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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生猪养殖对比分析报告
中美生猪养殖对比分析报告
2016年8月出版
正文目录
图表目录
国内高成本，猪肉进口难
国内的生猪养殖成本居高不，主要是由于饲料成本高、料肉比高、PSY低，以及机械化水平低导致的人工费、环保费高等原因。
近年我国猪肉进口量仅占全国猪肉产量的0.8%-1.5%，对价格的影响有限；此外，由于瘦肉精标准不一和保护国内养猪业的需要，大量进口猪肉并不可行。
2008年我国政府曾短暂放开进口，加剧了猪价的暴跌，极大打击了养殖户；而在本轮猪价上行周期中，由于工业品价格处于低位，整体通胀较为温和，政府对于高猪价的容忍度提升，有利于国内生猪养殖业的长远发展。
养殖集约化，模式多样化
截止2015年，我国500头以上规模化养殖出栏占比提高至45%，类似于美国在上世纪80-90年代从规模化启动期向加速期过度；散养户的退出已见成效，场均存栏量正大幅上升。
未来国内的养殖结构将由金字塔型向纺锤形发展，除温氏外还将诞生2-3个千万头以上的规模企业，如牧原、中粮等等。
此外，具备服务于5000-10000头猪场的饲料企业，如大北农、海大集团、新希望等也将迎来快速发展期。
国内的生猪养殖大体分为温氏的“公司+农户”与牧原的“自繁自养一体化”两种模式，美国则以分阶段饲养的大型专业育肥模式为主，且合约生产逐步迈向主流。
机械化空间大，产业链有所为
国内生猪养殖龙头温氏、牧原、雏鹰、正邦的料肉比、PSY等指标与发达国家已经十分接近，但机械化水平仍有较大差距。
美国生猪产业的整合驱动力来源于下游屠宰的高度集中，倒逼上游养殖的规模化和机械化提升；而国内的下游屠宰行业集中度极低，养殖企业在产业链中拥有较强的话语权，其整合上下游的能力和意愿也较强。
中美龙头发展及对比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猪肉消费国，养殖集中度偏低，未来整合空间巨大。
Smithfield最早以猪肉制品生产和加工起家，先后整合了屠宰、养殖环节，如今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生猪养殖及屠宰商；双汇集团收购SFD后有望从多方面发挥协同效应。
温氏与SFD的养殖模式比较相似，但合作农户的规模和机械化程度偏低；相对于SFD而言，温氏的养殖规模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
风险提示：
突发大规模不可控疫病，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宏观经济系统性风险，极端气候灾害导致农作物大规模减产推升粮价。
1、国内高成本，猪肉进口难
1.1、国内养殖成本居高不下
国内的生猪养殖成本居高不下要是由于饲料成本高、料肉比高、PSY低，其次还有机械化水平低导致的人工费高、环保费不断提高等。
国内当前生猪养殖成本偏高，人口红利消失具有不可逆转性，工资趋势性向上，养殖企业迫切需要通过提高自动化来降低人工成本，提高母猪繁育水平、降低生猪养殖过程中的死亡率和料肉比。
图表1：
养殖成本高的主要原因
图表2：
2007-2016年国际猪肉价格对比
图表3：
2007-2016年国际猪肉价差
1.1、饲料成本高
饲料成本占养殖成本的70%左右，饲料成本中约60%是玉米。
中美玉米价格差异非常大，一方面源于政府的临储政策推升国内玉米价格，此外，美国现代化的农业生产成本较低，一正一负造成价差目前高达830元/吨，美国玉米价格几乎只有国内的一半，是造成养殖成本差异的最主要原因。
图表4：
2005-2016年国内外玉米期货价格对比
图表5：
2005-2016年国内外玉米现货价差走势
1.2、料肉比高
代表国际平均水平的育肥猪饲料转化率为2.6:
1，而我国目前约为2.8:
1（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料肉比达到2.7:
