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的不同特色.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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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的不同特色
比较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的不同特色
在宋词发展史上，苏轼和辛弃疾同被称为豪放派词人，他们的词都为宋词以崭新的面貌跃上文坛而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苏轼为豪放词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辛弃疾把豪放词推向高峰。
他们都突破了晚唐五代以来用词娱乐、抒写男女恋情及离愁别绪的传统，扩大了词的意境；丰富了宋词的语言和表现力；他们以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博大的胸襟、奔放的情感、真挚的情怀，开创了豪放一派，奠定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
苏辛同为豪放派的杰出代表。
二人的豪放词存在着许多相似点；但是，由于两位词人所处的时代、个人生活经历不同，思想性格、艺术追求的差异；使苏词和辛词表现出的豪放之气风格迥异。
正如王国维所说：
“东坡之词旷，稼轩之词豪；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犹东施之效捧心也”。
（《人间词话》）〔1〕何谓“旷”？
何谓“豪”？
郑骞更进一步阐释：
“旷者，能摆脱之谓；豪者，能担当之谓。
能摆脱故能潇洒，能担当故能豪迈”。
“能摆脱，故凡事总由窄处往宽处想”，苏轼就是这样。
虽屡遭贬谪，如被流放到澹州、惠州等荒凉之地，而在《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词中，却能“吟啸”、“徐行”，视若等闲，无丝毫窘迫畏缩之态；“一蓑烟雨任平生”，表明词人已彻悟人生旅途中与风雨相伴为必然之事。
这就是“心底无私天地宽”的境界。
“能担当，故凡事虽由宽处往窄处想，甚至窄到无地自容，无处可走”，辛弃疾正是如此。
他南归后，把毕生精力都献给了恢复大业，却始终不能亲到前线；最后到了镇江任知府，正筹划抗金大业，就又被调离原职。
所以，辛词更多的是一种深深的沉郁情结。
尽管他政治上的风波远比东坡要少，但那份豪气中所露出的无奈却远胜于东坡。
正如《菩萨蛮》（书造口壁）中所表达的：
“郁孤台下清江水，蹭多少行人泪。
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
江晚正愁余，山深闻鹧鸪。
”
故苏轼能以一种超然旷达之怀抱，俯仰人间，求得自身之安顿与排遣。
虽境遇钝迟，而处之坦然，即去国离乡之感，亦殊觉哀而不伤，故“词极超旷，而意境和平”。
而辛弃疾却能以一种豪迈执着之怀抱，挺然特立，昂首开步，如松柏之凌霜傲雪，不向环境屈服。
视过去、现在、未来为真实，甚至耿耿于怀，时假歌词，以发其不平之鳴，以及其抑郁无聊之气。
故“词极豪雄，而意极悲郁”。
一、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的差异
（一）内容方面
1、题材
苏轼是第一位对词的内容题材做了大面积改变的作家，创作了一批风貌一新的词章，为词的长足发展开拓了道路。
苏轼扩大了词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不仅用词写爱情、离别、旅况等传统题材，而且还用词抒写报国壮志、农村生活、贬居生涯等，扩大了词境。
所以刘熙载说：
“东坡词似是老杜诗，以其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入也。
”（《艺概·词概》）〔2〕后人常用“以诗为词”来概括苏轼的特点，着眼点也主要在题材和内容与诗的相似性。
他以健笔刻画英气勃勃的人物形象，来寄托立功报国的壮志豪情，如《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等篇，苏轼在词中更多地倾入自我，表现个性；《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借日常生活小事反映不畏坎坷，泰然自处的生活态度。
