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椅耕读文化的传承.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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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椅耕读文化的传承
第五章耕读文化
第一节中国传统耕读文化的内涵、作用和影响
1、耕读文化的内涵
中国古代一些知识分子以半耕半读为合理的生活方式，以“耕读传家”、耕读结合为价值取向，形成了一种“耕读文化”。
耕读文化的发展是从农业文明的农耕文化上发展起来的，是以孔子儒家的“仁爱”哲学为核心的既耕又读的耕读模式。
耕读文化的“耕”为我们所说的生存之本，而“读”是迁升之路，可以说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生存形态表现之一。
关于耕读文化的概念，河北大学管理学院霍志玮在其《耕读文化依旧灿烂》中指出：
耕读文化是一种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以儒家的“仁爱”哲学为内核的亦耕亦读的文化模式，亦所谓忠臣孝子，读书耕田者也。
中国的耕读文化发源于封建社会早期，内可以概括为田园山水与耕读生活相互作用，从而可以感受深入自然、既耕又读的情境。
因此，我们以为，所谓耕读文化，即是在既从事农业劳动（或者本人并没有或实际没有多少参与劳作）又读书或教学的生活过程中创造出有关耕读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文学、艺术、教育、科学等方面）的总和，耕读是一种生存状态，又是一种生存方式。
其基本内涵是将田园山水与耕读相结合，达到保证家庭、家族、宗族的生存与发展和光宗耀祖的实际目的及亲近自然、寄情山水、亦耕亦读、通达义理的境界。
中国耕读文化它产生于春秋时期、成熟于汉魏时期、鼎盛于唐宋时期。
我们研究其实质，中国耕读文化就是产生小农自然经济条件下，以“半耕半读”的形式，将山水田园与既耕又读相辅相成陶冶情操、修身养性的一种生活文化模式。
古代一些知识分子其实就是这种以这种半耕半读为生活方式，以“耕读传家”、耕读结合为价值取向，从而铸就了一种耕读文化。
古代的的耕读文化，表达了特定时代、特定阶层的生活理想。
耕读文化是中国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我国古代特殊的农耕时代的文化结果。
耕作可以致富，读书可耀族，是中国古代农耕时代一种十分普遍的半耕半读的生活方式。
2、耕读文化的起源
我国古代的耕读文化可以说是历史悠久。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说过：
“君子谋道不谋食。
耕也，馁在其中；学也，禄在其中。
”这话的意思是：
人从事于学道，不谋求食品。
耕读作业，也会有挨饿的时候；学习，就会得到荣华富贵升官发财。
据各方证实，这就是文字记载的所谓“耕读”的最早的源头。
在儒家学者看来，“学而优则仕”，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但是只耕作不读书，无法走向功成名就的仕途。
春秋时期的著名政治家管仲有过治理国家安定百姓的观点：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
”粮仓充足才能知道礼仪，丰衣足食才会知晓荣誉和耻辱。
孟子在《梁惠王上》也有过相关论述，“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
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
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
