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区域分工与中国商品出口竞争力的演化经济学的分析.docx
《东亚区域分工与中国商品出口竞争力的演化经济学的分析.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东亚区域分工与中国商品出口竞争力的演化经济学的分析.docx（22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东亚区域分工与中国商品出口竞争力的演化经济学的分析
东亚区域分工与中国商品出口竞争力的演化经济学的分析
中国人民大学黄阳华
内容提要：
本文从演化经济学坚持的报酬递增和异质性的经济活动等理论出发，分析了东亚区域分工和中国商品出口竞争力绩效。
首先，在产品细分的基础之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1992-2005年中国与东亚经济体之间商品出口的相互关系。
其次，本文建立了一个评估经济体出口结构的指标，用于比较各个经济体的出口竞争力。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
第一，由于区域分工产生的报酬递增，使得中国与周边经济体同类商品的出口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并没有明显受到中国加入WTO的影响；第二，因为中国更主要是专业化于附加值较低的消费品和中间产品产业，在中国出口量迅速扩张的同时，中国的商品出口竞争力并没有明显提升，技术能力升级较为缓慢。
关键词：
商品出口关系；出口结构指数；分工；创新；演化经济学
EnglishTitle:
AnInterpretationonEastAsianRegionalDivisionofLabourandChina’sExportComparativenessFromEvolutionaryEconomics
东亚区域分工与中国商品出口竞争力的演化经济学的分析
内容提要：
本文从演化经济学坚持的报酬递增和异质性的经济活动等理论出发，分析了东亚区域分工和中国商品出口竞争力绩效。
首先，在产品细分的基础之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检验了1992-2005年中国与东亚经济体之间商品出口的相互关系。
其次，本文建立了一个评估经济体出口结构的指标，用于比较各个经济体的出口竞争力。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
第一，由于区域分工产生的报酬递增，使得中国与周边经济体同类商品的出口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并且这种关系并没有明显受到中国加入WTO的影响；第二，因为中国更主要是专业化于附加值较低的消费品和中间产品产业，在中国出口量迅速扩张的同时，中国的商品出口竞争力并没有明显提升，技术能力升级较为缓慢。
关键词：
商品出口关系；出口结构指数；分工；创新；演化经济学
一、引言
对外贸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经济学最为古老的问题。
以比较优势和要素禀赋为基础的新古典贸易理论，因难以把握贸易国之间由于分工带来的报酬递增而成为一种静态的理论。
虽然上世纪70年代自“D-S”模型提出之后（DixitandStiglitz，1977），以规模经济、产品多样化和不完全竞争为核心的新贸易理论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新古典贸易理论的不足（Krungman，1979，1980；Either，1982），但仍然继续保留了消费品、消费偏好和技术同质性假设，而没有反映国际分工迅速发展、产业链断裂化加剧等国际贸易模式的新变化。
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演化经济学不仅认为报酬递增不是偶然的或者外生的现象，而是经济活动的常态和经济发展的核心，因此是一种动态化的理论。
这种新的视角又进一步弥补了新古典和新贸易理论的不足。
演化经济学还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熊彼特经济学等关于世界经济不平衡发展的基本观点，特别是经典发展经济学的“贸易条件悲观说”，（Singer，1950；Prebisch，1959；辛格，1990；普列比什，1990；Singer，1999），认为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从事着不同“质量”的经济活动，造成一国经济的增长、收入分配和竞争优势不同，甚至是决定性的（Reinert，1999；ReinertandDaastøl,2004；Jia，2006；赖纳特和贾根良,2007）。
①
正是因为演化经济理论与经济全球化兴起之后国际分工和全球贸易的新型态相吻合，同时由于认为经济活动具有“质量”上的差异，使得演化经济学不同于重拾报酬递增思想的新贸易理论，不仅在更大的理论解释力上，而且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也有启发价值。
本文从演化经济学坚持的报酬递增和异质性经济活动两个理论出发，研究东亚区域贸易关系和评价东亚区域内成员的出口活动“质量”。