他以写诗的超迈气势和劲拔笔力来写词，格调大都雄健顿挫，激昂排宕。
苏轼对词的内容进行了全面改革，最终突破词为艳科的传统格局，提高了词的文学地位，苏轼在词中表现出辞气激昂，境界阔大之旷达的气势。
词到了辛弃疾时，他在继承苏词豪放词风的同时，把词引向比苏轼更广阔、更激荡的现实。
他的词纵横挥洒，慷慨激昂，有的抒写恢复中原的雄心，有的倾诉壮志难酬的悲愤，有的歌颂祖国山河的壮丽，有的写田园生活的幽静，但热爱祖国是他一生创作的基调；使词涉及的内容更加丰富。
辛词艺术上的独特成就表现在雄奇阔大的意境的创造上。
辛弃疾发挥了词在抒情、状物、叙事、议论等各方面的功能，创造性地融汇了诗歌、散文、经传、辞赋等各种文体的表现手法和语言技巧，对豪放词做了更深的开拓和大力的发展，把词提到了新的高度。
辛弃疾是南宋词坛上豪放派领袖。
辛弃疾的豪放词风透露出更丰富的内涵和底蕴。
他的创作给了我们许多另外一些词人所没能给予的东西。
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词的上片即景写实。
通过写景，一方面寄托词人豪情壮志，同时亦为英雄人物出场造成雄壮气氛。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起三句写出了声势浩大的长江，大浪滚滚，向东流去，卷起了多少英雄豪杰人物，他们象滚滚东流大浪，一去不复返了。
作者登高眺远，点出江流浩荡，高唱入云，无穷兴亡之感形诸笔端。
作品开头，便把大江和古代英雄合写，把沉郁的心情与豪迈的气概融为一体，使全词笼罩了一层豪迈激荡之气，沉郁愤懑之情。
英雄不见了，这是令人伤感之事；长江波涛汹涌，这是令人振奋景象。
江山人物合叙，更显风格雄浑、苍凉。
“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
”这两句承上启下，呼应开端，又勾起下片。
上片重写江山；下片则紧承“豪杰”二字重写人物。
“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
”这句是用以突出周瑜少年英俊，使这个英气勃勃的青年将领形象跃然纸上，表现出周瑜的英雄气概。
“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
”最后一句词人于天地之中顿生达悟，既然人生如梦，何不洒脱情怀，复归于沉静，旷远；表现出一种旷达的气度。
辛弃疾的《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前二句写得气象阔大，笔力道劲，为全词定下一个基调。
正如唐圭璋先生所云：
"起句浩荡，笼罩全篇，包括山水空阔境界。
这首词作者抒发了抗金壮志无人理解，不堪大好年华，在国势风雨摇中虚度的悲愤心情；同时抨击了那些一味"求田问舍"、对国事漠不关心的人物。
既写了有家难归的乡思，又抒发了对异族入侵的仇恨和不思报国的南宋朝廷的激愤。
写得悲凉慷慨，沉恨塞胸。
陈延焯评价说：
“把吴钩看了三句，写情事尤不堪，沉恨塞胸，一吐之于纸上，仲宣之赋无此慷慨也。
”
这两首词是他们豪放词风的代表作，题材都是登临怀古。
前者雄奇的景物，怀古的豪情，造就了旷达超逸的艺术风格。
它超越历史时空，旷达高远，怀古是追慕前代英雄的千古丰功伟业，基调明朗开阔；而后者抒写词人在夕阳景色中自己孤独忧愤的心境，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悲慨溢于胸中，怀古是抒发自己胸中的抑郁悲愤的豪情。
2、内心书写方式
苏轼和辛弃疾都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也都受尽了现实的迫害和打击。
苏轼反对新法、遭“乌台诗案”，三起三落，一生漂泊，暮年投荒，经受无数的磨难，辛弃疾则一度戎马，终被投闲置散，不得重任；这种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悲愤之情在他们的词中都有所流露。
但苏词对内心痛苦可愤慨的抒写是隐蔽的、含蓄的；苏词种种忧郁的情绪总会在词人超脱和达观的心态中被排除和化解，最终也会表现出坦荡潇洒、乐观的情怀。
“不应有恨，何时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水调歌头》），从中可以看出词人健康开朗的思想情绪。
作者通过想象设问，展现中秋月宫琼绝尘寰的奇景，再从景物的自然更迭引到人事的流转变迁，以自然境界的清澄辽阔反映出作者思想境界的开朗廊达。
语言脱却柔靡，不落俗套，是历来中秋词中意境最高、流传最广的一首。
辛词则不然，其抒写痛苦和愤慨是溢于言表的；所流露的悲愤和哀痛总是那么悲壮、深切，那么激越、苍凉!
