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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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
色情、腐败与杀戮：
洪秀全的历史真面目（图）
1864年6月1日，洪秀全在绝望中自杀。
同年7月19日，“天京”被曾国荃攻陷，太平军根本失败。
太平军为何失败？
我们只须将洪秀全的真面目呈现给读者，答案不言自明。
洪秀全“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洪秀全,1814-1864,,原名仁坤，小名火秀，广东花县人。
其父洪镜扬，是官禄及邻近诸村的保正，家里“薄有田产”，社会地位和经济条件在当地是好的。
洪仁坤有两个哥哥，他是三兄弟中唯一读书求功名的，在家里有受宠而优越的地位。
他7岁入本地私塾读书，14虚岁考为童生。
此后连续4次，一共经历17年，未能进学，也就是没考上生员,,秀才,,。
在他一再落榜到公开造反期间，不止一次“做馆”当私塾师，教小孩识字和文化基础知识，这是当时相当多老童生所从事的不固定职业。
一般说来，收入比普通农民好不了多少，只是身份不同。
此外，当时有3个广西人说他“素无赖，日事赌博，多蓄亡命，以护送烟土、洋货为生，往来两粤及湖南边界，得商贾谢赀”。
如果是事实，较大的可能是1844年4月与冯云山“出游天下”之后所为。
经常赌博，虽不光彩，但算不了什么大问题。
组织他人为商户护送烟土、洋货，以获得“抽头”，作为活动经费，也并非绝无可能。
当洪仁坤成了气候，自己及极少数同伙决不会说起这些不光荣的经历，拜上帝会和太平军中就不会有人提起。
《李秀成供辞》没有说洪秀全造反前干过些什么，可能不了解，亦可能知道并非只当塾师，只是不愿说罢了。
所以，这3个广西人提供的材料，后来既无法证实也无法证明是捏造。
1837年洪仁坤第三次落榜。
这个一向自视极高并被族人寄予厚望的人，精神、心理受的打击很大。
回到家里，随即大病一场，“死去七日”,,一说两日,,还魂后，“俱讲天话”。
对这次生病，尤其是“魂游高天”，人们照他自己和冯云山、洪仁所说的，做了许多文章。
我认为，有几点可以推定：
一是做秀遮羞，二是内心在极其复杂的煎熬中挣扎，三是强烈刺激造成的轻度精神病变，四是清醒夹杂狂想、梦幻的心理活动，五是考虑如何利用迷信造反。
这样一番真真假假的大病之后，性格自然会有明显变化，但并没有成为精神病人，所以能不药而，生活也毋需别人呵护。
1842年，他第四次应考，一起落榜的书友,,一说又是表弟,,冯云山出于对考试的极端不满，又从星相术角度看出洪仁坤“多异相”、“有王者风”，极力鼓动他为首造反。
冯的劝说，符合他此前大病中的想法和梦幻，于是断了科举仕进的念头。
洪仁坤决心造反之后，就说什么上帝封他为“太平天王大道君全”，命他“时或称洪秀，时或称洪全，时或称洪秀全”。
从此，洪仁坤、洪火秀改名为洪秀全。
这改名是很费一番心思的，秀全拆开，是“禾,,吾,,乃人王”。
简括地说，进不了学———考不上秀才，是造反的决定性原因，造反是为了做人王。
做了人王，不但可以实现“等我自己来开科取天下士”，还能够“手握乾坤杀伐权”，杀尽所痛恨、憎恶的人。
当然不止是造反、报复，更重要的是占有和享受：
