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萧功秦
萧功秦：
中国近代以来的六次政治选择
人们常说，每一个时代的人们，总是要重新地审视和解读以往的历史。
因为每个时代的人们有他们自己的问题，他们总是希望从自己关切的角度、从历史当中来获得对自己的启示。
我们正处在一个现代化的时代，我们当然会非常有兴趣的想了解我们过去的前人，他们是怎么经历现代化的挑战的？
他们在经历现代化的挑战过程当中有什么教训？
他们经历了什么样的挫折？
对我们有什么启示？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从一个政治选择这个角度来看待我们一百多年所经历的这段历史。
那么从近代以来，中国作为一个后发展的传统国家，在西方挑战的压力下面开始了现代化的过程，而这种现代化实际上应该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
因为中国在西方的压力下面，它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感受到数千年所未有的强敌。
那么针对这种强敌和大变局，他们当然就有一种想摆脱这种危机的愿望，而要摆脱这种危机只有模仿西方的文明，在模仿西方文明的过程当中，中国就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
现代化的过程需要一种新的载体，一种政治载体，那么什么样的政治载体适合于推进中国的现代化呢？
实际上这是一个全民族的一个试错过程，一个全民族的集体的试错过程。
实际上以往的时代，人们在不同的社会的客观的条件制约下面，根据人们自己对什么是富强的理解，同时也根据他们所能够获得的政治资源，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政治选择，我们这里所说的政治选择，就是指特定的政治体制，与现代化的战略相结合，而形成的一种政治模式。
人们是用这个模式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的，这种前后相继的政治模式形成的历史，实际上就是我们一百四十年来的中国的现代化的历史。
大体上说，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六次政治选择，因为他们所作出的政治选择，他们所代表的政治选择，实际上就影响了中国人的命运。
那么首先我要谈的是第一种政治模式，我们把它称为叫做晚清的开明专制化模式。
它实际上经历了三个阶段，那就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
所谓的开明专制化，用一个简单的说法就是旧瓶装新酒。
皇帝的权威是旧瓶，运用皇帝的权威和现行的官僚体制，来推行现代化的政策创新或者制度创新，那么这个过程，我们把它称为叫做开明专制化。
那么为什么最早的现代化模式是开明专制化呢？
实际上道理很简单，因为一个旧王朝的政治精英们，他面对强大的工业文明武装起来的西方列强的挑战时，他们只有仿效西方才能摆脱民族危机。
而要有效地仿效西方，实现富强的目标，就必须要对传统政体进行制度创新。
使官僚体制具有更大的吸纳现代化的精英的能力，这个过程，这种制度创新的过程，只要一开始，客观上就走上了开明专制化的道路。
而实际上很多国家，比方说德国的威廉二世，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经过这种开明专制化而实现了他们现代化的起步的。
那么中国的开明专制化，实际上首先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洋务运动那些主导者们，他们实际上一开始并没有自觉的现代化的意识，他们的目标是相当有限的。
他们只是想仿效西方的器械来摆脱民族的危机，但是正是如三十年代一位学者曾经尖锐的指出的，只要洋务运动走出了它的第一步，它就不得不走第二步，它为了保住第二步，它不得不走第三步，然而它就退不回来了。
正是这样，可以说洋务运动从不自觉的走向它的第一步，然后就开始了退不回来的现代化过程。
更具体地说，洋务派为了使它的防务现代化，它必须要发展军事工业，为了发展军事工业，它不得不发展运输业、开矿业或者重工业。
为了发展重工业，它不得不发展轻工业，因为轻工业的那个资金容易积累，通过轻工业资金的积累来实现重工业的资金的获得，想通过这种方式。
那么只要是发展这个过程，它还不得不实现教育方面的现代化，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一步一步地走向了现代化。
而且我们可以了解一点，洋务运动的确是存在着严重的腐败和低效率，但是我们平心而论，所有的后发展国家的现代化初期，都是难以避免这种低效率和腐败的。
为什么呢？
因为制度只有在发现问题以后，才能够针对性地逐步跟进，而在发生问题而制度没有跟进以前就存在着一个腐败的高发期，这种情况在我们今天都是如此，我们更不能苛求古人。
从理论上说，如果给洋务运动以相当长的时间，洋务运动可以自然而然的发展为一种开明专制主义。