读辛词，自有一种热血奔涌、悲壮慷慨、甚而至于潸然涕下的激情，英雄末路的无限孤独和对现实的怨愤溢于言表，那种孤独和怨愤，是不能排除也是无法排除的!
“老大那堪说。
似而今，元龙臭味，孟公瓜葛”、“神州毕竟，几番离合”。
（《贺新郎》）满腔怨愤，悲壮慷慨。
“马上离愁三万里，望昭阳，宫殿孤魂没，弦解语恨难说”（《贺新郎·赋·琵琶》），如呜咽悲歌，感慨悲凉。
说到底，苏词中的悲愤和痛苦，毕竟只是苏轼个人怀才不遇情绪的表露，加之苏轼固有的开朗和放旷的性格，自然会有苏词旷达、飘逸的风格。
而辛词中的忧愤之情，悲伤之意，远非辛弃疾个人之悲痛。
辛弃疾一生以报国为志，却被投闲置散，一腔爱国激情无处可发，他的忧愤不只是从个人得失出发，而与当时的民族灾难是一致的，故有辛词沉郁、豪迈悲壮的风格。
辛词之所以不朽，是因为他以敏锐的眼光，深刻的笔触描写。
当时社会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使其词有了很广阔的社会现实性，从这个意义上讲，辛词所承载的内容，远比苏词要沉重、深刻!
（二）形式方面
苏轼在语言上一变花间词人镂金错采的作风，多吸收诗赋词汇，兼采史传、口语，不受格率限制，字由心生，形成联贯流畅的风格；不似柳词的俚俗，更没有花间词的脂粉气，而以清雄韶秀见长。
苏轼用词自然流畅，读来清新，苏轼有着豪放不羁的心灵、热爱生活的情感这一切都在清新流畅、处处生春的语言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给人以一种清新朴素的感觉。
如《浣溪沙》五首中，作者置身于这种“日暖桑麻光似泼，风来蒿艾气如熏”的丰收环境中，心中充溢着无限的喜悦。
这一组词，笔调极明快，写来生意盎然，兴会无穷。
作者勾勒出了一幅农村耕织图，他把鸟苔虫鱼草木等自然风光，还有男女老幼活跃的姿态，都细致而有声色地写进词中，使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再如《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全词为我们展现了一幅美丽浪漫的把酒赏月的美丽风景画面，色彩浓淡有致，画面动静相宜，有作者人物、有朱阁绮户、有青天橙月、有月宫的琼楼玉宇的静物实景；又有清风吹拂、有月光“转”“低”“照”；有“把酒”相“问”、有“起舞弄影”的动感镜头，更有生动的言语表达和内心思想活动的虚实写照。
全词情感真挚而又情景交融，韵律激昂而又气势豪迈，结构严谨，用词干练，语言流转自然，音律和谐多变，显示了作者高超的语言技巧和浪漫豪放的词风，表达了作者宏大的报国志向，对国家、对生活的坚定信念和不贪权贵、正视现实、脚踏实地、胸襟宽广的无私奉献精神。
辛词在语言技巧方面的一大特色，是形式松散，语义流动连贯，句子往往写得比较长，大量使用散文句式。
如《水龙吟》中“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
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意义联贯而下，在词中是很长的句子，但却是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决不是把一段文章套在词的形式中而已。
辛词还有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大量用典，广泛地引用经、史、子各种典籍和前人诗词中的语汇、成句和历史典故，融化或镶嵌在自己的词里。