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这些观点都可以看作是“耕读文化”的文本阐释。
“耕”指务农，“读”为读书和入仕。
“耕读”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的道德价值趋向，意味着高尚与超脱，是古代知识分子陶冶情操、追求独立意识的精神寄托。
其基本内涵是将田园山水与耕读相结合，达到保证家庭、家族、宗族的生存与发展和光宗耀祖的实际目的及亲近自然、寄情山水、亦耕亦读、通达义理的境界。
耕读文化中的耕与读是一个有机统一体，二者之间发生着密切的相互关系。
“耕为本务，读可荣身。
”“耕为衣食之本源，读乃圣贤之根柢”。
耕是农民的生活之本，也是读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基础；读是耕的价值取向，是农家子弟仕进的唯一出路。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农家子弟的最高理想和宗族荣誉。
3、耕读文化的发展
随着社会的不断繁荣发展，春秋战国以后，逐渐出现两种情况，一方面标榜：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还有一种提倡耕读传家，以耕读而感到荣耀。
我们知道，南北朝之后，特别是明末清初著名理学家、清初朱子学的倡导者张履祥在《训
子语》说：
“读而废耕，饥寒交至；耕而废读，礼仪遂亡”。
可以知道前人逐渐认识到重视既耕又读这种文化模式。
刘邦的故乡是丰县、沛县，隶属楚国，其实刘邦就生在半耕半读家庭，当时耕读及其精耕细作传统农业十分盛行。
刘邦的父亲和兄长也都是种地能手，也是一个农业专家。
但是他父亲又让子弟读书，刘邦曾和其兄弟一起就读私塾，他的四弟刘交是当时著名文学家，《史记》里是这样介绍刘邦的，说刘邦读书成绩优秀，是半耕半读考取的官吏。
刘邦作为亭长，其家庭仍未离开农耕，《史记》中有一段话介绍说，刘邦的夫人吕后也善于耕田锄草。
汉文帝是刘邦的继位人，也曾经发布诏令：
“农，天下之本也。
”他宣布要亲自耕种。
又下诏谕：
“朕亲率天下农耕以供粢盛，皇后亲桑以奉祭服。
”并形成制度，贯彻执行。
汉代的皇帝从刘邦开始，就十分重视要求皇子勤学读书。
而汉武帝可以说是一个既重视农耕又重视读书教育的皇帝，提倡儒家教育。
同时又在上林苑试种从国外引进的农作物品种，成功推广。
由于汉武帝耕读并重，使汉代耕读人家培养了人才。
从春秋时期以来的漫长时期，耕读文化在不断的繁荣发展，但是耕读文化在唐宋时期更为成熟。
耕读文化可以说是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文化模式。
陶潜作诗：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卧起弄书琴，园菜有余滋。
”详实介绍自己从事耕读的非凡乐趣。
古代耕读教育培养出来更多的是知书达理的农民，而有文化有、有知识的农民和农业生产则是农耕生产进步和农村经济昌盛的基础。
到了唐朝，伟大诗人白居易作《朱陈村五言》一诗：
“徐州古丰县，有村曰朱陈。
去县百余里，桑麻青氛氲。
机梭声札札，牛驴走纭纭。
女汲涧中水，男采山上薪。
县远官事少，山深人俗淳。
有财不行商，有丁不入军。
家家守村业，头白不出门。
生为村之民，死为村之尘。
田中老与幼，相见何欣欣。
一村唯两姓，世世为婚姻。
”可见诗人白居易笔下的朱陈村村民读书只是为了“徒学见是非，祗自取辛勤”。
历代圣明的帝王都是重视农业与农耕教育。
在南北朝时期，北魏孝文帝非常重视农耕，贾思勰出身在既耕又读之家，撰写了著名的《齐民要术》。
明代的徐光启也出身在半耕半读之家，他把长期的农业经验整理为《农政全书》。
清朝康熙皇帝也一个农学家，他自己在中南海丰泽园种了一块地，成功培育了一个水稻新品种，这个历史上都有记载。
雍正皇帝在位期间，也是重视耕读。
可见，耕读文化对于传统中国的重要性。
4、耕读文化的作用及影响
