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对国际分工影响路径与传导机制研究.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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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对国际分工影响路径与传导机制研究

——基于复杂系统观视角（上）

2010-6-9

　　摘要：

美国资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作为一种强扰动因素影响着国际分工的变化形态，而且将随着扩散作用深入到国际分工体系发展进程。

该文在对当代国际分工趋势和格局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了国际分工的关键影响因素，从复杂系统观的视角出发，建立了金融危机对国际分工的影响路径模型，并进一步从宏观的经济长波与周期波动、微观的跨国公司运营模式入手，分析了金融危机对国际分工的传导机制，揭示出金融危机对全球分工未来发展影响的深层动因。

　　关键词：

金融危机，国际分工，复杂系统

　　知识经济和信息化时代的来临，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伴随着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等方面所呈现出的一些新气象，为新一轮国际分工提供了新的时代背景。

而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的爆发及其向实体经济领域的扩散，不仅使得正在进行的新一轮国际分工出现了新的特征和变化，而且随着金融危机的扩散效应和纵深波及，将深刻影响国际分工未来的发展与演化趋势。

　　一、当代国际分工发展的时代背景与金融危机爆发前的趋势和格局

　　1.当代国际分工发展的时代背景。

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至这次金融危机爆发之初，世界经济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趋势和特征，表现在：

（1）经济全球化进程加速。

随着国际贸易壁垒的不断削弱，国际商品贸易高速增长，服务贸易异军突起；国际投资日趋活跃，金融国际化加速发展，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的联系日益紧密；区域性贸易、投资自由化安排不断涌现，区域经济合作成为民族国家应对经济全球化的一项重要选择（李向阳，2002）。

跨国公司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主体和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载体；全球价值链和外包体系逐渐形成。

国际分工无论从规模还是模式上都出现了重要变化，从而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2）信息化与知识经济的蓬勃发展。

信息化是现代社会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传统模式向网络化生存模式的重大转变，这一转变为社会各个主体共同分享技术进步和信息资源、减少交易成本和费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生活质量提供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发展空间。

知识经济伴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以及世界各国的开放浪潮的兴起，更是加速了世界各国对产业结构调整的步伐，为国际分工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条件。

　　2.新一轮国际分工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

纵观历史，国际分工的每一次重大变化，背后都是由重大技术和产业革命所推动，而每一轮国际分工的发展必将带来全球生产力的重大飞跃和新兴产业的大力发展，由此而产生新的国际分工体系，为后发国家带来新的竞争优势。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至金融危机爆发之初，国际分工逐步呈现出结构网络化、形式多样化、主体多元化、基础科技化和机制协议化的特征（袁奇，2006）。

以国家主导的产业分工向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产品内分工转变，跨国公司的国际间产业转移呈现出混合分工、产业链或价值链梯度转移的新特点；而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往往与产品内分工各成体系，在不同国家内同时存在，并表现出多层次化的格局。

金融危机爆发前国际分工的发展与变化趋势如表1所示。

　　3.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国际分工格局。

与上世纪80年代相比，当代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以及发达国家之间的分工格局正经历着深刻的变革，主要体现在：

（1）主要发达国家之间的国际分工由汽车经济时代的水平国际分工逐渐转变成为信息经济时代的垂直国际分工。

（2）北美、西欧和东亚地区内部的国际分工日益呈现出扁平化的发展态势。

（3）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差距变化在继续拉大，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

这些变化对原有的国际分工格局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传统的“雁行模式”、“金字塔模式”已经难以全面概括和解释国际分工格局及其变化，在传统国际分工理论基础上，一些学者对这些变化进行了研究，如基于Hoeschele（2002）对一国跨国公司收入的国际实力和该国FDI流出及存量的国际份额的研究，张苏（2008）将新一轮的国际分工格局分为主导区域、活跃区域和从事传统分工区域三个层次。

而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扩散效应，势必对正在变化的国际分工格局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

