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上海城市发展转型的历史阶段及特征.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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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后上海城市发展转型的历史阶段及特征
解放后上海城市发展转型的历史阶段及特征
解放后上海城市发展转型的历史阶段及特征
上海城市的发展与转型始终是贯穿上海开埠以来100多年的一条主线。
特别是上海解放以来60年间所呈现的发展转型，时间短、转型幅度大，充分印证了城市经过“发展――转型――再发展”的演进过程。
从曾经的远东国际金融中心，到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的要求，除旧布新、调整改造，使国民经济走出困境，上海适应社会主义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城市转型由此开始。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上海在国家提出的优先发展重工业、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等方针的指引下，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工业和科技，建成综合性工业基地，上海完成了从消费性城市向生产性城市的转变。
改革开放新时期，从发展第三产业，发挥口岸功能，“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再到“四个中心”，上海城市发展进入到第二轮转型期。
上海为推动城市功能从工商业城市向经济中心城市重大转变所制定的经济发展战略和城市发展规划，为城市的发展和转型指明了方向。
正是60年来在发展中推动转型，在转型中获得新的发展，进而拓展了经济建设的空间、改变了城市形态的布局、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功能、促进了城市社会的进步。
本文力图在解放以后60年的历史时段中，以上海城市的结构、功能演变为主线，以上海城市发展过程中具有自身特色的重大实践为重点，梳理和检视上海城市发展转型的历史脉络，总结出可供今后促进城市发展转型的规律性内容，为更好地推动上海的城市发展提供借鉴。
一、上海城市发展转型的历史阶段
在解放后的60年间，上海在国家的统一部署下，从最初的变消费性城市为生产性城市，到推进“一个龙头、三个中心”建设，再到加快“四个中心”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建设，总体来看可划分为:
改造中发展（1949年至1952年）、建设中发展（1953年至1977年）和转型中发展（1978年至2008年）3个阶段。
这3个阶段都有发展的成就和转型的特征，只是在第3个阶段即改革开放新时期的转型特征和发展成就更为显著。
（一）改造中发展:
催生新上海
解放之初的上海，生产萎缩、百业萧条、物价飞涨、治安状况差。
为在大上海建立起巩固的人民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上海人民在顺利解放接管上海的基础上，采取政治、行政、经济等多种手段整治混乱的经济社会环境，建立国营经济的经济基础，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
上海成为人心安定、社会秩序良好、社会风气清新的大都市。
上海市民游行反对银元投机
1.控制稳定市场
作为旧中国的经济中心，如果上海市场一片混乱，将导致全国财经工作失去控制。
为了控制和改造物价飞涨、金圆券货币体系崩溃的市场，使之摆脱严峻的困局，沿着正当的轨道前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在接管整顿旧金融机构的同时，发布《关于使用人民币及禁用伪金圆券的布告》，设立新的金融机构――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查封投机商操纵银元市场的活动中心――上海证券交易所，禁止地下钱庄及非法金融机构与金融业务，举办以相当于白粳米1升、12磅龙头布1尺、生油1两、煤球1斤的时价之和为“折实单位”的人民币“折实储蓄”，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
1949年6月下旬至1950年2月，投机资本转到大米、纱布、煤炭（俗称“两白一黑”）等生产生活必需品领域，先后又掀起3次大的涨价风。
上海在中共中央统一领导和全国支持下，从各地调集物资适时抛售，开征特种营业税、货物税、娱乐税、印花税、契税等能起到紧缩银根的税收，取得“两白一黑”斗争的胜利，彻底打垮了投机势力。