中国商品出口迅速增长给东亚其他经济体的贸易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一直都是理论界关注的热点，特别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1年中国加入WTO引起了两次研究高峰。
现有文献中主要的分析方法之一是利用总量贸易数据和标准的或者经修改的贸易引力模型。
这类研究的基本思路是利用贸易量或者市场份额变量的回归系数是否具有显著性，以及回归系数的正负性来说明中国与其他亚洲经济体之间商品贸易的关系。
部分研究的结论认为是相互促进的关系（Ahearneetal，2003；Laila，2006；Razimi，2008②），也有些认为是相互竞争的关系（Bhattacharyaetal，2001；Eichengreenetal，2004）。
这类研究还包括了中国商品出口对不同发展程度的经济体商品出口造成的影响（如Eichengreenetal，2004），以及研究在不同时期的影响（如Bhattacharyaetal，2001）。
类似地，其它一些专门针对中国与“东盟”（ASEAN）国家的研究（HolstandWeiss，2000；WongandChan，2003），也对中国与ASEAN国家商品出口之间的关系也持竞争和促进两种不同观点。
这些研究结论上的差异可能是由于估计方法、样本和数据的选择不同造成的。
另外一些研究则利用细分数据来研究中国商品出口竞争绩效。
这类研究又可以分成两类。
第一类分析主要集中在产业或具体产品层次上（如Shafaeddin，2002；Ravenhill，2006；刘志彪和吴福象，2006）。
相对于总量分析而言，这类细分的研究更能够反映出区域分工和贸易形态的演变。
例如，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Ravenhill（2006）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三种资本密集型产品和两种劳动密集型产品作为研究对象，比较了中国加入WTO前后，美国和日本从ASEAN和中国进口这些产品的绝对量和市场份额的变化。
作者认为ASEAN的制成品在与中国同类产品的竞争中，失利于高收入国家市场。
但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向ASEAN进口制成品的规模日益扩大，可以部分弥补ASEAN国家制成品在高收入市场上的损失。
同时，由于中国的工业化对原材料、零部件等需求的日益增长（AbeysingheandLu，2003；ShanandSun，1998），这为ASEAN国家提供了增加出口的机会。
第二类利用细分贸易数据的研究思路是评估中国出口的技术含量。
LallandAlbaladejo（2001，2003，2004）选用产品在世界市场份额变化作为竞争力的标志，认为中国的出口扩张遍及所有技术层面。
其中，低技术类产品市场份额最大，高技术类产品市场份额增长最快。
随着中国沿着价值链由下向上移动，中国会逐渐地影响其他国家的高技术类产品的出口。
杜修立和王维国（2007）利用经济体出口贸易技术含量的一套指标体系替代Lall等使用的市场份额，更为全面的评估了中国的出口贸易技术水平，认为中国出口贸易的技术结构没有明显提升。
结论上的差异可能是由于LallandAlbaladejo（2001，2003，2004）对产业的划分存在较大不足造成的。
例如，在他们的划分标准中，电子类产品属于高技术产业，然而电子类产品在中国更应该属于低本土附加值的、以组装加工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徒有较大的生产能力却并没有较多的附加值。
所以Lall等人的研究可能高估了中国的技术水平和出口竞争力。
从上面的文献回顾可知，现有的研究对中国与东亚商品出口之间的关系主要存在如下两种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居民消费能力和中国工业投资需求也将不断增长，这将会导致对国外产品的需要扩张，促进区域内的贸易发展，东亚各经济体也将从中受益。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伴随中国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技术能力的逐步提升，大量FDI的流入以及本土化的加深，中国相对较低的工资水平具有的比较优势会给其他亚洲国家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
中国与周边经济体的这种关系可以形象地用“伙伴”和“对手”来描述（Loungani，2000；Ahearneetal，2003；FernaldandLoungani，2004）。
中国商品出口的技术结构变化是中国出口竞争力的表现，成为上述争论的论据之一。
但中国商品出口的技术结构的演变本身也存在着争议。
现有研究也主要有如下三个不足。
第一，绝大多数研究都停留在经验分析层次上，虽然涉及到亚洲各经济体之间分工和贸易型态问题，但没有作出进一步的理论解释。
第二，除了少数一些文献研究中国出口技术结构变化之外（LallandAlbaladejo，2001，2003，2004；樊纲、关自雄、姚枝仲，2006；江小娟，2007；杜维立和王维国，2007；姚洋和章林峰，2008），现有文献也鲜有研究对中国商品出口的技术结构与其他经济体进行横向比较。
第三，现有研究没有将贸易总量上的分析和经济体的分工和专业化模式结合起来。