中国传统耕读文化对中国人的宇宙观和认识论的形成起了积极的作用。
古代的学者常常从农耕实践中提炼哲学思想，《吕氏春秋·审时》提到：
“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天也”。
《淮南子》：
“上因天时，下尽地才，中用人力，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殖”。
贾思勰说“顺天时量地力，用力少而成功多；任情返道，劳而无获”。
过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有理论修养，有农业生产经验，有条件完成从农业到农学思想到哲学思想的提升。
对中国古代哲学理论、价值观念、科学思维及艺术的发展起到了积极地作用。
中国传统耕读文化孕育了众多的农学家，产生了大量的古农书。
中国的古农书，其数量之多，水平之高是其它国家少有的。
古代的农书大都出自过耕读生活的知识分子之手。
他们熟悉古代典籍，有写作能力，又参加农业生产，有农业生产知识，具备写作农书的条件。
崔寔出自清门望族，少年熟读经史，青年时经营自己的田庄，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写成了《四民月令》这一部月令体农书；张履祥在家既教书又务农，他说“予学稼数年，咨访得失，颇知其端”，“因以身所经历之处与老农所尝论列者，笔其概。
”48岁时写成了《补农书》。
尤其是在动乱时期，反而出现较多的农书。
不少知识分子失去做官的机会，或不愿在动乱时做官，于是在乡间务农，边耕边读，有些人将自己的心得写出来，就成了农书。
中国传统耕读文化也影响了文学艺术创作，造就了反映农村生活、反映农民喜怒哀乐的作品及田园诗的辉煌。
晋代陶渊明一直过着隐居躬耕的生活，但心情很不平静。
陶渊明熟谙儒家学说，诗文中引用儒家经典很多，他深受老庄思想的影响，在诗文中多用《老子》、《庄子》的典故。
但他并不沉溺于老庄和玄谈，他是一个很实际的、脚踏实地的人，做县吏就有劝农之举，做隐士又坚持力耕，受此影响，他以自己的田园生活为内容，创作出了大量的反映农村的生活、农夫和农耕的田园诗。
陶渊明的田园诗，是耕读文化的精华，对古代文学艺术的影响深远。
此外，耕读文化也促进了民间教育的普及与发展，也造就了许多农家寒门士子跻身于社会上层。
科举时代，“耕读传家”对农家具有巨大吸引力，“耕”是生存之本，“读”是进身之阶，是乡民攀登社会阶梯的唯一途径。
著名古村落研究、保护专家陈志华教授对此深有体会：
“看到古村落的义塾和书院，看到那巍然高耸的文昌阁和文峰塔，看到宗祠前为举人、进士树立的旗杆和村口的牌楼，看到住宅槅扇窗上精细的‘琴棋书画’或者‘渔樵耕读’的雕刻，你才能真正理解农村的‘耕读文化’，理解‘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科举之梦在农村的重大意义”。
在已逝去的年代里，耕读不仅仅是属于文化层面的田园牧歌，它是家族的头等大事，是古人日常生活的重要内涵。
他们晴耕雨读、春耕冬读，秀者抱经、朴者负耒，众多寒门细族在这种耕读的秩序下崛起于阡陌陇亩之中。
耕读文化思想是历代以来家族管理的基本文化理念，耕读文化在许多大家族中有着深刻的文化影响，家族经营中的耕读文化思想反映出中国历史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呈现出家教思想的光辉，至今都值得世人的尊重。
农业是这些家族的物质基础和精神生活的依靠。
耕读文化思想不是简单继承中国传统耕读文化“以农为本”，“学而优则仕”等思想，而是在近代开放的大环境下结合自己的人生经历和为人处事的经验，将传统耕读文化近代化，并用它来作为持家兴族强国的根本之道。
耕读社会、宗族社会是中国农村封建社会的重要特征。
从文化功能和价值角度来看，在耕读社会、宗族社会时期，丰富多彩的人文资源反映了耕读文化、宗族文化，耕读文化、宗族文化是中国农村封建社会文化的主要内容。