1950年3月，历经涨价风考验的中央政府为了从根本上制止通货膨胀，稳定金融物价，决定对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实行统一管理。
上海综合采取经济、行政手段，积极配合中央实行统一管理财政收支、统一管理物资、统一管理信贷收支及货币发行的“三统”政策和财政收支平衡、市场商品供求平衡、信贷收支平衡以及三者之间的协调的“三平”政策。
为加强税收征管，健全税收机构、加强稽查、反对偷漏税、实行民主评议，推动经营者实现依法纳税。
成立全市公债推销委员会，动员全市各界人民完成3000万份的公债认购任务，吸收社会游资以紧缩通货。
为适应全国统一调度物资的需要，将企业华东贸易部设在上海的各国营贸易专业公司改为全国总公司的华东公司，建立纱布、米、化工原料等主要物资的新型市场，使棉纱等物资交易走向供求相应和计划调节。
此外，上海还建立了贸易金库，大量吸收存款，上海的市场环境出现根本性变化，货币流通速度放缓，市场利率下降，物价止涨回落，持续多年的通货膨胀得到遏制。
统一财经，稳定了物价，但也有私营工商企业因一时无法适应新的市场环境而关厂歇业，市场有走向萧条的迹象。
上海按照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在统筹兼顾的方针下合理调整现有工商业的要求，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工商业发展。
扩大政府加工订货范围，根据各厂不同情况分别给予委托加工、订货，收购产品和配售原料等不同方式的扶植，帮助企业解决生产和销路问题。
兼顾生产、运销、消费三者的利益，修订部分商品的地区差价，让私营工商业者有利可图。
适当控制国营商业的发展，对有利于恢复、发展生产和保证人民生活需要的急需产品全部或部分免征货物税，调整了公私关系。
根据劳资两利和民主原则，积极推动私营企业成立劳资协商会议，用协商的方法解决有关劳资双方利益的问题，维护劳资双方的合法权益。
准备自备外汇，免除棉花进口税以及实行运价优待，协助外贸企业绕道天津、青岛搞转口贸易等，使上海的私营企业在海口被封锁的情况下，仍能获得生产所必需的原料，缓解了私营工商业的生产经营困难。
市场随着有效供给的增加逐渐活跃起来，大部分工业产品的产量超过解放前的最高年产量。
2.建立国营经济的经济基础
建立国营经济，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的重要条件，特别是像上海这样由外国资本和官僚资本控制经济命脉、私营资本在经济中占有很大比重的城市，能否建立起坚实的国营经济的经济基础显得更为重要。
上海建立国营经济的基础是从没收官僚资本开始的。
1949年6月，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发布布告，凡国民党政府的国营事业、官僚资本与战争罪犯财产均收归国有，凡与国民党党政军特机关、四大家族及战争罪犯合资经营的工商金融业，须据实向财政接管委员会工商处报告登记。
为避免企业受损失、尽快复工，采取“自上而下，按照系统，原封不动，整套接收”的方法，先后接管没收了157家官僚资本工厂，掌握了占全市41%左右的纱锭、1/3的机器制造设备、1/5的钢铁冶炼设备和小部分轻工业设备，10多个交通机构，40多家银行和10个贸易单位，50多处房产等等[1]。
对于外国资本，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愿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贸易关系、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允许外国资本暂存并加以监督和管制的精神，对分布在进出口、航运、银行、保险、造船、公用事业的910[2]家外资企业派驻军事特派员或业务联络员，实行监督。
对一般外资企业，进行申报登记，与中资企业一样，核发营业许可证，按相应规章进行必要的管理。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对美英等在沪企业资产进行了清理。
1952年又根据中央政府命令，征用了部分英资企业的全部财产。
许多其他国家的在沪企业也由于特权的消失、国际形势的改变，业务日渐清淡，甚至久无营业，走向转让或歇业，成为国营经济的一部分。
改造对全市和整个国家的国民经济都有着重大影响的私营工商业，是上海建立和稳固国营经济的又一重要举措。
根据中国共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确定的利用、限制政策，上海在帮助私营工商业复工复业的同时，有计划地指导和支持私营企业组织各种形式的联营。
最早成立的联营组织是上海市公私营纱厂联合购棉委员会，从1949年9月下旬正式开张，到10月底就从农村购得1500余吨棉花供应联营各厂。
与此同时，成立的上海市公私营金融业联合放款处，形成了公私营经济在业务上的联合。
1952年稳妥推进的“五反”运动，在消灭资产阶级危害国计民生行为的过程中，使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更加顺从于国营经济的领导。
