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清代前期农民的家庭手工业.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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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清代前期农民的家庭手工业
清代前期农民的家庭手工业
"内容提要：
本文探讨了清代手工业发展中，农民家庭手工业从副业向主业发展的趋势，及其经济意义。
关键词：
农民家庭手工业习俗经济专业化半专业化
清代前期，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得到了长足发展，其中农民家庭手工业从副业向主业发展的趋势颇值得注意。
本文拟对此作点粗略探讨。
中国国土辽阔，气候与土壤的多样性，决定了手工业原料资源的多样性。
各地农民就地取材，形成了门类众多、品种繁杂的家庭手工业。
明代中叶以来，经济作物种植广泛发展，到清代更出现了产区集中和布局优化的趋势，以农产品为原料的手工业日益向农村扩散，向农民家庭手工业扩散。
农民家庭手工业不但在重点地区，就是一般地区，都保持着手工业生产的主体地位。
手工业具有高于农业收入的附加值。
如果又具有原料作物产区的区位优势，就地取材，就可以节省经过市场环节的各种中间费用，降低成本。
如果以自己农田生产的原料进行加工，更可以免除购买原料的费用，将种植经济作物的收益归自己所得，这些都会提高农民手工业生产的收入，为手工业收入超过农业收入提供基础。
所以农民家庭手工业从副业向主业发展的趋势，在经济作物重点产区表现尤为显著。
下面作些具体考察。
[棉纺织业]清代棉布都是由农民生产，江南地区为历史最久、产量最大的棉布产区。
棉纺织的收益，决定于棉、布、米的市场比价，银钱比价亦有影响。
历史文献所提供的上述各种商品的价格，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难以一致，市场零售价和商人收购价亦难判定。
同时影响市场物价的因素甚多，导致物价经常变动不居。
以计量方法计算农民织布收益往往难以准确，甚至越具体越可能失真。
故拟以当时人的论述来考察农民的织布收益。
康熙间，陆士仪说：
“青浦之俗，工织布，棉三斤织布一匹，利率三倍。
”①棉纺织生产工具简陋，“生产者所用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格”②。
农民织布一匹，用棉三斤，可获得九斤棉花的劳动报酬，具有颇高的附加值。
乾隆间，米价渐涨，民间改用米衡量棉纺织收益。
嘉庆间人说：
“向以花三斤成布一匹，可见米一斗花三斤，故有斗米花三斤之语”③。
这是说乾隆间织一匹布的劳动报酬是为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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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陆桴亭文集》卷6。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0页。
③道光、咸丰《紫堤村志》卷2。
斗。
乾隆间，特别是乾隆中叶，当时人有“今年布价新增贵”、“年来布价高如帛”①之语，可见这种劳动报酬也是不低的。
这都说明康熙、乾隆间，米、棉、布价大体均衡，农民纺棉织布可获得较高而又大体稳定的收益。
但到道光年间，布价下跌，农民收入受到影响。
当地有些农民除种粮食之外，还种棉花，如说“下农种木棉三五亩”，或夫妇“人踖二亩”②。
从明代开始，有些农民就是“植花以始之，成布以终之，然后贸易钱米，以资食用”③。
如果农民用自种棉花纺纱织布，其收益还会更多一些。
农民的生产目的是养家糊口，当时人还以养活人口多少来量化纺棉织布的收益。
康熙、乾隆间人说，江南农家妇女“自幼习劳”、“女子七八岁以上，即能纺絮；十二三岁即能织布。
一日之经营，足以供一日之用度而有余”④。
这是说农家幼女从事纺织，其收入可养活自己，并有剩余。
如家有健妇，“计其所得，一人一日之功，其能者可食三人，次亦可食二人”⑤。
在一些劳动力较多的农户，简单协作亦足提高生产率，“一手所制，足活三口；三手并作，则八口无虞”；或说，“一手所制，若布、若带、若巾帨，易粟足活三口；三手事事，则八口无虞”；“贫民业在纺织者，竭一日之力，赡八口而无虞”⑥。