如《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一词中一连用了五个典故，正是运用这五个典故，寄托了词人对南归四十三年的沉痛经历的总结，是他才兼文武，富于韬略的突出表现。
同时也大大提高了语言以少胜多的作用和词的精炼性、含蓄性。
辛弃疾不仅打破了诗词界限，并达诗词散文合流的境界。
并且用韵绝不限制，不讲琢雕，随意抒发，形成一种散文化人歌词。
（三）风格方面
同样的豪放风格，在苏词和辛词中，又表现出了明显的差别。
苏轼在政坛上大起大落，屡遭贬谪，当时的恐悸、孤独、苦闷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但他却能彻悟人生，乐观对待生活，这使他的词有一种旷达的超脱气势，表现自我疏狂不羁、潇洒飘逸的旷达情怀；能感觉出词人高旷博大的胸襟。
辛弃疾因国家仇民族恨的长期压抑，使他的词既豪迈奔放，慷慨激昂，热情澎湃，而又忧思悲壮，沉郁苍凉，政治理想和社会现实的矛盾，妥协投降派的排挤打击，决定了他的词没有也不可能有苏轼词的那种空旷洒脱的风致。
苏轼词已不再局限于伤春伤别与离情相思，而是以一种超然旷达的乐观精神，抒写个人的政治理想、人生态度、内心的苦闷等等。
作者在词中表现出苦乐随缘、开朗乐观、意存归隐的人生态度和旷达超脱的胸襟。
如《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写于被贬黄州时期，三年的谪居生活，长官同僚的厚待，乡野村夫的尊爱，亦能略略慰藉他那颗孤独受伤的心。
东坡的心从刚被贬谪的绝望中逐渐苏醒，心态变得缓和、宁静。
《定风波》一词正好反映了这一点，全词是紧扣“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一主旨展开描写、抒情的。
“穿林打叶”的雨声说明风急雨骤，“何妨”表现了词人的淡定，映称词人的态度是那么从容不迫，潇洒自得，且吟且啸，徐步向前。
“竹杖芒鞋”表明了他着装的轻便与简陋，更重要的还在于他那种冒雨徐行的心情，他认为竹杖芒鞋还轻快胜于骑马，可见他对风雨的无所畏惧。
“一蓑烟雨任平生”则进一步写出了他的旷达与倔强，并将自然界的风雨与人生道路上的风雨联系起来。
有力地强化了作者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而我行我素、不畏坎坷的超然情怀。
以上数句，表现出旷达超逸的胸襟，寄寓着独到的人生感悟，读来使人耳目为之一新，心胸为之舒阔。
下片“山头斜照却相迎”三句，是写雨过天晴的景象。
这几句既与上片所写风雨对应，又为下文所发人生感慨作铺垫。
最后一句“也无风雨也无晴”这饱含人生哲理意味的点睛之笔，道出了词人在大自然微妙的一瞬所获得的顿悟和启示：
自然界的雨晴既属寻常，毫无差别，社会人生中的政治风云、荣辱得失又何足挂齿？
表明了他那种随缘自得的宁静心境和旷达的胸襟。
《定风波》运用显与隐、实与虚、明与暗的艺术结构法，表面上是写词人对待风雨的态度，实际上反映词人在政治风雨中的坦然与旷达。
这首词充分反映了作者的博大胸襟和超旷气度，他能够在逆境中保持乐观情绪，解脱苦闷，表现出旷达超脱的性格。
辛弃疾生活于南宋，当时金兵入侵，朝廷屈膝投降。
国破家亡，美丽河山不再。
词人承载着更多的是痛彻心扉的亡国之恨，欲将一腔热血洒于抗敌战场，渴望恢复祖国河山的豪情壮志，但却被贬官闲居，不得重任。
因而在辛词中形成辛词特有的豪壮而苍凉，雄奇而沉郁的独特风格。
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
八百里分麾下炙，五十弦翻塞外声。
沙场秋点兵。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可怜白发生!
