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百年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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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百年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

近百年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

乔以钢

传统中国文学史书写,从性别的角度看,贯穿的是以男性为中心的文学史叙事。

有关古代妇女创作的研究长期以来处于相当薄弱的状态。

20世纪80年代以后,在社会思想文化和观念意识发生巨大变革的背景下,女性主义学术思想逐渐渗入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也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

这里所说的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是指学术界以中国古代文学为研究对象,从性别角度进行多层面审视的研究观念和研究实践。

其中既包括对古代妇女文学的考察,也包括在性别视野中就男性创作活动所展开的探析;既涉及男女作者在文学活动中的交互影响和作用,也包含对两性创作所呈现出来的不尽相同的审美景观的探讨。

不过,由于诸多原因,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性别研究相比,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还停留在一个较低的层面,尤其是对这一“研究之研究”尚缺乏系统的梳理、认真的总结和全面的反思,这直接影响中国古代文学性别研究的深入。

本文拟在回顾和总结近百年来中国古代文学性别研究实践的基础上,就其中一些值得注意的问题进行思考。

一

　　有关古代妇女文学创作的考察,在现代中国已有近百年的历史。

19世纪末20世纪初,思想文化界的启蒙思潮以及对传统文化的反思,直接影响到研究者对中国古代文学的重新认识;“五四”女性文学的勃兴,也促使中国古代妇女的文学创作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20世纪前半叶,中国古代文学领域的性别研究开始起步,主要体现在对古代妇女创作的搜集整理和初步探讨方面。

    二三十年代,在“整理国故”和反思传统两种思潮的涌动中,中国古代女作家及其创作成就的整理取得了明显进展,产生了一批较有影响的女子艺文志。

与此同时,刊有古代女性作品的总集、别集和各类选本陆续印行,一些受到新思想影响的知识女性直接参与了这些文集的编辑出版,体现出文学观念和性别观念上的进步。

例如,施淑仪的《清代闺阁诗人徵略》著录了清代自顺治至光绪三百年间1262名女诗人的生平和创作,并对之加以述评,它几近于一部清代妇女诗歌史。

编者在“例言”中申明收录的标准是“偏重文艺“,若非于此专长者,“虽有嘉言懿行,概不著录“,从而摒弃了以妇德为先的传统女教尺度。

20年代末,出现了单士�的《清闺秀艺文略》（五卷）,载录3000余种女子“艺文”作品。

其中不仅有文学创作,也还包括了文论、史学、经学、音韵、训诂甚至医学、算学方面的学术著作。

此期,在围绕个体女作家进行研究的过程中,也有新的趋向。

如潘光旦的《冯小青之分析》一书,运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对女诗人的身世和创作心理进行考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胡适等关于清代女诗人贺双卿真实性的考察,拓展出关于如何看待男性目光注视下的女性写作这一具有性别文化内涵的话题,对此后的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印行了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

该书“起自上古,暨于近世”,时代断限止于明末。

这一将中国妇女文学活动系统化、历史化的努力,在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问世的一些著作中得到呼应。

梁乙真补谢著之阙,撰写了《清代妇女文学史》（中华书局,1927）;其后又著有《中国妇女文学史纲》（开明书店,1932）一书。

谭正璧出版了《中国女性的文学生活》（上海光明书局,1930）。

此外,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分别收入了有关唐代武则天、上官婉儿以及薛涛和鱼玄机的内容。

上述著作在古代妇女文学史料的搜集整理方面做了基础性工作,初步理出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创作活动的历史线索,并开始注意到古代妇女文学创作与其生活经历、思想文化背景之间的联系,对妇女文学活动及其作品的特点也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特别值得肯定的是,著者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封建时代压抑妇女才华、否定妇女文学成就的社会制度和传统文化,一定程度上包含着对男性本位文学史观的反思。

　　此时,一些知识女性已具备了比较自觉的女性文化建设意识。

1931年,陆晶清出版了现代学术史上第一部古代女诗人的研究专著《唐代女诗人》（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陶秋英的《中国妇女与文学》（北新书局）问世;其后曾乃敦著有《中国女词人》（上海女子书店,1935）。

在带有一定研究性的著述中如此标榜文学创作者的性别,对这些女作者来说实乃有意为之。

例如,陶秋英就“妇女与文学”这一命题的提出发表了一针见血的看法:

“‘妇女’,这是一个侮辱我们的名称;不!

