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语境中解读孙中山的开放哲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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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语境中解读孙中山的开放哲学

三民主义与孙文学说︰一种开放型价值哲学

邢益海

内容提要：

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孙文学说（心理建设）”是一种开放型或以开放（开放的文化、开放的社会、开放的经济以及开放的自我）为特征的价值哲学体系。

以自由价值观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开放文化论，承认每种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和平等地位，赞同民族自决，用民族开放和自由来抵抗“世界主义”（=帝国主义）的一元化独语和霸权。

以平等价值观为核心的民权主义开放社会论，主张直接民权，倡导民主政治，反对专制和独裁，方法是分别“权”与“能”，区分政权和治权，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

以博爱价值观为核心的民生主义开放经济论，主张对内平均地权，节制资本，从而调和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同时，在国家主权如关税等独立的前提下，以互助、双赢为目标，对外欢迎国际共同开发中国，以引进外资、引进人才、引进管理方法来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和近代化。

而以价值主体建设即“心理建设”为核心的开放自我论，突出人的价值主体性和开放性，倡导人格的差异性和志业的多元化。

主题词：

孙中山，三民主义，心理建设，价值哲学，开放

开放与价值选择是中国一个多世纪以来讨论最多的主题词。

孙中山的世界眼光和开放思想向为论者所公认。

据研究，孙中山有31年，即一半以上的生命在异国它乡度过，先后在14个国家和地区学习、旅行、活动和生活过。

（1）正是这一特殊经历和西学背景，使他能够通过充分比较和选择，提出一套使中国能够迅速融入世界的核心价值理念，即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

孙中山的精神遗产极其丰富，尤以“三民主义”和“孙文学说”最为珍贵，联系20世纪初的历史语境，本文认为，孙中山借鉴西方“自由、平等、博爱”和“人权”思想,初步建构了一种以开放为特征（或称之为开放型）的价值哲学体系，表现为开放的文化论、开放的社会论、开放的经济论以及开放的自我论。

本文所谓价值哲学，指的是一种重点对文化核心价值观和作为价值主体的人自身作出系统探讨的哲学。

而孙中山的开放型价值哲学体系在当前全球化语境中值得重新诠释和解读。

1897年，孙中山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充分借鉴西方文明的价值理念：

“必须使我们的国家对欧洲文明采取开放态度。

我不是说，我们要全盘照搬过来。

我们有自己的文明，但是，因为无法进行比较、选择而得不到发展，它也就停滞不前了。

”

（2）《中国革命史》回忆三民主义思想来源，称“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

”（3）三民主义的价值基点是“顺乎天理，应乎人情，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

”（4）在历史语境中，孙中山努力效法西方，美、法的共和政体和价值理念更是孙中山矢志要移植到中国的样板，是理解三民主义语义的关键。

他曾指出：

三民主义“和美国大总统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层意思，完全是相通的。

”（5）其内在精神又和法国革命“自由、平等、博爱”一脉相承。

《革命方略》宣称：

“所谓国民革命者，一国之民皆有自由、平等、博爱之精神，即皆负革命之责任。

”（6）在孙中山看来，民族主义就是要提倡国家自由，民权主义就是要提倡人民在政治之地位都是平等的，而博爱的原文是“兄弟”的意思，和中国“同胞”两个字是一样解法，其价值理念和民生主义相通，“因为我们的民生主义是图四万万人幸福的，为四万万人谋幸福就是博爱。

”（7）

孙中山提出三民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在于“促进中国之国际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经济地位平等，使中国永久适存于世界。

”因此，三民主义的本质就是救国主义。

（8）对于救国、建国和振兴中华来说，三民主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孙中山说：

“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

这三样有一样做不到，也不是我们的本意。

达了这三样目的之后，我们中国当成为至完美的国家。

”（9）

一、以自由价值观为核心的民族主义开放文化论

以自由价值观为核心的民族主义，表现出开放文化的特征，承认每种民族文化的生存权和平等地位，赞同民族自决，用民族开放和自由来抵抗“世界主义”（=帝国主义）的一元化独语和霸权。

