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口问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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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问题
人口问题
1．人口学家预测，2010年我国人口总数将为13.39亿，2040年达到顶峰14.91亿后开始下降。
与此同时，65岁以上老年人口2010年为1.12亿、2040年达到3.12亿后仍将继续上升。
这一升一降将使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的严峻挑战。
人口老龄化是社会发展的趋势与潮流。
联合国认为，如果一个国家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或者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占人口总数的7%以上，那么这个国家就已经属于人口老龄化国家。
根据这个标准来看我国。
第五次人口普查表明，2000年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已达到8811万人，占人口总数的6.96%，我们已经接近老龄化国家；2005年底全国1%人口抽样显示，我国总人口数达到130756万人，其中65岁以上人口达到10055万人，占总人口数的7.7%。
从数据可以推断，我国已经真正成为人口老龄化国家，
今年6月29日，在清华大学中国发展规划研究中心成立仪式上，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朱之鑫在《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分析》中指出，人口问题依然是中国目前所面临的最大问题，中国已经进入了“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阶段，同时，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经占总人口的7.7%，“按照国际上的惯例，超过7%就算进入了老龄社会。
‘未富先老’成为中国人口战略转变过程中需要重点对待的大问题。
”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子慧面对“未富先老”的说法则唱出反调，“人口老龄化不是洪水猛兽，不必恐惧。
‘未富先老’的说法是欠妥的。
”他认为，人口老龄化对中国经济发展根本构不成问题，经济的发展不是靠劳动者数量，而是靠科技发展、劳动技能提高、产业结构的调整来推动的。
现在中国面临巨大的就业压力，而人口数量问题在人口年轻化阶段是不好控制的，而人口老龄化的到来，生育阶段人口的减少，从控制人口这个意义上说，人口老龄化是好事。
2．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生的独生子女，没有兄弟姐妹分享父母支出的关爱，同样，也没有兄弟姐妹来分担父母所需的照顾。
“42阵型（四位老人和一对夫妻）”家庭模式，对于“2”而言，将要应对很大的负担和挑战，在独享父母疼爱的幸福少儿时期之后，不得不面临独自承担父母养老的中青年时代。
而国外也同样在面临“养老大军”带来的新问题。
最近两年，英国各界为养老金改革计划争吵不休。
根据该计划，2050年之前，69岁才能退休享受国家养老金。
但随着英国人口结构不断老化和老人寿命不断延长，届时人数大幅缩水的打工族可能根本养不起人口迅速膨胀的“养老大军”。
2040年中国将完全进入老龄化社会。
而目前，我国所有老年用品生产企业所提供的产品尚不足1000亿元，供求相差甚远。
一项银发经济调查显示，在普通商店内，青年人服装占70%以上，中老年人服装不足10%。
老年产品的缺失也折射出政策扶持的缺失。
据了解，我国产业部门在制定规划中，很少有专门鼓励老年消费市场启动的优惠政策出台。
目前，各种养老福利、公益设施的现状也不容乐观，一些护工、老年人公寓、适合老年人的楼房、厕所等少之又少。
日本的银发经济能发展得红红火火，很大一部分因素便是得益于政府的助力。
日本政府推出新市政计划，将扩散型街区向集约型街区转换，方便了高龄居民购物；2000年，日本首次制定了“介（看）护保险法”，让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可以通过国家补助获得必要的看护服务，大大推动了日本看护产业的发展，日本全国老人每月花在看护业的费用从当年的4亿日元直线攀升到了2005年的148亿日元，而其中80%的费用都是用在轮椅租赁和特别看护用床方面。
“中国一定要未雨绸缪，把养老保障制度搞好。
而且光是养老保障是不够的，我们要发展养老经济。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感言：
“老年人不仅需要物质保障，还需要娱乐设施等方面的精神慰藉，政府应该给予优惠政策，发展老年产业，以后发展就来不及了。
”
3．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子慧教授解释说：
“中国的现状不仅仅只有年轻人赡养4位老人的困惑，还出现了年轻人啃老骨头的现象，即便有些年轻人不靠父母养活，也要父母来带孩子、做家务。
”
它出现的重要原因便是“就业压力”。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在今年6月29日首次发布的《2006亚洲太平洋地区人类发展报告》中向亚太地区发出警告：
年轻人与女性正经历着“无就业增长”！
“事实上，‘无就业增长’在东亚很多国家和地区都表现得非常严重，尤其是中国。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驻华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毕儒博直言不讳地指出了中国目前的就业困境。
据国家发改委预测，2006年新增劳动力将达到峰值，16岁以上人口增长达到高峰，劳动力资源增量有1700多万人，全年城镇需要安排就业总量约2500万人，而今年城镇可新增就业人员约1100万人，劳动力供大于求将达到1400万人。