国营经济在全市生产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50年的13.2%上升到1952年的36%[3]。
3.整顿社会秩序
稳定的社会秩序，是恢复发展生产的基本保障。
旧上海遗留下来的嫖娼、赌博、吸毒、黑社会势力等社会毒瘤，与因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汇集到上海的潜伏特务、散勇游民等新问题交织在一起，严重危害社会安定和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上海采取既讲策略、又体现强大权威的政治措施逐一破解，在较短的时间里迅速建立起正常的社会秩序。
针对3万多国民党方面有计划留下进行潜伏破坏的特务和数以千计临解放前被国民党从监狱、看守所释放出的惯盗惯匪及其他犯罪分子频繁制造混乱、进行阴谋破坏的状况，采取先打击现行活动的特务再清理历史反革命的斗争步骤，从解放之日起到1949年底，共捕获特务分子1499名，沉重打击了特务的破坏活动[4]。
由公安机关协同驻军围剿武装股匪，按照“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方针严厉打击盗匪头子，使盗匪抢劫案件逐渐减少。
针对已成为社会新的不安定因素之一的数以万计的灾民、难民、城市无业游民及溃散在上海的散兵游勇，采取救济、遣送、教育、安置、改造等多种方法妥善解决。
1949年成立的“疏散难民回乡生产委员会”（简称“疏委会”），专门负责处理灾民、难民的疏散遣送工作。
后又根据华东地区自然灾害不断引发的大量灾民流入状况，设立44处临时庇寒所。
1950年，为从根本上解决灾民生活问题，在原“疏委会”的基础上成立“上海市生产救灾委员会”，开展以生产自救为中心的社会救济，通过改造和教育，提高各种无业游民的生产能力，使他们转变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针对依然存在的黄、赌、毒等社会恶习，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整肃。
扫除毒品工作在第一阶段着重宣传、局部打击的基础上，采取发动群众检举、统一组织部署、掌握处理尺度的办法，于1952年全面展开。
上海发生的烟毒案从1949年的6873起锐减到1952年的861起，1954年更是减少到8起[5]。
禁止赌博工作通过逮捕法办赌头赌棍、改公共赌博场所为文化娱乐体育场馆、集中开展打击生产销售赌具行动等，控制住了社会面上的赌博活动。
禁娼工作从1949年6月责令妓院“重新登记，审核发证”开始，经宣告立即停业、集中取缔残存妓院、收容改造妓女几个阶段，使解放前司空见惯的卖淫女在马路上拉客现象销声匿迹。
上海的社会秩序日趋安定，糜烂、腐朽的不良社会风气不复存在。
国民经济恢复期间，上海通过改造市场、改造企业、改造社会，实现了使私营经济符合国家宏观经济计划和社会发展目标的“节制资本”和将对外贸易控制在政府手中的“统制贸易”，初步确立起国营经济的主导地位，调动起私营工商业者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生产积极性，私营企业从1949年的20164家增加到1952年的25613家[6]。
上海经济迅速从战争创伤中恢复的同时获得一定的新发展，工业总产值从1949年的35亿元增加到1952年的66.60亿元，全市社会商品零售总额1952年比1950年增长32.3%，平均每年递增15%，轻重工业产值比从1949年的7.4比1调整为3.8比1，为全面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一定的经济基础[7]。
（二）建设中发展:
建成综合性工业城市
以开始实施五年计划为标志，1953年起中国进入到工业化、现代化阶段。
上海按照国家提出在发展轻纺工业的同时，努力发展重工业，尤其是机电工业，以支援全国工业化建设的要求，大力实施工业基地和科技基地建设，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提高了工业化水平，成为门类比较齐全、加工业比较发达、轻重工业比重较为适当的综合性工业城市。
1.确定上海工业建设方针
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中共中央提出了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为中心任务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并根据该路线制定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