江南地区人民生产水平较高，从养活人口数来看，棉纺织的收益也颇为可观。
至于棉纺织是否已经成为许多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即与农业相比较，是否已经成为主业，可以从农民耕地规模的减少得到说明。
松江府是江南植棉和织布最发达的地区。
从明到清，其所属各县的方志一直有“田所获，输赋偿租外，未卒岁，室已罄，其衣食全恃此”之类的记载。
南汇县、川沙厅的方志中，并有“俗有六十日财主之称”的说法，这是说，农民收获的粮食，交纳租赋之外，只够吃两个月。
有的说得更加明白，“即竭终岁之耕，不足供二三月”⑦。
邻近的苏州府无锡县也是，“乡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其余月是“抱布贸米以食”⑧。
其他植棉和纺织发达的地方均有类似情况，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山东齐东县，有些农民“专务纺绩，一切公赋及终费经费多取办于布棉”⑨。
河北枣强县，“男勤于织，女勤于纺，通功易事，赖以生活，小民生计，十居八九”⑩。
湖北应城县是，有些农民，“多恃女工织維，资给八口”⑾。
河南孟县，“地窄人稠，按口计地，每人不足一亩。
通邑男女唯赖纺织营生糊口”⑿。
有些农民更因此而致饶裕，道光间，山西有人说，“每见省南寿阳、榆次、太谷、祁县等邑，机声轧轧，杼轴相闻，……是以室家饶裕”⒀。
这可从咸丰间农书《马首农言》中得到说明，寿阳县有些农家，“健妇一岁得布五十匹，一布余钱可得百五十，计五十匹得七千五百余钱，得五十二三丈余布”。
这是说，五十匹布，可获利七千五百余钱，合布五十二三丈。
咸丰四年，寿阳县谷（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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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乾隆《乌青镇志》卷11，光绪《月浦志》卷1。
②张春华：
《沪城岁事衢歌》，钦善：
《松问》。
③乾隆《嘉定县志》卷3。
④尹会一文，《清经世文编》卷36。
⑤庄有恭奏，《宫中档乾隆朝奏折》第5辑。
⑥顺治《海门县志》卷1，乾隆《直隶通州志》卷1，康熙《紫堤村小志》卷前。
⑦嘉庆《石冈广福合志》卷1。
⑧《锡金识小录》卷1。
⑨康熙《齐东县志》卷1。
⑩康熙《枣强县志》卷1。
⑾光绪《应城县志》卷之1。
⑿乾隆《盂县志》卷4上。
⒀道光《大同县志》卷尾。
粟）每斗三百钱，按此折算，织布盈利可易粟二十五斗多。
北方农家口粮一般是“大口小口，一月一斗”。
二十五斗多粟，即为四口之家六个多月的口粮。
又如江西南昌县，邻近九江棉产区，“乡村无不纺纱织布之家，勤者男女更代而织，鸡鸣始止。
旬日可得布十匹，赢利足两贯余。
耕之所获，不逮于织。
耕以足食，织以致余，农家未有不勤织而富者”①。
这些都说明，棉纺织已成为当地许多农民的主业。
[丝织业]明清时期，江南为全国蚕桑与丝织最重要的生产中心。
丝织业大量集中于江宁、苏州、杭州等城市和盛泽、黄溪、濮院、王江泾、王店、双林等市镇之中。
但在这些城镇附近还存在着大量农民丝织家庭手工业，通常叫做“乡机”。
农民从事丝织，大概始于明代中叶以后，“成弘以后，土人亦有精其业者，相沿成俗，于是震泽、黄溪数十里之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②。
明成化间，双林镇“沿双溪左右延袤数十里，俗皆织绢”。
③至清继续发展，苏州近郊唯亭、蠡口、香山、光福等处，“机工分散，附郭四乡者为多，竟有距城五六十里不等”④。
盛泽镇在乾隆三十五年至四十五年间，“周围农村有织机八千多台”。
⑤濮院镇是“机户自镇及乡，北至陡门，东至泰石桥，南至清泰桥，西至永新港，皆务于织”⑥。
王江泾镇是，“近镇村坊，都种桑养蚕织绸为业”⑦。
所以光绪《嘉兴府志》说，“乡村多业纺织，绸市向萃镇上”。
这些农民一般家有织机一台，劳动力多的可达二三台。
织绸前一系列工作，从络丝、摇纬、牵经等，都由家内劳动力完成。
“贫者皆自织，而令其童稚挽花，女工不治纺绩，日夕治丝。
故儿女自十岁以外，皆早暮拮据，以糊其口”⑧。
有些农民更是“丝不于市，线不于市，色不于市。
织不于市”⑨，从植桑养蚕缫丝到漂染织绸，连续生产。
农民织绸，《潜书·惰贫》说，“一妇之手，岁可断百匹”。
《沈氏农书》说，“酌其常规，妇人二名，每年织绢一百二十匹”。
后者因是奴婢，有较多生产劳动或家务劳动，故所织较农家妇女为少。
织绢绸经济效益如何?
