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学伟写的杂文也很有意思.docx
《金学伟写的杂文也很有意思.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金学伟写的杂文也很有意思.docx（13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金学伟写的杂文也很有意思
金学伟写的杂文也很有意思
贵族战争、奴隶战士、有限权利
今天上午看到朋友圈转发的《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想发一点感想，谁知一写就不可收拾，干脆多写一点，放到公众号上。
每一个民族所形成和认定的制度都不是主管选择的结果，而是客观选择→长期演化结果。
欧洲为什么会形成民主制？
难道这是主观的崇高选择结果？
这背后其实是有一系列更深刻的地理、地缘因素决定的。
许倬云在《中西文明对比》中说的一些论点我很赞同：
他们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无法形成一个统一的市场，无法形成一个可以快捷到达任何地方的通道，关山阻隔，客观上形成了市场分割（在古代的交通条件和技术水平上）。
虽然可依靠海洋到达很多国家，但都只能是近海地区，深入不到内地。
没有统一市场，客观上就没有形成统一大帝国的需要。
还有一点，欧洲属温带海洋性气候，自然灾害极少，因此，也很少有大范围调丰补歉的需要，这也在客观上决定了没有形成跨地域的统一大帝国的必要性。
没有可以快速直达任何地方的通道，使建立统一大帝国的成本很高。
欧洲历史包括中东历史上，曾建立过可与大秦、大汉、大唐相匹敌的统一大帝国，但最终都以分崩离析告终。
原因是，无法在需要时快速调动军队赶到那里弹压，只能占领一个地方驻扎一支军队，占的地盘越多，兵力越嫌不够，只能大量启动被征服民族充当“奴隶战士”甚至跨国采购“奴隶战士”。
到最后，奴隶战士成为军队主力，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他们的职业就是打仗，所以战斗技巧更强，尤其是新的战斗技能的掌握比核心民族更强。
核心民族的将士最初是因为身份更高，战斗力更强而身居高位，有更高的身份地位，到后来，都因出于保持自己的尊贵地位而有意识地摈弃和压制新的战斗技能——这种事，不仅在欧洲、中东普遍存在，在东方也曾出现过。
比如幕府时代的武士极力推崇刀与剑，抵制枪。
满洲入关，江山坐稳后大量毁弃明朝留下的枪和炮，因为那些东西只有汉人会用，尊贵的八旗子弟不会，以致到中晚期，清军的武器装备还不如几百年前的明军。
当异族的“奴隶战士”成为军队主体和最大战斗力后会发生什么？
不安稳！
极其不安稳！
像罗马帝国，为收服这些战士，最后只能给他们以公民权，成为正式的罗马公民。
但给了公民权就好了？
也不是！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他们要进一步的权利——要自治权，要独立权，要觊觎王位，要取得罗马核心地区——意大利的财富，最后要起义！
经济和生存的物质条件上互不依靠，军事上无法长久统一，最终就形成了小国林立格局。
这后一点在基根的《战争史》中反映的很清楚。
这种经济与生存的物质条件互不依靠，又不具备大军快速通联条件，也体现在同一个国家、民族中。