然而中国的传统体制过于僵化，官僚士大夫和权贵阶层当中的保守势力过于强大，而日本通过明治维新赶了上来，并且在甲午战争当中一举打败了中国，使中国陷入了深重的民族危机，导致了洋务模式的失败。
从而使得开明政治化不得不进入第二阶段，那就是戊戌变法阶段。
所谓的戊戌变法，实际上是甲午战争以后，一批有强烈的改革精神，具有明确的现代化意识的体制外的知识精英，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进入了中国的政治中心。
他们与年轻的光绪皇帝相结合，形成了推进中国现代化的精英势力。
他们力求通过大幅度的、迅速的、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实现中国的开明专制主义。
但是这种势力有致命的两个弱点。
第一，变法人士身上具有强烈的，由于民族危机而形成的心理上的焦虑感，在这种焦虑感心态的支配下，他们采取了激进的、大刀阔斧的、毕其功于一役的那种不切实际的改革策略，他们在一百多天的时间里面发布了三百多道改革的上谕，而这些改革上谕基本上是不切实际的。
这种急剧的、迅速的、快刀斩乱麻的改革，大多数是毫无章法的，而且触犯了当时广大官员的基本利益。
于是这些少数的现代化的精英，受到了温和的改革派和既得利益者，以及顽固派的联合反对。
他们在这种联合反对当中遭到了失败，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来之不易的机会。
第二个原因，就是这些改革精英绝大多数都从来没有当过一天的官。
一个没有当过官的人，在政治中心推行这场官僚体制的改革，当然他是肯定要遭到失败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也可以说是因为这种体制的僵化和封闭，使得现代化的精英长期以来无法进入体制以内，而在体制以内的那些受到那种官僚习气影响的人们又没有改革的热情，于是就出现这么一个两难悖论。
有改革热情的人没有经验，他们在体制以外，而有经验的人却没有改革热情，这是一种两难性的选择。
它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也说明了这是体制僵化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我们说的就是开明专制主义的第三个阶段，就是清末的新政。
清末新政是在“庚子事变”以后，清王朝陷入了前所未有的权威危机。
慈禧太后却一变而为最真诚的改革者，从1901年开始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改革运动。
清末新政是开明专制化的一次最重要的也是最后的一次努力，与洋务运动相比，我们可以看到清末新政的内容，改革的内容要广泛得多。
与戊戌变法相比，我们知道戊戌变法进行了只有三个月，而清末新政呢却进行了整整十一年。
它的内容包括，废除科举，举办新式的学堂，禁止鸦片、兴修铁路、改革司法制度、鼓励实业、扩展新式军队，还有是筹备立宪等等。
所有这些改革，实际上都深深地影响到中国的经济社会文化思想的各个方面。
那么这么一场自上而下的大规模的改革运动为什么会失败呢？
这里我们要特别分析两个根本的原因。
一个原因是清末新政，是在清王朝的统治者的权威合法性已经急剧流失以后开始的。
为了挽回危机，清朝的统治者，就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超难度的改革。
而权威资源的缺乏，又使得统治者无法应对大难度的改革所引起的社会不满。
他们缺乏对社会改革的进程的控制能力，而社会不满又进一步引发了统治者的威信的下降，统治者的权威进一步流失。
尤其是1908年以后，慈禧太后、光绪皇帝死了以后，新的统治者没有能力也没有威望，也缺乏经验，从而陷入了深重的权威危机。
另一个因素，就是说清末改革失败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我个人认为是他们的改革战略发生了重大的错误。
更具体地说1905年以后，清末新政的1901年开始到了1905年以后，当时兴起的是了一种“立宪运动”，那个“立宪运动”具有分权的性质。
而立宪的结果呢，是形成了地方上面的各种立宪的机构，而立宪机构大部分被激进的士绅所控制，他们利用了这种地方上的立宪的机构，来开始向政府提出了激进的诉求。
人们通过地方中谘议局，把长期压抑的政治诉求在短时期里面释放出来，这些政治诉求从长远来说都是合理的，但是在改革的初期阶段是无法实现的。
转型期的政府根本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满足如此多的士绅所提出的种种要求，一旦不能满足，就引起了强烈的社会挫折感，引起了对政府的不满。
于是不满的人们那种挫折感的叠加，就形成了反政府的政治同盟，我们可以从保路运动当中可以看到，地方主义派、民主主义者、立宪派、商办铁路公司当中的那些老板们，受摊派之苦的农民、激进的士绅阶层、政治革命派，这些五花八门的不同阶层的利益集团，都在反对路权国有这个基本正确的国策过程当中，形成了一个神圣同盟。
