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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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马尔萨斯和李嘉图

第六章马尔萨斯和李嘉图

马尔萨斯和李嘉图的著述时代，同斯密相距约半个世纪。

1776年《国富论》出版时，英国的工业革命刚刚起步，到1820年马尔萨斯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力发表，工业本命已接近完成。

资产阶级、雇佣工人阶级和土地所有者阶级构成了英国社会三大基本阶级。

随着工业本命的进展阶级利益的对抗日趋明显。

当时在经济思想方面，虽然对于什么是国民财富这个经济界争论了数百年的问题,自斯密的《国富论》出版以后已成定论（即国财富的大小，取决于资本、劳动和土地的数量及其使用方法）并被普遍接受，但是，斯密关于价值问题的论述并非明白无误生产理论也有待于进步完善和发展。

因此清理斯密遗留下来的含糊思想和片断论述，便成为理论发展自身提出的要求，并构成了《国富论》之后经济思想发展的主要思路之一。

与此同时，实践又提出了财富分配问题，并置于一切经济问题之首。

经济学家已不再热衷于探讨财富是怎样生产的问题，而是生产出来的财富如何在社会各阶级之间进行分配，以及决定工资、利润和地租的相对规律等问题，这就构成了《国富论》之后经济思想发展的又一主要思路。

生产问题虽然远没有解决，但已暂时黯然失色，分配却成为支配切的首要问题。

在斯密的后继者中，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既接受斯密学说，又不为其学说所囿，力图对经济问题作出独立解释，是两位在经济思想上有所建树的经济学家，也是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上半叶英国最负声望的经济学家。

他们两人的理论和相互间的争论，构成了这一时期英国经济理论的发展史。

第一节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经济理论

（一）马尔萨斯的生平和著作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tthus.1766〜1834）出生在英国个望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教育，曾在剑桥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

1798年取得英国教会僧籍任苏黎郡亚培利的牧师。

1804年起直在东印度海利贝里学院担任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是伦敦政治经济学学会和统计学会的创始人、英国皇家协会成员。

马尔萨斯著述颇丰，例如：

《粮食的高昂价格》（1800年）、《谷物法效果的观察》（1814年）、《关于限制进口政策观点的根据》（1815年）、《地租的性质与发展》（1815年）、《政治经济学原理》（1820年）、《价值尺度》（1823年）和《政治经济学定义》（1827年）等。

但是马尔萨斯的成名并不是因为撰写了这些著述，而是他最早于1798年匿名发表的一本关于人口问题的小册子，名为《论影响社会未来发展的人口原理，兼评葛德文先生、康多塞先生和其他着述者的观点》。

该书出版后在社会上立即引起很大反响马尔萨斯在世时先后再版五次。

（二）人口理论

马尔萨斯理论分为人口理论和一般经济理论两部分。

同其他发生较大影响的著作一样，《人口论》也是时代和环境的产物。

十八世纪的英国正处于政治和经济的动荡时期。

首先是农业革命，对农民进行剥夺，广大农民被赶离土地，出现了大批＂过剩人口＂。

其次是产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有了巨大发展，英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大大加强，资产阶级从产业革命中获得了巨大利益，而工人阶级则普遍处于贫困状况。