由于国君的实力只能来自聚集——集腋成裘，能被集的腋越多，做出的裘越大，所以，国君实力和能够聚人聚物聚财的地区是否广大有关。
举例说，中国这样的“天下国家”，国君可以聚集的资源是任何一支地方势力的10倍、100倍，那么，小国的国君只能达到1倍、2倍、3倍。
因此在欧洲，不仅小国林立，一个国家之内，自古也以一块块的庄园经济为主。
国君既无法全面、长久、彻底征服，就只能依靠一个个领主、贵族来共同统治，这样，就形成了国君与贵族联盟。
贵族领主们对国君有臣服义务，有纳税义务，有需要时出兵出钱义务，除此就是自己事了。
国君如有特殊需要、超出正常财力范围的事，必须要和贵族领主们协商，取得谅解和支持，否则就“国将不国”了。
因此，欧洲的国家，历史上，除了极短暂时间内出了特别铁血又有能力的国君，偶尔出现十几二十年的举国大一统局面，其余时间都是国君与贵族领主共有天下。
国君需要贵族，是因为他无法消灭所有的贵族领主，但又要依靠他们输血。
贵族领主需要国家，是因为国家就是族与族之间为争夺利益和资源的产物，是免遭外族侵略、掠夺，甚至还可以向外扩张谋财的共同体。
环境是客观造成的，观念、习惯和惯例是环境造成的，久而久之，独立和有限责任、有限权利、有限义务便成为欧洲人心中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而不是某些人吹捧的出于崇高的主观选择！
国酒故事
【国酒】看到一篇微文《中国名酒竟是这样排名的》，讲中国白酒排名，认为茅台被列为国酒，是因为茅台会讲故事。
茅台确实讲了一些故事，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就是巴拿马国际博览会金奖。
但所以称它为故事，不是因为当年获金奖的是5个参展白酒都是金奖，而是这个金奖根本算不了什么，它只是一个三等奖而已，那次博览会，为吸引参展者，设了5等奖：
特等大奖、大奖、金奖、银奖、铜奖。
中国也有参展产品获得一等大奖，那就是南浔的湖里辑丝。
如果我没记错，中国应该是有2个特等大奖，还有宣纸获得了大奖。
一般认为的最高奖金奖在巴拿马博览会上只是个三等奖。
拿金奖不是编的，它的宣传效果却是通过“适当忽略一些事实”后产生的。
要说讲故事，汾酒其实也讲故事，最典型的，就是说“茅台酒来自汾酒”。
这故事有点因头，因为有说法，中国的蒸馏酒产生于蒙元时代，此说最硬的就是明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言：
“烧酒（蒸馏酒），非古法也，自元时始创其法。
”由于北方落入蒙元之手早于南方数十年，其时，整个北方民生凋敝，动荡不止，唯山西地理环境，让它保持了相对稳定、余裕，所以，它很可能成为中国最早制作蒸馏酒的地方。
但此说的致命伤在于：
茅台酒成于清，此时，四川、贵州一带早已成为酒乡，名酒辈出，佳酿林立，自不待山西人来传酿酒技术。
汾酒说，茅台镇最早的酿酒作坊是山西商人开的，此说有民国时期出的书为证（老金记性差了，忘记书名），但即便是山西商人开了最早的酒坊，也无法证明茅台酒酿制技术来自汾酒，要知道，这根本就是2种不同工艺酿制的酒。
所以，汾酒讲的故事只在很少数人中被说道，难以传开，也不被大多数人认可。
关于开国大典喝什么酒，该文以贵州那时还在国民党手为由，推断喝的是汾酒，不是茅台，这在文风上有问题。
开国大典喝的确确实实是茅台，周恩来亲定的。
以当时已解放了大半个中国说，无论哪里扫扫，扫出几百、几千瓶茅台算不了什么，需知那时茅台镇数十家酒坊，年产量已达数百吨，行销全国。
1935年初，红军打下遵义地区，在物质上有3个收获。