可以说清末的新政是开明专制化的最后一次努力，最终是失败的。
开明专制化在中国的失败可以说，它的原因归根到底是传统的官僚体制，它的僵化程度比较高，它的自我更新能力比较低，就是这样一个传统体制。
我们这里只要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就可以说明。
就是日本福泽谕吉，他写了一本介绍西方文明的小册子，在一年里面卖掉了三十万册，而中国江南制造局它在三十年里介绍西方的小册子，只卖掉了一万三千册。
也就是说中国人三十年当中，它对西方文明的了解远远不如日本人，我们知道，日本的国土只是我们中国的二十七分之一。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中国整个文化的那种僵化，也导致了这么一个结果。
那下面，我们要谈的是第二次政治选择，第二次政治选择就是辛亥革命以后的多党议会的民主政治。
辛亥革命以后的政治精英，把西方发达国家的议会政治，当做推行中国现代化的政治体制，那么为什么中国人会把西方发达国家的议会政治来作为现代化的载体呢？
这里首先是人们思想观念上的一个原因。
当时的人们不约而同的认为，西方的民主政治是最先进的政治，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西方的民主就像一件雨衣一样，穿在外国人的身上可以，那么穿在我的身上也可以。
这一点孙中山曾经用非常明确的语言来表达过这种思想，它认为我们中国发展现代化就是制造火车头。
那么要用最新式的火车头好呢，还是用老式的火车头呢？
他认为开明专制是老式的火车头，而民主政治就是个新式火车头，那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面，那个民主政治被大家认为是一种最好的选择。
另外还有一个具体的原因，就是当时的中国是二十二个省。
二十二个独立的省，他们各自为政，要让他们合在一起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那么只能采取一省一票的方式，通过一省一票的方式形成一个共和国、一个联邦国家。
所以中国当时就走上了多党竞争的这种议会民主制度。
当时的中国一下子涌出了三百多个政党，这些政党多如牛毛，无穷无尽的党争，而各党都各自运用自己的政治资源，在不遵守游戏规则的这种情况下面，来进行那种议会的争夺。
那么这种争夺过程，最后导致了矛盾冲突不可调和，发生了宋教仁的血案。
同盟会一开始就进行二次革命，袁世凯进一步增压，最后是解散国会，出现了总统独裁，多元民主政治就失败了。
这里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几乎大多数的亚非拉国家，在民族革命以后，他们开始建立的政权，都是西方议会民主政治。
而且都是产生无穷无尽的党争，最后都无法避免议会制失败的命运。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因为议会制是在西方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面，在长期的历史过程当中逐渐演变过来的，它与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形成有机的相互的联系、相互的制约。
要议会民主政治，就必须要有法制的传统。
而要有法制传统，又必须要有个人权利意识。
而要有个人权利意识，又必须要有市场经济的发达。
而市场经济的发达，又必须要有中产阶级社会。
要市民社会的发展，要需要知识的教育，要需要发达的那种信息的传播，所有这些因素，都构成了民主政治有效运行的条件。
然而所有这些条件在中国都不具备，也就是说，中国的情况是怎样的？
就是在一个高度专制传统的农业社会上面，安放着一个高度西化的政治系统，社会系统和政治系统两者之间无法有机的结合。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这里想引证一下严复先生他做的一个非常生动的、非常形象的比喻。
他说中国人是一头牛，它要学马跑得快。
中国人觉得要学马跑得快，于是就把马蹄搬到牛腿上来。
就相当于把西方的民主政治那个马蹄，装到中国的牛身上来。
然后人们发现，马蹄装在牛身上还是跑不快，为什么？
因为那个马蹄需要马的骨骼支撑。
如果把马的骨骼转过来，移植过来以后，于是人们又发现，马的骨骼需要马的肌肉支撑。
马的肌肉需要马的血液系统支撑。
实际上就变成这么一个问题：
除非一头牛同时变成一匹马，牛不可能把马蹄装到自己身上来，跑得像马那么快。
我想这一个比喻，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严复的悖论。
所谓的严复悖论就是说，单项移植一项东西，这个被移入的因素不能成活。
必须要把西方其他制度因子全部移植进来，只有这样才能使这个单项移植的东西能够成活，这个因素能够起作用。
但是。
全部移植实际上又不可能的，就是说无论是单项移植还是全项移植都出现了问题。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的现代化，我们可以说它的困难可以用严复悖论进行表达。