广东社会科学院丁力道出了自己的忧虑，就业和需求目前不能完全匹配，知识型劳动力的失业比率在上升，现在每年的大学毕业生有200万人，不少大学生毕业即意味着失业。
“中国正进入一个重化工业时期，资本密度加大，技术更新加快，产业吸纳劳动力的能力是下降的。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丁元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自己的观点。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杨子慧指出：
“后备劳动力供给大于市场需求这种局面直到2040年才会缓和，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釜底抽薪的办法就是继续维持计划生育。
”
4．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本世纪20年代，由于计划生育的贯彻执行，人口总量增长得到有效控制，我国迈进低生育率阶段。
现在，我国人口结构中的出生人口减少、社会总抚养比下降、劳动年龄人口比重高，进入了“人口红利期”，而此时也正是经济增长的战略机遇期。
“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国家都是充分利用在人口红利期完成经济高速发展的。
”专家随即以日本为例向记者具体讲解了“人口红利期”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二战后，满目疮痍的日本兴起“婴儿热”，这些孩子便成为日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
另一方面，日本在这一时期开始狠抓国民素质，使得人力资本在量与质上都积累了优质的储备。
于是，战后一代成长为劳动力的1955年到1973年，也成了日本经济高速增长的20年，令它一跃成为世界经济强国。
这就是如何充分利用“人口”在经济上谋求“红利”的实例。
当时的日本还处在劳动密集型经济，所以人口的大力发展与经济发展可以保持和谐状态。
而中国人口红利期的经济发展和日本类似。
虽然1995年在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时，明确提出“经济增长方式要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
但总体来看，目前并没有取得根本转变。
有专家指出，中国的“人口红利期”很快走到尽头，届时人口问题不亚于“重磅炸弹”。
5．6月22日，中科院地理所和社会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了《中国宜居城市研究报告》北京篇，通过对城八区129个街道、社区的上万份问卷，得出居民对北京总体满意度刚刚及格—63.8分。
北京在打造宜居城市方面，面临着住房、交通、人口压力三大限制瓶颈。
人口膨胀一直都是困扰北京市的一大难题。
而按照打造“宜居城市”目标，北京提出5年内常住人口控制在1600万（去年北京市常住人口超过了1530万人，未来五年将增加166万人左右）。
到2020年，北京市总人口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年均增长率1.4%。
这对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资源环境承载能力都提出新的挑战。
6．我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出生性别比失衡最为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国家。
2005年我国出生性别比为118.88，与正常值104—107有严重的偏离。
江西、广东、海南、安徽、河南五省的出生性别比甚至超过130。
“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已经刻不容缓！
”7月5日在京举行的“治理出生性别比失衡与制度创新研讨会”上，与会的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学者发出呼吁。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出生性别比持续升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全国的出生性别比为108.5，1987年百分之一人口抽样调查为110.9，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为111.3，1995年百分之一抽样调查为115.6，到了2000年变为116.9。
第五次人口普查显示，到2000年11月1日，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出生性别比，除西藏和新疆等个别自治区外，都高出正常范围。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我国出生婴儿性别比是100∶116.9，有的省份高达100∶138。
目前，我国男性比女性多出3700万，其中，0岁—15岁的男性比女性多出1800万。
国家计生委的有关负责人介绍说，一些出生性别比失衡地区已经成为拐卖妇女儿童犯罪的重灾区。
在个别出生性别比不平衡的地方，已经出现了跨境非法婚姻、跨境强行拐卖和强迫卖淫等社会问题。
中央党校妇女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慧英认为，长期父权制下形成的重男轻女思想，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B超的普及和滥用，是导致我国出生性别比失衡的三大主要原因。
“目前我国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则更加滞后，养儿防老，这是一个客观自然的现象。