作为国家“一五”计划中明确提出需要合理利用已有的工业基础的地区之一，上海根据国家关于巩固国防、工业合理布局的要求，确定了维持利用、调整改造的建设方针，提前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推动工业结构发生显著变化，重工业比重由1952年的21%增加为1956年的30%[8]。
但企业生产设备陈旧、生产技术落后、协作化程度不高、工业过于集中于市区的状况，阻碍着上海生产能力的提高和满足国家建设需要的作用的发挥。
1956年7月，上海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八大确定的“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的思想，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上确定了“充分地利用上海工业潜力，合理地发展上海工业生产”（简称“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建设方针，充分利用上海近百年来形成的工业基础，对上海工业进行积极的改造和促进合理的发展。
1957年在制定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就改造和发展工业的目标明确为把上海建成为全国发展新技术、制造新产品的一个工业基地。
1963年，上海根据中共中央提出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提出把上海建设成为中国一个先进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的目标。
这“两个基地”的目标，深化了“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工业建设方针内涵。
尽管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打乱了上海经济建设的正常秩序，但总体上指导上海发展的方针在很大程度仍是把上海建成为中国的一个先进的工业基地和科学技术基地的延续，上海也最终实现了这“两个基地”建设的目标。
2.建立工业基地
建成中国的一个先进的工业基地，是上海完成为国家经济建设提供资金、技术、设备任务的重要基础。
按照提高企业生产能力，加强企业技术设备的要求，在1953年至1956年对私营工商业进行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过程中，对工业采取以大带小、分片管理的办法进行并厂改组。
上海工业企业从1953年的25800多家调整到18000多家[9]，其中全民所有制企业中职工在10人以上的中小型企业比重有了很大提高，上海工业初步形成大中小结合、专业分工、密切协作的生产网。
1956年至1965年间，上海在“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工业建设方针的指导下，又对工业进行了3次改组。
第一次工业改组从1956年到1957年，按照加快重工业发展、增添新兴工业门类的要求，以按行业合并为主，把一批主要搞修配的小厂改组改造为大型骨干企业，使上海的大中型企业增至121家[10]；第二次工业改组从1958年到1960年，针对行业结构的不平衡，在关停并转623家工厂的同时，改建、扩建和新建了一批专业性强的骨干企业和新兴工业企业；第三次工业改组从1962年到1965年，主要针对第二次工业改组过程中重工业投资过多的状况，压缩重工业，发展轻纺工业和支农产品。
电子、自动化仪表、航天、汽车、石油化工、航空等新的工业部门或企业从无到有建立起来，重工业产值的比重在1965年达到43.5%，轻、重工业比例趋向合理[11]。
与此同时，与工业改组相伴的技术革新得到有计划、有重点地开展。
1954年中共上海市委作出《关于在工厂企业中加强技术领导，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决定》，动员全市工业企业有重点地研究、试验和推广先进技术和先进经验，开展群众性技术革新活动。
许多原来做修配的小厂，转产制造工业母机，承接整套设备任务。
许多工厂实行工人、技术人员、干部三结合，发挥职工的创新能力，创造出“蚂蚁啃骨头”、“猴子骑大象”等以小机头制造大机器的技术革新方法，推动技术革新从单项革新发展到整条生产线甚至是整个车间实现机械化、自动化或半自动化。
到1960年，全市各工业部门经群众性技术革新活动制成和改装的自动和半自动机械达7600多台，自动和半自动生产流水线919条[12]。
1963年，中共上海市第三届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发展新材料、新装备、新技术、新工艺的“四新”方针，要求在全市各行各业中开展技术改造运动，着重推动新型金属材料、石油化工和高分子合成材料、新型无机非金属固体材料、电子器件和电子设备、精密机床和特种设备、精密仪器仪表等6个重点新兴工业的发展和18项重大新技术的采用推广。
各行各业都发展了一批具有先进水平的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上海工业向高级、精密、尖端方向发展，产品质量明显提高。