一是缴获了十万担盐，为3万红军将士改善了生活，当时广大指战员手里只有中央苏区发的苏区币，担任苏维埃中央银行行长的毛泽民，针对贵州百姓深受缺盐和买不起盐之苦，想出一个方法：
凡持有红军票来买盐的，一律平价，这个平价相当于被地方军阀们加价过的价格的十分之一。
顿时，苏区币成为最抢手的流通货币，十万担盐以两利方式，全部出清。
二是缴获了一万担鸦片。
当时，贵州是鸦片主产地，中国最好的鸦片就出在贵州。
贵州的大小军阀们，无不通过对内垄断盐，对外垄断鸦片，两头吃，为发财之道。
这一万担鸦片成为后来长征途中红军唯一的经济来源，和沿途打点地方首领唯一拿得出的礼物，还有最珍贵的药品之一—鸦片在很长时间里，是一直被列为药品的。
发达国家是随着吗啡提炼技术成熟，于19世纪末开始，陆续将鸦片列入对内不对外的禁售品。
在世界范围被排出药品行列则是20世纪30年代末了。
三是数百上千缸的茅台酒。
这批酒成为救命良药，很多人满身的疮苞就是靠用茅台酒洗好的，毛的脚被地上树枝扎过后化脓溃烂，一直没有痊愈，且时发高烧，最后也是一路上用它洗好的；周恩来后腰部伤口化脓，几近垂危，最后也是靠它每天清洗消毒治好的。
红军临走时，带走了全部剩余茅台，一直用到陕北还有。
因此，在开国大典上讨论喝什么酒时，周恩来说“茅台，当然是茅台”！
茅台早在清代就被列为“黔酒第一”，选择茅台国酒，既有酒好因素，也有情感深因素。
红军第一次到茅台是1935年3月15日。
去年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茅台集团于同日灌装了一批1949年封藏酒（不是市面上国典1949那一类），赠与还活着长征老战士和开国将领、大军区司令和军委委员以上级首长。
不过，1949年前的茅台酒早没了，灌装的是酱香型习酒。
老金有幸拿到了一瓶——是转赠的，一直想等一个好日子和我的一帮好驴友共享。
中国白酒，要说起来，真正的典范是浓香型。
浓香型中，早先的五粮液尚可，但现在那香味浓得让人难受。
泸州老窖却一直是我最喜欢的酒，对茅台的喜欢还是当年郎酒寻求借壳上市时，几次去郎酒参赞，接受了酱香型。
只是郎酒为何由借壳上市突然变成被私人廉价收购，其中的勾当不得而知。
泸州老窖的国窖1573，第一批出来时也送了我一些，被一一转赠给朋友。
一位江西的领导喝了后，从此就迷上的了1573。
寒食、端午，不比附出一些高大上意义就会死的国人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柳斜。
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
这是唐代韩翃《寒食》，写得很美。
寒食，是中国一个特殊的节日，以前讲是为纪念介子推，但我对这种传说历来将信将疑，因为国人喜欢比附，就好比粽子本是稻米产区人民为解决农忙时节田头吃饭发明的——古时人均耕地面积大，且平时一天只吃2顿，食时（上午7点至9点）一顿，晡时（下午3点至5点）一顿，平时晨起后去田间干点活，太阳升起后回家吃饭，然后又去田间，一直干到太阳西下回家再吃一顿。
但农忙时节活多，出力大，在田间忙碌时间也长，中间必须再加一顿。
劳动人民由此发明了粽子，最初的粽子就像今天西南少数民族的粑粑，只是用叶子包裹上煮好的米饭（不管哪种米饭），随身带上，中午打尖，后来该进为包好后再煮，并用了最合适的糯米做原料。
一天2顿的习俗，在民间某些地方一直保持到民国时期，比如像毛这一代的青年时期，基本上都是一天2顿的。