伴随着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各经济体的专业化选择和区域分工网络都处于变化之中，只有将贸易总量上的分析建立在各经济体的产业专业化选择的基础之上，才能更全面地反映中国与东亚经济体商品出口之间的关系。
所以，现有文献并没有明确回答如下问题：
中国与周边经济体之间商品出口在不同的商品类别上是什么关系？
在中国商品出口量迅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出口商品在过去几年中整体技术水平如何？
中国在东亚出口结构中处于什么样位置？
本文试着回答这些问题。
本文的研究一方面有助于辨别中国与东亚区域内经济体之间的贸易关系，以及相关的产业分工模式，为选择参与区域分工的恰当模式提供参考。
对于贸易关系的分析，还有助于澄清周边经济体对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争议。
通过对中国出口竞争力的研究，还可以考察我国在国际附加值链上的所处的地位，对于加强我国出口产业技术能力和自主创新能力的培育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另一方面，虽然近年来以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和经济政策史研究为基础的演化经济学理论得到了长足发展，但是相应的实证研究仍然较为欠缺。
本文依照演化经济学的基本假说，对中国与东亚贸易的经验分析也试着弥补演化经济学实证研究的不足。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
第二节使用联合国“标准国际贸易分类”（SITC）提供的最新贸易分类统计数据，在产品细分的基础之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分析1992-2005年中国与东亚主要经济体之间的出口关系，并且比较中国加入WTO是否会对这一关系产生结构性影响。
第三节构建一个出口结构指数来比较东亚经济体的商品出口结构，并评价中国商品出口结构在东亚所处的位置和近年来的演变。
第五节对全文进行总结。
二、中国与周边经济体商品出口的关系分析
（一）演化经济学的假说
全球化年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国际生产链的碎片化（fragmentation）和贸易的一体化（Feenstra，1998）。
按照联合国COMTRADE数据库的统计数据，2005年东亚主要经济体的中间产品和资本品出口总量比2000年增长了68%。
这表明东亚区域内贸易碎片化发展尤为迅速（Athukorala，2005），产业垂直分工和市场范围的扩张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演化经济学的报酬递增理论沿袭了“斯密——杨格定理”（Smith，1776；Young，1928）。
分工受到市场范围的限制，但同时市场范围随着分工的深化而扩大，分工和市场范围扩大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报酬递增。
因此，东亚区域内贸易总量增加的机制如下：
经济体之间的垂直分工迅速发展使得经济体之间的相互需求增加，促进产业内贸易扩张和出口增长，使得区域内成员能够分享分工经济（报酬递增经济）的好处。
随着中国出口迅速增加，与中国具有前后向联系的产业和经济体市场规模扩大，具备了为分工发展所必需的条件。
我们提出如下假说：
H1：
虽然近年来中国的商品出口贸易迅速增长，但同时由于中国深入地参与区域分工，因分工产生的报酬递增抵消了中国与周边经济体同类商品出口之间的“挤出”效应，甚至出现相处促进的关系。
（二）模型设定和变量选择
（1）模型设定
对国际贸易进行形式化分析最为主要的模型是引力模型。
经典贸易引力模型及其拓展模型表达了影响一国出口的因素有多种，包括一国的生产能力、贸易伙伴之间的距离、外部市场的需求、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相对价格，以及贸易国所具有的能够影响商品贸易的其他一些因素等。
标准的引力模型如下（Matyas，1997）：
（1）
其中，EXPijt是第t期从i国到j国的贸易量；Yit，Yjt是第t期i国和j国的GDP；DISTij是i国和j国之间的距离。
αi，βj，λt分别是出发国、目标国和时间特定效应，μijt是随机扰动项。
考虑到各个经济体的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存在着相关关系，本节通过中国与其他亚洲经济体商品出口量之间的相关系数，来分析中国商品出口对其他亚洲经济体商品出口的影响。
以引力模型
（1）为基础，结合本文的研究目的，以及验证现有文献之间的分歧，本节选用一个面板数据回归模型来研究中国与周边经济体之间的商品出口关系。
首先，按照现有研究的常用模型，设立如下计量模型：
（2）
其中，被解释变量lnEAit表示经济体i在第t年的商品出口额。
解释变量是lnECt表示第t年中国的商品出口额。
Xit表示影响一个经济体出口的其它控制变量。
ai表示各个经济体不可观测的特定效应。
εit是随机扰动项，假设与解释变量不相关且服从i.i.d.。
中国自2001年加入WTO至今已有数年时间，为了比较中国加入WTO的影响，在模型
（2）中设定了虚拟变量Dummy：
中国“入世”以前，Dummy取值为0；中国“入世”之后，Dummy取值为1。