十八世纪末，法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对英国也发生了广泛影响。

大大促进了英国人民的斗争热情，十八世纪最后几年间，在英国就掀起了社会改革运动，出现了一批激烈主张改革者，其中较有影响的是葛德文和康多塞。

葛德文和康多塞认为，随着人类理性和科学知识的发展，不平等现象将逐步消除，人们将工作较少而获得较多，不会产生人口过剩问题。

目前有些地方人口失调是因为人为制度在作祟。

失业、贫困和罪恶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应加以根除，因为它违背人类理性的发展。

马尔萨斯的父亲是葛德文和康多塞理论的信奉者，年轻的马尔萨斯因观点不同，常常就这些问题与父亲进行争论，后来在父亲的鼓励下把争论中产生的思想付诸文字。

作为争辩的产物—第一版《人口论》的观点较为偏激，当时以匿名发表。

后经马尔萨斯几度修改，观点和语趋于缓和。

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从下述两个假定出发：

＂第一，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

第二，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

在马尔萨斯看来，第一个假定为无可辩驳之公理，第二个假定葛德文亦未能否定。

尽管人类在智力方面远远胜过动物，在繁殖上却与动物无多大区别。

人口在无所妨碍时以几何级数增长，几乎每二十五年翻番。

人类依存的生活资料即使在有利条件下也仅以算术级数增长，由于土地收益递减，其增长速度较此尚慢。

在马尔萨斯看来，如果仅阐述这些人们显然能够接受的前提和规律，便无写作《人口论》之必要。

因此，他的主要任务在于将两个前提和两种规律相比较，从中得出些有益的结论。

显而易见，根据上述规律，人口数量和所需生活资料数量之间存在着巨大差额。

由于生活资料为人类生存所必需，必然存在着某些限制人口增长的因素，强使人口增长同生活资料的增长保持平衡。

《人口论》的目的即在于指出这些因素的存在、作用和发展趋势。

限制人口增长的因素包括不卫生的职业、剧烈的劳动和严寒盛署的煎迫、极度贫困、儿童的劣质保育、城市的拥挤、各种过度行为以及饥荒、传染病、瘟疫和战争等。

这些限制性因素又可分为预防性限制和积极限制两类。

所有限制出生的因素（如晚婚、不结婚、不生育等）属于预防性限制；所有缩短生命的因素（如饥饿、疾病等）属于积极限制。

如果不是从人们的态度而是从人们的感受角度考察，这些限制又可称为痛苦的限制和罪恶的限制，两者分别同预防性限制和积极限制相对应。

《人口论》初版刊行后曾受到许多批评。

为了缓和人们的批评，马尔萨斯在第二版中新增了道德限制，即节制结婚和生育的预防性限制。

各种限制因素共同作用和相互补充，使某种限制的松动由其他限制的加强而补足。

马尔萨斯指出，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口限制将从积极限制为主向预防性限制为主过渡从痛苦和罪恶的限制为主向道德限制为主过渡。

由于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集中讨论了人口问题反复强调人口必然受生活资料数量的限制这一基本命题，指出了限制人口增长的各种因素及其主要因素的发展趋势，加上马尔萨斯能言善辩，因此，该书出版立即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

葛德文当时在英国颇有声望，而《人口论》恰是与葛德文的观点针锋相对，这就更加引起了人们的重视。

在此以后，经济学说史上所有讨论人口问题的著述，无论持肯定态度还是否定态度，几乎都要涉及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

主张将避孕作为人口增长主要抑制手段的新马尔萨斯主义和提出“人口爆炸论”、“适度人口论”、“人口过度论”的现代马尔萨斯主义，都是马尔萨斯人口理论在新条件下的演变。

经济学家们有时从自然科学得到启示，但很少有自然科学家从经济学中得到启示的情况。

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就是丛《人口论》得到启示而提出的，仍属于这些少数情况之一。

一些批评家认为，马尔萨斯在《人口论》中反复渲染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但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根本没有这种实例，因而断定马尔萨斯的理论既不足信也不可取。

然而这种批评是对马尔萨斯的一种误解。

尽管马尔萨斯本人有意无意地使人们相信世界人口在按几何级数增长，但他从未在任何地方明确指出现实的人口增长遵循几何级数规律。

几何级数增长速度是指人口在无任何限制情况下的潜在可能性。

《人口论》所研究的核心问题恰恰是人口增长的这一可能性为何未成为现实。

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确是一条公理，但是，食物对人口增长的限制作用只是一种十分抽象的可能性，这一可能性遥远得几乎不存在，或者只存在于人类形成的初期。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发展，足以抵消人口增长对食物的压力。

如果生活资料数量现实地限制着人口增长，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那么人口也必然会按算术级数增长。

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在生活资料对人口增长发生影响之前，就业的难易早已在调节人口数量。

再说如果生活资料数量现实地限制着人口增长，它早就应当作为主要限制因素来看待。

但是，马尔萨斯本人在分析限制人口增长的因素时，却常常将这最“基本的”限制置于脑后。

以前人们常常指责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利用了许多前人的观点却掩盖了这些观点的出处，认为《人口论》是对别人观点的无耻剽窃。

其实，综合前人观点同剽窃是既有相似之处又有性质差别的两种不同范畴，决不会影响者在学说史上的地位。

普乃斯对此曾经指出：

马尔萨斯在《人口论》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曾经承认，《人口论》初版中的许多问题已被前人研究过。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时代，“人们显然已了解到人口的过快增长造成的贫穷和痛苦，并出了极端的解决办法”；后来，法国的一些经济学家有时也论及这一问题、在英国则有富兰克林、斯图亚特、阿瑟•扬和汤生德。