‘妇女’而成为种种特殊问题,特殊名称:

这才是真正侮辱我们的现象,这明明在说，‘妇女是人类的另一部分。

’“在“五四”新思潮影响下女性主体性的确立,使之能够一语道破传统文化的男性本位实质,以及妇女在文学和文化史上的不平等地位。

　　这些有关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创作的研究性著作,是在启蒙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潮影响下,在进步思想界不断发出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呼吁的背景下诞生的。

它的出现对现代性别文化的建设具有积极意义。

只是在当时的写作中,作者往往不自觉地囿于男性中心的传统思维,体现出明显的局限性。

例如,一些男性作者在认识和评价古代妇女创作时,一方面热情肯定文学女性的才华,另一方面又无形中受制于传统性别意识和文学观念,时或流露出“表彰才女”、“怜香惜玉”的文人士大夫趣味。

此外,在研究的起始阶段,人们对女性创作现象的认识不免粗浅,视野也比较狭隘。

   相比之下,女作者对文学创作中的性别因素显然更为敏感。

比如,陆晶清撰写的《唐代女诗人》第一次以断代方式对女性诗歌创作进行研究,探讨唐代女诗人对诗歌艺术的贡献;陶秋英的《中国妇女与文学》将古代妇女的创作状况与她们所生活的时代相联系,指出在传统文化制约下,古代妇女文学（主要是诗词创作）呈现出在内容上以消遣和性情为主、在感情色调上以颓废为美的表现形态。

又如,冯沅君在一系列有关中国古代戏曲的考证文章中,涉及古代妇女创作时,也流露出一定的性别意识。

　　此期人们关注较多的,主要是唐代女诗人的研究和词人研究。

前者以薛涛、鱼玄机、李冶等若干女作家的研究最为集中;后者可以谭正璧的《女性词话》（上海中央书店,1934）为代表。

该书注意结合作者的身世（如家庭、爱情、婚姻、社会经历）分析其创作风格,介绍了包括徐灿、贺双卿、吴藻、顾太清、顾贞立、沈善宝等在内的自宋至清59位女词人。

其学术价值主要体现在:

首先,它是20世纪第一部全面介绍女性词的专著;其次,它知人论世,言之成理,持之有据,“把学术研究的学理性和知识传授的普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前期,有关中国古代妇女创作的研究有所收获,但总体处于低迷状态。

据统计,自1950年初到1984年底的35年间,有关女作家的研究论文最多不超过130篇,且多数集中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出版的女作家作品集不到10部,其中李清照占了4部。

在此期间,没有出版一部妇女文学史,研究对象的涉及面也比较狭窄,仅集中在几位女作家的创作上;缺乏史的眼光,多是一般的研究评论,零散而不成系统。

并且,在特定的政治环境和抹平男女两性差异的文化氛围中,评论文章往往程度不同地染上了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色彩。

　　这一时期值得一提的是,在基本的文献整理方面取得的成绩。

195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胡文楷辑录的《历代妇女著作考》。

该书汇集整理了编者以20多年时力精心搜求的,自汉魏至近代共4000余位女作家著作的流传情况和出处。

“凡见于正史艺文志者,各省通志府州县志者,藏书目录题跋者,诗文词总集及诗话笔记者,一一采录。

“其资料搜集之宏富,堪称20世纪在中国古代女作家文献整理方面取得的标志性成就。

此外,围绕蔡琰和《胡笳十八拍》的作者问题、李清照是否曾经改嫁以及其词作的评价问题,学术界都曾进行了专题讨论。

　　陈寅恪关于女性创作研究的重要论文《论〈再生缘〉》和专著《柳如是别传》均写成于60年代。

前者当时曾引发讨论,后者迟至1980年才得以问世。

在关于弹词小说《再生缘》的研究中,陈寅恪不仅称赏《再生缘》具有“自由活泼思想”,“实弹词体中空前之作“,而且赞扬作者为“当日女性中思想最超越之人“。

在《柳如是别传》中,陈寅恪满怀对明清时期奇女子柳如是的同情与欣赏,对这一有追求、有谋略,又富于传统文化底蕴的奇女子的生活和情感经历做了翔实精赡的考述。

其间,通过柳如是与明清之际士大夫名流陈子龙、钱谦益、宋徵舆等人的相互交往和特殊关系,“在最自然的男女两性关系中,挖掘一代知识分子面对前所未有的政治文化危机时的复杂心态与行为“,从而使这部著作一定意义上成为明清之季的“文人心史和文化痛史”。