1），与发达国家相差并不明显。
料肉比的差距来自于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猪的品种，另外是饲料配方、饲养环境、饲养技术等其他因素。
猪种：
丹麦系的猪种料肉比最低，常见的杜长大三元猪的祖先长白猪的育肥期料肉比可达到2.2:
1，丹麦系的日增重也是最快的。
值得骄傲的是温氏的四元猪也达到了2.4:
1的料肉比水平。
图表6：
猪种与料肉比
图表7：
育肥期日增重国际对比
图表8：
育肥期料肉比国际对比
养殖技术：
美国目前已经开始使用“断奶——育肥一栏到底”的二点式饲养模式，美国中西部的新建猪场均采用这种模式。
我国仍以三点式饲养模式为主，将母猪、断奶保育猪、生长育肥猪严格分开在三个独立的猪舍中饲养以控制疾病的传播。
图表9：
二点式、三点式养殖技术对比三点式养殖技术对比
1.3、PSY低
PSY成绩决定养殖效益。
PSY越高，每头仔猪摊销的母猪成本越低，直接导致商品猪的成本下降。
PSY的差异对于仔猪成本的影响较大，根据我们的测算，PSY=15与30可以造成仔猪成本相差122元/头，体现在生猪成本中约为1.2元/kg。
图表10：
不同PSY下的仔猪成本测算
注：
生猪成本按照头均重量100kg来计算。
在PSY国际对比中，第一梯队（以丹麦为代表的无抗技术）完胜第二梯队（以美国为代表的有抗技术），而中国则远远落后。
目前我国一头能繁母猪每年能够提供的存活仔猪数约为17头，国内高水平规模化养猪企业可以达到20-22头，而欧美等畜牧业发达国家可以达到25-28头，部分北美的农场甚至已经达到35头。
在美国的生猪养殖规模化进程中，能繁母猪存栏不断下降，但是生猪供给在短暂下滑后便开始重回增长通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PSY的增长。
而本轮国内的“超长猪周期”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在猪价持续上涨并保持高位的同时，能繁母猪存栏却持续下滑，且迟迟未见起色。
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看到生猪供给在经历快速下滑后出现触底回升，届时产量的提高将更加依赖于PSY的提高，产业朝着更高效集约的方向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生猪养殖龙头企业的产能快速扩张发挥着决定性的关键作用。
按照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猪肉产量5487万吨的数据计算，假设生猪出栏均重为110公斤，生猪屠宰率为75%，则全年需要屠宰生猪6.65亿头，若PSY达到十三五规划的19（至2020年），则只需要3500万头能繁母猪即可满足国内的猪肉需求，在2016年7月能繁母猪存栏3752万头的基础上还可以再下降268万头。
图表11：
国内外平均PSY对比
图表12：
中美生猪养殖企业PSY对比
图表13：
1960-2015年美国能繁母猪存栏与生猪出栏量走势
图表14：
2010-2015年中国能繁母猪存栏与生猪出栏量走势
1.2、进口猪肉的利与弊
1.2.1、猪肉进口量逐年上升
中国猪肉进口量暴增的核心原因在于：
近年国家为了确保农民利润，不断提高粮食收购价格，造成国内饲料原料成本快速上升；叠加人口红利的消失，中国生猪养殖平均成本飙升至15元/kg左右，而美国生猪养殖成本仅为7-8元/kg。
巨大的成本和价格差距，使进口猪肉的价格优势明显。
图表15：
1995-2015年年猪肉进口数量
图表16：
2015-2016年月度进口猪肉数量
图表17：
2008-2016年进口与国内猪肉价格对比
图表18：
2008-2016年进口与国内猪肉价差
1.2.2、进口猪肉冲击较小
我国进口猪肉数量持续较快增长，但进口猪肉占国内产量的比例极小，维持在1.5%以下，暂未对国内猪肉价格产生实质性影响。
且国内进口猪肉大部分为杂碎，占猪肉进口量的一半左右，另一半为冻猪腿肉及其他猪肉；由于猪杂碎的价格偏低，拉低了猪肉进口平均价格。
