观特征；由特定的评价体系生发出来的政治规则同样带有主观倾向性。
一旦这种主观倾向性符合当时人们的需要，就会为多数人们所接受，并指导人们的政治行为；一旦人们的行为方式普遍一致，就足以改变或创造一种制度。
其次，人类政治文明的每一次演进都以观念的更新为旗帜。
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灵魂，中外政治文明史都证明了这一点：
若没有法家大力鼓吹“人性好利”、“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则秦国不可能开创“权操于一”的封建君主制来代替奴隶制；若没有“自然法学”和“社会契约论”，则西方资产阶级不可能动员起广大工农群众与他们一起推翻封建专制；若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就看不到工农群众的力量，只能在西方舶来的议会制度与落后的中国社会之间痛苦地挣扎、找不到出路。
说政治观念是政治文明进步的先声，并不意味着物质文明建设的的重要性降低了。
我们必须改变那种此先彼后的单线思维模式，实际上，物质文明进步同样依赖于观念的进步，问题在于，观念以何种方式、在何种层次上与何种范围内获得更新与普及。
在西方资产阶级革命中，法国的政治理论最为丰富和系统，然而，正如罗素指出的，欧洲大陆的理性思维方式是由假设、原则到规则构成的一条形而上学的路径，必然带有主观色彩，因而会因其理想主义导致与现实的冲突，也会在政治实践中形成精英主义的模式。
特别是法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带有严重的投机性和权力色彩，市场经济畸形发展，社会基层无论是生存状态还是价值观念都没有发生大的变化（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指出，法国深厚的农业经济基础和人数众多的农民是帝制复辟的主要条件），先进的政治理想却没有在其祖国结出硕果。
从理论形态上看，法国政治思想过于抽象化、理想化以及由此导致的操作性的缺乏不能不说是重要因素。
雅各宾派把这种理想化的急性病发挥到极致，此后80多年，法国处于动荡之中。
与之形成对照的是，经验主义的英国不是没有理论，但英国人却以宽容的精神、细致的分析、实践的总结逐步推广具体的政治常识和政治价值，加以自由市场经济的发达，形成了西方世界最稳定成熟的自由资本主义政治体系。
约翰·密尔的《代议制政府》对于理想主义者的宏观思维来说，太过形而下和技术主义了，然而正是这位约翰·密尔以优美的文笔写出了深邃、精炼、历久不衰的《论自由》。
英国的资本主义民主制度正是在细腻、平和、可操作性的价值观念耐心指导下，稳步建立和完善的。
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有成功的经验，也有挫折的教训，这其中也包括政治观念的转变的过程。
粉碎“四人帮”以后，为了恢复社会秩序，清除极左路线给人们带来的思想上的混乱，党中央提出了“加强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
“民主”、“法制”这些被打入另册十几年的政治概念又回到现实政治生活中来了，这对于听惯了“阶级斗争”、“专政”的中国人来说，无疑是非常新鲜的，也可以说是政治文明在20世纪中国的再启蒙。
从此，人们才发现，民主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政治的目的也并不是专门搞人斗人。
作为一个根本性价值，“民主”地位的重新确立，是20世纪80年代对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贡献，也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的新起点。
不过，那时的中国在这方面显得资源奇缺，原因很明显：
一则由于传统意识形态语言和理论体系对于“民主”批判性多于分析性、价值定位多于技术建设，不足以解释现实问题，因而尽管居于政治教育的主导地位，却难以再有以往那样强大的吸引力和动员力；二则由于文革式的大民主（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离当时并不久远，在没有新的、更加微观的理念指导的情况下，对于多数民众来说，大民主是他们最熟悉的方式，大民主的观念也是他们唯一的价值。
对于学界而言，由于政治的敏感度，加上本身元气大伤，在这方面同样处于低起点。
其时的学人们尚不能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大多从西方世界全盘照搬——主流意识形态不欢迎，普通大众看不懂。
整个八十年代就是在这样的多重迷茫中实现价值的碰撞、更新与转型。
20世纪80年代的成就也许恰恰在于这样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背景。
对于中国人来说，幸运的是，有邓小平这位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他在1980年就提出了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并较为具体地涉及到党的领导方式、权力制约与监督、政治体制改革等操作性问题，由此引发的社会关注，无疑使赞同、反对和漠然的不同群体都有了一个了解、思考和表达的机会。
一些更加微观的现代民主价值理念由此在社会中得到普及。
20世纪90年代，市场经济大潮似乎使人们淡忘了政治问题。
但是，如前所述，交易公平问题、分配问题、资源控制问题最终涉及到法制的目标和立场，也就是政治问题——不妨说，是现实问题把人们拉回到政治观念的取向上来的。
比之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的政治价值主要是操作性的，并且更多地与经济利益挂钩，从而使得人们的争论置于现实、理性的背景之下，而少了一份原教旨主义式的无谓斗争。
在学界，观念转型以更加学术化的平和方式展开，比之八十年代的两极对立状态，现在呈现出来的是多元化：
新权威主义、自由主义、新左派、后现代主义与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邓小平理论同时面对社会说话，这些学术派别也谈论邓小平理论。
有意义的是，它们基本上不反对邓小平理论，而是用各自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讨论如何将邓小平理论的战略目标得以实现。
正是在这样的五彩斑斓的理论“混战”中，大众熟悉了法治、人权、自由的真正内涵。
执政党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开拓进取的胸襟，把学术理论的成果作更现实和稳妥的诠释，于是全社会在政治观念上达到了空前的默契——“法治国家”、“政治文明”便水到渠成地作为治国方略写进执政党的党章和国家根本大法。
综上所述，观念变革对于中国当代政治体制的变革、政治行为方式的进步起了教化与引导的作用，是政治文明进步的先声。