所以，本节选用如下模型，用于估计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商品出口之间的相关关系：
（3）
本节主要的兴趣是研究中国商品出口lnECit的回归系数β1的显著性和符号，我们可以做出如下判断。
如果β1的估计值不显著，说明中国商品的出口与亚洲其他经济体的出口不具有显著的相关性，即中国与亚洲经济体之间既无竞争性又无互补性；如果β1估计值是显著的，那么回归系数的正负号分别说明中国商品的出口与亚洲其他经济体的商品出口之间存在着互补性或竞争性。
当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时，如果中国“入世”的虚拟变量Dummy的回归系数β2的估计值不显著，说明中国加入WTO对中国与其他亚洲经济体商品出口既有的关系并无影响。
如果在β2的估计值显著，则β2的正负号分别表示中国“入世”加重或减缓了中国商品出口对其他亚洲经济体商品出口之间已有的关系。
同时，中国加入WTO这一虚拟变量还可以用于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2）控制变量
在影响出口的其他因素中，我们选用如下因素作为控制变量。
东亚经济体大都采用出口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贸易与增长之间有着较为密切的联系。
用lnGDPit表示经济体i在第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根据贸易引力模型，一国的出口与自身的经济规模成正相关，预期lnGDPit估计系数的符号为正。
外部需求能力是影响一国贸易量的因素之一，本文以发达经济体的经济规模来衡量外部需求能力。
由于美国和欧盟是全球最大的需求市场，本文采用美国与欧盟第t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lnGDPDCt作为代理变量。
预期lnGDPDCt估计系数的符号为正。
汇率影响着经济体的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相对价格，按照需求定律，汇率的变化与贸易量存在相关关系。
用lnEXit表示经济体i在第t年的汇率水平。
由于假设汇率的波动是通过影响商品相对价格来影响商品出口的，所以汇率波动对商品出口的影响取决于商品的属性，lnEXit回归系数的符号也随着商品属性的变化而变化。
由于亚洲各经济体大量引入外资刺激商品的生产和出口（Urata,2001；Fukaoetal，2003），因此还需要把各经济体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存量纳入到模型中。
用lnFDISit表示经济体i在第t年的外商直接投资总量。
预期lnFDISit回归系数的符号为正。
通常的引力模型还引入出口国与进口国的距离（用于度量运输成本）、岛屿数和另外一些虚拟变量（是否临海、是否属于同一个经济组织或者共用同一种语言等）作为解释变量。
我们也试着将这些变量加入到模型中，结果显示这些因素并不显著。
③这可能是因为东亚区域内部经济体大多面积狭小且临海，而且是一个相对紧凑的区域，并且尚未建立起且具有很强实际效力的正式经济合作组织或者自由贸易区。
所以，本节所用的最终计量模型为：
（4）
（三）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如下9个主要亚洲经济体作为样本：
香港（HKG）、印度尼西亚（IDS）、印度（IND）、日本（JAP）、马来西亚（MAY）、菲律宾（PHI）、韩国（ROK）、新加坡（SGP）、泰国（THL）。
这其中包括了发达经济体，主要的“新兴市场经济体”（NIE）和“东盟”国家（ASEAN）。
虽然从地理上讲，印度不在东亚区域内，但是考虑到印度作为亚洲另外一个重要的发展中国家，与东亚区域内经济体之间有着密切的经济联系，本文仍将印度纳入到样本当中。
由于联合国商品贸易统计中不包括中国台湾地区的贸易数据，所以样本中只包括东亚“四小龙”中的除台湾以外的其它三个经济体。
为了验证Ahearneetal（2003）和Eichengreenetal（2004）关于中国商品出口对发展程度不同的经济体产生的影响是否相同的争议，我们还将9个经济体分成两组：
发达经济体（日本、韩国、香港和新加坡）和发展中经济体（菲律宾、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和印度），分别检验中国商品出口对两组经济体商品出口的影响。
本文采用联合国《国际贸易标准分类》（SITC第2次修正）3位代码标准的贸易统计，该统计方法将贸易品分成消费品、资本品和中间产品三类。
联合国商品贸易（COMTRADE）在线数据库提供了按代码统计的国际商品贸易数据。
首先分别收集3位代码水平上的商品贸易数据后，按照消费品、资本品和中间产品的分类核算方法，加总后即可得到各个经济体三类商品的年度贸易数据的时间序列。
④样本时间跨度为1992－2005年，这是考虑到中国自1992年迅速加大对外开放程度，出口大幅增加，对外部市场的影响逐步加大，COMTRADE最新的数据至2005年。
亚洲各经济体、美国和欧盟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自于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指标”（WDI）在线数据库。
本文采用以1990年固定价格计算的GDP数据。