孙中山提出和强调坚持“民族主义”的价值理念，并称之为“国家图发达和种族图生存的宝贝。

”（10）民族主义最初是在种族等文化人类学意义上使用的，后来又主要在“国族主义”即近代民族国家意义上使用。

在满清时代，民族主义的目标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但到了民国时代，则演变为反对帝国主义列强，谋求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和振兴。

孙中山认为用自然力（王道）造成的团体，便是民族，用武力（霸道）造成的团体，便是国家。

血统、生活、语言、宗教和风俗习惯是民族起源的五种自然力。

而影响民族的兴亡，既有天然力如人口增减，也有人为力，其中最大的有两种即政治力和经济力，这两种力比较天然淘汰力还要更快、更容易消灭很大的民族。

19世纪末，“中国的民族，同时受天然力、政治力和经济力的三种压迫，便见得中国民族生存的地位非常危险。

”（11）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价值观和民族精神是救国救种的重要道德力量。

中华民族人数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本应该和欧美各国并驾齐驱。

“但是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的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上最贫弱的国家，处国际中最低下的地位。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的地位在此时最为危险。

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

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

”（12）

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孙中山又分析了“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两种价值理念间的紧张关系。

他认为，首先要区分西方列强“世界主义”和中国传统的“天下主义”。

强盛的国家和有力量的民族已经在全球利益争夺中取得垄断。

“他们想永远维持这种垄断地位，再不准弱小民族复兴，所以天天鼓吹世界主义，谓民族主义的范围太狭隘。

其实他们主张的世界主义，就是变相的帝国主义与变相的侵略主义。

”所谓帝国主义就是用政治力去侵略别国的主义。

而中国在历史上征服周边亚洲各小国实行的是“天下主义”，不用野蛮手段，而多用和平手段去感化人，所谓“王道”，常用王道去收服各弱小民族。

王道和霸道性质不同，王道是讲和平、道德，霸道是有强权无公理。

中国人因为有天下主义的思想传统，不大讲民族主义，在历史上表现出对侵略不积极抵抗，“无论什么人来做中国皇帝都是欢迎的”，国一亡，就连民族主义、民族思想也消亡了。

在孙中山看来，提倡新文化的新青年盲目赞同世界主义，便是上了帝国主义列强的当。

要和平、公理，不要强权。

要世界主义的王道真精神（所谓“大同之治”），不要伪世界主义的霸道精神。

抵抗强权便是顺天行道，提倡民族主义，就是自己先联合起来，再把各弱小民族都联合起来，共同用公理去打破强权。

“强权打破以后，世界上没有野心家，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便可以讲世界主义。

”世界主义是从民族主义发生出来的。

我们要发达世界主义，先要民族主义巩固才行。

总之，“我们受屈民族，必先要把我们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恢复起来之后，才配得来讲世界主义。

”“一定要先讲民族主义，所谓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国。

把从前失去了的民族主义从新恢复起来，更要从而发扬光大之，然后再去谈世界主义，乃有实际。

”（13）具有世界眼光的孙中山，在其历史语境中，他所反对的欧洲式“世界主义”对应于当下的“全球化”、现代性，他植根于中国传统智慧所阐发的“大同之治”理论或许已把握住了“天下主义”（或当下的“全球化”、现代性）真精神，这是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的。

在孙中山看来，“由于我们失了民族的精神，所以国家便一天退步一天。

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的地位，便先要恢复民族的精神。

”他主张中国恢复民族主义的方法是“能知与合群”。

能知，就是要我们知道现在处于极危险的地位，合群，就是知道了我们处于危险地位后，善用中国固有的团体，象家族团体和宗族团体，大家联合起来，成一个大国族团体。

孙中山相信，“结成了国族团体，有了四万万人的大力量，共同去奋斗，无论我们民族是处于什么地位，都可以恢复起来。

”同时，孙中山认为，还要把中国固有的好道德，如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传统价值理念恢复起来。