那么我们下面要谈到是第三次政治选择，那就是袁世凯的军事强人的威权政治。
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解散了国会，成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军事强人，他鼓励发展实业，引进现代教育，并且在他统治的初期，中国政治稳定。
他制定了商法，他在1914年到1916年期间，可以说当时的经济以11％的速度发展，这个时期被人们称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
我们可以把这种模式称之为叫做新权威主义模式。
所谓的新权威主义，指的就是，后发展国家在民族革命以后所建立起来的，作为议会民主制的反向运动而出现的，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强人政治。
这种新权威主义，袁世凯是亚洲历史上第一个人。
以后韩国的朴正熙、全斗焕，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拉丁美洲的皮诺切特，都是属于这种类型的新权威主义者。
严复当时是非常支持袁世凯的，他甚至指出，袁世凯解散国会虽然和临时约法不合，但是是袁世凯做的最成功的一件事情。
因为国会除了党争就是捣乱，还不如把国会解散掉，强权所形成一种政治稳定，可以让是让中国能够安心的搞现代化。
严复还说过，中国现在需要的不是华盛顿，需要的是克伦威尔和拿破仑。
严复希望袁世凯成为中国的拿破仑。
这也就是新权威主义的逻辑，就是通过强人所建立的政治稳定，来引进外国资本、发展中国经济。
通过经济的发展来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而这种社会结构的多元化是民主政治的未来前提。
新权威主义有一种发展现代化的发展逻辑。
似乎看来新权威主义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可供考虑的选择，但是袁世凯这个政治强人，他有极其严重的两个缺点。
第一个缺点就是，他具有很强的封建意识，他的权利个人化的倾向，使他迷信权谋，大幅度的引用亲戚故旧，以北洋军机个人、私人的效忠纽带来成为他的组织原则。
这种权利的个人化、权利运作的任意性、权利内部关系的朋党性，导致了这个结构的极其脆弱。
袁世凯后来想当皇帝没有成功，他的权威急剧的衰落，到他五十六岁突然生尿毒症死了以后，那么整个北洋军机就分崩离析，因为北洋军机它内部的组织关系是非常脆弱的，完全是靠那种朋党和私人效忠关系建立起来的。
因此，袁世凯以后，中国就陷入了北洋军阀的混战时期，北洋军阀混战可以看作是中国的新权威主义政治的退化形态，成为一种退化形态。
除了这个原因以外，袁世凯政治的结构，他的内部组织结构的脆弱性以外，还有权利不受制约，是新权威主义有效运作的一个前提。
而权利不受制约的结果呢，又使得统治者有可能利用他的权威来实行为私人牟利，从而导致了这个新权威主义的变质，这也是中国现代化面对的一个严重的困难所在。
刚才我们谈到了实际上面是中国现代化初期的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开明专制模式；第二种是议会民主政治模式；第三种是强人政治模式；这三种模式都有它成功的地方，也有它的缺陷。
开明专制模式，它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权，但是这个政权它的合法性在急剧的衰落。
议会民主政治呢，它的有它的现代化导向性，但是它缺乏对社会的整合能力和动员能力，它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核心。
袁世凯模式它有一个维持政治稳定的一个权威系统，然后它却缺乏现代化的那种意识，所以由于这种原因，使得中国的政治载体适合于中国现代化的政治载体，并没有在二十世纪初期实现。
萧功秦：
上一次的演讲中，我提到了中国的清王朝的开明专制化运动的失败，这个失败的结果呢，就导致了中国通过议会民主政治来作为推动现代化的政治载体。
议会民主政治很难进行整合，它对整个社会进行整合的过程非常困难，于是形成了无穷无尽的党争，而这个党争和无序化，又导致了袁世凯作为军事强人强行地解散了国会，建立起议会民主政治制度以后的那个第三次政治选择，那就是强人政治。
那么强人政治由于它的权利个人化，而导致了权威危机，于是又一次遭到了失败。
在1916年以后，中国开始逐渐进入了北洋军政时期，北洋军政时期可以说是中国全面危机的一个开始，那么这种情况下面，孙中山开始摸索中国的新的现代化道路。
我们可以看到在二次革命以后，孙中山就开始把国民党逐渐转变为一个具有自上而下的高度的组织性的权威主义政党。
