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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史第三编

第三编魏晋南北朝文学

概说

文学史上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指从东汉建安年代到隋统一这一历史阶段。

这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最长的一个时期。

四百年里,各种力量为了争夺统治地位或扩大统治范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政权更迭十分频繁,社会动荡不安,民族矛盾尖锐。

这一时期政治生活中的重要现象,是世族门阀制度的存在。

士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也引起了庶族对士族统治的强烈不满。

魏晋南北朝的经济文化发展在中国历史上,也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汉代还相当落后的东南地区,经过六朝的相继开发,使得中国经济的重心,从黄河流域逐渐转移到长江流域。

各民族逐渐由征战走向融合,当时进入中原的各个少数民族,后来大都成为汉族的一部分,并以他们的文化极大地丰富了汉族的文化。

魏晋南北朝又是继战国“百家争鸣”以后,我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解放的时代。

各种学说同时并兴,某些异端思想也得以流行,带来了社会思想和学术文化的相对自由及多元化。

玄学的兴起,佛教的兴盛,道教的风行,使汉代定于一尊的儒学相对衰微,尽管这些思潮不可避免有明显的局限性,但是在历史行程中,无疑是重要的进步,有力地促进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文学艺术的发展。

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书法乃至园林建筑尤其是诗歌,在这一时期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称“曹丕的时代”是“文学的自觉时代”。

随着社会思想的变化,文学日益改变了它作为宣扬儒家政教工具的性质,而越来越多地被用来表现作家个人的思想感情和审美追求。

由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带来了文学的繁荣。

这一时期社会的上层人士普遍热心于文学创作,并影响到整个社会。

文学作品的日见丰富,使得文学逐渐与其他学术相区别,成为一种独立的学科。

在这样的背景下,从理论上探讨关于文学创作的各种问题,评价历代作家的得失,也就提到日程上来,带来魏晋南北朝文学批评的空前繁荣。

这一时期文学繁荣的另一标志是文学集团的空前活跃。

先后出现了以曹氏父子为中心的“邺下集团”,以阮籍、嵇康为代表的“竹林七贤”,包括陆机、左思在内的“二十四友”,包括沈约、谢朓在内的“竟陵八友”等。

这些文学集团的出现促进了文学的兴盛,造成一些新的文学现象的产生,促进了文学风格的多样化。

魏晋南北朝社会的变迁,学术思潮以及文学观念的变化,文学的审美追求,带来了诗歌的变化。

题材方面,出现了咏怀诗、咏史诗、游仙诗、玄言诗、宫体诗,以及陶渊明创造的田园诗,谢灵运开创的山水诗等;诗体方面,五古更加丰富多采,七古也有明显进步,还出现了作为律诗开端的“永明体”,中国古代诗歌的几种基本形式如五律、五绝、七律、七绝等,在这一时期都有了雏形;辞藻方面,追求华美的风气愈来愈甚。

藻饰、骈偶、声律、用典,成为普遍使用的手段。

这一时期的文学除文人诗外,还有南北朝乐府民歌,辞赋,小说、文论等。

魏晋南北朝也是文的重要发展阶段。

儒学丧失独尊的地位,渐次衰微,玄学及佛教、道教从兴起走向兴盛,都对人们的思想和文学观念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文学创作不仅逐渐摆脱大量引经据典的陋习,重视作家情感的自由抒发,而且在作品的表现形式上有多方面的探索。

这一时期的文学主要包括辞赋、骈文与散文三种形式。

散文较之两汉散文,有着明显的变化,一变板滞凝重的面目而为清峻、通脱;辞赋创作也呈现出新的格局,抒情小赋的出现,是这一变化的重要标志;受讲究对偶、声律和藻饰的风气的影响,骈文出现并走向成熟。

第一章建安文学

建安(196—220)是东汉献帝的年号,文学史上的建安时期从黄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大约五十年时间。

在东汉末群雄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并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

建安诗歌便是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统一这一历史时期的产物。

“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理想的远大抱负、积极通脱的人生态度,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梗概多气、慷慨悲凉的风貌。

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了“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风范。

建安文学的代表作家有“三曹”、“七子”和蔡琰等。

第一节三曹

一、曹操

曹操(155-220),字孟德,既是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也是一位诗人。

其诗继承汉乐府民歌“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以乐府旧题写时事,风格慷慨悲凉。

今存曹操诗歌二十余首,都属乐府诗。

其中一部分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和人民遭受的苦难。

如《薤露行》从汉室的昏庸腐朽、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失败、号召四方军阀为助,写到董卓威逼献帝西迁长安的事情,纯以史笔写成。

