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文学讲义.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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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学讲义

中国当代文学讲稿要点

背景：

文学体制与文学生产

一、当代文学的“一体化”：

1949后大陆文学进入“一体化”时期：

A、一时期文学的演化/生成方式；B、文学组织/生产方式的特征；C、文学形态的主要特征。

当代文学“一体化”格局的构造，除了对作者/读者实施的思想净化运动，还有相应的文学生产体制/生产方式的建立。

“文革文学”“文革”（66/5—76/10）是“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多年左倾政治路线恶性发展成的民族大浩劫。

在阶级斗争/无-专政下继续革命名义下，割断和外国/古代/五四文化的关系，将所有人类文化成果视作“封、资、修”黑货——“文革文学”即生长于文化荒漠，直接服务于阶级斗争/阴谋政治的畸形文学形态，是解放区/十七年文艺规范的登峰造极。

文艺理论/创作模式：

“根本任务论”、“主题先行论”、“三突出”、“三陪衬”——“文革文艺”新法典。

主流文学：

样板戏（革命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奇袭白-》、《龙江颂》、《海港》及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白毛女》）/少数诗歌小说。

《虹南作战史》；“文革”最早的长篇，署“上海县《虹南作战史》写作组”。

1972/2出版。

述虹南村合作化历史，事事与路线斗争挂钩，从上到下设置“刘少奇修正主义路线”的代理人/推行者、显示中央—地方普遍存在“走资派网”。

张永枚《西沙之战》创诗报告形式。

二、文学机构：

1949/7第一次文代会确立了“路线”，规定了“当”性质/题材主题甚至创作方法；成立了“管文艺”的机构，即全国文联及属下各协会。

文联及其协会是50后唯一的文艺机构。

中国作协由中宣部直接领导，副主席周扬是中宣部主要负责人之一。

茅一直是主席，巴/老等是副主席，但权力有限，核心是“党组”。

三、出版业和文学报刊：

期刊/出版业在40-50之交明显“断裂”—期刊杂志陆续停刊，新创刊物性质发生根本变化。

重要的标志性现象：

基本结束了晚清以来以杂志报纸副刊为中心的文学流派/社团的存在方式。

出版社：

一些著名出版社被取消/合并/改变性质。

经文化改造/生产资料所有制改造运动，50中大都收归国有，“民营”不复存在。

文学出版/期刊由此形成和“现代”不同的特征：

A、有“官刊”无“民刊”：

国家大一统控制/监管，难有竞争/矛盾/自由观点的表达；B、期刊“等级”体制。

三、作家身份/存在方式：

49后作家“身份”出现重要变化。

源于国家/政府/社会间的新关系：

由有限控制—绝对控制。

政府资源/“权力”空前扩张，以强有力的军事/群众运动方式，对社会资源/成员作强制性整合。

有如自由职业者的消失—作家、教师等49后成为“干部”，被纳入“单位”体制。

两条基本准则：

集体主义/等级，每个人都居于某一等级中。

大学校长5-60是副部，文革后一段是师局，现北大清华等部分大学又提高到副部。

作家的收入。

从根据地甚至“新文学”开始，对作家职业就有一种“神圣化”理解。

根据地/解放区没有稿费，作家按“干部”级别获得相应待遇。

5-60有较大变化，收入属“中上”水平。

政治/社会地位，给予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等荣誉。

现在依然如此。

四、有关“身份”的几个问题：

“身份”—“文化身份”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名片：

官场/商场/文坛/学界。

官衔/社会职务头衔；“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博导”“享受政府特殊津贴”等。

5-60有一二三级教授，现“教授”多如“牛毛”，只好把这些也弄成一种级别。

作家/学者问题。

两意义：

文化修养/学术成就；职业：

在大学/研究机构中任教授/研究员。

49后跟大学关系密切的“京派”作家“失势”。

看重革命的实践/经验/题材导致作家队伍构成的变化。

50初大学文科教授还有一定影响，50中后影响迅速减弱。

业余作者/专业作家问题。

“专-”既指职业，也指成就/技能，又是“身份”制度化/体制化的表征。

作家/“知识—”问题。

本指从事特定职业的“有知识的人”。

现所谓知—是一“功能性”概念，即他对社会/人类所承担责任。

作家/知—关系。

第一讲50年代文坛的政治批判

背景：