到了1923年以后，国民党开始接受苏联的帮助，按照列宁主义的原则来改造国民党，从而使国民党变成了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用党的纪律来约束党员的，具有自上而下的动员能力的一种新兴政党。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蒋介石，他开始以黄埔军校的校长的这种身份出现，他把他的五千黄埔军校的毕业生，五千子弟兵，作为他的军事基础。
于是孙中山死了以后，蒋介石成为中国的新一代的军事强人。
那么在孙中山以后，蒋介石做了哪些事情呢？
他开始进行了北伐。
在1928年统一中国以后，蒋介石又形成了新的一期的新权威主义，我们把它称为叫做第二期的新权威主义。
这个第二期的新权威主义和袁世凯相比，它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
袁世凯他完全是靠私人的纽带关系，靠私人的效忠关系，来组成他的一个组织班子。
因此这种班子的特点，具有非常浓厚的庇护网关系。
而袁世凯以后的蒋介石呢，他是用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方式，来重建他的权利基础。
也就是说，他用“三民主义”的意识形态，来做整个国民党的组织的凝聚基础。
又用一个领袖，对领袖效忠，来形成他个人的权威。
用一个政党来做为他推动现代化与维持统治的组织工具，作为推动他的政治稳定的一种工具。
这种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方式，要比袁世凯仅仅根据私人关系纽带、私人的效忠关系而形成的那种权威主义来说，他的组织力量要强大得多，他的凝聚力也要更为强大。
他有更高的制度化的能力，以及对政治的可控制能力也更为加强。
应该说，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蒋介石模式要比袁世凯模式，具有更强大的社会政治动员能力。
正因为如此，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后，在三十年代初期到1937年这短时期，经济发展是比较快的，有人也把它称为是国民党的黄金时代。
当时有经济学者曾经做过统计，在这七年里面中国的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达到了13％以上。
然而国民党的现代化模式，到了1949年时，就迅速地腐败，1949年终于崩溃，那么什么原因呢？
这里我想有三个重要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蒋介石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他的内部结构当中，仍然有很强的私人效忠的庇护网关系，长官与下属之间，具有宗派的家族制的这种结构。
尤其是国民党统一中国以后，他统一中国是通过与北方的军阀势力达到一种讨价还价的妥协，这个妥协的结果就是，北方的军阀势力承认国民党的蒋介石的中央政府的统治，另一方面，蒋介石也承认他们军阀势力在当地的一些既得利益。
那么这样一个结果，就使得军阀文化的那些最坏的方面，比方说庇护制关系，小团体内部的朋党结构，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也逐渐地渗透到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体制里来。
这样就大大地削弱了国民党的这个权威主义的内部的凝聚力和团结力。
在一般的情况下面，这些因素还不足以构成严重的问题，但是在抗日战争这样严重的全面危机的当中，这一体制无法应付内部的那种腐败的增长。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那种长期处于艰苦环境当中的国民党官僚，一变而为接收大员，于是就出现失控性的腐败。
从而失去了在中国人心目当中的他的权威的合法性。
因此这第四次政治选择，也由于它内在的弊端和它内在的问题，终于走出了历史。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要谈到的第五次政治选择。
我们的第五次选择呢，就是指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模式，这里我特别要介绍一个政治学的概念，就是全能主义。
全面的全，能力的能。
所谓的全能主义指的就是说，高度组织化程度的政党，全面的渗透控制社会的基层和社会领域的各个方面，通过这种方式来进行最广泛、最深入的社会动员，来实现政党所规定的一个目标，现代化的目标。
可以说这种全能主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之所以能够实现全国的统一，应该说主要是靠着这样一种强有力的革命意识形态，列宁主义政党的组织力量，强有力的军事力量，这三者所形成的一种革命的全能主义。
这种革命的全能主义，它的确能够强有力的实现对社会的整合与控制，能够克服袁世凯的新权威主义，即强人主义的新权威主义，以及国民党的国家主义的权威主义，它们那种内部结构的脆弱性。