至1965年，主要工业产品达到一、二类质量标准的占98%，机械工业新产品自行设计的比重占80%，87种主要设备能够基本成套生产的占90%[13]。
上海初步建成为一个生产门类较多、协作能力较强、轻重工业比重较为适当的综合性工业基地。
3.建立科学技术基地
上海要建成先进的工业基地，离不开科学技术水平的充分运用和提高。
20世纪50年代初，上海从整顿和充实科研机构入手，使全市科研机构由15家增加到38家，科研人员由283人扩充到1900人，增强了科研力量[14]。
1956年，在中共中央向全国发出“向科学进军”口号的号召下，根据国家出台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扩充新建了一批钢铁、有色金属、机床、化工、生物等专门科研单位。
1960年上海编制《1960―1967年科技发展纲要》，召开全市科技工作会议，提出上海应该发展成为国家新产品试制和新技术研究的重要基地，并确定了一批重点攻关项目和尖端学科的科研工作。
会后，全市科研单位再次得到充实和加强，相继新建了30多个独立的科研单位。
1963年，建成一个先进的科学技术基地目标正式提出后，上海科技工作与经济建设的联系更加紧密，通过科研机构、高等院校、生产单位三结合，领导干部、技术人员、工人三结合，组织全市开展了多个技术项目攻关会战。
从1956年到1966年，上海自行设计制造成功了万吨水压机、千瓦柴油机、上海牌轿车、万吨远洋轮、高精度万能外圆磨床、20万倍电子显微镜、2500万电子伏特回旋加速器、1200毫米冷轧板机、每秒5万次电子计算机、强力人造纤维等新设备、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
1967年以后，在国家要求突出备战，加快三线建设的形势下，上海先后组织力量开始进行人造卫星与运载工具的研制（“701”工程）和筹建核电站（“728”工程）以及试制大型客机（“708”工程），并在1970年投资2.5亿元对以机械、冶金、化学和电子行业为重点的基础工业开展会战。
此外，上海科研单位和工厂还参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颗氢弹爆炸、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和计算机、大功率激光器、萃取分离锂同位素等领域取得重大成果。
上海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能适应当时及以后一段时间内的经济和科技发展需要的科研体系。
科研工作从过去少数人从事少量的研究工作，发展到专业与群众相结合、科学与生产相结合、理论研究与实际应用相结合的群众性的科技实践。
总之，经过25年的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上海在全国的支持下，依靠自身的积累，实现了从以轻纺工业为主的近代工业城市向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综合性现代化工业城市的转变，从过去只能生产一般的、中小型的、单一的产品，发展到能够生产高级、精密、多品种和部分大型成套的产品，为上海城市发展奠定了重要的产业基础和技术基础。
上海成为50年代至70年代中国重要的商品、设备、技术、资金的来源地，工业总产值一直占全国的1/5到1/8，利税总额占全国的1/4到1/6；除采伐采掘业以外，已基本拥有国内所有的工业门类，生产产品规格达10万多个，在全国7大类154种主要成套设备中，能制造的有130种，占84%；调往全国各地的日用消费品占全国省际调拨量的60%到40%，先后有1000多个工厂全部或部分迁往西南、西北、中南、华北等地，有40多万名技术人员、技术工人支援全国。
（三）转型中发展:
重新定位经济中心城市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改革开放在赋予上海新的发展活力的同时，也启动了上海城市新的转型过程。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面对发展中的瓶颈，在中共中央的指导下制定经济发展战略，明确改造和振兴上海的发展方向，围绕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中心城市的新目标，积极发挥联系国内外两个扇面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的十四大以后，按照中共中央提出的“一个龙头，三个中心”的战略决策，坚持“三二一”产业发展方针，优化生产力布局；在初步缓解“交通难”、“通信难”的基础上，大规模推进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进入21世纪以后，在中共中央、国务院的领导下，上海紧紧抓住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两个重点，有序推进，不断向“四个中心”目标迈进。