“有了固有的道德，然后固有的民族地位才可以图恢复。

”进一步，他还主张“我们今天要恢复民族精神，不但是要唤醒固有的道德，就是固有的知识也应该唤醒他。

”比如，“中国从前讲修身，推到正心、诚意、格物、致知，这是很精密的知识，是一贯的道理。

”（14）

孙中山清醒地认识到，落后的、处境危险的中华民族要图生存，除了要恢复一切国粹，还要向一切先进的民族国家学习。

“现在日本人能够学欧洲，便知我们能够学日本。

我们可以学到象日本，也可知将来可以学到象欧洲。

”（15）而学习外国的正确方法是要迎头赶上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才可以和欧美并驾齐驱。

”取法乎上，才能“后来者居上。

”（16）同时，孙中山还认为在中国提倡民族主义和民族精神便是担负着促进世界和平的责任和使命：

“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础，去统一世界，成一个大同之治，这便是我们四万万人的大责任。

诸君都是四万万人的一分子，都应该担负这个责任，便是我们民族的真精神。

”（17）这和他在南京参议院解职辞中所呼吁的相一致：

“中国人民居地球四分之一，则凡有四人之地，即有一中国人民。

况交通既便，世界大同，已有中外一家之势。

”（18）因此，中国人对世界担当着最大的责任，应该发扬固有的“天下大同”精神，以促进世界和平为中华民国国民之天职。

“此促进世界的和平，即是中华民国前途之目的。

依此种目的而进行，即是巩固中华民国之基础。

又凡政治、法律、风俗、民智种种之事业，均需改良进步，始能与世界各国竞争。

凡此种种之改良进步，均是中华民国国民之责任。

”（19）

二、以平等价值观为核心的民权主义开放社会论

以平等价值观为核心的民权主义，表现出开放社会的特征，主张直接民权，反对专制和独裁，方法是分别“权”与“能”，区分政权和治权，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

孙中山是进化论的拥护者，他认为人类社会的进化经历了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是人同兽争，不是用权，是用气力。

第二个时期，是人同天争，是用神权。

第三个时期，是人同人争，国同国争，这个民族同那个民族争，是用君权。

到了现在的第四个时期……可以说是善人同恶人争，公理同强权争。

到这个时代，民权渐渐发达，所以叫做民权时代。

”（20）孙中山对民权的解释是：

“政是众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众人的事便是政治。

有管理众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权。

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权。

”（21）在孙中山看来,西方社会民权已经很发达，而中国古人也有民权思想，如孔子说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便是主张民权的大同世界。

顺乎世界的潮流，便是要实行民权，改革政治，但不能完全仿效欧美，要重新想出一个方法，因为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

“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

”（22）要怎样才能有效地实行民权而不会陷于“民主的暴政”呢？

孙中山提出关键在于分别“权”与“能”。

中国历史上有阿斗和诸葛亮将权、能分开的成功先例，“如果政府是好的，我们四万万人便把他当作诸葛亮，把国家的全权都交到他们；如果政府是不好的，我们四万万人可以实行皇帝的职权，罢免他们，收回国家的大权。

”（23）这里，国民是主人，就是有权的人，政府是专门家，就是有能的人。

“讲到国家的政治，根本上要人民有权；至于管理政府的人，便要付之于有能的专门家。

”（24）孙中山认为国家的政治大权区分为政权和治权。

政权是管理政府的力量，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人民的手内，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权可以直接去管理国事。

这个政权，便是民权。

治权是政府自身的力量，“要把这个大权完全交到政府的机关之内，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治理全国事务。

这个治权，便是政府权。

人民有了很充分的政权，管理政府的方法很完全，便不怕政府的力量太大，不能够管理。

”（25）孙中山提出，最重要的民权包括选举权、罢免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