据《沈氏农书》计算，如妇女二人每年织绢一百二十匹，其投入产出为：
“每绢一两，平价一钱，计得银一百二十两。
除应用经丝七百两，该价五十两；纬丝五百两，该价二十七两。
籰丝线、家伙、线腊五两；妇人口食十两，共九十两数，实有三十两息，若自己蚕丝，利尚有浮。
”因妇女为奴婢，故成本只计饭食，不计工钱。
范金民教授指出，沈氏所述丝价过高，降低了织绢收益，须另作计算。
"
据文献记载，明嘉靖中，每两绸价为银8．5分，每两丝价为2．5分。
康熙中，每两绸价为银10分，每两丝价为3．5分。
乾隆间，每两绸价为银13．33分，每两丝价为7分⑩。
如以一个妇女年织绢百匹计算，因属家内劳动力，不计饭食，亦不计工钱。
籰丝线、家伙、线蜡等费用，按沈氏五两之数计算，其结果如下：
嘉靖中，总收人为85两，成本为30两，附加值为55两，收益率为180％。
康熙中，总收入为100两，成本为40两，附加值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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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光绪《南昌县志》卷56引同治府志。
②乾隆《吴江县志》卷38。
③民国《双林镇志》卷12。
④苏州档案馆藏资料《云锦公所各要总目补记》。
⑥沈廷瑞：
《东畲杂记》。
⑦天然痴叟：
《石点头》卷4。
⑧乾隆《吴江县志》卷38。
⑨唐甄：
《潜书·惰贫》。
⑩范金民：
《江南丝绸史研究》，第235页。
两，收益率为150％。
乾隆间，总收入为133．3两，成本为75两，附加值为58．3两，收益率为77％。
从嘉靖到乾隆，丝价上涨将近两倍，而绸价上涨不到一倍，农民织绢绸收入逐渐降低，但77％的收益率仍然是可观的。
因丝织收入较高，有些家内劳动力多，而又技艺精敏的农户，其织绢绸的收入就会高于农业收入，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因此有些农户已开始不重视农业。
如双林镇，“近镇数村以织绢为业，男子或从事打线，且必时常出市买丝卖绢，田功半荒，而衣帛食鲜，茶馆食肆中醉酒呼号者亦复不少矣①”。
濮院镇有些织绸的农民还雇人种田。
“近镇人家多业机杼，间有田业者，田事皆雇西头人为之。
西头谓石、桐邑界，其地人多而田少，往往佃于他处，每于春初挈眷而来，年终挈眷而去，名曰种跨脚田”②。
这类农户应可说丝织已经成为主业。
[编织业]编织业原料多种多样，如竹、箕柳、芦苇、麦秸、稻草、席草、藤等等。
地无分南北，原料所在多有：
人无分男女老少，均可从事编织。
编织业实为除棉纺织之外，发展最为普遍的农民家庭手工业。
编织品物小利微，然品种繁多，用途广泛，需求量大，对农民生计大有裨益。
有些农民自己种植原料，家中劳动力又多，其编织收入就会超过农业，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举数例如下：
例一，乾隆间，“顺天、河间、天津、保定等处淀地居民，近在水乡，似无所利。
然可种芦苇、藕菱、稗蒲之属。
数者之中，苇利最大。
今大城、文安、安州、静海等十余州县。
织苇之利，通行数省。
男人日可获七八分之值，女人可获四五分之值。
而河工所用之苇扫之类，亦甚多，利与旱地侔”③。
如以男人日收入七分计，一月可得银二两一钱，按当时货币购买力，粮价平稳时，约可买小麦两石，收入不菲。
从“利与旱地侔”看，编织收入已至少与农业收入相等。
例二，河北永清县，乾隆间，“东乡滨河东韩村、陈各庄一带，土地硗瘠，多沙碱，不宜五谷。
居民率种柳树，柳之大者伐薪为炭，细者折其柔枝，编缉柳器”。
“老幼男妇穷日所为，八口乃可给也”。
“横上居民专以织柳为升斗量器，器良易售。