占有一切，“禾乃玉食”，“世间万宝归我有的了”。
这些早期直言不讳的言志，说明了洪“走上革命道路”的初衷。
以洪秀全为教主的拜上帝会的创立，其主要思想理论来源是梁阿发编写的通俗布道书《劝世良言》。
它并没有全面、系统地介绍基督教教义，而又不时援引中国传统观点来印证《圣经》。
不过，它所涉及的一些神学知识，诸如，天父全能，耶稣救赎，独尊上帝，不拜偶像，天堂永乐，地狱永苦，等等，却被洪秀全及冯云山借用而且不断发酵。
从后来天王府前的不伦不类的世界地图，可见洪秀全此时对西方、世界仍然几乎一无所知。
他“向西方寻找,,的,,真理”，就是《劝世良言》中的若干神学知识。
以此为基础，不断按他的需要扬弃和注入一些内容，来创立以他为教主的拜上帝会。
从制造迷信开始，进而逐步加紧控制信从者，接着就发动造反，夺取政权，建立地上的“天国”。
从这一过程看来，洪秀全所创造的拜上帝会类似于一个政治性邪教。
首先，宣扬救世主下凡，统治全国乃至全世界。
世界上一切邪教头子，都以救世主自居。
不过，大多没有或没来得及以夺取政权、统治全国全世界作为直接内容来宣传。
洪秀全则十分明确地将这一点作为核心内容。
他宣称，“天上至尊老人已命令全世界之人归我了，世间万宝皆归我有的了”；他奉天父天兄之命，下凡做人神合一的“万国独一真主”。
第二，世界末日论与造反做官论相结合。
为什么要救世主呢？
因为世界末日到了。
这也是一切邪教共同的论调。
1850年5月，他将末日论具体化，说他得到上帝启示：
“在道光三十年,,公元1850年,,我将遣大灾降世，凡信仰坚定不移者得救，凡不信者将有瘟疫，有田无人耕，有屋无人住。
”信的人则“日日有衣有食，无灾无难”。
到1851年永安突围时，则进一步大开支票、封官许愿，凡踊跃作战的，“大则封丞相、检点、指挥、将军、侍卫，至少亦军帅职，累代世袭，龙袍角带在天朝”。
第三，言行巫师化，要求军民无保留地信从。
洪秀全从宣传什么上帝赐他宝剑、印绶这一套开始，继而在玉玺上自称“洪日”，是普照天下的红日，要求跟从者盲心盲目地迷信。
杨秀清、萧朝贵从他的迷信宣传得到启发，先后创造了十足巫师式的天父、天兄下凡。
此两人死后，洪秀全没了制约，更随心所欲大讲特讲“天话”，甚至说“有天不有人”。
还经常将他传达“天意”的歪诗，写在鹅黄缎上，张旗放炮挂出来。
此类行径，是不断自我造神，以加强对太平军官兵的精神控制。
第四，对参加者的全面控制。
洪秀全通过迷信宣传对会徒进行精神控制之外，还有一整套条规、措施，进行人身、家庭、财物的全面控制。
造反之初，他要求入会者“贱售家产”，将“田产房屋变卖，易为现款，交给公库”，卖不掉的旧房屋则放火烧掉。
于是，一人参加就要全家参加，互为人质，没有退路，都成为过河卒子。
不久之后，每占领一地，就以鸣锣集中“讲道理”的办法，将活着而又没有逃跑的百姓，不论愿不愿意，悉数收编为太平军，也就是实行彻底的裹胁。
收编之后，凡是财产没有全部交出，乃至私藏银子五两以上的，“即是邪心，即为妖魔，其罪极大”；超过21日背不出天条，两次无故不听“讲道理”的，都是严重违反禁律的大罪；凡是不肯无条件服从，不愿做驯服工具的，发牢骚说怪话的，都叫做“妖心未化”；凡是不能忍受而夜里开小差的，叫做“三更”；凡是违反天条、命令的，叫做“变妖”，对以上种种罪名的处治，都是斩首。
其它许多天条、禁律，包括夫妻同宿，遇检点、指挥以上官轿不跪道旁，聚会喧嚣，私议军事，聚集饮酒，剪发剃胡刮面……都是“斩首不留”。