包括我老家江苏吴江，，算得上富庶之地了，但老一代依然把午饭称作“点心”，回到乡下，亲戚们依然天不亮起床，做出一桌子菜让你吃早饭——可怜老金早饭只吃无荤无油之食，甚感痛苦。
本为解决农忙田间解饥的粽子，后来不知怎的变成纪念屈原了——吴越一代还把它说成是纪念伍子胥呢，且产生的时期也更早，还有根本和屈原没毛关系的西南少数民族也吃“粽子”，有如何解释？
所以，国人喜欢比附，但凡有能和一名人扯上边的，无不趁势而上，似乎不如此，就无以为凭。
黑格尔说：
中国历史的本质就是没有历史，只有帝王的更替。
改变一下：
中国的历史就英雄伟人的历史，无小民无关。
端午之前包粽子，然后就开始进入农忙时节。
唯有徽州人，却在春节时候包粽子，次习俗同样和需要有关。
徽州男人长年在外，唯有春节或有时间回家看看。
过完节又得四散去为功名忙，为利禄忙，为生计忙，粽子就是他们长途跋涉中最好的主食。
徽州田少，一年最忙时节就是上山弄茶、采茶、挖笋、做茶笋，离春节不远，粽子便是劳作之间最好的点饥物。
由此也可作粽子和纪念屈原无关，而与实际需要有关的又一旁证。
我以为，寒食节最可能的是和古时的火崇拜有关。
作为给人带来光明、带来温暖、带来熟食火，在古人心中，无疑是最值得敬畏的神灵，一年360天，它都无私地把它的光和热赐给我们，我们也必须让它有一天休息一哈子，以免它哪天累了、恼了，不再赐予我们温暖和光明——需知人类的火崇拜不知要比介子推年长多少万年。
至于和介子推沾上关系，则无疑是后来的事，和粽子是为纪念屈原一路货。
古寒食节比清明节早2天，康熙年汤若望修订历法后，变为清明前1天。
每逢寒食，家家免火，不得冒烟，唯有皇宫中可保留火种。
待寒食一过，再从皇宫中传出，先入五候之家，再散向平民百姓之家，故有“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的壮观。
古诗与寒食有关的很多，与韩翃诗情画意相反，宋张友正的《寒食日献郡守》则描写了寒士的寒食节——
入门堪笑复堪怜，三径苔荒一钓船。
惭愧四邻教断火，不知厨里久无烟。
不敢游寒山
一次次去苏州，就是没去过寒山寺。
不是不想，而是不敢。
300年前，诗坛领袖王士桢途经苏州，终于有机会拜偈他心慕已久的寒山寺。
无奈天色已晚，山门久敲不开。
王士桢激情难耐，命童仆拿来笔砚，在墙上题诗两首。
“日暮东塘正落潮，孤蓬泊处雨潇潇；疏钟夜火寒山寺，记过吴枫第几桥。
”“枫叶萧条水驿空，离居千里怅难同；十年旧约江南梦，独听寒山半夜钟。
”寒山寺，早已因张继的《枫桥夜泊》，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精神符号，千百年来士子心中的圣地。
而今的寒山寺，江山无恙，寺钟还在，枫桥仍是那个枫桥，但一定已没了当年的神韵。
没了商船舟旅的系泊。
寒山寺在阊门外十里，西晋陆机云：
“吴趋自有始，请从阊门起；阊门何峨峨，飞阁跨通波”。
古时阊门乃苏州集散地，“天下财货莫盛于苏州，苏州财货莫盛于阊门”。
南来北往的舟旅，从运河经枫桥汇聚到阊门脚下。
十里东塘，商旅云集，舟船尽泊，载来天下财货、商贾、学子、士人，也载来游子的乡愁。
尤其在那“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的日子，那广大的乡愁一定布满了十里东塘，弥漫在清冷的空气中。
而今天的枫桥，已是一个普通的水乡小镇，没了当年的场景。
也没了生离即为死别的人生体验。
少时不理解，为什么古人会把生离和死别连在一起。
直到那年上课，听老师念一首诗：