”首句是词人现实生活的写照。
词人一生怀抱收复大计，却被投闲置散。
想起故乡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怎不使作者忧心如焚，于是只好借酒消愁，不觉酩酊大醉。
就是在醉后也仍念念不忘收复中原的大业，于是拿出宝剑仔细端详。
“醉里”点明在酒醉之中，“看剑”一方面说明人物身份是夜晚，而且勾画出作者仔细端详宝剑的神态，从而写出强烈要求杀敌的心情。
在“醉里”犹自“看剑”，醒时可想而知，夜晚尚念念不忘，刀剑大事，白天如何奔忙恢复大业的情况可想而知了。
这句极尽精练，少不得一字，一“醉”字、一“挑”字，写醉态维妙维肖，更可贵的，很好地传出了词人壮志未酬的内心。
“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表现了义军勇士们斗志昂扬、奋勇杀敌的壮观情景，“了却君王天下事”两句写大功告成的那种意气昂扬的神态。
“天下事”指收复中原，统一全国的大业。
“生前身后名”指为国家、民族建立功勋永垂史册的荣誉。
这里充溢着爱国精神。
词中所刻划的形象是壮烈勇猛的，所表现的思想是奋发激昂的，最后一句使全词的感情发生急剧变化，它是一声无可奈何、感慨万端的叹息，表现了理想与现实的巨大矛盾；这一转折，使上面所写的梦境理想成为幻想，全都落空。
全词至此也由“雄壮”而变为“悲愤”。
这一句与开头的“醉里挑灯看剑”相呼应，都是叙写现实生活与感受。
全词基调雄壮高昂，而结句又是悲凉低沉，前后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有力地表现了词人满怀壮志而不得伸的苦痛。
这首词着重表现他报国欲死疆场的愤慨，犹如一曲悲壮慷慨之歌。
词人写梦境中的豪壮雄伟，大显身手，极力渲染威武雄壮的军营和激烈的战斗场面，风驰电掣，惊心动魄。
而表达的情感却是壮志难酬的一腔悲愤。
因苏轼是个文士，所处是承平时代，而辛弃疾是个英雄，生当乱离之秋，故辛多豪情悲壮，苏多清新旷达。
二、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差异的成因
（一）时代背景
苏轼生活于“百年无事”的北宋中叶，社会秩序相对稳定，经济也相对繁荣，这给苏轼对人生、生活充满了信心。
由于生活于较和平的年代，所以他的词更多的是个人的内心体验，苏轼善于以清空之笔描绘宁静幽邃的景色，以和谐宁静的自然山水表现超然自适的自我情怀，并借这清幽的明净之景来表现自我疏狂不羁、潇洒飘逸的旷达情怀。
如《西江月》（照野弥弥浅浪）中，“照野”是明月照空，月色清幽，“弥弥浅浪”则是春水满涨，是明净清幽的山水美景。
在这月下溪畔，“我欲醉眠芳草”、“曲肱醉卧少休”，那是何等疏狂不羁、潇洒飘逸。
“可惜一溪风月”，是使无限美好的自然与作者旷达的襟怀融合在了一起。
辛弃疾却承载着更多的痛彻心扉的亡国之恨。
辛弃疾生活于南宋，当时金兵入侵，朝廷屈膝投降。
国破家亡，美丽河山不再。
词人面对被百般蹂躏的国土和处于水深火热的人民，毅然冲锋陷阵，欲将一腔热血洒于抗敌战场，但是他却被投闲置散，从未委以重任，他的文韬武略与伟大抱负均未得发挥施展。
因而在辛词中，让人感受到的是那种以英雄自许，或以英雄许人，想要挽狂澜于即倒，热望恢复祖国河山的豪情壮志。
如《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梦回吹角连营”表现他报国欲死疆场的愤慨，犹如一曲悲壮慷慨之歌。
极力渲染威武雄壮的军营和激烈的战斗场面，风驰电掣，惊心动魄。
而表达的情感却是壮志难酬的一腔悲愤。
所以，辛词就有了比苏词更庄严、更凝重的色彩，形成辛词特有的豪壮而苍凉，雄奇而沉郁的独特风格。
来源：
（-比较苏轼和辛弃疾豪放词的不同特色_蓝月梦雅_新浪博客
（二）个人经历
苏辛二人均仕途遭遇极大挫败和坎坷。