耕读文化思想对国家、对家族的影响意义深远，许多执政者以耕读文化理念为导向治家处事，家族成员之间，和睦共处，和谐共生，久盛不衰，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耕读文化思想的积极影响，因此耕读文化思想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所在。
二、中原耕读文化的南迁与本土原生文化的融合
区域传统耕读文化的异常变化与中国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直接关。
黄河中下游及长江沿岸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
唐中叶之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一直分布在黄河流域，呈现出“南轻北重”的格局。
东汉末年到三国末年间，中原地区战乱频繁，大量北方人口迁徙到相对稳定安全的南方，黄河流域人口比例由80％下降至约60％。
从西晋到南宋，中华民族的历史上出现了三次更大规模的人口南迁，经济文化的重心相应地完成了从北方向南方的转移，耕读文化也开始由中原南移。
第一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与西晋“永嘉之乱”相关。
永嘉南渡定都江东建康（今江苏南京），史称东晋。
它与之后的宋、齐、梁、陈几个王朝凭借长江天险避免了北方割据政权间的兵祸战乱。
据史料记载，“洛京倾覆，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
南迁人群中既有大量分散流移的庶民小家人口，也有率领宗族、宾客、乡党千百余家并行的世家大族。
据估计，自东晋初到北魏统一北方前的100多年间，北方流移南下的人口达到100万以上，主要分布在安徽大部、江苏大部、浙北、赣北、鄂东、鄂南、湘北和川东北等地。
有很多古村落的族谱都记载了这段时期先祖南迁的始末，如兴宁《温氏族谱》、嘉应《刘氏族谱》、赖际熙编纂的《崇正同人族谱》、南海九江《朱氏家谱》等述及的峤公、永公、卓氏以及王、谢、袁、萧姓等家族，“皆永嘉之乱南迁”。
第二次大规模的人口迁徙始于唐朝中叶的“安史之乱”。
历时8年的动乱严重破坏了中原地区的经济，黄河中下游满目疮痍，“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
”此后，藩镇割据，北方少数民族相继南下中原并控制了广袤的黄河流域，很多汉人不堪忍受异族的统治，举族出逃，迁徙至长江流域。
第三次在靖康元年，金兵南侵，徽、钦二帝被俘。
“靖康之变”迫使宋室南迁至临安（今浙江杭州）。
随着金兵先后攻陷汴京（今河南开封）、越淮南侵，士族、百姓、诸军南奔江淮之间数万，仅过数年沿淮民众又被迫渡江南徙，“士大夫皆避地，……衣冠奔踣于道者相继。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人口大迁徙，南及江、浙、湖、湘、闽、广各地，几乎随处可见“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的景象。
历史表明，北人南迁之后，各社会阶层的命运截然不同。
大量分散流移的庶民小家人口来到江南，深入腹地，寻田问舍寻求能够安身立命的一方净土，在与当地文化接触过程中容易取得相互之间的认同。
南北文化碰撞的结果往往是“根文化”意识退居家族观念的范畴，并通过住宅建筑、生活习惯等表现出来。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拥有政治文化背景的士族有着强烈的门阀郡望意识，无论是南迁至城镇还是乡村，为了在侨居地延续其原有郡望的地位，往往以整体性的住宅规划彰显其身份地位，在婚姻、籍贯等方面固守着北方文化的传统，致力于营造“根文化”的恢宏场景。
在这个过程中，高门士族和中小层士族秉持着两种不同的侨居态度，并由此导致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