对于“反叛通妖”的，更是处以“点天灯”、“五马分尸”极刑。
全面而严厉的控制，使人成为没有家庭财物，没有思想感情，没有人身自由，更没有人的尊严的工具。
第五，将大量妇女作为个人的性工具。
洪秀全还未公开造反时，就有妻妾多人。
到了占领小小的永安，已有36人。
进南京后，每做生日，蒙得恩就要为他献上美女6人；每年春暖花开之际，蒙得恩还在天京13道城门口为洪秀全选美女。
甚至干脆明文规定，“所有少妇美女俱备天王选用”。
到太平军败亡时，天王有妻妾88人,,一说108人,,。
宫中有横直均8尺的大雕花床，干什么用的，不言而喻。
洪秀全因妻妾太多，连姓名都记不住，干脆一概编号；而且写了几百首管教妻妾的《天父诗》叫她们背诵，这些良家女子遂完全成了他纵欲的性工具。
从而，洪秀全将皇帝和邪教主对妇女的占有发展到极致。
《天朝田亩制度》是表面文章
1853年3月太平军占领南京，原来那些主要为鼓动造反，宣传救世主下凡，控制官兵思想言行的文件、条规不够用了，于是颁布了由洪秀全撰写或主持写成的《天朝田亩制度》。
20世纪赞美它的专家，总是在“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这26个字上面大做文章，甚至称之为“伟大的反封建纲领”。
其实呢，且不说它根本没有实行，单从这个文件全文来看，那26个字不过是些门面话。
实际内容综合起来，就是要将占领区农村改造成兵、农、教合一的社会。
以洪氏的歪理来统一思想，以太平军的小头目做领导，让农民成为战时打仗、平时劳动的工具。
农民除了连口粮都不够的“接新谷”外，其它收获一概上交。
也就是“耕田奉上”，让“功勋等臣，世食天禄”。
这是对底层百姓劳动成果的剥夺。
同时，太平军明确规定“旧时一切歪例尽除”，破除一切社会风俗、信仰、道德，男女老幼都必须在军事化的建制中，接受洪氏这一套的灌输，彻底工具化。
其目的，就是要建立和巩固洪氏的宝塔式统治和剥夺。
这里，还要谈谈被专家作为金字招牌的《资政新篇》。
这是洪仁1859年所作。
他为“聊托恩荫，以终天年”，来找洪秀全。
到南京20日内，乘三级火箭似的升为干王、军师、摇身而成第二把手。
这引起太平军中有功将领的强烈不满，有的故意“具禀请教用兵之法”，将他一军。
在这种情况下，他不能装聋作哑。
洪秀全也亟盼他赶紧露一手，以平物议，以服诸将。
于是，他写了这篇一万多字的奏章。
洪仁以居住香港多年所知，介绍外国情况，特别赞扬英、美，对法、德、俄、日等国有所描述；并借鉴外国，提出关于经济、政治、社会的建议28条。
虽然，《资政新篇》在介绍外国情况这一点上，远不如林则徐请人翻译编辑的《四洲志》全面准确，亦远不如魏源在此书基础上编成的《海国图志》丰富充实，时间也晚了好多年，但在南京，从明确提出建议这个角度看，仍应给予较高评价。
然而，正如前面所说，这并不是洪秀全主动“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产物，而是出于压服诸将领的现实需要。
从书中罗列一些外国人名字，称“与弟相善”，以自我炫耀，尤其说明这一点。
洪秀全看过后批准刻印，直接原因是为洪仁树立威信，并表示自己善于擢拔能人之英明。
还有一个深层原因是，奏章开头及贯串全文的“权归于一”、“强本弱末”，即希望天王高度集权，以及防止各地将领叛乱的办法，很合洪秀全的胃口。
尽管如此，洪秀全不但在几处作眉批明确表示不同意外，也仅仅将这个“以广圣闻”的奏章批准印发给将官做参阅资料而已。