而若以女性主义的眼光观之,作者选取一个女子作为这部情史乃至明清痛史的主角,“正是对男性中心史的一种颠覆”。

   80年代中期以后,当代女性文学创作和相关研究进入新的阶段。

西方女性主义思潮在研究界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性别与文学的关系作为一个具有浓郁文化意味的问题引起关注,有关古代妇女创作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也得以拓展。

如有关唐代女诗人的研究,1984年便有陈文华编订的《唐女诗人集三种》问世,而李清照研究更是成为宋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热点,先后有多部论文集以及评传、资料汇编、版本考等出版。

据统计,20世纪以来词学研究中有关李清照研究的论文、论著达959种,其中这一阶段的研究成果占有一定比重。

一些学者在相关研究中自觉不自觉地融入了一定的性别意识,例如陈祖美的《对李清照内心隐秘的破译———兼释其青州时期的两首词》等文及她所著的《李清照评传》中关于女作家李清照内心隐秘的解读,即可作如是观。

　　80年代到90年代前半期,比较集中地出版了一批中国历代妇女创作的选本。

编选者从两性平等的观念和愿望出发,对旧时代文学女性的命运及其创作怀有深厚的同情和真挚的情感,出发点大都在于搜集、整理古代妇女创作,褒扬她们的艺术才华,批判旧时代对女性的压抑和迫害。

这样的情感倾向和立足点,在此阶段的部分研究性著作中也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其中,苏者聪的《闺帏的探视———唐代女诗人》和《宋代女性文学》有一定的代表性。

此外,张明叶的《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简史》是20世纪下半叶正式出版的唯一一部古代妇女文学通史,但内容新意较少。

　　总体来看,80年代到90年代前期有关中国古代妇女创作的研究开始渗透自觉的性别意识,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对“文学与性别”这一命题的关注。

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仍受制于传统思路和方法。

1994年,北京大学中外妇女问题研究中心曾主办了“妇女问题第三届国际研讨会“。

会议论文集第三部分“妇女与文学“收录了六篇关于中国古代妇女创作的研究论文,其中仅有一篇对女性主义批评有所借鉴。

（即周乐诗的《回归和超越———传统女性文学中的女性意识》）

二

　　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在北京召开,扩大了女性主义思潮在文学研究界的影响。

改革开放时代国内学者与国外汉学界日见频繁的交流,也为中国古代文学的性别研究注入新的活力。

部分学者在研究实践中有意识地引入性别视角,反思传统文学史建构中的性别缺失,调整和修正文学史观,对中国古代两性创作在生活环境、文化背景、心理倾向、艺术倾向等方面的差异给予关注,从不同角度对中国古代妇女的文学创作展开研究。

90年代中期以来,有价值的成果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古代妇女创作文献的清理和考辨

　　女性文学创作的文献史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但在男性中心文化千年延续的过程中,中国古代女作家作品的保存和流传受到了严重影响。

绝大多数女作者一无生平事迹可查,二无作品背景资料可考;少量得以传世的作品,其真伪、创作背景以及作者的相关情况等,也存在很多疑问。

有关著名词人李清照生平事迹和创作的考察尚面临诸多困难,更遑论其他。

为此,若欲寻觅古代妇女创作的踪迹,首先就需要对散见于各种史料的历代女性创作文献加以清理、订正。

　　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此期有关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创作的研究,继续在资料考辨和古籍整理的基础上展开。