而他在《人口论》中的主要观点乃是从休谟、华莱士、亚当•斯密和普乃斯博士的论述中推论的。

他所做的只是“有力而精确地将人口增长与食物增长相比较”，研究“将人口限制在生活资料水平的各种方式”，探索其“原则和影响”，从中得出“有实际意义的推论”。

普乃斯的这些论述无疑将缓和对马尔萨斯的攻击。

（三）经济理论

本学术作的影响大致表现为三个方面：

其该著作的方法和内容对以后这领域的其他著述产生了重要影响。

其二，它对一国经济政策的制定发生了实际作用，某些主张甚至直接被当作政策使用。

其三，它对其他领域的研究具有启发些用。

而马尔萨斯的《人口论》确实同时具有上述三方面作用。

与甚为轰动的《人口论》相反，马尔萨斯的经济学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时几乎默默无闻。

在《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前，马尔萨斯曾预言该书将同他的《人口论》一样获得成功，结果却出乎意料，英国当时的主要经济学刊物对该书均保持沉默，书的销路不佳，出版商为此遭受巨大损失。

如果不是因为凯恩斯的“发现”，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至今仍可能默默无闻。

事实上，即使在凯恩斯“发现”之后，相当一部分西方经济学说史家仍未在自己的著作中给马尔萨斯以一席之地。

这种状况可能与马尔萨斯的冗长、罗嗦、津津乐道于细枝末节有关，也可能与其在争辩中的好辩乃至好斗的态度有关，但更主要的应从马尔萨斯的经济理论本身和当时的社会阶级背景得到解释。

与他的人口论相比，其一般经济理论却相对平淡。

例如，他的“收益递减论”来自于杜尔哥和安德森；“工资基金说”是对斯密理论之解释，与李嘉图的工资理论无大差别；将地租归结为自然的赐予，未超出斯密的观点，最早用土地肥度和地理位置差别来说明地租的是配第和李嘉图；马尔萨斯地租学说的独特性在于将谷物增长和人口增长同谷物价格的上涨相联系。

作为生活必需品的谷物数量的增加必然引起人口增长，从而增大对谷物的需求，使谷物价格上升，这一解释似乎颇为新颖，但很难说是正确的并能为人们所接受的观点。

在《人口论》中，马尔萨斯讨论的不仅是一般人口理论问题，而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

在争论中，他站在有产阶级一边，将劳动人民的贫困归咎于他们繁殖过多的人口。

这一观点无疑迎合了有产阶级的利益，从而能为资产阶级所推崇。

问题的重要性以及马尔萨斯的立场，是《人口论》得以成名的社会阶级原因。

他的经济理论则与此不同。

在经济问题的争论中马尔萨斯常常维护土地所有者利益，站在土地所有者阶级一边反对工业资产阶级。

这种做法无疑会遭到新兴资产阶级的反对。

李嘉图、萨伊等那些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正统经济学家，将马尔萨斯的理论看作学术异端，对之加以批驳当在意料之中。

这是马尔萨斯的一般经济理论在当时未引起重视的社会阶级原因。

但是，作为经济学说史上一位重要经济学家，马尔萨斯理论对后来的经济学家无疑仍具有一定影响。

尤其是关于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区分以及关于危机问题的论述，前者实际上为马克思所接受，后者则为凯恩斯所称道。

在价值理论方面，马尔萨斯继承斯密的“所换得的劳动”决定商品交换价值的学说，不同意李嘉图的商品交换价值取决于其生产上所费劳动的理论。

马尔萨斯的批评是：

李嘉图既承认其“法则（价值法则）有相当多的例外”，如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比例不同，资本耐久程度不同等等，其法则就不能适用。

既然李嘉图所谓的“例外”为数如此之多，则所费劳动决定价值的“法则可以看成是例外，而例外倒成为法则了”。

马尔萨斯还认为，经济学不能到斯密的价值论为止就裹足不前，必须对有关价值的各种范畴和理论作出更精确的规定，否则就难以自圆其说。

在斯密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区分的基础上，马尔萨斯进一步将交换价值区分为“相对交换价值”（或“名义的交换价值”）和“内在的交换价值”，前者指交换比例，后者指一般购买力，两者的变动不尽一致。

