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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克文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变革
陆克文：
全球金融危机的根源与变革
编者按：
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在澳大利亚《月刊》（Monthly）杂志2009年2月号上发表了题为"全球金融危机"的长篇论文，系统分析了本次金融危机的经济理论根源，认为过去主宰西方世界30余年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至此宣告破产。
西方国家应借此契机强化政府职能，增加市场干预，强化金融监管。
在人类历史上，总有一些真正的震撼性重大事件，它们标志着两个时代之间的转折点，即一种正统理念被推翻，另一种取而代之。
此类事件的重要性在当时往往并不明显，只是在后人站在历史高度加以回顾时才会清晰显现。
然而，等人们意识到其重要性之际，通常已难以采取行动改变事件的发展轨迹及其对芸芸众生的影响了。
新自由主义必须悬崖勒马
我们现在正处在这样的阶段：
进入新世纪不足10年、冷战结束刚刚20年、新自由主义学说登峰造极不过30年。
新自由主义学说主要指自由市场学派、极端资本主义和过度贪婪等主宰当代的正统经济学思想。
转折的触媒正是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
仅仅18个月，这场危机已演变为过去四分之三世纪以来对全球经济稳定的最惨烈屠杀。
正如有人所言：
"它反映出现代史上最严重的监管失败。
"它不仅仅是世界上最大型私人金融机构的危机--尽管这些机构所面临的危机确实部分源于系统性影响；它也不仅仅是信贷市场、债券市场、衍生品市场、不动产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危机--尽管上述各种危机通常影响深远。
这是一场全面扩散的危机：
它已由金融危机转为全面经济危机，再转为就业危机，随后在许多国家造成社会危机，最终导致了政治危机。
事实上，已经有迹象表明华尔街崩盘具有长期的地缘政治影响，它对于西方整体的未来战略地位，特别是对美国地位将影响深远。
全球金融危机已然显示出它并不局限于特定人群、特定产业和特定国家。
它同时是个人性、全国性和全球性的危机；它既是发达国家也是发展中国家的危机，并且旋即成为机构性、思想性和理论性危机。
它对过去30年风靡全球的新自由主义正统经济理论--这一理论正是各国及全球监管框架的理论基础，但它们在防止当前这场灾难方面已告完败--提出了质疑。
在历史上，这并非社会民主派人士首次面临将资本主义从其自身危机中拯救出来的国际性挑战：
在承认自由竞争市场强大活力的同时，坚拒极端资本主义和过度贪婪，后者曾一再令全球金融体系误入歧途。
罗斯福总统曾在大萧条后受命重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美国民主党人在凯恩斯的大力影响下曾受命重振二战后的国内需求，制定马歇尔计划重建欧洲，并构建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恢复国际经济秩序。
现在，轮到奥巴马总统及其支持者来支撑全球金融体系，他们力图在私人利益和公共责任之间建立适当的平衡，以应对当前危机带来的挑战。
以上三段历史的共同之处在于都需依仗政府组织的力量，重塑适度监管下的市场秩序和重建国内外的需求。
社会民主派人士面临的第二个挑战，就是不能"将孩子和洗澡水一同倒掉"。
随着全球金融危机逐渐展开以及世界各地的公众开始承受失业痛苦，要求退至某种全能型政府模式并完全放弃对内对外开放和竞争性市场的压力不断加大。
保护主义已开始出现，它无疑会成为令衰退转为大萧条的导火索，从而加速全球需求崩溃。
社会民主派人士面临的思想挑战，是在批判给我们带来这场灾难的新自由主义极端思潮的同时，说服人们相信社会民主型政府能够更好地确保适度监管下竞争性市场的生产能力，同时确保政府是监管者，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而且会抵消市场不可避免所产生的不公平，为所有人提供公平承诺。
社会民主党派的执政基础一向在于它具有在私人与公众、利润和工资、市场和政府之间掌握平衡的能力。