所以，包括李秀成在内的高级将领都对《资政新篇》不屑一顾。
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862年，洪秀全重新颁布《天朝田亩制度》，以这个具有根本性的政策文件，将作为参阅资料的《资政新篇》加以否定，至少是取消了。
所以，我们不能因《资政新篇》具有进步内容，就给洪秀全献上动听的赞歌。
上帝的代言人，却毫无仁爱信义
洪秀全为人暴虐。
他还未当天王时，就经常将妻子“打生打死”,,打得要死,,。
进了南京后，他在所作的《天父诗》中，反反复复地说，惹他发火就是死罪，他发火就要杀人，众人要一齐跪求息怒，“不求莫怪亮,,火,,连天”。
洪秀全对妻妾、宫女尚且如此，对他所敌视所不满的人就更不用说了。
他从决心造反开始，作诗言志，订条规下诏书，动不动就是杀、诛、斩首不留、一同皆斩、该诛该灭、放胆杀妖，可以说是念念不忘，杀声连天。
由于他不断号召、明确规定和直接命令，部下官兵在非战斗场合，随便杀人也如同割草。
只须看太平军打进南京是怎样清除“妖人”的，便可见洪秀全残忍之一斑。
清朝官员、满族百姓、僧尼道士、商人、儒生乃至医生、店员、艺人，皆被视为妖人，掳掠屠杀不在话下。
“凡掳之人，每视其人之手，如掌心红润，十指无重茧者，恒指为妖，或一见即杀，或问答后杀，或不胜刑掠自承为妖杀，或竞捶楚以死。
”对于满族百姓，更是不分男女老幼，一概杀光。
不少汉族大小官员、绅士、读书人，逃不掉又不愿死在太平军手里的，全家便一同自杀。
洪秀全就在这种血腥恐怖中，在太平军的跪迎之下，无限风光地进入“天京”。
洪秀全对于太平军内部，也并不心慈手软。
平时违反天条、禁令的太平军将士，大多数被杀掉。
1856年他与杨秀清内讧，不但将杨全家杀尽，还与韦昌辉唱双簧，将杨的部下两万多人统统杀掉。
接着又让韦昌辉杀了石达开所有家属。
随后，慑于石达开靖难大军，又杀了韦昌辉和秦日纲、陈承。
而这个韦昌辉，一向被他称为“爱兄心诚”，又是奉旨从江西赶回南京杀杨秀清的。
秦日纲和陈承一向是他亲信，帮助韦昌辉杀杨秀清及其部下，又是得到洪秀全的密令或默许，带兵去追捕缒城而走的石达开的两员干将。
由此可见洪秀全只讲自己的现实需要而毫无仁爱信义。
洪秀全本就多疑，内讧之后，更是任人唯亲。
首先是他哥哥洪仁发、洪仁达，分别封为安王、福王，让两个老哥掌权，压制、监视石达开。
之后洪秀全迫于满朝反对，不得已取消两个昏庸兄长的王爵，还是对他们言听计从，后来又再改封为信王、勇王，一直干预朝政。
此两人都极其自私、贪婪、愚蠢、横蛮，专出歪主意，却最受洪秀全信任。
天京危急之时，洪秀全更是明确宣布，朝政由洪仁达执掌。
前面说过的洪仁，是洪秀全堂弟。
因为本家人可靠，又不像两个老哥那样粗鄙，就立马三级飞升。
洪仁虽然只会纸上谈兵，而且战败犯罪，还是委以重任。
堂兄洪仁政，也无功劳和战败犯罪，换个官做，后又封恤王。
亲侄族侄十余人，一概封王。
洪秀全外甥幼西王萧有和，很受洪秀全喜欢，洪临死前不久，封他为前台发命者。
洪秀全的女婿钟万信、黄栋梁、黄文胜，同样受宠信，个个封王。
这些皇亲国戚，广义上的“洪氏诸王”，都不会打仗，不会办事，几乎个个贪暴凶横，胡作非为。
在南京城里，人人害怕和憎恨，在各地太平军中也广被厌恶、鄙视，却又都无可奈何。
皇亲国戚之外，最重要的亲信是蒙得恩，此人初在天京管女营和天王府事务，服侍洪秀全很周到，尤其是投洪所好，善于选美，深得洪欢心。
