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什么会选择西方话语.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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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什么会选择西方话语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什么会选择西方话语

　　文学研究的“失语”问题，已引起一些研究者的注意。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对于任何研究来说，失语自然是痛苦的事情。

但是，无论我们在情感方面有多大的痛苦，无论我们对文学研究的失语是多么焦虑，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现实:

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是以西方话语为基本工具并还将继续操持这套话语进行研究。

问题不在于承认西方话语在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存在与否，而在于深入讨论分析选择西方话语作为研究现代文学基本工具的必然性前提和合法性基础，即现代文学研究为什么会选择西方话语。

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必要对研究话语系统本身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加以理解，这是我们讨论现代文学研究为什么选择西方话语的首要前提。

按我的认识，一种特殊的研究话语系统实质上就是由一套系统的概念形成的特殊的解读系统，它具有确定的概念内涵、鲜明的价值指向以及独特的研究方法路径和思维程序。

如文学研究，中国传统的研究话语是由文与道、情与理、情与景、言与意、风与骨、意与象、理与气、意境或境界、言与志、比与兴等核心概念以及诸如风流、飘逸、豪放、婉约、清新、俊朗、高标等风格性概念构成的一套体系，价值指向在整体上不能越过“止乎礼义”的规定，在审美方面则须符合“礼之用，和为贵”的中和之美，其方法主要是基于经验的点评，思维的方式是直觉与感悟。

相对中国传统文学研究的话语系统，西方近现代文学研究话语系统显然具有很大的差异。

文学与社会、浪漫与现实、内容与形式、主观与客观、表现与再现、主体与客体、思潮与流派、生活与艺术、思想与情感、审美与批评、文学与政治、文学与道德、文学与哲学、文学与历史、文学与心理等概念范畴;再有各种主义和艺术形式方面的种种概念及范畴，还有象阶级、民族、民主、独立、自由、认识、理性、感性、本质、规律等常运用于研究之中的名词术语，而且具有不断新出的方法、概念，比如当下流行的文本、话语、结构与解构、神话与寓言、反讽等等。

从整体上看，现代西方话语其价值指向主要是现代性，思维的基础是理性，具体方法主要是逻辑的分析与解读。

从一般意义讲，研究对象与研究话语之间应具有话语形态、话语方式、话语价值内涵的共生相似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所以选择西方话语而没有选择自己传统的研究话语，正是研究与研究对象之间的这一内在规律决定的，决非盲目和偶然，也就是说，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应当以西方研究话语作为主要的路径，因为这二者之间具有共生适应性。

具体的分析如下。

首先，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西方语境。

从一般的意义讲，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主要是在西方思想、文化、文学的影响下发生的，这似乎已成学术共识。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着极其严峻的选择，列强的进入，使天朝上国的理想归于破灭，一批有识之士便睁开眼睛去认识西方列强之所以富强的原因，并以此反省自身落后挨打的所以然。

在比较的基础上，作出了要向西方学习的选择。

无论是初期的“师夷长技”的呼吁，还是社会制度的君主立宪或议会民主的争论，以及企图从国民精神、思想领域进行改良的呐喊，其参照系无疑都是西方当时的发达国家或民族，所选择的是西方启蒙现代性的基本内容，整个中国社会都处于西方文化的冲击震荡之中，文学的变革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中，正是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拉开序幕的。

晚清以来，黄遵宪、梁启超等，在改良维新的社会思想文化氛围中，以进化论为思想基础，以变革图强为目的，倡导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和戏曲革命。

在他们看来，文学在唤醒国民自觉革命之意识，改良国民之性格，振刷民族之精神，推动国家民主走向富国强盛之路，有着巨大的舆论导向之作用。

这些思想，无疑主要是在西方思想影响下的结晶。

黄遵宪认为，“诗虽小道，然欧洲诗人出其鼓吹文明之笔，竟有左右世界之力”。

梁启超也指出，“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

……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之议论为之一变。

彼美、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功最高焉”。

这些观点，显然有夸大文学作用的片面性，也有对西方文学认识上的某种误读，但必然在思想文化及文学界形成重要的舆论导向，为从西方文化、文学获取文学变革的资源、推进文学革命并以此影响社会、文化的变革提供了认识通道。