　　二、复杂系统观的研究视角

　　1.复杂适应系统（CAS）理论与国际分工体系结构。

1994年，霍兰（Holland）教授在多年复杂系统研究的基础上，以“适应性造就复杂性”为基本观点，提出了关于复杂适应系统（ComplexityAdaptiveSystem，CAS）比较完整的理论，之后经过学者的不断充实，成为人们研究复杂系统的主要手段，已经在众多学科中的复杂系统研究中得到应用，如经济、生态、认知、管理等科学研究，并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

CAS理论认为系统演化的动力本质来源于系统内部，由微观主体的相互作用生成宏观的复杂性现象，其研究深度不仅限于对客观事物的描述，更着重于揭示客观事物构成的原因及其演化的历程（Holland，1995；成思危，1999）。

国际分工体系本身是一个复杂的体系，具有复杂适应系统的诸多特征，如层次性、开放性、聚集性、自组织、自适应、协同演化等，是一个多主体的复杂适应系统。

借助CAS理论和方法，能够深刻揭示国际分工体系形成及其演化的历程。

　　2.复杂感知反应系统（SARs）理论与国际分工体系演化。

复杂感知反应系统（SensitiveandReactiveSystem，SARs）是一类具有感知反应现象和行为的特殊复杂系统，其边界具有多变、易变的特点。

当环境条件和系统结构条件达到某种组合时，系统的边界有可能发生扩张或收缩，从而形成一个具有不同规模、不同特性的新系统。

SAR系统理论以系统演化作为研究的中心任务之一，认为开放系统的复杂性是由系统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产生的，而这种相互作用关系最集中体现在系统边界上，因此必须把系统、环境以及边界三者一起放到一个更广泛的全系统中进行处理；在全系统中由于本体系统与环境系统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因而本体系统的边界就成了一个具有丰富层次的“色谱边界”，“色谱边界”的层次性由有关要素的感知反应强度决定，感知反应临界带不同宽度的分布及其组合确定了系统的演化方向和演化道路（严广乐、王浣尘，2000）。

　　国际分工体系的形成与演化的过程具有其自身的特点，借用Stacey等人（2000）的观点，国际分工体系和其他经济体系及环境构成共同演化的大系统，在金融危机影响下，由于之间的高度结构关联使得国际分工体系与环境的关系不能仅简单描述为系统与环境的二元关系，而是由国际分工本体系统、感知反应边界（金融危机作用带）、全球环境所组成的三元系统。

　　3.认知理论与国际分工体系主体的行为。

国际分工体现了各参与主体（国家、地区、企业等不同层面）的利益博弈过程，国际分工体系由参与主体的行为相互作用决定。

因此在研究中通过引入认知发生论和社会认知理论观点，将国际分工体系看作是由很多具有不同信念和期望的主体组成，用一种基于认知的观点来描述国际分工体系微观动力结构，如各种信念、期望，以及基于这些信念和期望的决策、创新战略规划和行动等。

充分考虑参与全球分工的各主体（尤其是跨国公司）与外部环境、产业结构、策略性认知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互作用，深入探索金融危机后参与全球分工各主体行为的动力结构变化、行为规则及倾向，从源头探寻全球分工变化的微观动力学基础。

　　三、金融危机对国际分工影响的关键路径

　　1.影响国际分工的各类因素。

从国际分工的决定因素角度看，以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贸易理论和以埃利·赫克歇尔、伯蒂尔·俄林为代表的新古典贸易理论，根据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差异解释了产业间国际分工；以克鲁格曼等人为代表的新贸易理论，在垄断竞争和规模经济基础上解释了产业内国际分工和贸易。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以跨国公司为主导的产品内国际分工和贸易规模日益增加，对产品内国际分工的研究大量出现，主要集中在以下6个方面：