如今这种执政理念又一次在危难之际得以伸张和公认。
各国的社会民主党政府不仅需要制定应对危机、重构经济增长的政策措施，同时还应为未来的金融市场设计出一套新的监管机制。
为此，我们必须坦率剖析新自由主义学派在引发当前经济危机中的核心作用，同时还要认真探讨社会民主派对于适度监管市场和政府适当地位等的妥善处理方式，以便为未来奠定一种远离极左或极右的全新模式。
此外，我们还应当关注与各国政府实现自身使命休戚相关的全球合作问题。
危机所导致的恶果令人瞠目结舌
如今，世界各地的民众都对危机的速度、严重性和涉及范围瞠目结舌。
虽然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错综复杂，一些简单的描述仍能说明本次危机的程度及其对金融市场、实体经济和政府财政所造成的损害。
金融市场遭遇了我们有生以来最严重的冲击。
全球股市较其峰值损失约达32万亿美元，相当于七国集团所有国家2008年GDP的总和；信贷市场基本枯竭，信贷增长率降至二战以来的最低水平；在危机的中心，很多国家的房价直线下降，美国房价下跌创有史以来的最快速度。
实体经济正面临有史以来的最艰难时期。
IMF预计，发达国家经济将出现60年来的首次整体收缩，经合组织失业人数将升至800万人。
国际劳工组织预测，金融和经济危机将导致发展中国家1亿以上人口陷入贫困。
此外，危机也给各国政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支出与债务，以致今后几十年间都会为之所累。
美国2009年的赤字预计将达到GDP的12.5%，银行救赎和担保产生的负债总额（实际和或有负债）将达13万亿美元，超过美国历史上所有大型战争成本的总和。
这对未来美国国际借款的影响同样也是前所未有。
然而，当经济危机通过失业上升、工资增长放慢和资产价格崩盘等渠道损及百姓生活时，民众的瞠目结舌会迅速演变为怒火中烧。
特别是当金融部门的高管薪酬继续登峰造极并显然与其近期业绩脱钩时，公愤必然难以平抑。
2007年，标准普尔公司（S&P500）首席执行官们的平均年薪为1050万澳元（约为美国一般工人工资的344倍），全球最大50家对冲基金和私募基金的基金经理平均年薪更是高达5.88亿澳元（约为一般工人工资的1.9万倍）。
2007年，华尔街五家最大公司共支付了390亿澳元奖金，这都是近期刚由美国纳税人出钱救赎的投资银行的高管所获得的巨额报酬。
这是惊人的数字，源自惊人的贪婪。
惊诧不已且日益愤怒的公众提出了以下疑问：
怎能允许这种情况出现？
究竟何种理论、何种政策、何种失职导致上述情况成为可能？
是否曾有预警？
如果有，为何竟被忽视？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核心
乔治·索罗斯称"本次突发性金融危机并非外部冲击所致……它发源于金融体系自身。
"索罗斯说得没错，本次危机正是过去30年来自由市场理论主宰经济政策的最终恶果。
这种理论有时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自由主义、经济原教旨主义、撒切尔新政或华盛顿共识，其理论核心是应限制政府活动，最终由市场力量全面取而代之。
过去一年间，我们已然看到无约束的市场力量如何将资本主义引上悬崖。
西方世界的银行体系已经接近崩溃；一夜之间，决策者和经济学家将新自由主义指南撕得粉碎；政府开始进行前所未有的干预以阻止恐慌和拯救全球金融体系免于覆灭。
即便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忠实执行者、长期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格林斯潘最近也在国会听证会上承认：
自己的理论观点有误，现代风险管理的"整个理论系统"已经崩溃。
美国国会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主席亨利·沃克斯曼（HenryWaxman）当时追问格林斯潘：
"换言之，你现在发现你对世界所持的观点、你的理论并不正确，它是行不通的，对吗？
"格林斯潘答道：
"不错，正是这样。
"这位曾被称为"模棱两可大师"的这句"我错了"很快传遍了世界。
要理解新自由主义的失败需研究其核心观点。
在大萧条后名声扫地的无约束自由市场理论在20世纪70年代死灰复燃，当时人们深信席卷全球的高通胀及低增长完全是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恶果。