于是，从那时开始一直到五四文学革命时期，大量翻译西方文学作品、译介西方文学思潮和西方作家的创作，成为一种风潮，使文学变革的西方语境的形成成为了现实，为文学变革的实践者提供了主要理论与创作的思想及艺术参照。

事实正是这样。

在文学革命的参与者中，无论是理论的倡导者如胡适、陈独秀、周作人、茅盾等，还是创作家如鲁迅、郭沫若、冰心、郁达夫等，无一例外。

诚如鲁迅所讲的，他之所以走上小说创作道路，依仗的正是读过的百来种外国小说。

这一切说明了一个事实:

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西方语境中发生的。

　　其次，中国现代文学自身显现出的艺术话语形态，与西方艺术话语在主要方面是一致的，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见出。

从文学体裁分类看，小说、诗歌、散文、戏剧的分类方式显然来自西方;对各体裁艺术结构要素、艺术功能的认识与把握，也是来于西方。

从创作方法看，写实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成为作家的自觉选择并作为创作的指导，而对创作方法的这种自觉，既表明了现代作家对中国古代作家没有自觉的创作方法意识的突破，又证明了现代作家运用西方文学创作方法于创作实践的客观性，说明现代作家的出现与成长的文学语境基础是西方的。

从作家主体的叙事角度与艺术表达的角度看，与古代作家相比，作家以第一人称叙事的方式明显地多起来了，这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的现象;这种突显作家主体的变化，深层次的原因是西方张扬自我、追求独立精神影响的结果。

在艺术表达方面，也是如此，例如诗歌。

大家知道，中国古代诗歌，无论是诗还是词，都有比较严格的格律、字数等限制，从积极的意义讲，这种限制与汉字特征文言表达的特点是相一致的，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也在一定意义上符合在限制中求自由的艺术表达规律，但这种限制在根本上是传统社会禁锢人的思想抑制人的情感的形式反映，是一统天下思想规范情感在艺术领域的表现，从而极大地限制了诗人思想、情感表现的空间，文学与作家的自由本质受到了控制。

现代文学一开始就走向了传统诗词的反面，自由体诗成为基本选择，其来源自然不是本土而是西方，正是西方诗歌的形式话语导致了这一变革。

小说、散文、戏剧也不例外，社会问题小说、自我抒情小说，多样化的散文，话剧的引进，与西方文学语境在中国当时的建立实在难以分开。

即使在具体的艺术表达方面也打上了西方的深刻印记，现代叙事艺术的相对发达，小说成为最主要的文学样式，与传统以抒情为主的诗歌占统治地位的状况有着明显的不同。

叙事文学的相对发展取决于艺术思维的变化，即理性思维介入了创作而非单纯的形象思维的抒情。

在叙事文学里，无论是想象虚构或是对具体对象的描写表现，都离不开理性逻辑，而理性逻辑恰恰是西方主要的思维方式，是西方叙事文学的基础。

至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家所表现出来的社会批判性意识，诗歌小说的散文化倾向，在作品中张扬自我的独立品格，叙事文学比较注重人物的心理描写以及注重环境与人物关系的描写，甚至直接在作品里发表作家的议论等，本质上都不过是理性思维及其精神的显现。

除上述外，还有一最根本的变化是文学语言。

从文言到白话的演变在中国由来已久，但古代白话与现代白话有很大的不同，它改变了文白混杂的现象，建立了现代汉语的新的语言系统，而现代汉语系统的建立是西方语法、词法、句法系统影响的产物，这一系统具有形式化强、可分析的、具有表达相对准确明晰的、富有逻辑的、词汇更为丰富、符号与概念内涵比较确定的特征，使传统语言系统的没有系统的语法规则、造词功能较弱、句法的意合流水结构的状态得到了革命性的变化，使思想情感意义的表达更加清晰、准确，减少了理解的歧义。