“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炬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
”才耸然动容并忽然开悟。
在那关山迢递，舟旅不便的年代，生离有时却似死别。
李白仗剑游天下，终生未回四川，不是不想回去，而是“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陆游被贬巴蜀当一个小官，从江南出发，竟走了半年！
可以想见，一个身负种种责任或被功名利禄所绊的人，在那种年代里，是只能将无边的相思和乡愁隐藏在心底，抒发在诗文中的。
这样的乡思别愁在那个年代里，是有广大的社会共鸣的。
而今天，在整个地球被称为“村”的情况下，这样的人生体验已不再有了。
更没了为功名行万里路的艰辛。
少时常为古人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所折服，书读多了才知道，这豪壮的背后也有人生的艰辛与无奈。
尤其是唐代，实行的是明卷考，考生的姓名就标在卷头，因此，考生的才名和有无名流的举荐，往往是能否录取的重要条件。
在没有现代出版业和公共传媒的情况下，要想让自己的才名被世人所知，为名流显贵接受，只有不远万里去做才情的巡回路演。
这样的路并不好走，旅途的艰辛不说，还有门子的白眼、主人的冷遇；“日暮乡关何处是”，“今夜未知宿何处”的惆怅；以及对功名前途的忧虑。
白天尚有山光水色的慰籍，可强打精神、拼足底气做才情展示。
到日暮之后，那无边的寂寞、孤独与乡思就会涌上心来。
许许多多人如杜甫诗云“天边长作客，老来一沾巾”，度过了颠沛流离的一生。
即便是顺利地走上仕途，人生的旅途依然艰辛。
“细雨骑驴入剑门”，在今人看来是一种浪漫；在古人看来，是旅途落魄的自嘲。
“壮年听雨客舟上”，今人看来是一种诗意；在诗人笔下，却是“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的悲凉。
因此，当张继把斜月、寒霜、疏钟、夜火、古寺、客舟这些意象拼在一起，并用一个“愁”字来归结时，这样的画面与意境，已在古人的心中无数次地出现过了。
他们熟悉这样的画面，经历过这样的情境，有过这样的人生感受。
寒山寺就这样，成了中国士人学子心中的一个圣殿。
而今，这样的时代已过去了。
旅途不再是一种艰辛与痛苦，而是欢乐；思乡不再是未有归期的折磨，而是一张可即时兑现的机票、车票、船票，甚至是一个电话。
这样的人生感受也就不再有了。
没有了这样的人生感受，没有了生离即为死别的体验，没有了月夜下舟船尽泊的场景，寒山寺，注定是一座普普通通的寺院，枫桥也不再有其他的含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去游寒山寺实在是一种危险，因为，它会打碎你心中的一个梦。
酒令故事
酒令是一种有中国特色的酒文化，最早诞生于西周。
周是一小邦，集全族之力，也只能凑起5万人军队，取代泱泱大商，全靠大家帮忙。
因此，如何以小邦治天下，成为周的主要问题。
像商一样，靠武力弹压，“不服老子就揍你”显然不行，一来实力不够，二来像商这样的天下第一大族，最终还是“失道寡足”。
因此，周要以礼治国。
礼，就是规矩，要有一整套制度，从上到下，人人都按规矩行事。
由于纵酒也被认为是商无道、骄奢淫逸乃至亡天下的表现，所以，周对喝酒也有严格规定——有点像现在，不是你有钱有地位就能随便喝，只有在重要节庆、祭祀和重大活动时，才允许喝酒。
喝酒变得神圣庄重起来。