全国文代会召开（1949/7/2）。

茅/周分别作报告，总结国/解文艺运动的经验，要文人“向时代学习，向人民学习”。

周进一步阐释《延讲》精神，将为工农兵服务确立为“新中国的文艺方向”。

作家/刊物由各级作协、文化宣传部门统管。

三次批判运动：

批判电影《武训传》。

51/3党中央发出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对《武》的讨论。

5/21，毛为《人民-》撰写社论《应该重视电〈武〉的讨论》——为文艺/学术问题与政治斗争直接挂钩开恶劣先例。

1954批判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指导思想/政治意图与批《武》大同小异。

俞属“红学”考证派。

1954“小人物”李希凡/蓝翎写出批俞《红-》研究的文章，先无人置理，后获毛支持。

全国批俞，实质是对胡适治学思想的清算和对非正统文学思想观念的强行矫正。

批俞针对民主/自由主义者，1955批判胡风则扩大到革命阵营内部。

44/45胡/舒芜对《延讲》精神的忤逆。

52《讲》发表十周年，舒著文自我批评。

52/9起中宣部先后召开4次座谈会，要胡承认错误，胡一直沉默。

54/7向中央递交30万言书，指批评意见为读者/作家头上的“五把‘理论’刀子”，认为文艺界的问题是宗派主义/主观公式主义，并质疑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54/10，毛发动对《红》研究的批判，胡错误估计形势，四处活动。

嗣后舒上交若干私人信件，毛读后亲将胡等人定性为“反革命集团”，在全国发起大规模政治批判，进而动用国家机器“专政”。

“解冻”背景下的文艺探索：

1956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专制及肃反扩大化，在社—阵营引发震动；苏文艺界质疑社—现实主义，出现“解冻文学”中共八大宣布国内主要矛盾“已经是……。

”毛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正式提出“双百”方针（1956/5/2）。

文界闻风而动：

56/9，秦兆阳（何直）发表《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57/1，巴人（王任叔）发表《论人情》；957/5，钱谷融发表《论文学是人学》。

创作：

大胆干预现实/表现人情。

前有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王蒙）、《改选》（李国文）、《爬在旗杆上的人》（耿简）、《被围困的农庄主席》（白危）、《灰色的帆篷》（李准）等；后有《红豆》（宗璞）、《在悬崖上》（邓友梅）、《美丽》（丰村）、《小巷深处》（陆文夫）及诗《迟开的蔷藏》（公刘）等。

——突破规范，表达文人的社会责任感/对人性的关注，反右受严厉批判。

反右斗争和“再批判”反右：

1957下半年。

1958批判“修正主义思想”（《文艺报》辟“再批判”专栏，重刊丁、萧、罗烽、艾青、王实昧等42批延安官僚主义、封建特权思想的旧文并予以批判。

“大跃进”狂热/大跃进民歌运动。

以浮夸空想为特征，被吹嘘为“共—文艺的萌芽”，并诱发了一系列“左”风：

如片面夸大精神力量，蔑视客观规律，提出“写中心、演中心、唱中心”。

毛：

新诗写作的“形式是民歌，内容则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立的统一。

”周扬在6月《红旗》创刊号撰文阐释传达。

60第3次全国文代会正式确定“两结合”为“最好的创作方法”。

附：

“文革”：

“毫无目的的残酷”。

《红旗》66/11载清华附中红卫兵文：

“革命就是要造反，毛泽东思想的灵魂就是造反……我们就是要把火药味搞得浓浓的。

爆破筒、手榴弹一起投过去，来一场大搏斗，大撕杀……对敌人的温情，就是对革命的残忍！

……我们就是要抡大棒，显神通，施法力，把旧世界打个天翻地覆，打个人仰马翻，打个落花流水……对今天这个修正主义的清华附中，就是这样大反特反，反到底！

搞一场无产阶级的大闹天宫，杀出一个无产阶级的新世界！

”

66/8/18北京101中打死某体育教师事件（66/8—9，北京有1772人被红卫兵打死）。

66/8/27—9/1，红卫兵在公安配合下对北京大兴的“四类分子”进行批斗打杀，三天共有325名“四”及家属被害。

67/8/13—10/17，湖南道县社队干部组织滥杀，共4193人被杀害。

令人惊心的是残忍的毫无目的，如一场游戏。

第二讲十七年长篇小说

1．战争小说战争带来伤亡、破坏的同时也带来对人类文明的困惑/重新审视。

上世纪二战后，西方出现“废墟文学”、“垮掉的一代”、“黑色幽默小说”、“存在主义文学”等，苏联……中国经历了更持久惨烈的战争……战争内容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题材，并在所有文学样式中不断重复。