这种变化也许使文言意义的张力受到损害，但毕竟符合现代社会与现代人传达交流信息的迫切需要，言文真正实现了一致。

显然，现代汉语系统的确立，是理性的胜利，因为西方语言规则的建立，其深层基础就是理性。

所以，语言的理性化是西方语境在现代中国出现及其深入的根本标记，是现代文学发生发展的核心基础与内在动力。

再次，中国现代文学所内涵的价值观念，至少在主要领域和西方的现代性价值观念具有相似性。

现代文学，无论是作家自觉明确的价值追求，还是作家在作品中所寄托所表现出来的价值倾向，自然不是单纯的，尤其对具体的作家个体而言，情况更为复杂;传统与现代的价值交织，是比较普遍的现象，在显形与隐在的层次，都能发现两种价值同存于现代文学及作家的思想情感之中，共存在理论表述和文学文本里面，这正是转型时期的社会、人、自然也包括文学在内的各个领域，价值观念复杂的客观基础。

但是，从整体讲，现代性价值始终是现代文学自觉追求的目标，实现社会、文化、民族以及文学的现代化是根本的目的。

因此，在现代文学的30年间，启蒙、民族现代性，革命、社会主义现代性，文学自身的审美现代性，是贯穿其间的价值主线。

虽然在不同的时期，某一种现代性价值被追求被突显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如现代文学发生期主要是启蒙、民族现代性，后来占主导的则是革命与民族现代性，但现代性是始终存在的，尤其是广义的革命现代性。

于是，在思想观念领域，最流行最能体现现代性的语词是:

科学、民主、自由、独立、平等、人道主义、个性主义、革命、阶级、民族、解放、自我、理性、启蒙、进化、发展等。

这些语词及其所指，或被广泛用于文学理论、观念的倡导与描述之中，或被作家内化在文学作品的文本里面。

我们可以从这两个层面来分析。

在文学理论与观念的现代建构方面，以进化为变革、建设新的文学理论与观念的思想基础，以理性为建构的动力，以“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实现为价值目标，应当说是现代文学始终如一的理论品格，是在理论观念领域中现代性价值的内在体现。

从文学革命时期胡适的“八事”，陈独秀的“三大主义”，周作人的“人的文学”与“平民文学”等的提倡，到后来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革命左翼文学以及为工农兵服务等文学思想的出现，在表层上，二者的价值内涵与价值目标似乎是很不一样的，即启蒙现代性与社会主义现代性的差异;但在深层次上，都是现代价值的表现，只不过各自的重心有所不同罢了，前者重视的是更具普适性的现代价值，即人的价值或者说是现代中国人的价值，后者则强调的是具体的有特定范围的阶级的价值。

如果深入分析，就会发现，这两种现代价值有许多共同的品格，它们都相信变革与进化的历史规律的不可抗拒，都以理性作为精神动力和思维方式，都关注人尤其是普通人下层人的命运，显然在理论品格上如出一辙，是现代性价值的不同侧面的不同表达和追求，现代性是它们的共有基础。

在文学创作领域，整体上是上述理论与观念的实践。

五四时期文学中的人的发现，个性解放的主题，现代白话文学语言的运用与地位的确立，改良国民性的思想的表现，救国与民族情绪的宣扬，小人物下等人普通人成为文学作品的主角及其作家所饱含的人道关怀，都是现代价值的符号化;20年代后期兴起的革命、左翼文学，以及反映民族抗战的根据地解放区的文学，其表现出的革命、阶级、政党利益的倾向，对工农命运生存状态与走向的关注，大众化文学语言及叙事方式的提倡和实践，从根本上讲，依然是现代性价值的显现，与传统价值是大相径庭的。

此外，在其他如自由主义文学流派里，在非左翼的民主作家身上，占主导的也是现代性的追求，如老舍、曹禺等。

诚然，不同内容不同体系所达目的也有所不同的各种现代价值，在结果上，即对现代中国社会、文化、文学特别是对现代中国人的影响的结果而言，又是有差别的，也就是说，现代性价值并非都能产生好的正面结果，不过这已不是本文应讨论的问题。

本文比较概略地从以上几个方面分析了中国现代文学与西方话语的关系，着重点是西方话语所代表的现代性价值及其对中国现代文学发生、内容、艺术形式乃至整体品格形成的决定性作用问题。

通过分析，问题已经自明，而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为什么要选择西方研究话语的问题也由此问题的自明而获得了明确的肯定性的答案，因为，研究对象与研究语言是共生的，将西方话语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主要话语显然就具有了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