（1）产业产品属性与国际分工；

（2）要素密集度与国际分工；（3）比较优势、规模经济与国际分工；（4）交易成本、效率与国际分工；（5）社会环境与国际分工；（6）战略、政策与国际分工。

总体来看，市场需求、要素资源禀赋、技术创新、交易成本以及产业和产品的技术经济特性（如规模经济等）都是影响国际分工模式的重要因素。

具体来说，不同的市场规模、消费者偏好、各国的资源禀赋差异、全球分工参与主体的资源能力，包括生产环境和社会环境在内形成的交易成本等等，都可能在特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内成为主导特定国际分工模式的核心要素（庞瑞芝，2009）。

　　2.金融危机作用带（感知反应边界带）。

根据复杂感知反应系统理论的观点，在金融危机作用下，国际分工体系与环境存在着物流、信息流和感知反应流的输入输出关系，分别对应着物质结构、信息结构与感知反应结构。

国际分工体系与感知反应边界带（金融危机作用带）及环境构成一个全系统。

感知反应边界一方面反映了国际分工在金融危机后的模式变化，体现在资源禀赋与能力、技术、需求、制度、政策等多元化要素的共同作用过程；同时感知反应边界带也孕育着系统创新，降低系统创新过程中的“摩擦成本”，促使国际分工体系的调整和进一步演化发展。

作者：

丁明磊刘秉镰来源：

《现代经济探讨》2010年第5期

责任编辑：

夏鼎

金融危机对国际分工影响路径与传导机制研究

——基于复杂系统观视角（下）

2010-6-9

　　当代国际分工从一定意义上说是“要素分工”。

一国要素结构和制度安排是取得分工利益的关键因素。

金融危机对国际分工的影响：

一方面表现为当代国际分工运行的一种外部扰动力量，引起一国要素结构和制度安排上的动荡和变化；另一方面，随着金融危机在全球经济领域的渗透和扩散，其影响将透过经济周期和国际经济体系的不同层面，通过不同主体和要素的互动和变化，逐渐融合到国际分工长期的发展和深化过程，成为左右国际分工演化趋势的一种内生力量。

　　3.金融危机影响国际分工的路径。

金融危机后，国际分工体系在环境作用下将通过感知反应边界带不断进行系统结构的调整和演化。

根据协同学支配原理，作为一种自组织系统，国际分工体系在金融危机及其扩散作用下，系统内部各部件由于阻尼性质的不同对危机和环境变化的响应存在着差异，从而区分出快变量和慢变量这两类不同的变化模式，其中快变量持续时间短，不会左右系统的演化进程，而慢变量却支配着系统的有序结构的形成和演化（哈肯，1989）。

　　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国际分工体系形成与发展的根本在于社会需求，而金融危机对社会需求最根本的影响在于社会价值观和消费观的变化，从而导致未来社会总需求在数量和形式上发生变化。

因此，社会价值观和消费观的变化可以看作是影响国际分工未来演化的核心要素。

金融危机对一国要素结构及相关制度安排的影响可以看作是导致国际分工变化的“快变量”；而经济周期（包括经济长波及经济周期波动）和运营模式（主要指跨国公司）的变化则是主导国际分工未来演化的“慢变量”。

随着金融危机作用带（感知反应边界带）的发展，同时孕育着新的技术创新与产业革命的发生。

　　基于以上研究思路，本文以社会价值观和消费观为中心，聚焦国际分工的感知反应边界的要素及其结构，建立起系统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从而揭示金融危机对国际分工的影响路径和层级，包括经济周期、要素结构、生产模式、制度安排、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等关键因素。

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对金融危机的影响机理进行研究。

　　四、金融危机对国际分工影响的传导机制

　　1.宏观——经济长波与经济周期波动。

从影响整个世界发展的经济规律来看，经济长波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驱动力。

由苏联经济学家尼古拉·康德拉季耶夫在上世纪20年代提出的长波假设，于1975-1980年代初被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MIT）为代表的系统动力学派的研究所证实。

长波理论认为存在着与古典经济周期不同的长达50年左右的长期经济波动，包括20多年经济迅速增长的长波上升阶段和20多年经济相对停滞的长波下降阶段。

对长波内在机制的不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