史诗与颂歌个性匮乏，缺少距离，缺少对历史的客观审视尤其是悲剧精神。

纪实性（真人真事/亲历）短篇《半夜鸡叫》/《我要读书》及长篇《高玉宝》。

《铁道游击队》、《红岩》（回忆录《在烈火中永生》）、《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六十年的变迁》都具不同程度的自传性。

政治/教化色彩“文艺为政治服务”观念的强化/系统化。

阶级分析/政治教育内容渗透于人物情节，审美上追求高亢激越的风格/阳刚之气。

创作组织/设计/出版操作如《红岩》的写作—作家主体性减弱/最终走到“三结合”创作的极端。

49—66出版长篇300余，革命历史-为主体。

“三红一创”、“青山保林”中，除《创》/《山》是合作化题材外，其余6部都属革-。

此外《苦菜花》（冯德英）、《铁道游击队》（刘知侠）、《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战斗的青春》（雪克）、《三家巷》、《苦斗》（欧阳山）、《小城春秋》（高云览）、《大波》（李劫人）、《六十年的变迁》（李六如）等与上6作品都出版于58-61。

对战争残酷/非理性一面表现不够，无力从反战的人道主义高度表现“人在战争中”，仅停留在惊险故事、英雄业迹等浅表层面。

杨沫（1914—96）出生于没落官僚地主家庭，曾在河北定县、北京等地教书/做书店店员，此期间加入中共。

《青春之歌》：

展现青年学生林道静成为共-的历程，反映知/工农结合的必要/艰苦性。

（当代首部描写学生运动、塑造革知形象的长篇。

背景：

“九·一八”/“一二·九”；主线；学生运动。

林出生于大地主家庭，中学毕业后为反抗包办婚姻只身逃到北戴河谋生。

一系列的挫折/打击使得她对前途绝望，此时具有“骑士兼诗人”风度的余永泽闯入了她的生活。

然而林不满足于做家庭主妇，余自私平庸面目的逐渐显现和同卢嘉川等人的交往，最终促使她斩断感情羁绊，义无反顾地走上革命道路。

她参加游行、散发传单、经受铁窗考验，最后冲向敌人的水龙大刀。

小说生动描绘了林由小资知成长为革命战士的人生历程，从中透视出一代知识分子走过的艰苦道路。

林之外还塑造了卢-、林红、余永泽、王晓燕等形象，其中有革命烈士，有统治者的奴才，也有叛徒、特务及堕落的青年。

1958作家社首版，后多次再版。

道路坎坷：

从反抗封建家庭、追求个性解放到谋求民族和阶级的解放；从同情劳动人民到为劳苦大众奋斗；从小资知到无产阶级先锋战士。

）

恰逢对知-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特殊时期，因而得以成为知-思想改造的样板。

父为官僚地主，母为农民：

知-政治身份的双重性暗示。

经受革命“洗礼”后，林终于认识到：

自己需要不断为二重血统忏悔，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彻底“换血”以获“新生”（知-改造的必要性）。

林生母的故事让人想起《雷雨》：

女仆被男主人诱奸后抛弃，滥俗的故事套路。

《青》给“始乱终弃”打上了“阶级性”烙印：

林父系血统属剥削阶级，母系血统属劳动阶级。

革命文学中的两性冲突主题多被改写为阶级冲突主题，性别不平等被阶级不平等掩盖。

革文中的革命者几乎都有不幸的童年——为日后的革命意识提供心理学依据。

林童年只算得上“不快乐”，但对知—女性也是一种心理创伤。

继母角色的安排，意味着女性压抑更多来自封建传统家庭。

继母/剥削-的象征，对林的虐待实则是对劳动者后代的虐待，家庭悲剧被改造为阶级压迫的悲剧。

《简·爱》/罗彻斯特，《飘》/白瑞德，折射的“白马王子”形象，而简·爱、郝思嘉则是“灰”的变体。

林也期盼自己的“白—”。

林对旧生活绝望：

离家来到僻远的海滨，风雨交加之夜蹈海自杀然后获救—言情的滥俗套路。

余永泽救林，同时成全了她对“白—”的梦想。

余有某些现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