在苏轼的一生中，政坛上大起大落，落差令常人难以想象，十几年的贬谪生活是他生命中的主题，一生漂泊，暮年投荒，他经受了无数的磨难。
1079年7月，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
诗案之前，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
而诗案之后，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
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然而他仍然能够用诙谐的语言总结自己“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足见苏轼胸襟之坦荡。
正是因为这个时期才成全了苏轼，成全了一种伟大的人格，一种进退自如，超然人生的文人士大夫的最高精神境界。
辛弃疾他21岁参加抗金义军，审时度势，相机行动，率两千民众高举抗金义旗；以大局为重，团结抗金力量，甘居人下率部归耿京；扶正驱邪，大义凛然，追杀窃印叛逃的义端；深谋远虑，劝耿归宋共图大计；张安国杀耿降金，辛弃疾率五十骑与敌营五万众中生擒叛徒，献俘建康。
这一系列非同寻常的英勇行动，乃是一个22岁青年在不足两年内完成的，是文学史上其他词人难以达到的生命高峰。
这成为他以后四十五年中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精神力量与创作泉源，也是他词心永驻并与其他词人风格截然不同的根本原因。
然则他一度戎马，终被闲置，江西湖北、辗转“安抚”，以言者弹劾、以台臣弹劾，两度落职，两度复归。
他一生坚决主张抗击金兵，收复失地。
曾进奏《美芹十论》，分析敌我形势，提出强兵复国的具体规划；又上宰相《九议》，进一步阐发《十论》的思想；都未得到采纳和施行。
在各地任上他认真革除积弊，积极整军备战，又累遭投降派掣肘，甚至受到革职处分，恢复祖国的豪情壮志得不到施展，一腔忠愤发而为词，由此造就了南宋词坛一代大家。
其词热情洋溢，笔力雄厚，艺术风格多样，慷慨悲壮。
（三）思想底蕴
中国文化向以儒、释、道三家并称，但三家的地位和作用并不相同。
对中国传统社会影响最为深远的还是中国本土产生的两大思想派系：
儒家思想和道家思想。
恰如王国维所言：
“我国春秋以前，道德政治上之思想，可分之为二派：
一帝王派，一非帝王派。
前者称道尧、舜、禹、汤、文、武，后者则称其学出于上古之隐君子，或托之于上古之帝王。
前者近古学派，后者远古学派也。
前者贵族派，后者平民派也。
前者入世派，后者遁世派也。
前者热性派，后者冷性派也。
前者国家派，后者个人派也。
前者大成于孔子、墨子，而后者大成于老子。
”《屈子文学之精神》王国维这一番言论是很有见地的，揭示了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两大学派儒学和道家学说的差异。
即儒家的基本特征是刚健进取、积极入世；而道家的基本特征则是遁世退隐、消极出世。
在思想文化上，苏轼首先接触的是儒家思想，即而老庄深得其心，黄州之后又深受佛学影响，三教融而为一，构成了自己博大精深的学术思想体系。
苏轼是崇尚儒道互补，亦儒亦道的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
这类人占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
他们并不遁迹山林，而是身居“庙堂”，心怀山林，一边走着儒家的入世进取之路，一边又游心于道家的世外高远之境。
遇到挫折，既不消极退避，离群索居，也不用自杀或向社会报复的极端方式来对付。
苏轼既具杰出的文学才能，也有超凡的政治见解和治世才干，但仕途却并不顺畅，屡遭贬谪，然而，他却并不因自己的失败和遭遇不公而意气用事，仍然尽职尽责，勤政爱民。