在80年代，里根和撒切尔政府成为反税收、反监管和反政府保守主义这一新自由主义运动之政治代言人。
新自由主义的政策处方源于"无监管的市场更优越"这一理论信仰，其主张最终体现在"有效市场假设"上，其中最极端的观点认定金融市场价格同股票市场价格一样，已经涵盖了所有现存信息，因此，它代表着最佳的资产价格估值。
由此推论，如果市场完全有效且价格信息完备，那么就没有理由认为会出现资产价格泡沫；如果确实出现资产泡沫，市场将自行调整；因此，没有理由需要政府干预加以阻止。
事实上，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中，偏离市场效率只能归咎于外部原因。
泡沫和其他冲击都是来自政府和其他"非完美因素"，而非来自市场本身。
这种理论认定应放任个人利益，由市场进行的收入分配应被视为自然合理且天生公正。
在新自由主义理论中，市场是公民社会本能的、自律的产物，而政府是外在的、强制的入侵者。
新自由主义的宣扬者们一直在尽可能地削减社会民主派政府的各类职能，"集中供应社会产品"这一有利于社会团结的主张被斥为无稽之谈。
面对公众对削减公共服务的激烈反对，新自由主义的政治方案采取了"断乳"式策略，通过减税来扼杀政府进行教育、保健和经济基础设施等投资的能力，最终为私人市场经济提供最大限度的发展空间。
新自由主义逐步成为经济正统理论，体现在一轮接一轮的减税浪潮中。
政府不断炫耀自己在减轻债务负担方面的成就，但却拒绝承认教育、技能和培训投资（这些将提高生产率）不足的长期经济成本，并否认公债在基建融资等方面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所应有的正当地位。
新自由主义者还极力鼓吹彻底放松对劳工市场的管制。
在他们眼里，劳工向来与其他经济产品毫无二致。
在理想的新自由主义体系中，劳工市场保护应局限于人身安全而非适当薪酬或最低谈判标准。
同样，合同法--而非更广义的社会契约--才是他们认为应当奉行的铁律。
政府里的新自由主义者还甘犯众怒，拒绝承认和处理市场失败的案例。
气候变化即是一个有力例证，尼古拉斯·斯特恩爵士（SirNicolasStern）将之形容为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一项市场失败，但新自由主义者却以不得粗暴干预市场的名义置之不理。
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的幻灭
新自由主义的放松管制符咒在金融市场管理领域更为明显。
在美国，持续性的放松金融管制运动以废除大萧条后制定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Act）达到高潮。
在20世纪20年代的泡沫期内，原以存贷款为业的美国商业银行陷入疯狂的牛市，转而自营、承销新股和参与高风险投机。
当股市泡沫于1929年破碎之后，商业银行随之破产，于是引发了灾难性的连锁反应，整个经济深受其害长达十年。
1933年，罗斯福总统决定实施《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以防美国商业银行未来再为华尔街风波所累。
正如凯恩斯--其本人也是成功的投机者--所言：
"当一国的资本运作沦为赌博活动的副产品时，其职能很难得到正常履行。
"
经过金融服务业花费总额高达3亿美元的反复游说之后，《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终在1999年被成功推翻，从而解除了对商业银行持股投资银行的禁令，这为建立巨型金融服务集团打开了大门。
第一批利用新规的机构之一是花旗集团，它由花旗银行和旅行者集团（TravelersGroup）共同组成，后者此前刚刚并购了投资银行所罗门美邦公司（SalomonSmithBarney，SSB）。
问题在于，这种合并产生的大型机构已大到不可倒闭的程度，而且其投资银行部门可以从事任何大规模的投机活动--规模大到足以摧毁不得不救赎它们的任何政府的财力。
花旗集团后来获得了总计2490亿澳元的纳税人救赎资金。
鉴于新自由主义的反政府宗旨，这一案例的反讽且自相矛盾之处在于：
从银行倒闭时政府可能进行的干预规模看，私人金融巨头的高风险经营最终将导致政府因之承受高风险。
然而，在泡沫经济时期，这一点无人顾及，于是巨额利润源源流入私人腰包，而未来的损失则通过隐性银行担保方式由社会埋单。
国际上，银行风险由巴塞尔资本协议管束。