各种版本的古代女作家评传、作品校注及相关资料汇编陆续出版。

一些著名女作家（如蔡琰、薛涛、鱼玄机、李清照、朱淑真、贺双卿、顾春等）资料的发掘和作品的整理受到关注。

其中,由董乃斌、刘扬忠、陶文鹏等学者校点的大型女性丛书《中国香艳全书》以及大型工具书《中华妇女文献纵览》,为研究古代妇女生活和创作提供了丰富的文献资料或线索。

此外,史梅在清代妇女文学资料的搜集方面颇有收获,辑得了前述《历代妇女著作考》未曾收入的清代女作家118人,著作144种。

　　性别视角的自觉运用,也为史料考辨思路的开拓提供了新的可能,其有效性在一些研究者的实践中得到印证。

例如,陈洪的《〈天雨花〉性别意识论析》一文,令人信服地显示了性别分析在史料考辨方面可能发挥的作用。

（二）古代妇女创作性别文化内涵的探析

中国古代妇女的文学创作包含着十分丰富的性别文化信息。

近些年来,研究者从不同角度切入,对其间的性别文化因素进行探询。

具体涉及传统性别观念对女作家创作的影响,地域文化、家族文化与女性创作的关系,才女文化的时代特征,女学的兴盛及其在文学中的反映,女性创作的文化史意义、各体文学中的女性形象及其性别文化的内涵,等等。

   仅以明清时期女性创作的研究为例。

张宏生的《清代妇女词的繁荣及其成就》较早对清代女性词作进行了宏观探讨和综合分析。

郭延礼的《明清女性文学的繁荣及其主要特征》对明清时期妇女文学创作的主要特征进行了研究。

还有一些学者对明清之际江南地区出现的女作家群及其地域性创作特征进行了专题探讨,如陈书录的《“德、才、色”主体意识的复苏与女性群体文学的兴盛———明代吴江叶氏家族女性文学研究》、李真瑜的《略论明清吴江沈氏世家之女作家》、王英志的《随园女弟子考评》、许结的《明末桐城方氏与名媛诗社》、钟慧玲的《陈文述与碧城仙馆女弟子的文学活动》等论文,以及宋致新的《长江流域的女性文学》、陈玉兰的《清代嘉道时期江南寒士诗群与闺阁诗侣研究》等著作,均将考察对象置于特定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环境中,展开细致深入的探讨。

弹词创作是清代妇女文学一个颇具特色的组成部分,鲍震培的《清代女作家弹词小说论稿》就此进行了系统研究。

   在明清女作家的个案分析方面,以徐灿、顾春和贺双卿等人的研究最为集中,戏曲家吴藻等人的创作也较多受到注意。

文学创作中自觉不自觉流露出来的女性意识,成为考察作品性别文化内涵的重要方面。

研究者试图深入女性写作者的精神世界,揭示其性别意识、内心状态及其对创作的影响。

这些探讨在以性别视角观照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创作活动的同时,注意将考察对象“还原”到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结合女性创作者的心态进行具体分析,有助于对中国古代妇女文学创作认识的深化。

（三）古代妇女创作审美特质的阐发

   从性别角度切入研究对象,很自然会关注女性创作与男性创作究竟有哪些不同,这种差异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性别文化意味。

对此,研究者分别从宏观和微观的角度进行了阐发。

在宏观研究方面,胡明的《关于中国古代的妇女文学》依时间顺序,结合历代社会生活,描述和分析了古代妇女文学创作队伍的历史形态,探讨了作品的人文内涵。

该文研究视野开阔,不作惊人之语,以扎实的史料、深入的思考给人启迪。

乔以钢在《中国古代女性文学创作的文化反思》、《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感伤传统》等文中,对古代社会思想文化与女性创作审美特质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

   20世纪以来,词学研究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不过主要是以男性词和男性词人为对象。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历史上曾大量出现的女性词人及其作品,除李清照等个别作者外,基本上被忽略在词学研究的视野之外。

