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梦》中的现代性萌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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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楼梦》中的现代性萌芽

《红楼梦》中的现代性萌芽

张宽前

现代性，是关于现代社会的根本理念，其核心是理性精神，包括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

它是一种精神力量，区别于现代化。

但这种精神力量并不是概念自我进化的结果，而是现代社会的现实生活在精神层面的抽象结晶。

《红楼梦》这部小说中是否包含现代性思想，这一问题在现在看来似乎只是一个解释性的问题。

不同的解读所包含的固有视角，会带着这种解读方式在小说中进行挖掘，而小说本身所具有的复杂性和包容性也为各种解读提供了可能性。

本文的目标不在于判定曹雪芹是否在《红楼梦》中表达了现代性的思想，而在于分析小说中生活事实所具有的现代性萌芽的特征。

“盖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

”《红楼梦》所独有的写实性为我们在小说情节的生活真实中挖掘现代性元素提供了基础。

曹雪芹所生活的时代，是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社会生活中所包含的现代性只是以萌芽的形式展现出来的。

之所以是萌芽，则集中体现在其矛盾性上。

一方面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促使市民社会的逐渐成形，另一方面人们又无法从封建社会的结构中抽身出来。

在小说的悲剧性中似乎蕴含着改变的冲动，但作者既找不到改变的现实力量，也无法在思想层面上达到现代性的高度。

本文将三个层面上剖析这种“萌芽”所包含的矛盾性。

一、家族财政的维持

财政通常分为收入与支出两端，传统理财讲究开源节流，也即此意。

以贾府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财政管理，一方面严格按照封建贵族家庭秩序进行管理（如家庭成员的“月银”等级制度），另一方面又要应付并主动适应商品经济发展所带来的影响，权衡成本与收益。

一个士农工商在思想层面仍然上有着显著差异的时代，在家族财政的维持这一层面上却逐渐淡化了界线。

例如贾府以贾源、贾演的出仕为发家的起点，并沿袭了为官做宰的传统，但庞大的家族日常支出却不可能靠为官的俸银和皇帝的赏赐来维持，而必须在此之外进行独立的产业经营产生利润。

再例如四大家族中首先败落的史家，在家族财政出现危机的情况下，并不能像现代企业那样进行结构调整，而是让史湘云这样原本身居“管理层”的小姐干起了针线活计。

通过与此相类似的例子，可以大体分析出四大家族财政管理的以下几个特征。

首先，与官场乃至皇家关系的稳固，是家族财政得以维持的必要条件，但却不是充分条件。

例如贾元春才选凤藻宫，虽为贾府营造了“烈火烹油，鲜花着锦”的繁荣局面，但这种政治上的良好势头却并不等于家族财政的当下的转机。

这在第十六回准备迎接元妃省亲时王熙凤和赵嬷嬷的对话有所透露：

赵嬷嬷道：

“嗳哟哟，那可是千载难逢的！

那时候我才记事儿，咱们贾府正在姑苏扬州一带监造海舫，修理海塘，只预备接驾一次，把银子都花的淌海水似的！

说起来------”凤姐忙接道：

“我们王府也预备过一次。

那时我爷爷单管各国进贡朝贺的事，凡有的外国人来，都是我们家养活。

粤、闽、滇、浙所有的洋船货物都是我们家的。

”

政商关系的利益转化需要一定的时间，相反，大观园的兴建等一系列庞大支出反而在短期内加速了财政状况的恶化。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一旦整个家族的政治局面恶化，迎来抄家厄运，那么财政状况所面临的状况就不是恶化，而是崩盘了。