这就是毛泽东模式，他的全能主义所具有的、强大的组织资源，是中国历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
他对社会的整合能力和控制能力、动员能力远远超过了以往任何模式，正是靠着这种组织力量，对社会的全面渗透，才使我们的民族克服了二十世纪的全面危机。
这种组织化程度对历史的进步贡献，在当时也是值得肯定的。
然而毛泽东模式，尽管对中国的历史，对中国的现代化有巨大的贡献，但是我们必须指出的是，因为建国以后，长期困扰中国的全面危机实际上已经结束了，如果能够在这种情况下面与时俱进的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秩序，也就是说发展市场经济、发展商品经济、激活社会个体的微观的活力，那么可以说毛泽东的全能主义模式，将会逐渐演变为一个能够有效的推进中国现代化的一个非常良好的一个模式。
然而毛泽东本人，他把商品经济、把市场经济、把个人竞争看作是人类苦难的一种根源。
实际上面，毛泽东推行的是一种反市场经济的现代化模式。
那么这种反市场经济的现代化模式呢，它的最大的问题是，它抑制了微观个体的竞争的活力，它使整个社会陷入无竞争状态，而这种无竞争状态的后果又是经济的停滞、计划的无序以及无效性，以及这种计划体制下的官僚主义的膨胀。
因为计划经济所承担的那个社会调节的功能，由计划经济下的官僚来承担。
那么这个官僚的数量就非常大，而且官僚主义本身必然会产生的问题，又被毛泽东认为是公有制以外的资产阶级影响所造成的。
公有制下面的官僚体制的问题，被毛泽东解读为是公有制以外的资产阶级因素所造成的。
那么为了保护计划经济的公有制，毛泽东就要进行一场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根源，就是和毛泽东思想当中的这种观念有密切的关系。
当然其结果，就会使极左思潮走到了极端，也使得毛泽东本人，作为一个现代化的选择受到了挫折。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下面要谈的是中国百年现代化中的第六次政治选择，那就是邓小平的新政模式。
那么极左思潮的灾难性的后果，引起了执政党的那种健康的，或者说是日常的、理性的一种觉醒，中国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毛泽东的模式逐渐地就演变为邓小平模式。
那么邓小平模式它有哪些基本特征呢？
首先就是，它对毛泽东的计划经济模式予以否定。
他认识到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需要市场经济的引入，而市场经济的引入，又导致了人们追求物质利益的竞争活力的重新的培育，从而开始走上了，用市场经济来发展生产力的道路。
从承包制到市场经济的培育，激活了长期以来被计划经济所压抑的社会活力，社会开始出现了经济上和社会领域的多元化。
其次，为了在理论上面论证改革开放的合理性，就必须在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创新。
那么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大讨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说，那就是世俗理性，就是我们所谓的世俗理性，就是用功效来作为判断事物标准的这种理性，作为引导社会进步的思想基础。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就使得那种教条主义现象，逐渐地转变为世俗理性来引导社会进步。
其次，我们可以看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的产生。
它为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
通过这些意识形态的转变，使中国摆脱了教条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束缚。
而这种意识形态的转型，一方面，保护了执政党的合法地位。
另一方面，这种新意识形态又为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制度创新提供了条件。
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全能主义的那种以意识形态来整合社会的这么一种模式，转变为社会的多元化、经济的多元化和意识形态的时效化。
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看到邓小平还完成了改革开放以来一个非常重要的政治任务，那就是排除了左的和右的两方面干扰，用强大的组织力量和政治资源，排除了激进的自由派和保守的教条主义者，形成了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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