内讧后被任命为正掌率、中军主将，总理朝纲。
可是蒙得恩既不会指挥作战，又无驾驭全局能力，只会迎合洪氏兄弟，压制后起将领，弄得“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
当洪秀全让洪仁取代蒙得恩为第二把手后，仍对他恩宠很深，封为赞王，退居为第三把手，让他过极度奢侈糜烂的生活；并且爱屋及乌，在他死后，让他儿子蒙时雍袭爵为幼赞王，与另一人协助洪仁同理朝政。
洪秀全立政无章，言而无信，随心所欲，恣意妄为。
前面所说的任人唯亲，其实就是立政无章的一个方面。
又如，逼走石达开之后，他宣称“主是朕做，军师亦是朕做”，自己做了皇帝兼任军政长官。
但他只是善讲“天话”、大话，没有军事、行政能力，也不愿多为实际事务费心费时，所以到1859年就变卦了。
再如，1861年2月，他径自宣布改“国号”为“天父天兄天王太平天国”，受到诸将领尤其是李秀成、李世贤的抵制。
但危害最严重的，是封号紊乱，甩卖王爵。
历代王朝封爵是很重要的事，太平军本来也有一定规矩。
但1856年以后，就开始混乱，直至成为一潭污泥。
本来，王以下是侯，但洪秀全随心所欲，变成义、安、福、燕、豫、侯六爵。
不多久，弄得“满朝之内，皆义皆安”，福、燕、豫、侯都没人要。
洪秀全1857年曾宣布永不封王，但只过了一年多，就封洪仁为干王。
为了消除诸将领的不满，就给陈玉成、李秀成等主要将领封王。
没过多久，他出于削弱诸主要将领尤其是李秀成兵权的考虑，又想趁机大捞一把财宝，让他哥哥代为接受犯了罪而惧怕李秀成惩处的陈坤书贿赂，封陈为护王。
他自以为一箭双雕，是极好的买卖。
此门一开，许多人纷纷仿效。
同时，为消除有功而不行贿的老兄弟怨恨，给他们也封了一些王。
王封多了，有的王号已封给某人，不久竟再封给另一人。
随着王爵大甩卖，干脆取消区别，一律称列王。
再后，削价贱卖，封了不少人为，就是小王的合写。
据昭王黄文英说，共封了2700多个王，以至占领区不多的城镇，有王爵的人“多如过江之鲫”。
2700多个，是否包括，已难以查考。
洪秀全兄弟甩卖王爵，使想晋封的人拼命搜括去行贿，得到王爵，便可以合法地进一步搜括，大建王府，大搞腐败。
同时，被封王的人，一方面是彼此不买账而难以互相指挥、协调；另一方面，又互相攀比而产生诸多不平和怨恨。
于是，造成内部全面的恶性腐败，诸王只图享乐而没有斗志，各立山头，近似散沙；下层军民则不堪搜括之苦，不胜负担之重，腹诽山积。
所以，洪秀全自以甩卖王爵为得计，其实是造成毒的全面扩散。
洪秀全要“安乐坐天朝”，穷奢极欲。
这里只简单说一下天王府。
它起初在两江总督府基础上，改建半年而成。
不久失 火 烧 毁。
他不顾清军大兵围困天京，不顾北伐太平军的危急，不管天京天寒地冻，1854年初扩大重建。
周围十余里，比现存北京的明、清 故宫大了 一倍多 ，而且建筑也华丽得多。
他在后林苑，让宫女拉着车 游 览，他照例 作歪诗一首：
“拉车对面向 路行，有阻回头看兜平。
苑内游 行 真快活，百鸟作乐和 车声。
”他所用的碗筷，甚至马桶、夜壶都用黄金制成，以至圣 库曾 经黄金告急。
他在宫中享乐，很少有时间和心思坐 朝 ，甚至1 1年里只因“天父下凡”出宫一 次。
当时南京城里盛传，宫中金银财宝“如山如海”，所以曾国荃部 下打进南京后，争相到天王府大肆抢夺。
因怕清廷追究，抢后干脆 放 火 烧了，结果连洪 秀全尸 首也无法寻找。