其次，财政管理是在家族内部进行的，因此必须符合传统家庭伦理的规范。

在贾府内部，老太太、太太、姨娘、小姐乃至下面的丫头，每月从“官中”所领取的月银数量都是有着严格等级差别的，上下有别，亲疏有间。

而负责料理官中的管家吴新登，却是一个被脂砚斋指出实为“无星戥”的人。

家族财政的实际掌舵人王熙凤既是一个贪得无厌之人，又是一个巧于在家族成员之间两面逢源的人。

掌着官中的舵，经营的却是自己的关系利害。

如三十五回宝玉挨打后想起要喝“小荷叶儿小莲蓬儿的汤”，凤姐顺势便命人一下做十来碗，讨好当时在座的贾母、王夫人和薛姨妈等。

贾母也说她是“拿着官中的钱你做人”，虽是取笑的话，却也是实话。

再次，家族收入的产生仍然以农业土地经营为主体，但财政支出即家族成员的消费的增长模式却不能与之相协调。

在秦可卿临死前托梦王熙凤的交谈中，她为贾府指出了一条维持家族财政的长久可行的道路。

莫若依我定见，趁今日富贵，将祖茔附近多置田庄房舍地亩，以备祭祀供给之费皆出自此处，将家塾亦设于此。

合同族中长幼，大家定了则例，日后按房掌管这一年的地亩、钱粮、祭祀、供给之事。

如此周流，又无争竞，亦不有典卖诸弊。

便是有了罪，凡物可入官，这祭祀产业连官也不入的。

便败落下来，子孙回家读书务农，也有个退步，祭祀又可永继。

若目今以为荣华不绝，不思后日,终非长策。

但这条道路无非还是以农业土地为根本，行的是占地收租耕读入士的老路。

可以当时贾府的奢靡之风来看，这种盈利方式是远远跟不上贾府的消费支出的。

可知即使没有政治上的变故，家族财政的败落也是迟早的事。

最后，以商品经济为经营逻辑的理念虽然被提出并小范围施行过，但却无力扭转家族财政状况的恶化。

第五十五回王熙凤生病，李纨与贾探春主事，探春也曾提出过一个改善财政状况的方案。

咱们这园子只算比他们的多一半，加一倍算，一年就有四百银子的利息。

……在园子里所有的老妈妈中，拣出几个本分老诚能知园圃的事，派准他们收拾料理，也不必要他们交租纳税，只问他们一年可以孝敬些什么。

一则园子有专定之人修理，花木自有一年好似一年的，也不用临时忙乱；二则也不致作践，白辜负了东西；三则老妈妈们也可借此小补，不枉年日在园中辛苦；四则亦可以省了这些花儿匠山子匠打扫人等的工费。

将此有余，以补不足，未为不可。

这一经营方案在现在来看是极富创新精神的，符合商品经济发展的趋势，一旁的薛宝钗等人也连连夸赞。

但这种“盘活闲置资产”的行为在当时的贵族家庭看来却是脸上无光的事，并且这些小修小补的改革也终究不能挽回贾家败落的势头。

从财政管理收入与支出两个方面总结来说，贾府当时缺少能够总览全局的管理人才。

王熙凤与吴新登都在发挥小聪明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却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为贾家产业的振兴做出什么实质性的贡献。

贾赦虽然袭了爵位，却与荣禧堂如隔山而望，若即若离。

贾政和王夫人则各有各的爱好，无心理家。

从现代性的角度来看，家族财政的维持需要运用现代的经济思维运用。

而贾府的败落则证明，政商关系是非常不稳固的，偶然性太强，容易造成系统性风险；封建贵族家庭的治理结构，已经不能满足产业经营的需求；传统的农业经营虽然具有很好的稳定性，却无法应付消费支出的高速增长；运用工商业思维，盘活闲置资产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办法，但却在思想上与传统观念格格不入。

二、重构人际关系的冲动

现代性中的人文精神最具代表性的是民主与自由，但这种观念在曹雪芹的笔下是不可能有直接呈现的，甚至连与之相似的冲动都显得模糊不清。

在一个逐渐走向没落的时代，人们面对的是一个苦闷的局面。

在传统的社会关系中生活的人们无力扭转自身的悲剧命运，却又找不到能够解放自己的现实道路，甚至在思想层面上也提不出能与传统相抗衡的理论。

从这一角度来看，《红楼梦》的魅力就在于通过一种悲剧的挤压，将社会关系内部的矛盾揭露并呈现出来，并隐约表达着一种重构人际关系的冲动。

在第一回中，曹雪芹通过跛足道人唱的一首《好了歌》，将这种情绪表露无遗。

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

古今将相在何方？

荒冢一堆草没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

终朝只恨聚无多，及到多时眼闭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娇妻忘不了！

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

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儿孙忘不了！

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孙谁见了？

传统社会中功名、财富、夫妻乃至父母儿女这些概念在社会转型当中都变得越来越模糊，根源在于支配社会运转的逻辑正在发生变化。

那些存在于圣人书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士农工商的坚固结构，在商品经济萌芽与市民社会的成型过程中变得脆弱起来。

例如第二回介绍贾雨村与冷子兴的交往原因也只了了两行字：

“雨村最赞这冷子兴是个有本领大作为的人，这子兴又借雨村斯文之名，故二人说话投机，最相契合。

”两人之所以能够“最相契合”，不只在于商人的产业经营所产生的货币资本已经成为官场上的硬通货，而且这些商人也已经有机会能够从农业社会对商人的偏见中跳出来，跻身于斯文当中。