90年代中期以来,叶嘉莹从性别角度切入词学研究,发表了系列成果。

特别是在关于女性词的美感特质、词体特征与性别之间的关系方面,提出了值得注意的观点。

邓红梅的《女性词史》系统梳理了女性词作的历史脉络,并对代表性作品进行了细致的审美分析。

在千百年的社会历史进程中,女性无形中深受男性中心文化的规约,特定的生活处境使之通常缺乏自觉的历史意识和政治关怀,从而影响到她们的文学的审美格局。

然而,遭逢乱世之时,这种状况有可能发生局部改变。

孙康宜的《末代才女的“乱离”诗》⑦探讨了以见证现实、记述乱离为基本内容的女性写作传统。

作者将中国古代妇女创作的审美特征、艺术风貌置于当时文人文化与妇女现实处境的上下文中,透视了社会历史对性别与文学关系的塑造。

（四）女性与传统文学批评之间关系的探讨

　　在以往的研究中,很少见到对女性在传统文学研究及学术性活动中角色和地位的探讨。

近年来,部分学者对这方面给予了一定的关注。

中国文学批评史著述以往在谈到古代文学妇女的批评实践时,常以宋代李清照的《词论》为“妇女做的文学批评第一篇专文“。

对此,虞蓉的《中国古代妇女早期的一篇文学批评专论———班婕妤〈报诸侄书〉考论》提出不同看法。

作者还在《“成文”之思:

汉代妇女文学思想三家论略》中提出,汉代唐山夫人、班昭和熹邓后三位女性,以“成文”之思为中心命题,开始对“文”发表见解,可将之视为中国古代妇女文学批评的滥觞。

又如连文萍的《诗史可有女性的位置？

———方维仪与〈宫闺诗评〉的撰著》一文,对明代女学者方维仪的诗歌批评活动展开考察,具体探讨了方维仪选编女性诗史的评品策略和标准。

蒋寅的《开辟班曹新艺苑　扫除何李旧诗坛———汪端的诗歌创作与批评初论》在高度评价清代女诗人汪端文学创作的同时,也对其文学批评进行了探讨。

徐兴无的《清代王照圆〈列女传补注〉与梁端〈列女传校读本〉》一文就女性学者研究女性历史和女性传记文学的传统、清代学术活动中的性别角色,以及中国最早的女性史在清代的两次学术整理情况等方面进行了综合考察。

闵定庆的《在女性写作姿态与男性批评标准之间———试论〈名媛诗纬初编〉选辑策略与诗歌批评》阐述了王端淑的《名媛诗纬初编》编撰的特点,肯定其能够从传统诗学理论的高度批评明清之际的诗坛风气,提出振衰起弊的意见,从一个侧面展现了明清才媛文化的特殊风貌。

　　汤显祖的《牡丹亭》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学术界关注,针对这部作品展开的批评形成了多种角度和格局。

然而,戏曲史和戏曲批评史向以男性为主角。

有鉴于此,谭帆的《论〈牡丹亭〉的女性批评》结合16位女性关于汤显祖的《牡丹亭》的评论,对《牡丹亭》接受史上的女性批评特色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

郭梅的《中国古代女曲家批评实践述评》则在更广的范围内梳理了明清时期女性曲评家的实践,揭示了其所具有的文学批评史意义。

　　在中国传统文学理论和批评中,女性的声音一直十分微弱乃至几近于无。

目前,围绕这方面尽管还只是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但对认识中国古代女性的文学鉴赏、文学批评活动及其文化价值,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

三

　　上述围绕中国古代妇女文学活动进行的探讨,在正确认识妇女文学的历史、丰富和深化对中华民族文学风貌的整体认知方面,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但若仅止于此,学理意义上的“性别研究”未免名不副实,并限于单向度的思维。

而所谓“性别与文学”这一命题的学术诉求,理应以两性平等的性别观念为导引,在对男性本位的文学史观进行文化批判、给妇女创作以应有的历史地位时,体现两性关怀的文化精神。

它意味着:

在对轻视中国古代妇女文学的传统观念进行必要的清理和反拨时,亦当自觉地将男性创作活动的性别内涵以及两性之间的文学互动和双向影响纳入研究视野。

多年来,一些学者在实践中为此做出了努力。

（一）古代文学性别文化内涵的综合性探讨

　　当下一些文章在谈到有关性别与文学研究方面的发展脉络时,往往将其整体趋向描述为:

近些年来,西方女性主义发展出现了新的态势;与此相关,本土学术界也发生了从“女性研究”向“性别研究”的拓展和演进。

而事实上,就国内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的实际情况来说,性别研究的思路和格局早在1988年出版的康正果的《风骚与艳情》一书中,已有了明晰而充分的体现。