当然，湘军纵 火焚 烧 天 王府，自是不可原谅的 暴行。
以政治文化来扫荡中华传统文化
洪秀全敌视中华传统文化，除了极少数他所需要的，其余不分良莠一概加以扫荡。
寺庙、书院、古 迹、文物，或者烧 掉毁 掉 ，或者改 作兵 营、仓库、屠 场 。
尤其是洪秀 全倾 全 城之力营造天王 府 的过 程，几乎将六 朝以来的古建筑拆光，如举 世闻名的南京大 报恩 寺 塔，硬被炸 掉了；明代故宫被 拆 毁 得只 剩 一座 破城 门 。
这不过 是 其中两项特别重大者， 其它毁坏的文物 古 迹，不胜枚 举。
对于图书，“搜 得藏书论担挑 ，行过厕 溷随手 抛，抛 之不及 以火 烧， 烧 之 不 及以水浇。
读者 斩，收者 斩，买 者卖者一 同 斩。
”扬州 文汇阁和镇江文宗阁珍 藏的《四 库全 书》 ，都被太平军烧掉了。
杨秀清不赞成这种 疯狂行为，用“ 天父下凡”的办法，说“千古流传之书不可毁弃”。
洪秀全没 办法 违抗，便成立由他亲自抓的删书衙，大删特删“妖 言”，直到他败 亡，只删成出版很少几部。
对于活的文化载体———非太平军的读书 人， 前已说过，均 视 为“妖 人”，杀 之 唯 恐 不尽。
即 使早先参加太平 军的 极少数读过 书的 人，在 反文化的大气候下和 权力斗争中，多受歧 视、凌 辱、 打 击，除一两个“不知 所 终”———可能是 逃离的，结 局都很 惨。
洪秀全扫荡中华传统文化，并不是不要文化，而是要以他的政治文化来取代。
比如，他颁布《天命诏旨书》、《天条书》、《天父诗》、《太平天日》等等，还有不断在天王府扯旗放炮而发布的歪诗。
又如，废除阴历而代之以不顾科学的“天历”；废除传统节日，代之以“太兄暨朕登极节”之类的钦定新节日。
再如，他新造了几十个字，新造一大批词语，采用了大量隐语、方言，改变了不少词语的含意，印在官书、写在各种文件上向占领区普遍推行；光是为避讳，就要出版《钦定敬避字样》，将汉语言文字弄得伤痕累累，难以读解。
更值一提的，洪秀全早就有由他来考别人的心愿，但并不是为了选拔官员，而是要为他及几个王———1857年以后就只为他祝寿，叫参加考试者写歌功颂德的文字。
凡此种种，不但引起读书人强烈反对，而且连广大不识字的民众都极为反感。
洪秀全要推倒中华传统文化，代之以政治邪教文化，结果以他失败而告终。
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造反，也造成了中华民族一次历史性大灾难。
仅苏、浙、皖、赣、闽五省，人口过量死亡就多达七千万。
中国当时最富庶的地区，经济受到极惨重的打击。
太平军所到之处，文化受到无法弥补的破坏。
同时，导致沙皇俄国趁清朝政府与太平军作你死我活的搏斗，东北与华北兵力空虚，侵占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又导致英、法联军轻易地攻占天津、北京，大肆抢掠，火烧圆明园。
通过如实认识洪秀全及太平军，我个人认为谈论历史与历史人物，前提条件是，必须尊重事实，必须以是否有利于人民福祉、社会文明进步为准则。
其二，为现实功利而写作历史论著，是历史学的一大隐患。
每一个写历史论著的人，其实同时也在写自己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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