云是有巧术，乡党相约，不得授法女子。
恐女子嫁别村，转授夫婿，争其业也”④。
编织柳器收入可与江南农民纺织棉布“三手所事，资给八口”的收益相等。
例三，康熙间，山西蒲县，“县东北乡出箕柳，秋可任为簸箕，佳者一二亩岁收万钱，民颇利之”⑤。
这是说，农民种植箕柳编制箕具，种一二亩一年可收入万钱。
按当时粮价，万钱可购粟二三十石，四五口之家，足可糊口。
其他地区亦有类似情况。
浙江鄞县，自元代以来，“甬东里多席草，民以织席为业，计其所赢，优于农产”⑥。
山西赵城县，洼地多产芦苇，芦笋可食，苇秸可编箔，“南乡洼地产芦苇，岁取值，可代耕”⑦。
河北南乐县，“乐民能缉麦秸为笠，每笠可卖三四十文，贫者恒藉此以为食”⑧。
[酿酒业]中国多造粮食酒，其工艺、设备和生产过程均比较简单，“事习而工省，无论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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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同治《双林记增纂》卷8。
②沈廷瑞：
《东畲杂记》。
③黄可润文，《牧令书》卷9。
④乾隆《永清县志》户书第二。
⑤康熙《蒲县志·物产志》。
⑥光绪《鄞县志·物产志》。
⑦道光《赵城县志·坊里志》。
⑧光绪《南乐县志》卷8。
多寡，皆可随分收息”①。
因此有许多民酿酒。
北方各省盛产高粱。
高粱不宜于食，而宜于酿酒。
河北农民是，“闾阎藉以易钱易粟，故烧锅独宣府为多”②。
河南是“资其利以济日用之需，相沿既久，习以为常”③。
陕西、湖北产苞谷之处，农民亦用以造酒，陕西定远厅竟“家家皆有酿具，苞谷成熟，竟糜于酒”④。
高粱酿酒有较高经济收益。
山西平遥县，“晋地黑坏，多宜植秫，粗而粝，不可以食。
於是民间不得不以岁收所入，烧造为酒，变易银钱。
或远至直属，西至秦中，四外发贩，稍得润余，上完钱粮，下资日用”。
“斗秫甚贱，造成烧酒，除去费用，斗秫可易斗粟，故历溯从前以种秫之晋民，而不忧困乏，以无闭之籴者，故有无得以相通耳”⑤。
该县秫粟比价，民谚有云：
“二三斤稻黍换斤米，不贴不找不缺理”（当地民间称高粱为稻黍，称粟为米）⑥。
据称此系历史习惯，相沿已久。
可见以秫造酒有一二倍的附加值，收益颇为优厚。
南方各省多用糯米、粳米等造酒。
江南地区经济发达，酒消费量大，农民造酒者颇多。
乾隆间，苏州“新郭、横塘、李墅诸村比户造酿烧糟为业”⑦。
其附近之木渎镇，乾隆初，“造酒者已二千余家，附近村市，更不可以数计，止以米麦烧酒获利甚厚，是以小民趋之若鹜”⑧。
如横金乡“西南业此者民十之四五”⑨。
道光间有“横一万之谣，言日出烧酒一万斤也”⑩。
农民造酒达到一定数量，其收入即可成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
康熙间，绍兴人沈载华，原系自耕农，每年酿酒数千斤供应附近村庄，渐至殷实，后积累资本为商人，在河南开封设店专门贩卖绍酒、火腿、茶叶等南货⑿。
横金镇有些农民还因此而荒废农事。
“乡民造酒为业者，恒以已田雇人代耕，是以田事鲁莽，收获无多”⒀。
历史文献中对农民的某些家庭手工业常有“以此为业”、“赖以资生”之类的记述。
这是说，这些家庭手工业在这些农民家庭中已占有重要地位，与农业相比较，如果不是已成为主业，就是已具有并重的地位。
[制茶业]清代种茶制茶的主要是山区半山区的农民。
他们集种茶、采摘、粗制于一身，茶已成为他们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在一些重要产茶区，如安徽六安州，“民惟赖茶以生”⒁。