既然神圣庄重了，就要有一种制度来保障它的神圣庄重，不能想喝就喝，想多喝就多喝，少喝就少喝，而且要喝得庄重。
于是，就产生了专门监督饮酒仪式的酒官，一如《诗经·宴之初筵席》所言：
“凡此饮酒，或醉或否。
既立之监，又立之史。
”奶奶的，不仅有酒监，还有酒史，要记录在案的。
知道什么叫贵族，贵族是怎么养成的了吧？
到了汉代，没那么多规矩了，但喝酒必有监酒，却作为一个习惯保留下来了，称之为“觞政”。
政者，敲打以达匡正之目的。
到了隋唐，“让酒喝得有规矩”基本上被“让酒喝得有趣”取代，所以各式各样的酒令也跟着繁兴起来。
令，在甲骨文中是上面一个屋顶，下面一个跪着的人，表示俯首听命。
总体上，酒令，最早也仅仅是按指示强力监酒，发展到后来成为一种礼仪，再到后来，变为一种游戏。
其种类也越来越多，林林总总，不下数十。
有一故事，清代扬州，一酒席上玩接诗，即某人起一句，然后挨个续下句，既要合意，又要押韵合辙，接不上或接错了就自罚一杯。
轮到一商人，开口“柳絮飞来片片……”忽然感到接不下去了，因为最后一字必须押ong韵，于是硬着头皮续了一个“红”字，立时哄堂大笑，因为柳絮是白的。
显然，这商人出丑了。
按现代人思想，商人嘛，不就是做生意赚钱嘛！
古人不一样，尤其像扬州这地方更不一样，没点文化素养，没点学问压身，别人根本瞧不上你。
那商人之尴尬可想而知。
幸好座中有金农——扬州八怪之一，缓缓起身：
“这不是杜撰，而是有来历的，出自元人”。
并念到：
“廿四桥边廿四风，凭栏犹忆旧江东。
夕阳返照桃花坞，柳絮飞来片片红。
”一片嘲笑化作一片赞叹，不是那商人没文化，而是自己没文化了。
当然，诗确实是杜撰的，但能如此快地杜撰出一首好诗，不能不佩服金农的功力。
看来，金农五十学画，仍能成一代大师，凭的正是这一身学识素养——只是老金不喜欢金农包括整个八怪的画。
事后，万分感激的商人送了几千两银子给金农做酬谢，感谢他替自己挽回了面子。
看来，面子在古人眼里很值钱。
酒令，最简单而又有点文化气息的是筹令。
即事先写好一句诗或典故，根据这句诗或典故，规定该怎么喝。
20年前老金编过一套，请人做成竹签，用布袋套着，待喝到酒酣耳热时，拿出来让大家抽签，凭运气喝酒。
比如：
两岸青山相对出——左右各饮一杯。
就是由抽到此签的人的左右二人喝。
为活跃气氛，特意添加了一些容易互相指该由对方喝的句子，如：
何当共剪西窗烛——想老婆者饮，抽到此签，席间立即会热闹非凡。
两岸青山相对出——左右各饮一杯
孤帆一片日边来——持令者对家饮
两个黄鹂鸣翠柳——比肩坐谈者饮
一行白鹭上青天——结伴同来者饮
窗含西岭千秋雪——坐而不语者饮
门泊东吴万里船——远道而来者饮
大珠小珠落玉盘——正说话者饮
一片冰心在玉壶——持此令者饮
何当共剪西窗烛——想老婆者饮
却话巴山夜雨时——坐中打过电话者饮
雪拥蓝关马不前——迟到者饮
巴山夜雨涨秋池——杯中最满者饮
黄鹤一去不复返——中间离座者饮
白云千载空悠悠——杯中最少者添满后饮
牧童遥指杏花村——持令者指定一人饮
借问酒家何处有——问话多者饮
红杏一支出墙来——身材最高者饮
髻挽巫山一段云——女子皆饮或发最长者饮
落霞与孤鹜齐飞——持令者与对家共饮
秋水共长天一色——坐中皆饮
丈夫一怒安天下——自称不怕老婆者饮
三山半落青天外，二水中分白鹭洲——左3右2共饮
但如此喝酒，唯意趣相投、性情豪侠的酒友间方可行，而且大家都须服从监酒者的最后定夺，只要席间有一油盐不进的“正人君子”，那就完了。
所以这套酒令只和年轻时一些写诗画画、摄影旅游，闲来爱拍上一段曲子的朋友用过2次，第3次就被他们征缴了，也算得其所哉。