外国直接投资存量（FDIS）数据来自于“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委员会”（UNCTAD）的FDI在线统计数据库⑤。
汇率数据来自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统计年度数据库⑥。
（四）回归估计
考虑到某些影响出口的不可观测的经济体特定因素可能会与某些解释变量相关，例如地理位置因素对一国出口影响较大，同时地理位置也影响一国的产业结构选择，最终影响一国的FDI流入量和GDP等。
用ai表示这些不可观测的因素，并且假定这些不可观察的因素是经济体特定的，不随时间变化（如地理位置、气候特征等）。
所以本节选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通过差分处理来消除这些不可观察的特定效应。
模型的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
表1的
（1）-（3）列是所有包含了所有样本的回归结果，发达经济体组和发展中经济体组的回归结果分列于（4）-（6）列和（7）-（9）列。
如表1所示，F值和R2具有较高的显著性和较大的数值，说明模型总体回归效果和解释力度都比较理想。
依据表1给出的lnECit和Dummy*lnECit的回归系数β1和β2的估计值，可以判断中国与周边经济体商品出口之间的关系，并分析中国加入WTO是否会产生结构性的变化。
可以看出，中国商品出口的系数估计值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著为正，即中国与其他周边经济体在所有三类商品组的出口之间存在着正相关关系，很具说服力地表明中国与其周边经济体的商品出口是全面促进的关系。
对于所有的经济体而言，中国三类商品出口对其他经济体出口促进作用从大到小的顺序依次是：
资本品、中间产品和消费品。
保持其他因素不变，中国的资本品、中间产品和消费品出口每增加1%，平均而言，其他亚洲经济体这三类产品的出口分别增加0.715%、0.660%和0.612%。
中国加入WTO的虚拟变量dummy的回归系数估计表明中国加入WTO并不会显著影响中国与周边经济体的商品出口是相互促进的关系。
在消费品和资本品模型中，中国加入WTO对其他亚洲经济体的消费品和资本品出口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然而这一影响是非常微弱的，不具实质性地改变中国与其他亚洲经济体在消费品和资本品市场的相互促进关系。
特别地，在中间产品模型中，dummy并不具有统计显著性。
表1中国出口对周边经济体出口的影响的固定效应估计（1992-2005）
所有经济体（N=9）（I）
发达经济体（N=4）（II）
发展中经济体（N=5）（III）
LnCO
（1）
LnCA
（2）
LnIM
（3）
LnCO
（4）
LnCA
（5）
LnIN
（6）
LnCO
（7）
LnCA
（8）
LnIN
（9）
LnEC
0.612***
（0.106）
0.715***
（0.194）
0.660***
（0.141）
0.651***
（0.221）
0.567***
（0.169）
0.368***
（0.072）
0.393***
（0.145）
0.719**
（0.356）
0.783***
（0.253）
Dummy
-0.006*
（0.003）
-0.028***
（0.009）
-0.002
（0.007）
-0.011*
（0.007）
-0.005
（0.007）
-0.007**
（0.003）
-0.006
（0.005）
-0.040***
（0.014）
0.008
（0.012）
LnGDP
0.399***
（0.144）
1.358***
（0.368）
0.490*
（0.107）
1.38***
（0.258）
0.925***
（0.274）
-0.448***
（0.129）
0.987***
（0.287）
0.676
（0.978）
-0.410
（0.771）
LnEX
0.091*
（0.051）
0.687***
（0.126）
0.004
（0.107）
0.377*
（0.213）
-0.133
（0.222）
0.050
（0.108）
0.078
（0.069）
0.379*
（0.218）
-0.090
（0.190）
LnFDIS
0.108***
（0.032）
-0.004
（0.078）
0.107*
（0.066）
-0.025
（0.084）
0.109
（0.087）
-0.044
（0.042）
0.094**
（0.042）
-0.028
（0.133）
0.273**
（0.114）
LnGDP-DC
-2.235***
（0.491）
-4.105**
（1.698）
-2.190***
（0.849）
-1.913*
（1.078）
-4.307***
（1.525）
0.649
（0.447）
-1.873***
（0.650）
-1.164
（2.806）
-2.159
（1.556）
R-sq.
0.77
0.82
0.62
0.84
0.84
0.84
0.84
0.83
0.54
F
60.49
82.92
29.56
40.50
40.50
40.32
50.89
46.77
11.62
Obs.
126
126
126
56
56
56
70
70
70
注：
（1）模型（I）、（II）、（III）分别表示所有经济体模型、发达经济体组和发展中经济体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