但2004年6月公布的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如今看来显然并不适用，因为其中将风险评估交予弊端丛生的评级机构和银行自己的"自律型"内部评估模型。
即使在此之前，巴塞尔资本协议其实也很容易被机构通过创新式金融结构加以回避：
结构型投资工具被用于将风险转出银行资产负债表。
斯蒂格利茨（JosephStiglitz）曾指出：
"许多美国大银行都在转出'贷款'业务，转入'转移'业务。
"他所称的"转移"业务，是指银行发放贷款、将之重新包装并再行发售，而这一过程甚少顾及风险测算与信誉评估等传统职责。
于是，关键的风险评估职责在很大程度上被转给了评级机构。
由于评级机构的收入来源依赖于银行，它们不可救药地受到以轻松评级换取高额利润的巨大诱惑。
穆迪公司前信贷评级总经理杰罗姆·冯斯（JeromeFons）在2008年10月坦承：
"穆迪的业务重心由保护投资者转向以市场为中心……管理层的工作重心越来越多地转向收益最大化。
"最终，一味追逐利润导致大量私人评级机构不愿正视其客户投资中蕴含的风险。
金融自由化还引发了新型无监管机构如对冲基金、私人股权基金、房贷中介等的泛滥，它们现在被统称为银行中介市场。
薄弱不良的会计标准鼓励上市公司"以市值"计算资产价格，从而促使上市公司利用繁荣期按市值重估资产，导致投资银行的杠杆比率居然得以超过30∶1。
过去10年内爆发的一系列重大全国性和国际性金融危机开始引发人们的反思、干预和行动。
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导致了大规模经济和社会冲击，引发了"建立国际金融新秩序"的紧急呼吁。
但发达经济体通常对于上述呼吁不屑一顾，以为这只会有利于亚洲和深受危机之害的其他发展中国家。
较之反思当时仍然统治全球金融市场的新自由主义正统理论的合理性（包括无管制的对冲基金肆意冲击各国货币）而言，还是指责"裙带资本主义"（cronycapitalism）更容易些。
更多的警示信号陆续出现，包括1998年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获得救赎和21世纪初的科技股泡沫破灭。
每当危机爆发时，美联储都会施以援手，大幅降低联邦基金利率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以此避免经济进一步下滑。
在1987年股灾、1991年海湾战争、1994年墨西哥危机、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1998年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事件和21世纪初网络经济泡沫破灭等一系危机之后，其对策无不如此。
投资者越来越坚信：
一旦出现问题，他们肯定会得到货币政策的保护。
这种救市政策逐渐演变成众所周知的"格林斯潘对策"（GreenspanPut）--低利率、高流动性和资产价格保护。
宽松的货币政策被视为治疗所有市场动荡的灵丹妙药。
其实，这种提供廉价货币的援救方式无异于火上浇油。
低利率引来了美国的一批新借款人，他们在房贷中介鼓励下开始买房自住。
由此，巨额资金涌入次级房贷市场，流向信誉不良的借款人。
与此同时，金融市场的反监管动机催生了新的银行业务模式，即所谓的"发行-分销"模式：
房贷中介发放贷款，随后将其转售给其他机构如对冲基金和结构型投资工具机构。
这种方式严重损害了信誉评估与贷款最终持有者之间的纽带关系。
两个世界在此交汇：
新自由主义金融秩序下格林斯潘的廉价信贷世界；信奉新自由主义的无监管金融机构以新银行业务模式肆无忌惮地承接风险。
这种交汇后患无穷：
它不仅产生出空前的资产泡沫，而且最致命的是，它还会通过银行中介市场将这些泡沫向全世界扩散。
一旦泡沫破裂，在隐性的政策担保下，就意味着与主流商业银行体系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政府（而非市场）将被迫承担一切。
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留给纳税人的主要遗产。
美国次级债和其他证券化房贷的年发行量由2001年的1600亿澳元升至2006年的6000亿澳元。
低利率和房产高需求导致房价猛涨。
在2000年以前的30年间，美国住宅年均升值幅度为1.4%；但在2000～2006年，随着次级债市场的快速增长，住宅年均升值幅度高达7.6%。