“高门士族固守南北不婚的传统原则，固守自己的郡望，而远离南方土著社会，又由于居住地和安葬地都没有固定在侨郡县中，因此，不但不能对侨居地产生情感的认同，而且也不能与侨郡县中的乡族势力结合，使之成为支持力量，这是造成其在东晋后期以后逐渐失去国家领导地位的重要原因。
而中下层士族，虽然也保持着他们的地域和婚姻集团，但却能以侨地为依托，形成乡族势力，因此能在东晋后期掌握国家大权，实现晋宋革命”。
从总体上看，三次北人南迁改变了“北重南轻”的格局，中原地区先进的生产技术、建筑技术和制作工艺散播到南方，并逐步与当地文化相融合，结成以宗族、乡里为核心的新的乡族集团，形成了以中下层士族为主体的独特的乡族文化。
东晋建立后，政府设立办事机构性质的侨州、侨郡、侨县安置不愿将户籍与土著混编的北方南迁民众。
他们在侨立的地方机构登记，户籍称为白籍，不负担赋役，其中的绝大部分不住在侨县寄治的地方，“十家五落，各自星处，一县之民，散在州境，西至淮畔，东届海。
”北伐多次失败之后，侨人在重返无望的情况下，士族占田园、建宅院，寒门也通过开荒或其他手段取得少量土地，成为自耕农民。
他们居处既久，人安其业，与土著百姓生活无异而负担不同，容易引起矛盾。
因此，东晋政权在江南站稳脚跟之后，便实行了居民按实际居住地编定户籍的土断政策。
土断以后有几种情况，有失去侨籍，土著化者，有获得新的侨籍者，亦有因侨籍割实而不必改籍者。
土断政策贯穿整个东晋和南朝，先后实行了十次之多，侨州郡县或省并或撤销，中下层士族和庶族最后基本上改籍，从此由北人变成了南人。
他们怀着眷恋的心态，逐渐面对现实，加速了南北文化的融合，也开启了乡村文化崭新的格局。
北方士人的土著化是南北文化联姻的过程，也是乡村农耕文化与士族文化融合，型塑耕读文化范式的过程。
这个过程以土著化为契机，涉及众多社会历史的因素：
文化的变迁、士大夫群体意识的自觉、选士制度提供的进阶通道等。
从传统文化演进的历史轨迹看，春秋战国学术上的百家争鸣为之后的封建社会早早地预备了积极进取的儒家思想，同时也为士大夫预留了道家这一政治失意后的精神归宿。
西汉独尊儒术之初，士大夫怀抱儒家大同社会的政治理想，以行道为己任，刚大方正之气溢于言表。
“盖白东汉中叶以来，士大夫群体自觉与个体自觉日臻成熟，党锢狱后，士大夫与阉宦阶级对抗之精神既渐趋消失，其内在团结之意态亦随之松弛，而转图所以保家全身之计，朱子所谓‘刚大方正之气，折于凶虐之余，而渐图所以保家全身之计’者，诚是也。
自此以往，道术既为天下裂，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之精神逐渐为家族与个人之意识所淹没。
”士大夫群体自觉、个人自觉与经学衰微、玄学兴起相互作用，魏晋时期士大夫的刚阿秉直已经转化为“玄礼双修”的处世态度。
此后，在“厚本抑末”、“重农轻商”思想的影响下，耕读生活与儒家“穷则独善其身”和道家“复归返自然”的权变人格结构相契合，成为知识阶层陶冶性情的寄托，成为士人们的一种理想。
尽管如此，从本质上看，“儒学是世家大族文化的本质特征”，是家族发展的理论支柱，寄情山水的玄与道只是士人身处田园时寻求平衡心境的一种精神寄托而已，退守偏安的背后念念不忘的是内心深处进身入仕的追求。
选士制度是士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桥梁，为士族和庶民子弟开辟了走进庙堂的通道。
汉代实施察举制，人才一般由州举或郡举。
从察举的人员来看，大部分是通儒学的官吏及富豪子弟。
例如，孝廉科举荐孝子廉吏，茂才科荐举吏民中“茂才异等”者，察廉和光禄两科分别察举廉吏和光禄勋的属官，特科中的贤良方正主要从儒士和官吏中荐举。
在察举制背景下，“当经学作为家学在势位之家世代相传时，门第亦得以长期延续。
”世家大族兴盛的魏晋南北朝时期，魏文帝曹丕为了拉拢士族而采纳陈群的意见创设了九品中正选官制度。
中正官品评的内容主要有三个部分：
一是家世，即家庭出身和背景；二是行状，即个人品行才能的总评；三是定品，即确定品级。
初期，定品的依据主要是行状，但晋以后完全以家世来定品级，造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现象。