”河南社区教育中心主任梁军说，如果老了以后有保障，就可以有效地抑制人的生育意愿，特别是生育男孩子的意愿。
他们认为，表面上看，性别比失衡与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有关系，但没有必然的联系。
导致出生比失衡的最直接的原因是B超技术的普及和滥用。
目前，在许多地方，B超技术缺乏有效监管，助长了选择性生育行为。
为遏制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势头，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颁布了《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关于禁止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和选择性别的人工终止妊娠的规定》等法律法规，启动了“关爱女孩行动”，倡导男女平等，综合治理出生人口性别比偏高。
中央党校社会学副教授林梅认为，“招赘婚姻”在从男性单系继承制（姓氏、财产）和男性单系抚养制（家庭养老）等方面触动了父权制的根本，从而为解决出生性别比偏高的问题，从根本上促进男女两性平等，提供了一条有效的途径。
放开生育政策，能否根本解决出生性别比失衡问题？
人口计生委新闻发言人于学军１０日在中国政府网接受在线访谈时，对此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他说，计划生育和出生人口性别比有一定的关系，但它不是出生人口性别比升高的根本性的原因。
事实上，出生人口性别比比较高，它是一个经济问题、文化问题，也就是说，它实际是一个养老问题、性别偏好问题、男女之间平等的问题。
如果放开生育政策，或许会使出生人口性别比有所降低，但是如果我们不采取其他的方法，出生人口性别比也不会恢复到正常的生育水平。
7．上海已经冲到了现代化的前沿，而老龄化也先于现代化提前到来。
“目前上海的人口老龄化程度已经达到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
”上海市副市长周太彤坦言。
目前我国老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为7%左右，而上海这一数据是19.58%，这意味着，5个上海人中就有1个老人；而这一比重仍有上升趋势。
19.58%的老龄化数字，已经与世界人口老龄化的“先行者”——日本的22%“比肩”。
不过，近年来上海经济的迅速发展掩盖了人口老龄化问题；未富先老、养老体系尚未成熟等个人和社会原因，使上海这个经济发达城市遭遇新的挑战。
“儿时的弄堂消失了，刚刚搬进现代舒适的大房子，我们却成了老人。
”家住上海静安区王家沙花苑的张秋芬女士，在自家一楼门口草坪的座椅上，安闲的神色中浅掩着淡淡的感伤。
和张女士临近的黄浦区山北居委会周晓路女士，一双儿女在国外，前年老伴乘鹤仙去，属于典型的“空巢”老人。
自己已是71岁高龄的周女士，带着一批发髻班驳的老人，处理“辖区”事务，而安排照顾辖区内老人的日常生活是众多事务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有些趋势汹涌而来，在你还没看清楚之前，就已让你措手不及。
”阿尔文•托夫勒在《大未来》里的话绝不是危言耸听，如今的上海正背负一个无形但越来越重的包袱—人口老化。
驶入经济快车道的上海，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这座城市的建设者却在“一天天变老”：
20多年的老龄化积累，10年的人口负增长，使得上海老龄化速度正逐年飙升。
浦东开发区机场镇望三村70岁以上老年人中，加入农保的老年人从2005年7月起月养老金为每月190元，仍处在低保水平。
有8人得到了社会的救济及医疗帮困，还有22人因年老体弱、求医问药、人情世故等原因而入不敷出，有不同程度的生存困难，仅有10人得到了晚辈在经济上的帮助。
该镇一队纯农户乔林昌夫妻，年过80，居住在低矮破旧的平房，因长期患高血压、脑梗栓、糖尿病等慢性病，尤其是妻子摔伤后生活不能自理。
现在两老是“药罐子”，“拄拐棍”维持日常生活。
每月仅药费开支就300多元，而身边子女自身经济比较窘迫，使老人望而兴叹，仅去年透支就在4000元左右，经济十分困难。
这一情况尽管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帮助，但是，毕竟杯水车薪，难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上海市统计局对上海1000位65岁及以上老年人的生活状况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上海有超过40％的老年人处于“空巢状态”，1/6的老人因为生活难以自理或缺乏家人的照料而想住敬老院。
而养老院的收费价格高也制约了一批老年人的选择。
《中国经济周刊》调查了解，上海浦东新区社会福利院养老设施较优，每个床位月费用达1000-1500元，而机场镇第二敬老院每床月费用也在480-880元。
养老机构少、养老床位少、费用高，即“两少一高”使上海市农保（低保）的老人望而却步。
如在望三村，尽管“老年之家”的养老生活让很多当地老人向往，但因为个人收入与入住价格的差距，居家养老仍然是当地一些老人的首选。
1990年上海开办了首家职工公寓——浦东老年公寓。
2003年10月23日，李嘉诚捐资2810万元兴建的上海金山众仁老年护理院落成，这是李嘉诚在内地捐资兴建的第一所老人护理院，他还计划继续在内地投资建造类似的老人护理院。
4月19日，以教育产业起步的上海建桥集团，第一个老龄社区——亲和源已完成前期筹划，进入施工阶段，预计将于明年重阳节交付使用。
亲和源是建桥集团和康桥镇政府联合投资的项目，已得到政府、社会各个方面的全力支持。
有专家指出，解决老龄化的途径是多方面的，政府主导、民间资本乃至外资，都将是可以利用的方式。
上海经济的迅速发展掩盖了人口老龄化问题。
虽然在隐性到显化过程中，逐渐得到市政府的重视，但与面临的严峻前景相比，这些努力还远远不够。
目前上海有政府和社会办的养老机构及居家养老等模式，但存在着如下问题：
一是养老机构总量不足。
2004年，上海养老床位数量占老年人口的1.6%，比2003年增加0.1个百分点，而同期老年人口增长率为0.3%，养老床位增长滞后于人口增长；二是养老机构结构不平衡。