20年风流云传，旧友已大半散去，老金也老了。
故园三十二年前
徽州不是我的老家，但我一直视徽州为第二故乡。
初中、高中、进厂，生活16年，看过很多禁书，结识了很多朋友——他们大多是我初中、高中的同学，有反动学术权威、右派、走资派的子弟，更有那山里的同学少年，还有一些意趣相投、志同道合的同事。
他们每个人都从某一方面，给了我很多思想、性格和学识上的营养。
那16年的读书工作生涯，是我人生的“田园牧歌时代”——这是十年前一位欧洲来的学者询问我的“文革时代的生活”时，我下的定论。
读书、工作，上黄山，登白岳，下黟县，去祁门，走旌德，跑歙县，穿绩溪，到休宁，徽州的大大小小、有名无名景点（那时不叫景点，叫“好的地方”）几乎全被跑遍。
尤其是新安江畔的古村，南溪南、篁墩，经王村、富礼，过烟村、雄村，到三潭、深渡，尤其的尤其是歙县南乡，几乎遍布了我和我的同学、伙伴们的足迹。
浸润久了，他乡就成了故乡。
所以刚回到上海，闭上眼睛，浮现的都是徽州的蓝天白云、清澈的新安江水、青郁郁的石耳山、那一个个古村、一条条古街。
在这些印象中，有一个不知名的小山村，常常会勾起我的思念。
所以，昨晚徽州的朋友——小平问我明天想去哪儿，我不假思索地说“小溪，小溪”。
32年前去小溪，是骑自行车去的，几十里山间小道，只为一座小得不能再小的寺院——丛林寺。
但收获的不仅是丛林寺，还有那如十九世纪法国乡村画般的景色。
小溪位于歙县绍濂乡，全村都姓项。
丛林寺几乎是伴随着小溪村建立的同时（唐代）建立的。
几经修葺，迄今仍保留着明代画家丁云鹏的罗汉画像，依旧完好。
当年去丛林寺，是专门去县文化局开了证明，拿着证明喊来村里的专职养护员开门的。
如今，丛林寺依然是文保单位，没有和尚，不对外开放，有专人看管。
因桂溪流经小溪，所以小溪又名桂溪。
过去的桂溪，两岸田园风光，秀色可餐，更兼有河滩上的丛丛桂树，恍如身在法国十九世纪农村画中。
如今的桂溪，景已不如当年，但仍足以游目骋怀。
从第一次游小溪，到再游小溪，已隔32年，故以“故园三十二年前”做题。
看到这个景色，我知道，小溪到了——
追寻记忆中的徽州
清早起来，拉开窗帘，新安江被一片浓雾笼罩。
看一遍昨晚发的文章，发现一错误，将杜甫老先生的诗句“花径未曾缘客扫”写成“花径不缘为客扫”了。
不说字意，即使从上下句对仗关系，也一眼就能发现这是个错误，但昨晚竟然未曾发现。
看来乡村野史得改成乡村野叟——已不胜酒力了，几两白酒下去，思绪不再敏感。
去小溪，王村是必经之路。
我之所以和歙县南乡特别有缘，是因为我的高中就在王村中学。
这是全南乡唯一的高中，那广大的山区，地域占半个县，有能力上高中的山乡子弟都集中在王村，成为我的同学。
曾有几次，我从王村边上经过，但“近乡情更怯”，不敢越过新安江，去看一眼王村。
我怕岁月冲刷，洗净了当年痕迹；怕时代洪流，裹挟来无尽的砖头、水泥，覆盖住宽阔的石板路，取代了时空无限延伸的老宅、旧街。
虽然没有看到任何指示牌，但车过王村时，我还是从穿镇而过的道路认出了它，因为那条路每一个小小的弯势，从一个曲面到下一个曲面的间距，我太熟悉了，它受到江岸的限制，无法改变。
除此以外，已没了当年任何痕迹：
我住过的那幢道光年间的老宅——下雨屋顶就会漏水，用脸盆接着，叮叮当当；我常去吃小馄饨的那家小店……
从屯溪去小溪，走的是江南岸。
游完小溪，去岩寺（现徽州区），得再过王村，来到新安江北岸。
这是从上游方向看去，王村就在前方的拐弯处——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