如果劳动生产率普遍提高，所有商品价格按同一比例下降，则这些商品的交换比例将保持不变。

从交换价值的原义看，我们说商品价值未变；但从实际经验来说，商品价值已经下降。

当大部分物品价值同时下降时，“如果一种物品只能购得和以前同样数量的这些价值显然下降的东西，而我们却说这种物品自身的价值没有下降，那就是语法上的矛盾了••••••只有当被交换的其他商品继续以同等便利来获得时，一种商品的交换价值才能说是和它的一般购买力成比例。

将价值区分为交换价值和价值之后，马尔萨斯还进步探讨了价值的决定因素。

商品价格通常取决于需求和供给的相对状况：

当供求一致时，则由其生产费用决定，即由工资、利润和地租决定。

为了保持这个一致，必须保持商品的持续供给，而要保证商品的持续供给，又必须保证供给的各项必要条件，即保证工资、利润和地租的支付。

此外，又诉诸生产费用论不仅必要，而且与之不相冲突。

其原因在于：

第一，商品价格由生产费用决定的情况较为少见。

只有当供求一致支付生产费用成为保持这种致的必要条件时，生产费用才影响商品价格。

第二，生产费用对价格的影响亦通过供求关系的变动来实现。

生产费用决定商品价格，即指价格随生产费用的变化而变化，其媒介仍然是供求关系。

第三，就工资、利润和地租这三个生产费用的构成部分而言，其价格也由供求关系所决定。

因此，既不能因生产费用而撇开供求关系，也不能因供求原则而舍弃生产费用。

马尔萨斯的这一价值价格学说成功地解决了供求论者通常难以解决的问题：

当供求一致时价格由何决定？

马尔萨斯之后另一位能够在诉诸供求原则的同时又不至于陷入上述困境的重要经济学家是马歇尔。

马尔萨斯在价值论上反对李嘉图，在危机问题上则同时反对李嘉图和萨伊。

李嘉图的著述素以深刻著称，但在阐述危机问题上更为深刻的却是马尔萨斯而不是李嘉图或萨伊。

在后者看来，收入都将转化为支出，供给自动创造需求。

但是货币既是交换的媒介，也是储蓄和窖藏手段，而储蓄和窖藏往往会减少需求。

除了储蓄和窖藏以外，资本积累也是造成供求失衡的另一重要原因。

资本积累在减少资本家私人消费的同时，将一部分非生产性劳动转变为生产性劳动，使减少消费的同时增加了市场产品供给。

然而，由于劳动者总数没有增加，这些工人只是从原来的私人服务部门转到物质生产部门，有效需求总量也就没有增加，结果导致了消费不足或生产过剩的危机。

马尔萨斯危机论的特色不在于用消费不足来解释危机，甚至也不在于承认危机、指出危机的必然性。

萨伊、詹姆斯•密尔和李嘉图均承认个别和暂时的危机，西斯蒙第则将消费不足看作资本主义的必然产物，将其归结为生产无限扩大趋势和消费相对萎缩的结果。

马尔萨斯则与他们的看法不同。

他认为，危机的避免有赖于一种既能增加需求同时又不增加供给的因素。

生产性工人不能解决全部产品的实现问题，他们既是需求者同时也是供给者。

资本家有消费能力但缺乏消费欲望，积累是他们的主要追求，投资结果是一个包含了更大价值从而更加难以实现的产品。

因此，与其将投资看作增加有效需求的手段，莫如将它归结为增加供给的因素。

为保持充分的有效需求，需要有一个只消费而不生产、增加需求而不增加供给的阶级，如地主、仆役、军队等。

在接受危机这一事实方面，马尔萨斯同当代经济学家凯恩斯颇为相似。

但是，当许多西方经济学家阐述两者理论和背景的相似之处时，他们往往忽视了两者在解决危机手段方面的分歧。

凯恩斯强调有效需求，马尔萨斯则注重供给和需求的相互对比。

在凯恩斯看来，增加有效需求即有助于危机的解决，而马尔萨斯则认为，需求的增加只有在不同时增加供给时方可行之有效。

因此，，投资在凯恩斯体系中被当作需求因素和创造收入的手段，而马尔萨斯则将其归结为增加供给并导致危机的原因。

作为一位经济学家，马尔萨斯在他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上几乎都有独特的分析和见解，对经济问题的直觉常常可与斯密相媲美。