进口可以作为调节短期猪价过高的工具，但由于占比太小而难以对国内猪肉价格形成实质性的影响。
图表19：
2009-2016年国内生猪价格与猪肉进口量同比变化
图表20：
2008-2015年进口猪肉占比走势图
图表21：
进口猪肉主要来源
图表22：
进口猪肉单价稳定
我国进口猪肉主要来自于美国、丹麦、西班牙等国家，价格也较为稳定，自2012年起就稳定在10-13元左右。
在国内猪价上涨时，可进口猪肉的肉制品企业的成本压力大幅缓解。
2015年，双汇发展屠宰生猪1239万头，同比下降17.46%，但其归母净利润还增长了5.34%，其高温肉制品业务毛利率高达31.67%，同比增加了3.4%。
得益于从进口猪肉大幅降低的成本并采取旺储淡销的策略，肉制品的利润率达到了历史新高。
图表23：
2011-2015年双汇发展总体收入与净利率
图表24：
2011-2015年双汇发展高温肉制品业务收入和毛利率
1.2.3、猪肉进口困难重重
i.瘦肉精标准不一，美国猪肉进口受阻。
除中国以外，美国的生猪出栏量排名全球第二。
美国FDA允许在生猪饲养过程中使用部分类型的瘦肉精，而国内完全禁止使用，这直接导致从美国进口猪肉遇到较大阻力。
由于海关在检测过程中可能会检验出残留的瘦肉精，特别是猪杂碎部分，这直接限制美国猪肉的大量进口。
双汇在收购Smithfield后就立即着手将其美国一半的养殖场改造为无瘦肉精饲养，才使得公司可以从美国进口猪肉。
ii.依靠进口无法彻底解决猪价高的问题。
据USDA估计，2016年全球猪肉出口量为761.8万吨，日本、墨西哥各进口了132、110万吨，而我国2015年猪肉消费量是5457万吨，占据全球的半壁江山，通过大量进口来满足国内需求并不可行。
iii.放开进口将冲击国内养猪业，后果不堪设想。
目前政府并未放开猪肉大量进口，说明对猪肉价格上涨还未到无法容忍的地步。
农业部的表态言简意赅：
“大量进口不合适。
生猪产业一头连着消费者，一头连着农民，近4000万户的养猪户，加上上游饲料工业，下游的屠宰、运销产业，产业链长，就业人口多，大量的进口替代是不合适的。
”2008年5月，为平抑国内猪肉价格过高所带来的通胀压力，财政部调整进口猪肉关税。
2008年6月至12月内，冻猪肉进口税率由12％下调至6％，该政策大大刺激了猪肉的进口。
当年，中国共进口美国猪肉40万吨，是美国的第三大猪肉出口市场。
而在本轮猪价上行周期中，由于工业品价格处于低位，使得整体通胀较为温和，政府对于猪肉高价的容忍度提升，有利于国内生猪养殖业的恢复式发展。
2、养殖现代化水平及对比
中国人均资源少，养殖区域性强，机械化程度低等多种因素造成我国生猪养殖的集约化和现代化水平与海外发达国家差异巨大。
2.1、瘦肉率和年产猪肉酮体量
除了PSY、料肉比等指标，代表养殖水平高低的还有瘦肉率、每头母猪年产猪肉酮体量和瘦肉量、保育至育肥期死亡率等。
综合来说，以丹麦、荷兰为代表的成熟使用无抗技术的欧盟国家养猪水平最高；而大量使用抗生素和瘦肉精的美国养猪水平其实很一般。
值得关注的是巴西是高水平养猪国家中唯一一个发展中国家，其保育和育肥死亡率、料肉比、饲养成本都是最低的，这得益于巴西广袤的土地（850万平方公里）和廉价的粮食。
巴西是世界第二大大豆产国（仅次于美国）和第三大玉米产国（仅次于美国和中国）。
英国猪出栏时的平均瘦肉率最高，为61.4%；美国猪的瘦肉率最低，为55.5%；我国主要饲养杜长大三元猪，本地土猪瘦肉比一般只有4-5成。
造肉能力是评价一头母猪综合生产性能的一个较为全面的指标，荷兰猪凭借其综合实力在年生产猪肉酮体和瘦肉两项指标上均排名第一；美国在发达国家中排名靠中。
保育猪死亡率和育肥猪死亡率最高的都是美国，分别达到3.87%和5.04%，全程（哺乳期除外）死亡率总计8.91%。
而巴西在这两项指标上均为最低，分别为2.00%和2.20%，全程（哺乳期除外）死亡率总计仅为4.20%。
图表25：
各国生猪养殖瘦肉率对比
图表26：
各国每头母猪年生产猪肉酮体量对比
图表27：
各国每头母猪年生产瘦肉量对比
图表28：
各国保育和育肥两阶段死亡率对比
2.2、机械化水平
提高养殖机械化水平是实现成本节约的重要突破。