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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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兆崙文，《清经世文编》卷51。
②赵弘燮奏，《宫中档康熙朝奏折》第7辑。
③尹会一文，《清经世文编》卷51。
④卢坤：
《秦疆治略》。
⑤康熙间县令王绶文，光绪《平遥县志》卷12。
⑥此资料平遥县财政局王夷典先生提供。
⑦乾隆《吴县志》卷24。
⑧杨超曾奏，《档案》1987年第1期。
⑨民国《吴县志》卷51。
⑩金文榜文，《皇朝经世文续编》卷55。
⑿沈安卿：
《开封宝泰号酱果店250年史》。
⒀前引金文榜文。
⒁乾隆《六安直隶州志》卷33。
湖县的农民是，“树茶所入，不减稼穑”①。
浙江杭州府是，“民之仰食于茶者十之七”②。
安吉州是，“茶虽工繁利薄，然业此者每藉为恒产”③。
於潜县是，“乡人大半赖以资生”④。
福建南平县的“新兴、梅西、峡阳、梅南之地多产茶，民以茶为业”⑤。
云南普洱府是，“小民生生之计，惟有此茶”⑥。
其他重要产茶区的许多农民，均大抵如此。
"
[造纸业]制造高级纸需要一定分工协作，农家难以生产。
而一些低级纸如火纸（冥纸）、草纸等，有二三人协力，乃至一人单干，均可成事。
这类纸张民间销路甚广。
在一些原料丰富，特别是南方盛产竹的地方，农民造纸的甚多。
浙江富阳县，“邑人率造纸为业，老幼勤作，昼夜不休”⑦。
昌化县的“秀下、陈村、商解、田阡等村，以造纸为业”⑧。
江西泸溪县，“地多竹，近山之家造纸为业”⑨。
有些农民靠造纸臻于小康，浙江山阴县，“天乐乡出纸尤盛，民间或赖以致饶”⑩。
嵊县是造纸“颇为利市”，“民家或赖以致饶”⑾。
[制糖业]广东、福建、广西、四川、台湾产蔗，农民制糖的亦多。
榨糖需要较多劳动力，广东罗定州，“榨时上农一人一寮，中农五之，下农八之十之”⑿。
这是说上农雇工生产，中农、下农主要靠劳动者生产合作。
但也有农民个体制糖。
四川渠县，乾隆间，陈太元佃邹会山田种植甘蔗，“每年地租银三两一钱”。
由其子陈庚秀在家熬糖，并雇曾作元砍运甘蔗，“每月工价银八钱”⒀。
这种雇工属临时雇用，并属辅助劳动，并不改变其农民家庭手工业的性质。
从租地种蔗和地租银、工价银等数量综合衡量，制糖收入在其家庭收入中应占有重要地位。
农民种蔗制糖，大多是粗加工后将半成品卖与从事制糖的“糖房”。
但也有加工成成品出卖的。
福建兴化县，农家十月蔗熟，“入确捣烂”，熬成红糖。
明年正月，把红糖加工成白糖，封存过夏。
九月，“各处客商皆来贩卖”⒁。
这类农民的制糖，生产周期长，投资较多，应可说是以种蔗制糖为业。
清代后期，福建闽侯县下陈境、蔗州等地，就有“李姓二百余户，以种蔗制糖为业”⒂。
[砖瓦业]江南民居多“瓦屋砖墙”，砖瓦业甚为发达。
无锡县、金匱县，长洲县的陆墓、徐庄诸镇，嘉善县的张泾窑、千家窑诸镇，都是砖瓦集中产地。
做砖瓦坯技术简单，故“抟土之工”，多是“农民于农隙时为之”。
上半年一般从三月做到五月，下半年一般从七月做到九月。
在这些地方，做砖瓦坯成为农民重要副业。
农民做砖坯的收入，据后来调查，在旧中国，农民“一个上等劳动力在农闲时做砖坯，可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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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顺治《太湖县志·风俗志》。
②乾隆《杭州府志》卷53。
③乾隆《安吉州志》卷8。
④嘉庆《於潜县志·物产志》。
⑤嘉庆《南平县志·生业志》。
⑥王菘《云南备征志》卷17。
⑦康熙《富阳县志》卷5。
⑧民国《昌化县志》卷5引道光县志。
⑨同治《泸溪县志·风俗志》。
⑩嘉庆《山阴县志》卷8。