三、观念变革需要继续深化
现代政治的文明化，首先依赖于政治观念的文明化。
江泽民同志在中共十六大上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吸收和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优秀成果。
这种开放的胸襟为观念更新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人们在观念上不仅要继续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起来；也有必先对一些基本的政治观念作以展望。
同时，应该看到，中国有2000多年专制政治传统，现代政治文明传入不过100多年。
落后的文化积淀并非很快就能消除；计划经济所依赖的苏联政治理论片面地突出或歪曲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中的某些论断，并使之绝对化、教条化，两相结合，使得一些反文明的政治观在当代中国获得理论“升华”，并至今影响着人们。
因此，观念变革仍然要继续深化。
（一）拓宽“政治”的外延，丰富“政治”的内涵，确立“公共政治”观念。
有学者曾经指出，中国社会在谈到政治时，一般都很自然地指向“国家大事”，而忽略身边的“小事”；喜欢高谈阔论，而忽略有效利用具体制度坚持不懈地积极参与以改变现状。
这种表现说明了人们把政治局限于“肉食者谋之”的范围。
另一方面，中国人谈论政治的内容又比较多的聚焦于权力的争夺上，甚至一些教科书也认为政治的核心问题是“权力”，这又导致了人们在认知与行为上的极端功利主义和丧失原则。
这种表现则说明了人们所理解的政治的内涵又是非常单薄的。
孙中山先生说得再为明白不过——政治就是众人之事。
因此，选举国家主席是政治，选举居委会主任也是政治；讨论宪法是政治，讨论社区发展规划也是政治：
只要涉及公共利益并需要借助于公共权力的强制，都是政治。
这样说，并不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表现为阶级斗争的论断过时了，问题在于，长久以来，人们片面地把阶级斗争理解为你死我活的镇压，因而最终把政治简化为争权夺利。
“政治”概念外延的局限导致其内涵的必然局限，人们仅仅关注权力，而权力又被当然地认为归特定的阶层专有，于是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权力都会不受监督和约束，并且蔑视大部分人的意志。
于是普通大众回避政治、讨厌政治也在情理之中了。
在古希腊，公民只有参与政治生活，才能享有权利，受到尊重，所以亚里士多德说“人类在本性上，也是一个政治动物”。
古希腊政治一开始就体现出其公共性质，伯里克利说过：
在私人生活中，我们自由而且宽容，但在公共事务中我们严守法规。
这个良好的开端成为西方政治文明、也是现代政治文明独一无二的杰出贡献。
在现代民主制度下，政治的内容既不应该涵盖、渗透一切社会生活，也不应该仅为部分人专有，而应该是公共（全体）的事务。
公共事务要求政治权力的服务职能增加、要求各种利益群体通过法制框架参与政治，要求政治艺术让位于政治科学，要求明确划分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界限。
在社会主义社会，政治的公共性应该更加明显，因为阶级对抗不存在了，阶级斗争一般转化为人民内部矛盾，可以通过民主、法制来解决。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我们当前最大的政治”，这实际上揭示了，社会主义政治的文明特征就是要做好公共事务，实现全体人民的利益，使人们安居乐业，而不是人为制造阶级压迫。
或者说，在没有阶级压迫的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性作为政治的根本属性已基本上不再表现出你死我活的特征，而是以公共性为特征。
政治权力既然为人民所有，就应该受到人民的监督和制约；政治权力既然是公共权力，就只能使用于公共领域，而不能干预人们的私人生活。
因此，人们应该树立公共政治的观念，把公共意志引入政治机制，把对公共权力的监督与制约充实到政治的内涵中。
（二）培养文明参与政治意识，形成政治宽容与妥协的行为方式，清除暴力政治意识。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立国后，一般都选择了法治的道路，逐步确立了公民权利普遍平等的原则。
19世纪30年代英国“宪章运动”争取普选权的运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英国妇女争取获得与男性平等的社会权利的运动，美国黑人在20世纪中期的民权运动，之所以最终获得胜利，正是公民利用宪法，在法制的程序内争取公民权从原则性到可操作性的落实。
既然政治是公共的事务，则公民当然有权利也有必要依照法定程序表达自己的要求，而不能选择非法的表达形式；另一方面，既然公民依照法定程序行事，则政府不能漠视或镇压。
总之，“在‘民主社会’中，人们应当‘文明地’共同生活和建立社会关系，因此人们的行为准则不是服从，而是积极参与，因为‘公民’有平等的权利和义务。
”于是在公民的国家，无论是政府还是公民，都不能在政治上选择法外的暴力行为。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普及公民国家的观念，这是现代政治文明的题中应有之义。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缺乏宗教意识，导致中华民族在政治上功利心态特别明显，因而轻视政治道德，重政治实质和功效（即所谓“成王败寇”）。
近代以来，在实现国家统一的过程中，武装力量起了主要作用，这更加剧了人们对暴力的偏好，把政治视为你死我活的斗争、视为暴力压服。
苏联式政治理论把“政治就是阶级斗争”、“国家就是阶级压迫工具”、“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本来具有特定含义和使用条件的观点当作教条突出灌输，否认政治上的宽容精神和妥协精神，这些都成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发生过的反民主现象的理论依据，也是误导民众以非理智行为参与政治的主观根源。
今后中国国家形态的发展目标既然是“法治国家”，那么公民或社会组织按法定渠道表达政治意志既是应有的义务，也是不可剥夺不可追究的权利，要建设文明的政治，就应该在中国培育政治宽容、政治妥协的精神。
（三）要推进和凸显民主的“共和”特征。
从法国大革命开始，“人民”在现代政治中曾经起过重要作用。
“人民”是阶级斗争的旗帜，又不断地整合着阶级斗争。
在存在着真正意义上阶级斗争的社会，政治的公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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