国内现有的机械化养猪设备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在广东起步，90年代走向全国。
1980年广东率先在中外合资的深圳光明农场引进美国三德畜牧设备公司的8条现代化万头养猪生产线成套设备，一条万头生产线只需要饲养员8人。
经过30年的发展，国内的机械化养猪人均饲养量可达650头，处于发展中国家的中上水平。
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人均饲养量要上升到1000头，全自动的环境控制、饲喂及环保系统仍然需要大力推广。
温氏股份近年来采用了新式自动化养猪模式，提升了公司的机械化养殖程度，大幅降低了养殖成本与劳动强度。
新式自动化养猪模式采用了全自动化喂料系统、漏缝地面、自动刮粪系统、大跨度钢结构猪舍系统和风机水帘温度控制系统。
以春南分公司年产猪苗9万头为例，传统模式需员工117人（不含劳务工）、人均年产猪苗769头；新模式仅需90人、人均年产猪苗1000头，员工人数的下降幅度高达23%，人均年产猪苗量可提高约30%。
图表29：
2012-2015年头均人工费用对比
2.3、中美规模化进程对比
美国养猪业从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整合，至2000年基本完成，由70年代末约70万个商品猪场到2000年不足10万个，2010年时仅约7万家，生猪养殖场数量锐减近90%。
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①经历了养殖场数量的急剧减少；②养殖场规模的迅速扩张；③规模化进程相对减速，场均存栏量趋于稳定，但大规模养殖场数量和存栏比重仍在稳步上升。
图表30：
1980-2010年美国猪场数量不断下滑
图表31：
1988-2003年美国规模化出栏比例图
图表32：
1980-2015年美国生猪存栏数走势
图表33：
1980-2015年美国生猪场均存栏数走势
中国养猪业自2007年开始整合，截止至2015年，养殖户数量不断下降，幅度高达40%。
出栏500头以上的猪场出栏占比达到45%，同时场均存栏数提升约一倍，但是仍然处于较低水平。
图表34：
2007-2014年中国猪场数量不断下滑
图表35：
2007-2015年中国年出栏500头以上猪场出栏占比
图表36：
2007-2015年中国各等级猪场占比变化
图表37：
2007-2014年中国生猪存栏量
未来中国的生猪养猪结构将由目前的金字塔形向纺锤形转变。
预计未来三到
五年，会出现2-3个千万头规模以上的企业；还会涌现出一大批出栏量在5000-10000头间的规模猪场。
以上两类生猪供应主体将成为国内生猪的主要来源，共同保障稳定的猪肉供应和食品安全。
一方面需要关注温氏、牧原、雏鹰、正邦等大型养殖企业；另一方面需要关注为5000-10000头规模的养殖场提供全方位服务的饲料企业，如大北农、海大集团、新希望、金新农、唐人神等等。
图表38：
我国生猪养殖结构将向纺锤型演变
国际对比：
我国目前处于规模化养殖的启动期与加速期之间，具体表现为散养户的退出已见成效，场均存栏量正大幅上升。
500头以上规模化养殖出栏占比正不断提高，至2015年已达45%。
以上特征较为符合美国的第1、2阶段特征，所以判定中国的规模化养殖进程正处于启动期和加速期中间。
从土地资源来看，我国人均国土占有面积低于美国，所以我国的规模化可能更早遇到瓶颈，但大大优于日本。
从养殖密度来看，我国远远低于日本，所以中国的规模化进度将慢于美国但快于日本。
图表39：
生猪养殖规模化进程路线对比
图表40：
1988-2013年中美生猪出栏规模化对比
2.4、中美养殖产区分布对比
美国盛产玉米，拥有丰富的饲料资源，生猪养殖集中在中北部和东南沿岸的北卡罗来纳州，均是重点玉米生产区域。
“当地生产当地消耗”的方式避免了运输成本增加，也防止玉米、豆粕在运输途中质量发生变化。
随着小规模养殖场的淘汰，生猪养殖区域更加集中，核心区的存栏量不断增加，边缘区的存栏量明显减少，集中度进一步提升，有利于充分发挥资源优势、提高生产效率。