但要说对于重构人际关系的冲动，表现的最明显的还莫过于贾宝玉这一人物。

以下从三个方面加以分析。

首先，贾宝玉与长辈的关系是非常典型的传统模式，却又是一个必然与宝玉的性格志趣产生矛盾的模式。

一个辈分高高在上又对自己无比溺爱的祖母，加上传统社会中最常见的严父慈母的搭配，既是孕育宝玉独特性格的温床，又是扼杀宝玉精神追求的铁三角。

贾母为何既不偏爱儿子家政与贾赦，对自己的曾长孙也没有特别的感情，却对宝玉溺爱至极，这在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一书中是有详细考证的，这里且不细论。

但这种溺爱却着实为宝玉性格的养成提供了一个极其“自由”的空间，在这一空间里宝玉可以常常逃脱贾政严厉的管教以及家塾先生死板的面孔，也可以不明传统家庭伦理中的主仆之分、嫡庶之分，从而天真烂漫地放肆生长。

贾政虽然有心管教宝玉，也曾幻想将宝玉培养成自己读书入士的翻版，但却无力抓过身处祖母溺爱中的宝玉。

他一心培养的大儿子贾珠本可以子承父业，却不幸早夭。

自己平时一副堂堂正正忠臣孝子的形象与子女们的童真欢快也极不搭调。

元春省亲后的一次家宴，贾母带着大家制灯迷，贾政也硬着头皮想要合家同乐。

但因贾政在席，宝玉姊妹兄弟们都不大说话，贾母便撵贾政去歇息，众人才得以自在取乐。

王夫人对宝玉有着不亚于贾母的溺爱，但这种溺爱终归只是母子之间的天然联系。

在思想志趣和宝玉的婚姻方面，她既不能许可宝玉无界限的自由放肆下去，更不可能牺牲娘家与自身的利益，让自己本就极不喜爱的林黛玉占了属于薛宝钗的位置。

逼死金钏，抄检大观园以及之后赶走晴雯，都是母子之间矛盾冲突的集中表现。

其次，宝玉与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系是极为新鲜的，表现出现代人文精神的许多特征。

宝玉之所以能够在对待这些社会弱势群体时表现出这种独特性，与宝玉自小的生活环境固然是分不开的，但却不能因此断定他已经具有了现代人文精神的自觉。

相反，正是在与其他人（例如王熙凤）的强烈对比中，展现出对传统的不满和愤懑，但却并不代表宝玉已经自觉体认到了现代性中的自由平等的精神。

很多时候他仍然表现为一个贵族公子哥形象，脾气上来的时候也会不由分说狠踹袭人一脚，并说出一些与王熙凤并无二致的话来。

三十五回宝玉挨打后卧床，傅二爷家的两个嬷嬷来问安，宝玉一反他“最厌愚男蠢女”的常态，把两个婆子请了进来。

原因是宝玉“闻得傅试有个妹子，名唤傅秋芳，也是个琼闺秀玉，常听人说才貌俱全，虽自未亲睹，然遐思遥爱之心十分诚敬。

不命他们进来，恐薄了傅秋芳，因此连忙命让进来。

”因此可以看出，宝玉在选择交际对象的时候，既不是出自政治或商业之类的现实利益考虑，也不是出自自觉的“自由平等”的现代人文精神考虑，而是根据才貌性情决定的。

晴雯是宝玉最交心疼爱的丫头，曹雪芹称她是“心比天高，身为下贱”，这其中既有对她个性的赞美，也有对主仆关系的困惑。

在宝玉的四个贴身丫头中，只有晴雯敢于和宝玉公然唱反调对抗，甚至敢在王夫人面前不卑不亢地回话，充分展现其个性魅力。

宝玉对这种个性是抱着欣赏甚至是艳羡的态度来看待的，将贵族家的扇子堆到晴雯面前让她撕了解气。

在晴雯被逼死之后，还为她写了长篇挽歌《芙蓉女儿诔》寄托哀思。

最后，宝玉与黛玉的关系是悲剧性的集中体现，也最具有戏剧性的张力。

宝黛爱情首先不同于传统社会的婚恋模式，并且表现出对后者的抗拒；但也没能到达自己掌握婚姻命运的地步，两人在谋求婚姻幸福的道路上并没有实质性的行动。

宝玉对女性美的欣赏是普遍而彻底的，但真真能与他达到心心相印层次则只有黛玉。

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互相爱慕，在今天看来当然是自由恋爱的典范，但这种爱慕却并不等于就已经具备了取得实际成果的充分条件。

宝黛的相知与爱慕，是在特定家庭环境下的产物，并且展现了其无限美好的方面。

但宝黛都不可能认识到维持这种特定环境的基础和条件是什么，等到后来悲剧降临也不知道能够做出什么反抗。

宝黛爱情呈现了心灵自由的美好，但这种自由不仅不能被理性地认识，也缺少维护自由的现实条件。

总体而言，通过宝玉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