我们虽然不能说，没有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就不会有系统的人口理论，没有马尔萨斯关于“名义交换价值”和“内在交换价值”的区分就不会有马克思关于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分析，没有马尔萨斯关于危机问题的论述就不会有凯恩斯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

但是，在经济学说史上确实是马尔萨斯首先或系统地阐述了这些问题。

马尔萨斯对经济思想发展的影响还表现在：

在主流经济学体系中，他发现和指出了许多业已忽视的矛盾，并提出足以引起争论的矛盾解决方法。

历史上没有一位经济学家的理论能够像马尔萨斯那样引起如此激烈、持久的争论。

而这些争论无疑促进了人类经济思想的发展。

第二节大卫•李嘉图

（一）李嘉图的生平和著作

大卫•李嘉图（DavidRicardo，1772~1823）与马尔萨斯处于同一时代，但比马尔萨斯更负声望，是十九世纪初英国正统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继斯密之后执英国经济学之牛耳。

但从李嘉图的家庭和受教育情况看，他似乎更应成为一位金融家而非学者。

李嘉图出身于个犹太族家庭。

父亲原籍荷兰，后移居英国，成为英国证券交易所成员，在伦敦金融界享有盛名。

李嘉图所受的正规教育相对少一些，十四岁起即开始协助其父亲经营证券买卖。

由于他禀性敏慧，为人正直，具有相当的证券业务知识和卓越的判断能力，所以颇得父亲信任。

后因坚持与父亲反对的非犹太教姑娘恋爱，断绝了与父亲的往来，在其父友的帮助下独立从事交易所业务，几年后便崭露头角，成为一名百万富翁和伦敦交易所台柱之一，并于1819年当选为英国下院但员，1823年因病去世。

巨额财富为他悉心研究学问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

使李嘉图对政治经济学发生兴趣的第一本著作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

十年后，他开始发表自己的著述。

当时，英国货币体系发生了重大变化。

同斯密时代相比，银行数量大增，众多银行发行的银行券充斥流通领域，为了对各银行加以控制，英格兰银行开始担负起中央银行的职责。

拿破仑战争后，银行券开始同黄金脱钩，银行停止了对黄金的兑换，因而金价猛涨，英镑汇值下跌。

在这种情况下，李嘉图撰写了第一篇经济学论文--《金块价格》，于1809年匿名发表在《晨报》上。

不久，他以该文为基础，又写了题为《金块高价：

银行券贬值的证明力》的小册子，介入当时关于金块问题的激烈争论。

李嘉图指出，货币数量多少是相对的。

纸币如能自由兑换黄金不会大幅度下降。

货币过多过少由国与国之间的流通得到调节。

如果纸币不能兑换黄金，发行量过多，物价就会上升，英镑汇值就会下跌。

这本小册子的发行，使李嘉图名声大振，虽属处女作，却已具有了永久价值。

1815年李嘉图发表《论谷物低价对资本利润的影响》一文，驳斥马尔萨斯观点，主张取消谷物进口关税，实行谷物自由贸易。

次年，他发表《关于一种既经济又可靠的通货的建议和关于英格兰银行利润的观察》一文，指出货币不必具有内在价值，但应严格控制纸币发行量，将其限制在使黄金平价保持不变的限度内，提出实行纸币与金块的完全可兑性，但不必实行港币与金币挂钩，以节省铸造费用。

他的这一建议不久便被英格兰银行所采用。

1817年李嘉图发表其代表作《政治经济学及赋税此税原理》（下称《原理》）时，在经济学界已享有盛名。

虽然该书是一本划时代著作，但它却是在本人不愿意、后来经人说服的情况下才写成的。

他在该书中对商品价值理论和财富分配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地租和国际贸易问题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从而成为继斯密之后英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

李嘉图的其他著述有：

1819年为《大英百科全书》写的《融资制度》，1820年的《马尔萨斯（政治经济学原理）评注》，1822年的《农业保护论》，1823年的《设立国民银行方案》和《绝对价值与相对交换价值》以及为数颇多的书信。

人们常常指责李嘉图的理论过于抽象和远离实际。

这是因为李嘉图研究政治经济学的目的在于探究对经济现象起支配作用的规律，寻找生产方式的内在机制，因此，必须将掩盖其内在联系的表面现象抽象掉。

他在给马尔萨斯的信中写道：

“你所想的总是一些特殊变动的直接的和暂时的影响，而我却将这些直接和暂时的影响置于一边，将全部注意力固定在由此导致的事物的永久状态上”。

李嘉图的抽象法虽未达到无懈可击的地步，但他对经济学作出的贡献几乎与这一方法有关。

他的见解所以常常比同时代的经济学家高出一头，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能够撇开起扰乱作用的各种现象，直接对事物的基本性质和规律作出判断。