郊区养老机构由于交通和医疗不便，虽然收费低，但老年人入住率不高，市中心不少养老机构条件并不好，但受到周边老人的欢迎；三是居家养老质量无保障。
居家养老服务中，服务人员较少，素质不高，队伍不稳定；许多服务项目不健全，在为老人提供用餐、护理、就医等服务方面与老年人要求差距较大。
有专家分析，发达国家是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条件下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先富后老或富老同步，而上海离现代化还有一段路程，经济尚不发达的情况下提前进入老龄社会的，属于“未富先老”。
8．发达国家进入老龄社会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一般都在五千到一万美元以上，而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才刚刚超过一千美元，仍属于中等偏低收入国家行列，应对人口老龄化的经济实力还比较薄弱。
还有更严峻的事实，中国农村老龄问题的压力更大。
截至2005年底，农村老年人口为8557万人，占老年人口总数的65.82%。
同时，农村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建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农村新型合作医疗制度目前还处在试点阶段，农民的养老、医疗都缺乏必要的社会保障。
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农村的养老、医疗等方面的压力相对城镇将更加突出，西部和贫困地区尤为严峻。
日本社会的今天，应该给中国经济发展的明天敲响警钟：
老龄化带来的问题并非在进入老龄化社会之后才会产生。
当日本还处于老龄化“潜伏期”的时候，就已遇到了相当棘手的经济难题。
为从根本上缓解老龄化问题给社会经济带来的压力，应对社会老龄化“宜早不宜晚”。
申论要求
概括该资料所反映的主要问题，不超过300字。
以150字左右的篇幅分析资料6问题产生的原因。
假如你是上海市有关部门的公务员，请针对资料7-8所反映的上海市老龄人口的状况及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篇幅不超过350字。
自拟标题、自选角度，就给定资料或答卷中涉及的问题进行阐述。
字数不超过1000字。
上海老年人群的主要特点是：
老年人口基数大；老龄化程度高且发展速度快；“未富先老”，老年人尤其是退休早、高龄老人社会保障水平相对较低；日常需照顾、护理的老人多；老人文化精神生活需求日益增长；无子女或与子女分开居住的“纯老人”数量不断增加。
目前上海有政府和社会办的养老机构及居家养老等模式，但存在着如下问题：
一是养老机构总量不足。
二是养老机构结构不平衡。
三是居家养老质量无保障。
解决方案：
一是将养老保障事业纳入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建立“以家庭服务保障为基础，社区照顾为依托，机构供养为补充”的养老保障模式，并以此作为地方政府业绩的考核内容；
二是完善政府对养老福利事业的财政投入机制。
三是鼓励发展社会养老产业。
四是加强养老设施建设的执法力度。
五是适当考虑逐步延长法定退休年龄。
当前，根据我国资源紧缺的基本国情，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必须选择一条与发达国家不同的资源组合方式，即非传统的现代化道路。
其关键在于促进资源的节约，杜绝资源的浪费，降低资源的消耗，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生产率和单位资源的人口承载力，以缓解资源的供需矛盾。
为此，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
提倡绿色生产方式和文明消费，倡导低投入、高产出、少排污、可循环的生产模式，大力开展再生资源回收利用。
通过各种形式，广泛宣传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鼓励和引导公众积极参与可持续发展。
第二、加强宏观指导和规划，建立节约型国民经济体系。
要选择和形成有利于节约资源的生产模式和消费模式。
把加快建设节约型社会作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总体规划和各类专项规划的重要内容。
第三、依靠科技进步和创新，构建资源节约的技术支撑体系。
加大对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关键技术的攻关力度。
推广应用节约资源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和新材料。
大力支持资源节约和发展循环经济的重大项目建设。
第四、着力深化改革，建立节约资源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
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和经济杠杆的作用，注重运用价格、财税、金融手段和产业政策、投资政策、消费政策、外贸政策，促进资源的节约和有效利用。
第五、强化监督管理，坚决制止一切浪费资源的行为。
建立资源节约的统计制度和信息发布制度，促进各行各业改进工作，堵塞浪费资源的漏洞。
第六、加强法制建设，完善资源节约的法律法规体系。
制定更加严格的节能、节材、节水、节地等各项国家标准，建立高耗能、高耗材、高耗水的落后工艺、技术和设备强制淘汰制度。
加大资源保护和节约的执法力度。
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需要整个社会共同的持续的努力。
让我们从自我做起，从身边做起，为构建节约型社会贡献一份力量!
最后，祝愿各位考生公考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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