每个有心人都已看出金融不稳定迹象日益明显。
商界领袖巴菲特在2003年曾公开指出金融创新、廉价货币和薄弱监管正在带来风险，称许多新金融工具类似于"重大杀伤性金融武器，其危险目前尚未显露，但未来将是致命的。
"
国际清算银行（BIS）一向较其他机构更为敏锐，这次也是第一家发出警报的官方机构。
在其2007年年报中，BIS警告称：
"多年的放松货币政策已经吹起了一个巨大的全球性信贷泡沫，令我们面临着发生类似上世纪30年代经济大跌的风险。
"但是，人们仍未采取系统性行动。
尽管过去10年爆发了3次危机，尽管这些危机无一例外地发出了清晰的警报，新自由主义者仍坚信其理论思想正确无误，且盲目坚信市场天生具备自我调节的功能，他们甚至拒绝承认已出现问题的严重性。
问题既然不符合模型，于是证据被简单地放弃。
顽固不化的新自由主义者对此不感兴趣，因为他们对于自己的正确性深信不疑。
本次危机宣告过去30年来轰轰烈烈的新自由主义实践已经失败。
新自由主义及其所衍生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已然显露出它们只不过是披着经济学外衣的个人贪欲。
政府的重要作用再一次获得承认
新自由主义的难堪之处，在于它们无法依赖非政府部门或非政府机制来控制风险、重塑信心、再造资产负债表和重启全球资本流动。
这一切只能通过国家机构完成。
政府在本次危机的三大主要领域内均扮演了主角：
援救私人金融体系使其免于崩溃；向实体经济提供直接刺激以应对私人需求骤降；设计全国性和全球性的监管机制，使政府承担制定并实施体系规则的最终责任。
为了确保银行体系的安全，在全球金融崩溃的最初阶段，国家的向心力再次获得了社会各界的首肯。
但新自由主义仍强调"道德危机"--类似于房子起火时还争论谁应支付救火费。
此时如果政府不干预，唯一的替代方案就是系统性崩溃，这一点全球银行界其实已心知肚明。
2008年年底，为维持信心和保护流动性所采取的首要步骤，就是向主流金融机构提供明确的存款担保。
公众通过其政府传递出接受或有负债的意愿，这凸显出一种共识，即银行体系稳定性本身也是一种公共商品。
正如凯恩斯的传记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Skidelsky）所言：
"当危难来临时，我们发现全球纳税人仍是银行的坚强后盾，而国家清偿机制至关重要。
"
此后，政府也展示出对私人信贷市场进行史无前例的干预的意愿。
特别引人注目的是，政府直接参与了银行的注资，其方式包括直接购买银行和公司债券、建立共同目的工具（joint-purposevehicles）以分担私人金融机构风险和由国家出面担保银行同业贷款等。
在美国，对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的救援实际上相当于国有化；此前还发生了对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托管以及对全球最大保险集团--美国保险集团（AIG）--实际上的国有化。
这些政策不是要恢复国家的所有权与控制权。
当金融体系日趋稳定、全球衰退走向缓和之际，我们会看到政府将逐步解除其对银行部门所有权与经营权的直接参与。
当前的干预目的在于确保私人信贷市场得以为私人商业和消费者服务。
由此可见，无监管和无约束的金融创新时代业已结束，而且不应允许其重现，因为它对经济的影响委实太过严重。
稳定金融体系是避免系统性崩溃的第一步。
但投机性泡沫破裂及此后的信贷紧缩，已然导致了经济增长放缓、失业增加和全球经济长期衰退。
澳大利亚公共事务学院的新自由主义者艾伦·莫兰（AlanMoran）认为，衰退的成本应通过工资下调和支出紧缩等方式由就业者承担，其立场与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财政部长安德鲁·梅龙（AndrewMellon）在大萧条爆发之初的论调如出一辙。
与之相对，社会民主派则强调增长放慢时期政府在维持包括消费与投资在内的总需求方面的中心作用，也就是说，政府必须直接实施需求刺激，以抵消私人需求的大规模紧缩。
IMF已连续四次下调其2009年增长预期，将全球GDP预期增长率下调了3个百分点。
这一"增长缺口"预示着各国政府为弥补需求缺口和避免大批失业而应当承担的财政刺激规模。
这就是典型的凯恩斯主义，纯粹而简单。
按照斯蒂格利茨的诠释，凯恩斯认为"在（经济）严重下滑之际，货币政策可能是无效的；财政政策则是必须的"。