权贵子弟无论优劣，都可以做官，出身低微但有真才实学的人，也不能到中央和地方担任官职。
在士族土著化之前，世家大族、庶族地主和乡民分处统治者到被统治者的不同阶层，总体上是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分离的。
士族土著化的初期阶段，中下层士族的郡望在土断中可能会发生数次的改变，随着士族制度走向衰落，士族的特权越来越少，但是，家世这一进身入仕的资本依然是士族的优势所在。
在士人早期的耕读生活中，“‘耕’似乎只是象征性的，士子们亲自躬耕是极少的，他们只不过是寄情山水，在青山秀水间吟诗题赋、修身养性罢了”。
隋唐的科举考试制度通过分科逐级考试择优选拔人才，改变了之前选士制度重家世、郡望的现象，摧垮了士族制度的政治基础，为门第不高的庶族中小地主通过考试进入政治集团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伴随着士族制度的消亡，原有的中小士族的郡望转化为强烈的家族观念和宗族意识，步入乡绅集团之列，在入仕的道路上从此与庶族中小地主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从唐代科举最主要的两个常科设置的情况看，进士、明经两科最初都是试策，考试内容为经义或时务。
两个科目后来演化为进士重策论和诗赋，明经重贴经和墨义。
策论和诗赋注重儒学的应时能力和文学才能，帖经与墨义则需要熟读经传和注释。
要在科举考试中获得功名，十年寒窗苦读的功夫是必要的，大量的士子虽皓首穷经也未必能入榜。
在科举制度面前，士人们曾经的风雅脱俗、逍遥自在已经成为美好的回忆，埋首读经才是重拾辉煌的正途。
土著化的士人到了这个时候才走进了真正意义上“读可荣身，耕可致富”的耕读生活。
北方士人南迁形成的初期耕读文化是士族文化下移并与农耕文化碰撞的结果。
隋唐时期的科举制度、均田制和租庸调制的推行在摧垮士族政治和经济基础的同时则进一步强化了士人由“读”入“耕”、耕读结合的趋势。
宋代以来，士族地主消失，庶族地主代而兴之。
科举制度不仅为庶族中小地主提供了平等的入仕机会，极大地提高了庶族地主子弟学习的积极性，甚至连农家子弟也看到了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希望。
怀着“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耕”而“读”者“牛角挂书、柳枝为笔、沙地练字、田头秀才代不乏人，屡见不鲜”。
两者相比较，前期士人为主体的耕读文化是自上而下融合起来的，重心在“读”；后期以庶族地主子弟和农家子弟为主体的耕读文化则是自下而上提升的结果，基点在“耕”，表现出更浓郁的乡土气息。
耕读文化的主体至此完成了由士人向庶族地方子弟和农家子弟转化的历程。
一批又一批的乡村子弟先后通过科举考试博取功名、进入庙堂。
他们的名字被载人宗谱，博取的科第功名和仕籍名分铭刻于牌坊，或书之匾额，高悬于祠堂。
仕途的荣耀成为宗祠楹联的一大主题，并在整个家族的各种活动仪式中享受着特殊的荣誉。
在“耕读”与宗族荣耀联姻的过程中，他们衣锦还乡或退仕荣归故里更是起到了示范性的引领作用，进一步强化了族人读书入仕的意识。
例如，具有鲜明耕读文化特征的高椅古村落，几乎每一座民居及宗祠楹联中都有旌表先祖文人、彰显宗族荣耀、倡导读书人仕的内容。
高椅村清白堂楹联云：
“永迪前光，传家清白；长流世泽，报国文章”；一甲宗祠门联是：
“天道源源弘正气；杨门世世颂清廉”；祠宇正殿楹联写道：
“姓氏始封杨，世笃忠贞，况有文章报国；弟昆同徙楚，廷贻诗礼，尤资清白传家”。
十甲祠堂大门楹联是“忠孝传家国；读书训子孙”；祠堂大厅的对联是：
“祖德尚清廉，念先人伯仲莺迁分两甲；孙谋诒耕读，裕后嗣绵延螽羽昭千秋。
”除了宗祠中的匾额和楹联之外，每个宗族还在宗谱里明确提出耕读的要求。
高椅村《杨氏族谱》要求子孙“以耕读为业”；《杨氏族谱》家族祠训教导本族子弟要“重农以足衣食，办学以端士气”；《杨氏族谱·十必要》强调：