⑾同治《嵊县志》卷20。
⑿李调元《南粤笔记》卷14。
⒁同治《兴化府志》卷12。
⒂光绪《侯官乡土志》。
米十一石，除成本一石米后，尚可净赚十石米。
一般人可赚六到七石米，最慢的也可赚三四石米”①。
江南地区稻米亩产量约为二石五斗。
一个上等劳动力做砖坯的收入，约可抵种田四亩。
从此可以推知，清代前期农民制砖瓦坯的收入也应不低。
在一些村庄并出现了制砖瓦坯侵蚀农业的情况。
乾隆间，无锡县“东乡景云乡之近城者多窑户，居民亦多团土为砖瓦坯，然皆未尝废织”②，似可读为可废耕而不废织。
到清代后期，因此业“获利较厚，有乐于抟土而废耕者，故近窑诸村荒田尤多”③。
此外，在一些矿山，为自然条件所限，农民只得挖煤、采铁以资生计，别无其他副业，浙江“温处各属，土地素称硗瘠，小民终岁力田，不足供其衣食，伊等藉铁谋生，久已视为恒业”④。
北京西山煤区，香峪村杨家坨两处，“居民百有余户，惟借采煤为生，其他一无营运”⑤。
有些农民不但采铁卖与冶炉户，还从冶炉户买回熟铁制造铁器。
广东佛山镇有许多农民生产铁钉、土针，“每日午后，附近乡民多挑钉到佛，挑炭铁回乡，即俗称替钉者，不绝于道”。
“乡中打铁者甚多，……乡民多仰食于此”⑥。
农民家庭手工业在多大范围内已发展成为主业，尚难以确知。
这种农户是随着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从农民中分化出来的一种新的农户，并且已成为相对独立的一种农户类型。
它是当时手工业商品生产发展的一种重要形式。
清代前期，农民家庭手工业的上述发展，是在人口增加，人多地少条件下，中国一种根深蒂固而又源远流长的习俗经济的发展。
习俗经济是传统经济中，广大劳动者适应自己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在一定的自然、生产力和社会制度等具体条件下，经过生产经验的长期积累所形成的，具有巨大支配力量的历史传统，它不是一种主观随意的一时的经济抉择。
在中国传统经济中，农民经济是一种农业和手工业、自给性生产和商品性生产相结合的生产结构，这是中国农民经济的典型模式，也是中国农民典型的习俗经济。
它与西欧中世纪农民家庭（包括农奴与自由佃农）农牧结合的经济结构是不相同的。
这既与自然条件的不同相关联，更与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相关联。
以地主经济为主体，并同时存在着大量自耕农，这是中国封建经济的一种优越性。
自耕农耕种自己的土地，只承担封建国家的赋役，具有较多的人身自由和经营独立性。
地主的土地，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租佃制，实行佃农经营，赋予佃农以一定的人身自由和经营独立性。
在古代商品经济还不发达的条件下，自耕农和佃农都必须相对独立地解决自己的生产和生活问题，特别是粮食和布帛这两种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自给自足问题。
正如《管子·禁藏》所说，“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
这就形成了农业与手工业结合所谓“男耕女织”的经济结构。
由于农民必须生产粮食与布帛，封建国家遂有“粟米之征”、“布帛之征”。
地主也有征收粮食的实物地租。
实物租赋反过来更加强了农民的耕织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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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锡金识小录》卷1。