（二）价值论

价值论是李嘉图全部经济理论的基础和出发点。

他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是古典经济家中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在第一章中就专门探讨价值论的名著，正好显示他对价值理论的重视。

斯密在《国富论》中几乎讨论了以前价值理论的所有命题，李嘉图从分析和批判斯密的理论出发，特别接受并发展了斯密的生产中耗费的劳动决定价值的观点，这正是他在价值论上斯密和马尔萨斯不同之处。

在1814年以前，李嘉图尚属斯密理论的忠诚信奉者和追随者，而《论资本利润》一文的发表，标志着他已形成自己的理论。

斯密的著作虽然仍是其理论基础和指导，但是他已发现斯密的许多论述显得含混不清甚至自相矛盾。

首先，商品价值如斯密所说未必与其使用价值成正比，但所谓“使用价值极大的东西，交换价值往往极小或完全没有”的说法显然失之偏颇。

一种商品如果全然没有用处，那就无论怎样稀少，无论获得时需要耗费多少劳动，都不会具有交换价值。

其次，一切有用物品的价值来自于两个源泉：

它们的稀少性和获取时所耗费的劳动。

政治经济学所研究的是：

可由人类劳动增加的物品，其价值的大小同它们生产过程中所投下的劳动量成正比。

“劳动量每有增加，就一定会使在其上施加劳动的商品的价值增加，劳动量每有减少，也一定会使之减少。

”遗憾的是，斯密在如此精确地说明这原则后，又提出与之相悖的另一种价值论，将商品价值归结为该商品所“能购买或能支配的劳动量”。

在斯密看来这两种理论似乎是相同说法，但实际上两者大相径庭。

如果每一个人的劳动效率提高一倍，那末他所获得的商品量因此也应增加一倍。

但该商品所能换得的量可以不变甚至减少。

这是由于商品价值量取决于其生产上所耗费的劳动量，而其所能换得的量还要受所换得商品的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需要指出，在上述歧见中，李嘉图的误解大于斯密的错误。

斯密在叙述中涉及了两种劳动（所费劳动和所能换得的劳动）和两种价值（价值和交换价值），他未清楚地意识到这是两种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范畴。

价值由生产给定，交换价值除了受价值制约外，还受到供求关系等流通因素的影响。

只有当各种流通因素的影响相互抵消时所费劳动才会等于所能换得的劳动。

但是斯密从来没有说一物价值等于该物所能换得的使用价值量，而是说等于该物所能换的使用价值中所包含劳动量。

无论商品生产上的劳动生产率变化如何，该商品所能换得的物品中所包含的劳动量一般等于该商品生产上所耗费的劳动量，至少在等价交换条件下是如此，尽管这些劳动已表现在更大或更小的使用价值量上。

李嘉图将斯密所说的“所能换得的劳动量”理解为所能换得的使用价值量，无疑是对斯密的一种误解。

如果所耗费的劳动量总是不同于所能换得的劳动量，等价交换规律便不复存在。

斯密价值论的主要缺陷在于：

他从商品价值等于该商品所能换得的劳动量这一原理出发，又将商品价值归结为所换来的商品价值的三个分解部分：

工资、利润和地租。

指出和纠正斯密的这一错误是李嘉图的功绩。

如果将商品价值仅仅归结为生产中所耗费的劳动，就必须再用所费的劳动来说明利润和地租的来源问题，但如同时又将其归结为该商品所能换得的劳动，则利润和地租就可轻而易举地得到说明，因为事实上两者本身就是所换得劳动的一部分。

斯密所以又提出所换得的劳动价值说其目的似乎即在于此。

这样，他就可以用“经验”的价值要素取代最初提出的“哲理”价值要素。

李嘉图是反对这种见解的，因为这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一个是生产中价值的决定问题，另一个是已确定的价值如何分配的问题。

斯密一方面将劳动看作支配商品相互交换规律的要素，一方面却又把这个原理的应用限于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以前的早期蒙昧社会，仿佛一旦需要支付利润和地租时，这两者才对商品价值发生一定影响。

而李嘉图认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