如今，生猪产量最高的爱荷华州存栏量占全美总量的比例超过30%，而前五大生猪养殖州的存栏量约占全美总量的70%。
另外，美国的猪肉消费以深加工制品为主，热鲜肉占比较少，所以距离销区距离远也没有关系，其产区分布具备集中的基础。
图表41：
2002-2007年美国的生猪存栏随原料产区分布且不断集中
中国当前以热鲜肉消费为主，生猪和猪肉的运输半径受新鲜度和经济性要求不能过长，因此各销区的生猪消费由相对应的产区供给。
我国东北地区虽然也是玉米大豆的主产区，但是东北的大豆主要用于人食用，豆粕主要依靠进口大豆压榨，故无原材料价格优势。
我国生猪养殖场主要分布于长江沿线、华北、沿海及部份粮食主产区。
12个主产省的猪肉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92.03%，其中四川占比第一，超过10%，其余整体集中度并不高。
中国是最好的猪肉需求市场，但是玉米价格长期高于国际水平，由于国内气候差异，玉米产区主要集中于北方，南方沿海地区的玉米原料成本比北方高，但玉米的进口量在逐渐上升，未来南北地区因玉米饲料成本而产生的差异有望逐渐缩小，原材料的价格差异对养殖场选址的影响会逐渐减小。
新设养殖场靠近市场和粮食产区是未来发展的趋势，而销区分布会更为明显。
图表42：
我国猪肉主产区分布（按颜色深浅排列）
图表43：
1997-2015年我国玉米消费和进口都逐渐上升
2.5、中美养殖模式及对比
中国的养殖模式由传统的散养逐渐进入规模化养殖加速期，目前规模化养殖模式主要分为三种：
以温氏为代表的“公司+农户”、以牧原为代表的“自繁自养一体化”和以雏鹰为代表的“公司+基地+农户”的雏鹰模式。
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生猪行业依然采用着传统方式，繁殖、饲养、销售都由一个养殖场独立完成，均为小规模的养殖场。
20世纪80年代开始，行业转折点显现，新技术以及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促进规模养殖的发展，规模化集约化成为行业大势；随着养殖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合同生产逐渐取代原有的随行就市而成为主流。
2.5.1、由育繁一体化走向专业育肥
分环节专业化饲养可提高效率。
美国传统的养殖场以育繁一体化模式为主，从种猪繁殖到育肥猪出栏全程参与。
伴随行业整合，专业化分工兴起，促进养殖场规模的扩张、生产效率提高。
从1992年到2004年，自繁自养型猪场数量占比由52%降低至31%，出栏量占比由65%降至18%，而期内专注育肥环节的养殖场平均规模扩大5倍以上；且在规模扩张的同时，效率大大提高。
图表44：
自繁自养猪场占比快速下降
图表45：
1992-2014年合同生产（专业育肥）出栏占比逐年升高
2.5.2、合同制生产兴起
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美国猪肉产业开始频繁纵向整合，下游肉制品企业通过与生猪养殖企业签订合同或直接收购养殖企业，从而获得了高质量的稳定猪源供应，也造成了美国生猪现货交易量不断萎缩。
合约又分为营销合约和生产合约，区别在于营销合约制下猪的所有权归养殖企业所有，而生产合约下猪的所有权归屠宰企业所有。
合同生产充分利用了专业化养殖的优势；风险由公司承担，养殖者的积极性更高，单体规模扩大，数量增加；合同生产模式还有利于将大养殖规模分散到不同地点，减轻单一区域对资源的需求及产生的环保压力；一定程度上合同养殖模式也有利于平抑价格波动。
图表46：
合约生产具体内容
图表47：
美国生猪合同生产的出栏量占比
图表48：
美国生猪现货交易量萎缩
合同生产下的企业容易以更快的速度进行扩张，因其收到的是固定的生产回报，提高养殖规模是其扩大利润的唯一途径，因此做大规模相对容易。
未签订合约而独立生产的企业养殖规模相对不容易扩大，原因有很多，包括猪价风险不容易控制、下游销售需耗费精力且不如合约制稳定等等。