1.发挥“两个扇面”的作用
1953年至1978年，上海走的是一条以工业发展为主体的经济发展路子。
在长期“重生产、轻生活”，“变消费城市为生产城市”的思想指导下，上海的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
但是，上海城市基础设施老化、工业技术优势减弱、产业结构不合理等问题逐步成为制约上海发展的障碍。
面对发展中的困难，根据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围绕改造振兴上海的总思路进行不断探索和实践，逐步地推动城市的发展转型。
中共上海市委1979年2月召开工作会议，提出要把上海建设成为先进工业基地、科技基地和出口基地；同年12月，上海市七届二次人代会明确要积极利用上海有利条件，积极采取措施加快“三个基地”建设。
通过立足于挖潜、革新、改造，逐步地使现有企业接近和达到现代化水平；把发展科学技术与经济建设密切结合起来，使科学技术尽快地转化为生产力；大力发展对外贸易，以外贸促生产、促科研。
在巩固工业基地和科技基地的同时，着重推进“外贸基地”建设，1984年上海对外贸易全年口岸出口总值完成35.9亿美元，超过计划36%；进口总值8.13亿美元，比1983年增长65.1%[15]，为发挥“两个扇面”作用作了铺垫。
20世纪80年代初，上海开始进行经济发展战略研讨。
1984年9月，中共中央派出国务院改造振兴上海调研组到沪进行调研。
在调研的基础上，邀集了中央及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召开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战役讨论会”。
同年10月，中共上海市委、市政府和国务院调研组集中各方面的意见，形成了《关于上海经济发展战略汇报提纲》（简称《汇报提纲》），并上报国务院。
1985年2月，国务院批转了这一报告。
上海城市发展的思路基本形成，到20世纪末“上海应努力建设成为开放型的、多功能的、产业结构合理的、经济繁荣、文化昌盛、科技发达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心城市”[16]，把发挥对内和对外两个扇面的作用，引进和采用先进技术，改造传统工业，开拓新兴工业，发展第三产业，作为上海发展的战略选择。
20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的改造和振兴由此开始实质性的启动。
在对外开放方面，上海深化外贸体制改革，明确外贸公司和生产企业的责权利。
1988年，根据国务院有关加快和深化外贸体制改革的要求，全面推行外贸承包经营责任制，初步形成放开经营、多家经营的外贸体制，1989年上海外贸首次突破50亿美元大关。
以计划单列、自借自还方式直接向国外集资32亿美元的“94专项”的实施，促进对外开放的领域从工业扩大到农业及相关行业、基础设施建设、技术改造以及第三产业。
为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和先进经营管理方法引进来，更好地利用国外资金、技术和市场改造振兴上海，从1983年起开始兴建闵行开发区、虹桥开发区和漕河泾开发区。
1986年至1988年，3个开发区先后获批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后，按照统一规划、分期实施的原则进行滚动开发，经济效益逐渐显露。
闵行开发区已成为中国单位面积企业利润、上缴税收和工业增加值名列第一的工业开发区；虹桥开发区已发展成为中国唯一以外贸中心为特征集展览、展示、办公、居住、餐饮、购物为一体的新兴商贸区和商务区；漕河泾开发区在全国国家级开发区中发挥了“排头兵”作用，成为全国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中发展速度较快、技术含量较高、经济效益较好的开发区之一。
在实施对外开放的同时，加强对内联合。
1982年2月，上海成立市协作办公室；同年10月，国务院决定建设上海经济区；1983年2月，国务院成立了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
经过建设，上海经济区的经济网络初步形成，区内的联合协作由低级到高级，由松散趋向紧密，出现了一批责、权、利结合比较紧密的经济联合体。
1986年6月，市政府颁布实施《上海市关于进一步推动横向经济联合的试行办法》。
上海通过联合，逐步在兄弟省市建立长期的稳定的名优产品联合生产基地、科研产品系列开发基地、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基地和出口货源配套加工基地，促进企业转轨转型。
在产业发展方面，上海在加强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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