因为在经济增长显著下降时期，货币当局自己也会陷入流动性陷阱，无法促进信贷增长以提升经济活动水平。
或者，如其他人所描述的：
在经济急剧衰退时，货币政策的作用不过是"杯水车薪"。
事实上，正如克鲁格曼（PaulKrugman）所言：
"本次危机中货币政策的失败显示凯恩斯本来就是正确的。
"事实是，财政政策必须配合货币政策来刺激总需求，任何单一政策均难奏效。
鉴于不及时提供财政刺激的成本将超出对财政预算的负面影响，英国首相布莱尔已呼吁各国领导人"竭其所能……将血液再次注入金融体系"。
新凯恩斯主义者面临的挑战还包括确保这一刺激方案有的放矢，而且是及时的和暂时的。
当私人消费与企业投资恢复时，财政刺激应相应减少，以免在经济复苏时期推高通货膨胀。
为采取积极措施刺激需求，目前应强调凯恩斯主义经济管理的核心原则：
在整个经济周期内平衡财政预算的需要。
不遵循上述原则以及过度容忍通胀，都有可能导致类似于上世纪70年代凯恩斯经济管理理论的土崩瓦解。
增加公共投资和对家庭的直接转移将刺激经济，但这一切必须在未来经济恢复强劲增长时予以偿还。
金融监管必须容许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担任家庭储蓄和商业投资之间的中介，同时确保机构本身不会成为系统性不稳定的来源。
这要求审慎监管不限于简单地要求各个金融机构遵循正常经济环境下保持清偿力的标准，而是进一步防范金融部门的整体行为（如衍生产品市场的过度扩张等）引发系统性风险。
从当前危机看，同样重要的是，监管体系须考虑企业内部激励机制对个人冒险行为的影响。
系统性稳定和安全本身就属于公共商品，而公共商品则应当永远优先于利润最大化的个人机会。
解决当前的危机需要加强全球合作
本次危机所面临的另一项挑战,在于危机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影响。
这表现在两个层面：
一是金融市场的相互融和与相互依赖导致危机迅速扩散；二是一国的需求崩溃损及其他国家的出口，从而对实体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
全球化的金融体系不仅未能向全世界分散风险，相反却加剧了风险。
新自由主义理论认定,全球金融市场最终会自我校正--自由市场的无形之手必将实现自身的均衡。
但正如斯蒂格利茨一针见血所指出的：
"无形之手通常之所以无形，是因为它根本不存在。
"金融市场并未自我校正。
全球金融创新加剧了资产泡沫，而不是减缓泡沫的涌现。
新自由主义的反监管政策,迅速将美国房地产市场的问题转化为一场全方位的全球性金融经济危机。
这场危机已经威胁到全球市场开放的未来--这正是资本主义自我毁灭的又一明证，只是这次构成了令人恐慌的全球化规模。
由此可以得出三个结论：
首先，全国性市场需要有效的全国性监管；其次，全球金融市场需要有效的全球性监管，至少因为全球性金融交易的庞大规模如今足以压倒大多数国家的自身经济规模；第三，在处理当前此类规模庞大且错综复杂的全球系统性不稳定方面，目前还没有任何可供借鉴的私人金融市场解决方案。
这就是全世界已转向通过20国集团来寻求政府间协调合作的目的：
为了向全球金融体系及时提供流动性；为了协作出台充足的财政刺激，以弥补全球衰退引发的增长缺口；为了重新设计未来的全球监管规则，包括一份新的第三套巴塞尔资本协议（BasilIII）；为了改革现行全球公共机构，特别是IMF，为其提供适应21世纪所需要的权力与资源。
悲剧在于，新自由主义得势几十年之后，作为当初凯恩斯积极倡导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组成机构，IMF一度成为新自由主义教条的全球传播渠道，这有悖于基金组织的长期宗旨，并严重损害了它在本次危机之际与那些它以往未曾善待的各国政府密切合作以发挥作用的能力。
各国政府必须制定一致的全球金融监管法规，以防止"逐底行为"（racetothebottom）--即资本竞相投奔监管最薄弱的全球经济领域。
我们必须对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建立更为严格的全球披露标准，我们也必须建立更有力的监管框架以鼓励更负责任的公司行为，其中也包括高管薪酬。
此外，应当扩大IMF的审慎分析权限，并加强其针对机构脆弱性的早期预警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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