《蒿里行》写献帝初平元年(190),关东各州郡联合起兵讨伐董卓。

盟军会师之后,渤海太守袁绍、淮南尹袁术等军阀各怀私心,为争权夺利而自相残杀:

“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

势利使人争,嗣还(xuán)自相戕。

”诗歌最后六句写出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流露出作者感时伤乱的情怀:

“铠甲生虮虱,万姓以死亡。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234)由于诗作揭露现实深刻真实,所以明人钟惺《古诗归》卷七称其为“汉末实录”的“诗史”。

有些乐府诗表现了作者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和积极进取的精神。

这类诗歌慷慨激昂,具有浓郁的抒情气息。

《短歌行》是其中的代表。

诗歌先写时光易逝、功业未成的苦闷,接着通过对思念贤才、宴饮嘉宾的描写,表现了作者求贤若渴的心情。

末尾强调贤才多多益善,希望广揽人才以完成统一大业的壮志抱负。

(235)全诗在深沉的忧郁之中激荡着一股慷慨激昂的情绪。

《步出夏门行·龟虽寿》中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则表现出寿命有尽而老当益壮的豪迈胸怀。

《步出夏门行·观沧海》通过描写辽阔雄壮的沧海景色表现出诗人开阔的胸襟。

此诗可以称为我国现存的第一首比较完整的山水写景诗。

其中如“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正是以大海包容日月星辰的气魄,展示作者心胸的宽广。

(238)

今存曹操之文,多社会政治应用文,如表、疏、教、令、书等。

诸文政治性、应用性很强,常表现出作者自信、自负、直率、坦露的性格特点。

其文总体风格为清峻(简约严明)、通脱(即随便之意,在文章中想说什么便说什么)。

代表作有《让县自明本志令》、《举贤勿拘品行令》等,都以散句行文,朴实自然,不加雕饰,直抒胸怀,情真意切。

二、曹丕

曹丕(187-226),字子桓,是曹操次子,于公元220年废汉献帝自立,是为魏文帝。

现存诗约40首,形式多样,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杂言无所不备,多为对人生感慨的抒发和人生哲理的思考。

就题材内容而言,曹丕诗除一部分写游赏之乐的宴游诗外,以表现游子行役思亲怀乡、征人思妇相思离别者居多。

其诗借传统题材表现了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气氛,以及人生多故的伤离悯乱,风格清丽婉约。

如《于清河县见挽船士新婚与妻别》写新婚离别的痛苦,《杂诗》写游子思乡之情。

《杂诗》其二用比兴手法描写客子身不由己流离他乡的境遇,揭示出作者滞留异乡的惴惴不安的心情。

(259)

曹丕最著名的诗歌当数《燕歌行》二首,为我国现存最早的成熟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其一尤为出色。

诗歌写思妇在秋夜思念淹留他乡的丈夫,以深秋景物与自己的举止行为来衬托缠绵悱恻的相思之情,抒情细腻委婉,语言浅显清丽,句句押韵。

(257)

另外,曹丕的长篇杂言歌行《大墙上蒿行》意在探索人生哲理,最终却陷入悲观迷惘之中。

此诗被王夫之《古诗评选》誉为“长句长篇”的“开山第一祖”。

曹丕文章的语言渐趋华美,排偶气息和抒情意味都比较浓重,代表了文章由质趋华的倾向。

如《与吴质书》在追念旧游、感伤逝者中,描绘出友人的情怀与自己疏放的性情。

感情凄怆真挚,语言流畅婉转,文笔清秀俊丽,是一篇含蓄深婉、情文并茂的杰作。

《典论·论文》也是曹丕散文的代表作,其中多有关于当时文人或文学观点的叙述。

三、曹植

曹植(192-232),字子建,曹操第四子,建安时期最负盛名的作家,《诗品》称其为“建安之杰”。

现存诗80多首,辞赋、散文40余篇。

曹植的文学创作以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称帝为界,分为前、后两期。

前期生活安定,功名事业心极强,追求“戮力上国,流惠下民,建永世之业,留金石之功”(《与杨德祖书》)。

此时的诗歌主要表现这种雄心壮志,情调乐观向上。

如《薤露行》称:

“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

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

”渴望建功立业之心非常明显。

又如《白马篇》,塑造出一个武艺高强、渴望为国立功甚至不惜牺牲生命的幽并游侠的形象,充满豪壮乐观的精神。

如有:

“羽檄从北来,厉马登高堤。

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

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

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

名在壮士籍,不得中顾私。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寄寓为国建功的壮志抱负。

(267)

后期由于受到曹丕父子的猜疑、压制与迫害,虽有王侯的地位,却抑郁不得志,终于在愤懑与苦闷中死去。

这种生活遭遇对文学创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此时期的诗歌内容与前期明显不同,具体可分为以下四类:

1、表现壮志难酬的愤激不平之情。

如《杂诗》其五:

“仆夫早严驾,吾行将远游。

远游欲何之,吴国为我仇。

将骋万里途,东路安足由。

江介多悲风,淮泗驰急流。

愿欲一轻骑,惜哉无方舟。

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

”(262)此诗表示愿为伐吴效力,体现出立功沙场之志,情绪激昂慷慨,写到报国无门的境遇又极悲愤。

尽管曹植有为国建功之志,而朝廷对他却十分猜忌,不断地改变其封地。

《吁嗟篇》一诗以转蓬自喻,形象地描写出“十一年中而三徙都”的生活处境和痛苦心情。

诗中写道:

“长去本根逝,夙夜无休闲。

东西经七陌,南北越九阡。

卒遇回风起,吹我入云间。

自谓终天路,忽焉下沉渊。

”(272)写出漂泊不定的生活,显示了内心的悲愤。

2、抒写对遭受迫害的愤恨与反抗情绪。

如《野田黄雀行》,此诗大约是为好友丁仪、丁廙等人而作。

曹操在世时,曾有一些人拥曹植为太子,曹丕深恨之。

丕即位后,杀死了曹植的羽翼丁仪、丁廙等。

曹植欲救友人而不得,遂作此诗以寄托愿望。

作者以鹞、罗网喻施害者,以雀喻受害者,塑造出一个解救受难者的侠义少年的形象,寄寓了作者的理想和反抗情绪。

(273)

《赠白马王彪》是曹植后期的一篇重要作品。

黄初四年(223),时任鄄城王的曹植和白马王曹彪、任城王曹彰同去京师洛阳朝会,任城王到京后不明不白地死去(据《世说新语·尤悔》载,任城王被曹丕以毒枣毒死),诗人与白马王返回封地,又为有司所阻,不能同行,于是诗人“愤而成篇”,写下此诗。

此诗较长,所抒感情比较复杂。

如“鸱枭鸣衡扼,豺狼当路衢。

苍蝇间白黑,谗巧令亲疏”,痛斥了迫使他们分道而行的有司。

“奈何念同生,一往形不归。

孤魂翔故域,灵柩寄京师”,表达出对任城王暴亡的深沉悼念。

“变故在斯须,百年谁能持”,流露出诗人在岌岌可危的处境中惴惴不安的心情。

(263)

此诗感情真挚,悲愤之情溢于言表,且用叙事、写景、哀悼、劝勉等方式来衬托自己的心情,愈加亲切动人。

3、以思妇、弃妇形象寄托身世,言志抒情。

如《七哀》描写思妇怀念游子的哀怨,主旨在于托男女以喻君臣,吐露作者对曹丕父子压制自己的怨恨。

诗中以“清路尘”比喻得意的丈夫,以“浊水泥”比喻失宠的妇女,实为自比,设想巧妙。

“明月照高楼”二句,以写景显示思妇的哀怨之情,意味深长。

(260)

4、以游仙为题材的诗。

由于作者生活处境艰难,处处受到压制,怀才不遇,因此感慨时光流逝,功业难成,于是到虚幻境界中寻求精神解脱,写出一些游仙诗。

如《远游篇》、《游仙诗》、《仙人篇》等,虚构出纯洁明净的神仙境界,与自己所处的现实社会形成对比,寄托了自己美好的理想。

曹植诗歌文采气骨兼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

钟嵘《诗品》评价其诗曰:

“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

”曹植诗描写细致,辞藻趋向华丽,完成了乐府诗向文人诗的转变。

善用比喻,注意对偶、炼字和声色,工于起调,善为警句,也是曹植诗的突出特点。

诗歌以外,曹植的辞赋与散文也很有名。

《洛神赋》是黄初三年(222)曹植过洛水时想起洛水之神宓妃的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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