较大的屠宰企业越来越倾向于自身与养殖企业签约，合约制占屠宰企业的猪源比例快速上升。
图表49：
合约与非合约生产企业平均规模对比
图表50：
下游屠宰企业更倾向于合约制获取猪源
2.6、中美产业链整合及对比
2.6.1、美国生猪产业的整合驱动力源于下游屠宰
随着美国屠宰企业集中度提升，屠宰规模显著大于养殖规模，其采购生猪的垄断能力和议价能力提高，压低生猪出栏价格，部分养殖场被迫退出。
目前美国的生猪养殖龙头企业大都由大型屠宰加工企业转型而来，屠宰加工企业以各种形式参与上游养殖，纵向整合生猪产业链。
在2002-2005年间美国20%-30%的生猪出栏自加工企业，89%通过合约或协议直接归属下游加工业。
美国的屠宰比养殖具有天然集中的优势，养殖环节规模化的同时，屠宰集中度进一步提高。
小的屠宰厂因猪源不稳定，其产能利用率较低，规模效应远不如大厂。
随着屠宰龙头进一步锁定上游生猪的所有权以提升产能利用率，生猪现货交易减少，进一步加快小屠宰场的退出，所以美国的生猪屠宰行业集中度提升显著快于养殖环节。
图表51：
美国猪场数量/屠宰场数量不断下滑
图表52：
美国屠宰场数量快速下降
下游屠宰加工企业通过产业链一体化布局或者合同生产等方式，锁定上游大规模养殖场的生猪所有权，对上游养殖的规模提出了巨大的需求；且规模化猪场的肥猪产品更受下游屠宰厂欢迎，从而驱动了上游养殖环节的快速规模化。
①大规模采购有利于下游屠宰企业降低运输成本及稳定开工率。
由于规模化猪场出栏节奏比较稳定，一次出栏量大，对于规模化程度更高的下游屠宰企业来说，向一家规模企业集中采购要远远好于向大量养殖户零散采购。
②散养或中小规模养殖情况下，猪肉质量和安全无法保证，生猪养殖中瘦肉精、抗生素、消毒药的滥用难以控制，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的概率要远远高于大规模养殖场。
屠宰企业直接面对消费者，如果出现食品质量问题，对品牌的影响巨大。
图表53：
屠宰和养殖的规模化对比
2.6.2、中国产业链整合看上游养殖
随着国内生猪养殖规模化程度的提高，养殖企业对上下游的话语权增强，并通过纵向整合发挥协同效应。
①我国规模养殖企业普遍自建饲料厂，以求最大限度降低养殖成本。
②下游屠宰普遍面临收猪难的问题，且生猪养殖企业不断介入产业链下游，屠宰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受限。
与美国不同的是，中国存在大量的散户养殖，大型养殖场的存栏量占比较低。
中国前10名生猪屠宰企业的年生猪屠宰能力约为1.7亿头左右，约占全国生猪出栏量的24%。
但由于产能严重过剩，即使是大规模屠宰企业，屠宰开工率也较低，约在30%-50%左右，前10家企业的实际屠宰量仅为7000万头左右，占中国生猪出栏量的比例仅为10%。
雨润、双汇、新希望作为中国最大的肉制品生产商，2015年的屠宰量占比仅为2.33%、2.12%、1.2%，相比Smithfield、Tyson、Swift占全美的31%、19%、11%而言，行业集中度水平极低。
在规模化养殖的启动和加速期，屠宰的集中度提升相对滞后，尤其是在生猪存栏下降的背景下，养殖企业对屠宰企业的话语权增强愈发凸显。
中国的生猪养殖企业最终会由B2B转向B2C，打造企业品牌，平抑价格周期，产业整合大有可为。
图表54：
我国生猪产业演变中养殖企业的地位越来越强
3、中美龙头发展及对比
3.1、Smithfield发展历程及市值成长
史密斯菲尔德食品公司（SmithfieldFoods,Inc.）的前身是1936年在美国弗吉尼亚州成立的史密斯菲尔德包装公司（TheSmithfieldPackingCompany）。
1981年后史密斯菲尔德开始了一系列的收购，1987年以垂直整合猪肉加工业的领导者身份而闻名全美，1998年成为全美排名第一的猪肉生产商，同年公司走出美国开始在加拿大、法国和波兰进行收购，展开国际市场扩张步伐并成为全球最大的猪肉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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