该书有明确的性别视点,但没有依据作者性别做两分法的把握,而是循着“女性的文学”和“文学的女性”并重的思路,在“整体论”的意义上重新认识古代诗歌的题材和主题。

这样的研究思路统摄了古典诗词的两大类型,同时也是两种精神和两种趣味。

该书对渗透在政治与爱情、文人与女性、诗歌与音乐等诸多方面复杂关系中的性别因素进行了探讨,古典诗词中所蕴涵的性别意味和两性关系由是得以彰显。

　　在各体文学研究中,这样的研究意识和研究方式也有体现。

例如,叶嘉莹的《论词学中之困惑与〈花间〉词之女性叙写及其影响》一文,在“西方女性主义文论的光照中“,以“雌雄同体”性向或“双性人格“理论以及老子“知其雄,守其雌”的说法为参照,探讨了《花间集》18位男性词人“使用女性形象与女性语言来创作“所摄纳的“双性人格”,认为这种男性叙写乃男性作者潜含的女性化情思及身份认同。

正是这种“双性人格”成就了《花间》“幽微要眇且含有丰富之潜能“的美学特色。

马珏r的《宋元话本叙事视角的社会性别研究》从叙事学角度考察宋元话本的性别倾向;李舜华的《“女性”与“小说”与“近代化”》对明至晚清民初的小说书写中的性别现象进行了思考;李祥林在《性别文化学视野中的东方戏曲》、《戏曲文化中的性别研究与原型分析》等著作中,将性别视角引入戏曲研究。

（二）典型文学现象和经典文本的性别审视" 

在对典型文学现象和经典文本进行相关研究的实践中,部分学者融合性别视角,重新审视传统文学中具有性别文化意味的典型现象和经典文本,提出了新的见解。

例如,孙绍先的《英雄之死与美人迟暮》从自觉的性别视角出发,通过对中国古代文本中男性角色和女性角色的分析,阐释其深层内涵,进行了尖锐犀利的文本分析和文化批判。

该书作者曾于1987年出版了大陆第一部以“女性主义文学”命名的研究专著。

　　在对《红楼梦》的解读中,曹雪芹笔下的大观园时或被看成“女儿的乐园”,从两性平等和民主主义的意义上受到肯定。

对此,李之鼎在《〈红楼梦〉:

男性想象力支配的女性世界》中提出商榷。

另如《从女性主义观点看红楼梦》、《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红楼梦〉人物》、《论〈红楼梦〉的女性立场和儿童本位》等文,也就这部经典之作中的性别问题发表了看法。

在此过程中,研究者在借鉴女性主义批评对经典文本展开具体分析时,因吸收和理解的方面有所不同而各有取舍,具体观点形成了互补或反差。

　　这种情况在对《聊斋志异》情爱故事的研究中同样存在。

马瑞芳的《〈聊斋志异〉的男权话语和情爱乌托邦》分析了作品的性别倾向,在肯定某些聊斋故事具有反封建色彩的同时,指出其中相当多的故事是男权话语创造出的“情爱乌托邦”。

何天杰的《〈聊斋志异〉情爱故事与女权意识》就此提出质疑,认为《聊斋志异》情爱故事的性别基调是男性的雌化和女性的雄化。

性别倒错的描写,实质上隐含着蒲松龄对女性的正视,在文学史上是破天荒的。

又如,女性形象在关汉卿经典剧作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以往的文学史叙述通常认为剧作者在创作中对妇女不幸遭遇怀有深切的同情,赞扬了她们的反抗精神。

潘莉的《关汉卿杂剧的女性主义阐释》则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作者笔下的女性人物无论外在形象还是内在品德,实质上都是被古代封建男权文化所规范了的性别角色。

　　从性别视角出发分析中国古代文学现象,往往可以有新的发现。

例如,魏崇新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明清小说中两性角色的演变》,揭示了明清小说发展史上一个深具性别文化意味的创作现象:

小说对男女两性人物的描写,经历了从以描写男性为主到以描写女性为主,从赞美男性到肯定女性,从男性阳刚的衰退到女性阴柔的增长的过程,进而对出现这一变化的深层原因从历史文化的角度进行了分析。

李明军的《禁忌与放纵———明清艳情小说文化研究》讨论了艳情文学在对欲望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