同时，始终保持热爱自然、热爱自由、不较得失、豁达开朗的胸襟。
正因为有了这种外儒内道的人生态度，苏轼才能不为灾难所困，而超然旷达于人世，并在积极地发挥个人作用，泽被万生的同时，求得了自身的大彻大悟。
而辛弃疾只崇尚儒学，以天下为己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人生的最高理想，主张参与现实政治，积极进取，担当社会责任，认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教言，即使“身无分文”，也要“心怀天下”。
这种人生态度的不足就是过分拘泥于现实政治和人伦实用，个体受制于群体，个性自由受到压抑，难以得到充分张扬。
若一味进取，不知权变，一旦失意或身处逆境，就容易失去精神依托和心理平衡。
然辛弃疾有渴望恢复祖国的豪情壮志，却被投闲置散，未能委以重任，不能有所作为，故辛词中有抒发壮志难酬的悒郁和苦闷，表现了沉郁、苍凉，悲歌慷慨的人生苦短，表现了一种勇猛进取的豪者胸襟。
苏辛二人的不同处世人生态度，形成了苏词超迈旷达，辛词沉郁豪壮的两种豪放词风。
三、总体艺术价值
北宋词坛因为苏轼的出现，再度掀起风起云涌的改变。
自苏轼以来，词的诸多创作成规纷纷打破，前人迂徐曲折的突破至此演变为大张旗鼓的革新。
苏词的革新提高词的文学地位，打破诗词界限，这是苏氏之创举，改变词卑诗雅的传统观念，是苏轼对词体的第一次真正大解放。
苏轼认为词不仅仅是“小道”，不仅是言男女之情、相思之苦、离别之恨的“艳科”，词也可以同诗一样言“道”，言国家大事，言天地之道，其《念奴娇·赤壁怀古》就谈国家大事，《水调歌头》乃话“但愿人常久，千里共婵娟”的仲秋怀人的天地之道，表达了人类普遍的情怀，也展示了苏轼的千古旷达的胸怀。
苏轼是宋词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古人评价他的词：
“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
”（胡寅《酒边词序》）“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笔者始知自振。
”（王灼《碧鸡漫谈》）〔3〕自有词人以来，未曾有人得到过这样的评价。
可见，苏轼的词确实是非同凡响的。
苏轼的作为，给词坛带来全新的风貌，深深地影响了周围的一批词人，出现苏门创作群体。
经过大批南渡词人的创作实践，转变了词的功能与审美视界，促进了南北词风的融合，在变动与普及中为豪放词高峰期的到来做好了充分准备。
正是在这一历史条件下，辛弃疾沿着苏轼打破诗词界限的路子进一步开拓下去，另辟了蹊径，打破词文界限，使词向散文靠拢、使词具有历史散文的纪实功能，将叙事散文的叙事功能引入词体创作当中，实现了词体的第二次大解放。
正如范开所云：
“此东坡词之所无，而公词之所独也”（《稼轩词序》）〔4〕为了扩大了词的内容容量、增加词的现实内容与历史内容，以便更好地表达他欲抗金复国而又报国无门，空怀一身武艺、空有满腹谋略的悲愤之情，辛弃疾以其大的词篇，鞺靼的音响，雄豪的风格进一步弘扬抗金复国、重整河山的时代精神，把爱国豪放词推向词史的峰巅。
辛弃疾正是站在这历史峰巅之上的伟大爱国词人。
他不仅震动于当时，而且光照于后世，在历史上产生巨大深远的影响。
结论
正如叶嘉莹先生对苏辛的评价：
“辛词沉郁，苏词超妙。
辛词多愤慨之气，苏词富旷飘逸之怀。
”〔5〕而苏轼和辛弃疾正是因为他们豪放词风的差异性，从而在共同特征的基础上体现各自的特点和魅力，为豪放词派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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