③光绪《嘉善县志》卷8。
④《清代的矿业》第514页。
⑤清代钞档，乾隆27年]月11日史貽直题本。
⑥民国《佛山忠义乡志》卷6，记道光咸丰间事。
道光《佛山忠义乡志》卷11。
在西欧中世纪，农奴依附于领主，没有人身自由，不但需要领主提供耕地，还需要领主提供牲畜与牧场，以至生产工具中的重犁。
在日常生活中，农奴与自由佃农对磨坊、榨汁机、烤炉等日用生活设备也需要领主提供。
他们都不从事纺织，其衣著所需，要领主庄园中的工匠生产，如从事搓羊毛的女奴隶，还有织布匠、成衣匠等等。
由于小块土地经营与家内劳动力的局限，任何农民家庭都不可能满足自己全部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需要，必须与手工业者和其他农民交换产品，以维持再生产与家庭温饱。
在古代主要是用自用后和交纳租赋后的剩余产品来进行交换。
从战国时的“男有余粟，女有余布”，“纷纷然与百工交易”①，一直到南北朝仍大体如此，“一夫躬稼，则余粮委室；匹妇务织，则兼衣备体。
虽懋迁之道，通用济乏；龟贝之益，为功盖轻。
”②
唐宋以后，特别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广大农民或者在农业的一极发展商品生产，粮食和丝、棉、蔗、茶、靛、烟、果等经济作物日渐发展；或者在手工业的一极发展商品生产，丝绸、棉布、糖、纸、编织等手工业品也日渐发展。
尤其是人口增加之后，户均耕地减少，农业规模难以扩大，家庭手工业更成为农民维持生存的天然出路，农民的手工业生产发展尤速。
农业和农民在农业社会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富国以农”③的农本思想，“民惟邦本，本固邦宁”④的民本思想，作为治国的神圣原则，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始终支配着社会生活。
明清时期，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下，封建国家的政策出现了重要发展变化。
它在上述思想的引导下，都以发展农业生产和稳定农民经济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归宿。
清代承平日久，人口渐增，雍正、乾隆时期，生齿殷繁问题更为严重，而内地各省平原丘陵区土地也开垦殆尽。
为应对人口增长的压力，从康熙开始，就要求农民改变“狃于种地”的习惯，注重种粮以外的农业经营。
这种政策思想至雍正乾隆间发展更为全面。
清高宗于乾隆七年就训谕各省督抚率州县经画地利，以拓宽农业经营，满足日益增长人口的需要。
他指出：
“为天下万世筹赡足之计者，不独以农事为先务，而兼修园圃、虞衡、薮牧之政。
故因地之利任圃以树事，任牧以畜事，任衡以山事，任虞以泽事，使山林川泽丘陵之民，得享山林川泽丘陵之利”，要求各地督抚及各级官吏“因地制适，及时经理”⑤，开发山区和江河湖海。
他的这种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要求，曾任陕西、福建等省巡抚的陈宏谋，在《训俗遗规》中作了详细的注脚。
他说，“三农五谷之外，均有足以佐日用之需，为生财之计者，如木棉、茶、葛、枣、栗、柿、梨及桃李、林檎诸杂果，随处皆是也。
田园之播种，若芋、若瓜、若姜蒜、若罗卜及各种时蔬。
水泽之产滋生，若菱、茨、莲藕等类，皆足以佐盘飨而通财货。
外此如桐桕之为油，竹木之利用，种难尽列，其利尤普。
……小之可以充口腹，供日用；大之可以可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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