“人必重师尊，师尊等君亲。
在朝隆太傅，在野尊西宾。
学术承裁正，文风仰教醇。
道德多隆重，王公莫敢轻。
”《渠阳黄氏世谱》中也记载，高椅黄姓始终保持着汉族的文化传统，农耕为主，重视教育，教导子孙“敦忠厚，肃闺门，守耕读……远匪类……”。
在耕读文化范式形成的过程中，最后的一个环节是以宗族观念为核心，耕读成为乡村基本的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
其间，地方教化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高椅杨氏成为本村第一大姓氏后，村落发展及公共事务多由杨姓人来执掌，他们以礼乐教化为第一要务，为“师”重于为“吏”，“助人伦、成教化”，“由是人知向学，民风一变”。
高椅村《杨氏族谱》中述及“村中几处读书堂”、“五更犹听诵文章”，正是耕读思想深入到高椅古村落的生动写照。
三、耕读文化在高椅的传承
从南北朝起，随着政治经济重心逐步南移，北方和中原人士大批南迁，湖南境内人口的民族结构开始发生变化。
特别是明代，不断有中原人士迁入湘西，汉人开始增多，带来了中原的传统文化，在与当地人的融合与交流中，耕读文化在湘西得以延续与发展，会同县高椅村深受中原文化的影响，也盛行耕读文化，形成了尊师重教的文化传统，耕读文化在高椅得到传承，到今天还深深影响着高椅村的居民。
耕读文化在高椅的传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耕与经商为主的经济生活方式
高椅村地处会同县东，雪峰山中段南麓的巫水河中游，东、西、北三面环山，一面临巫水，有许多冲积盆地与河谷平川，土地肥沃，水源充沛，虽然地域偏僻，洪水灾害不断，却是夏无伏旱，冬无严寒。
温暖湿润的环境下，四季植被常绿，林木郁郁葱葱，五谷竞相生长。
高椅村的村民千百年来坚守着儒道“以农为本”的思想，充分利用自然赐予的有限土地种植水稻、玉米、番薯、马铃薯、薯芋等农作物，油菜、薏米、绿豆、黄豆、蓝靛、苎麻等经济作物以及桃、板栗、油桐、油茶等经济树木，远离村落的大山上则是茂密的森林，放眼望去，谷地四处郁郁葱葱。
随着姓族繁兴、人口的增加，“一岁数收”等精耕细作技术成为提高收成的有效手段。
通过经验的积累和代代相传，耕作技术朝着精致化方向发展。
巫水河是古代村民通往外地最主要的交通运输通道，为高椅村提供了水运交通的最大优势。
村民借助竹排、船只等工具将满山的木材、毛竹、竹笋、板栗、桐油籽及山货运销到沅江、长江各地，获得巨大的经济收益，同时换回一些油、盐、酱、醋等基本的生活用品，他给村民带来了生产、生活、贸易、交通等诸多的便利，也带来了外界的信息。
2、浓厚的读书风气
走进高椅村，不少古居民大门上匾额上书写着“耕读传家”、“关西世家”等字样，这是高椅村居民的家风。
高椅村主要有六大姓，他们是杨、黄、伍、明、张和马姓。
杨姓是高椅村第一大姓，由于经济实力强，村落发展建设及公共事务多由杨姓来执掌，他们注重文化教育和道德规范，“学高为师，德高为范”，使整个村落形成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文化氛围，读书的风气甚为浓厚。
高椅杨氏家族历代先祖中“奇特颖卓者史不绝书”，而且“人才尤盛”的家族渊源，使杨姓子孙始终恪守着“子孙虽愚，读书不可不读”的祖训。
他们懂得在艰苦的环境中，要生存，只有勤耕稼；要发展，只有多读书，读书成为了杨氏家族中最重要的大事之一。
杨氏祖训中的读书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杨氏先祖东汉弘农杨震，相传，东汉时期，史称“关西孔夫子”、“四知先生”的杨氏先祖“清廉吏”出身在弘农郡一个没落的贵族家庭。
父亲杨宝时称靖节先生，是当时一名知书达理的开明人士。
杨宝秉承杨氏家族严谨治家之遗风，对杨震从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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