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诗文赏析之十七《归园田居五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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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渊明诗文赏析之十七《归园田居五首》

归园田居五首(赏析选其三)

其一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

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归园田居五首》,属于组诗,作于晋安帝义熙二年(406),即作者归田后的第二年、四十二岁之时。

这是第一首,表现作者对田园生活的赞颂,对大自然的热爱,对官场社会的憎恶。

由于作者几经仕宦,谙知社会黑暗,他“不堪吏职”,在去年(405)仅作了八十一天的彭泽县令便毅然辞官归田。

因为刚离尘世,愤激之情甚烈,故诗一开端就说: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

”开门见山,直抒胸臆,说自己从小就没有适合世俗的情调,本性爱好大自然山水,这显然是牢骚与愤懑之词,为自己归田作了极好的说明,亦为以下赞颂大自然埋下了伏笔。

因为本性爱好自然,根本不应入世,所以说:

“误落尘网中,一去十三年。

”用“尘网”喻社会,说明统治的苛严。

“尘网”前冠以“误落”,深表自己对以往出仕的悔恨。

十三年,是指作者于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393)廿九岁为江洲祭酒,至晋安帝义熙元年(405)四十一岁时辞去彭泽县令,整整十三年;一作“三十年”,多数注者认为是错误的,而逯钦立先生则认为是夸张之司,极言做官时间之长。

他举《史记·匈奴传》:

“秦灭六国,而始皇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

”而《蒙恬传》则称:

“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伐戎狄”为证(见逯校注《陶渊明集》)。

这种解释,仅供参考。

而当时在官场的心情是怎样的呢?

“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

”作者没有直说,而是用拟人化的手法,借用“羁鸟”、“池鱼”两个比喻来暗寓自己的处境和心绪,说明自己极不自由,极端苦闷,从而希望返回“旧林”、“故渊”,过“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无拘无束、自由自在的生活。

在曲折而储蓄的语言里透露了他愤世嫉俗的感情。

此二句以鱼鸟喻己,与第三句以“尘网”喻社会是紧相照应的,从细微处可见作者构思的缜密。

作者终于以果决的行动摆脱了“尘网”的束缚,实现了归田的愿望:

“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

”他开辟荒地,不辞稼穑艰辛;生活贫困,不畏衣食饥寒。

他常在诗文中表现他的人生理想:

“抱朴守静,君子之笃素”;“宁固穷以济意,不委屈而累己”;“草庐寄穷巷,甘以辞华轩。

”安贫乐道,以此为洁行。

这在当时追名逐利、安富尊荣的社会风尚里,是为人所料想不及的,而作者却不顾时俗的拘囿,独标高格,以“守拙”为荣,正可见他情操的高尚、理想的纯真。

沃仪仲说:

“有适俗之韵则拙不肯守,不肯守拙便机巧百端,安得复返自然?

此句如负重乍释,真觉快乐”(黄文焕《陶诗析义》卷二引)。

后世极为称颂他“守拙”的人格,萧统说读了陶文,则“贪夫可以廉,懦夫可以立”(《陶渊明集序》);钟嵘说:

“每观其文,想其人德”(《诗品》)。

作者安于田园生活,并极写它的美好:

“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

”这是一幅和平恬静、安适自在的图画,诗人感到冲出“尘网”、“樊笼”的喜悦和得以生活其间的快慰。

这纯朴平静的生活恰是与“真风告逝,大伪斯兴”,“八表同昏,平路伊阻”的虚伪狡诈、勾心斗角、犹嚷纷乱的污浊社会相对照的。

作者对田园生活的赞美,实际是对人事社会的鞭笞,不过这是一种暗写,寓针砭于褒奖之外,它不露声色,如同戏剧中的潜台词。

作者描绘田园画面,有如电影镜头,渐渐从近景推至远方:

“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

”“暧暧”、“依依”二词把景象描绘得传神如画,你好象看到远景的真切,但又不甚分明;朦胧的炊烟,袅袅上升。

作者把远景与近景连接起来,使人感到田园风光辽阔无际,美不胜收。

以上六句是作者通过“方宅”、“草屋”、“榆柳”、“桃李”、“远村”、“墟里”等静物来表现静谧的环境;接着,又用另一种相反的手法,以有声来反衬它的幽静:

“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

”“狗吠”、“鸡鸣”,都是有声的,有声则不显“静”。

可是从“深巷”中发出的狗吠,“桑树巅”上传出的鸡可历历辨析,就进一步哄托了环境的安静。

如果外界喧哗扰嚷闹成一片,则听不见狗吠鸡鸡,更不能清楚地辨析。

这种以动托静、以声显寂的手法,梁朝诗人王籍在《入若邪溪》中也用过:

“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

”相比这下,陶意含蓄,艺术境界更胜一筹。

所以苏轼对“暧暧远人村”四句非常赞赏,说是“如大匠远斤,无斧凿痕”(见都穆《南濠诗话》)。

农村,不仅田园静美,而且室内悠闲:

“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

”无尘杂,是指没有世俗的应酬,没有官场的繁文缛节,没有仕途的明争暗斗,一切是那样的清静无为、闲适自得。

作者把室外室内的恬静安适、环境心境的平和宁静融为一体。

清代方东树对其描写极为称赞,他说:

“‘方宅’十句不过写田园耳,而笔势骞举,情景即目,得一幅画意。

而章节铿锵,措词秀韵,均非尘世吃烟火食人语”(《昭昧詹言》)。

末尾两句总收全篇: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他归居田园,象飞出笼中的鸟,跳出网中的鱼,特别感到舒畅欢快。

只有体验过官场倾轧痛苦的人,才能感受这清静悠闲的乐趣。

末三字“返自然”与开头“爱丘山”志趣吻合,首尾照应,结构严谨。

全诗抒情、写景、叙事融为一体,杂以动静相托,远近相连,内外相依的手法,把田园风光、人生乐趣写得水乳交融。

从平淡中见思想的深蕴,质朴中见感情的丰腴。

语言通俗,叙写真实,艺术上颇见锤炼功夫。

·苏者聪

其二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这首诗是《归园田居五首》的第二首,写作者归田后的闲适自得生活和对于庄稼的浓厚情感。

全诗可分为三层:

开端四句是写田园生活的静謐;中间四句是写生活在田园与田夫野老相得的志趣;末四句是写作者对农作物的关注和与之共命运的情感。

“野外罕人事,穷巷寡轮鞅”中的野外、穷巷,是与繁华闹市、官场争斗相对立的。

轮,车轮。

鞅,驾车时马颈上套用的皮带。

轮鞅,指车马。

这两句写农村荒野僻静,少有应酬交往。

农村虽处“野外”,只有“穷巷”,但却没有“人事”的烦恼和“轮鞅”的喧哗,作者暗中流露出欣喜快慰之情。

“白日掩荆扉,虚室绝尘想”。

“荆扉”,是柴门。

这两句写作者归隐后生活简陋愉快,思想单一纯真。

这在《答庞参军》诗中亦有描写:

“衡门之下,有琴有书;载弹载咏,爰得我娱。

岂无他好?

乐是幽居;朝为灌园,夕偃蓬庐。

”他安贫乐道,以守志为荣,以幽居为乐,“以善自名”。

“绝尘想”三字,看出他摒弃了个人利欲杂念,与当权者作了最后决裂。

这是由于“立善”的信念支持着他,使他保持了名节。

从这两句诗我们看到作者初归田园,颇有几分闲适,这在其它诗文里也有记载:

“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

他一边劳动,一边读书赋诗,饮酒弹琴,过着悠游自得的生活。

他开初的劳动不象后来那样艰苦,生活也不象后来那样贫穷。

这是因为他刚辞彭泽县令,还略有余资,犹有储存。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他有奴子。

汉晋时候的奴子,是不但侍候主人,并且给主人种地、营商的,正是生财器具。

所以虽是渊明先生,也还略略有些生财之道在”(《隐士》)。

故在衣食温饱之余,得以逍遥自乐,这正是初归田园时的生活写照。

“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

”“曲中”,一作“里人”。

似以“里人”为是。

作者在耕作之余与农民随意交往,亲密无间。

他没有封建士大夫的架子,是那样平易近人;而农民也把他当作知己,热诚相待,这比起在官场“束带见督邮”的拘谨来,是多么自在!

“时复”二句,生动地写出诗人劳动之余与农民随意攀谈交往的情状。

他们攀谈些什么呢?

“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

”不言它事,唯道桑麻,说明已无尘世的奢想。

如黄文焕说:

“一切出仕应俗之苦套,不复入耳目矣”(《陶诗析义》卷二)。

他归田后专心致力农事,对亲手种植的庄稼十分关切,他是真心归耕田园,不象某些人为了窃取名利而假隐,也不象某些人虽不满统治者,但又眷恋利禄而作的“中隐”,他是从思想上行动上与统治者作了真正的决裂。

他身在田园,志在田园,言行一致,表里如一。

清代温汝能说:

“‘相见’二语,逼真田家气象,陶诗多有真趣,此类是也”(陶诗汇评)卷二)。

诗人的思想感情与庄稼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他为庄稼的茁壮成长,耕地面积的日益扩大而兴奋、而喜悦;又为庄稼遭霜霰侵袭凋零而担心、而忧虑,故说:

“桑麻日已长,我土日已广。

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

”他这种关心农事,与农家通声息的行为,在门阀等级森严的时代,是值得肯定的。

对作者寄慨田园的诗歌,我们应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价。

方东树说:

“‘桑麻日已长’以下乃申续乐意耳。

只就桑麻言,恐其零落,方见真意实在田园,非喻己也”(《昭昧詹言》),这评价是符合诗人创作思想的。

但也曾有人违背作品原意去任意比附,以见微言大义,把这首诗硬说成是政治诗。

如元人刘履说:

“然我之生理有成,而志愿已遂,但恐天时变革,霜霰凋伤而零落同于草莽耳。

盖是时朝廷将有倾危之祸,故有是喻。

然则靖节虽处田园而不忘忧国,于此可见矣”(《选诗补注》卷五)。

其实完全是牵强附会,歪曲了作者的写作意图。

我们认为结尾两句忧念农事,形象鲜明,含义深邃,恰妙在不假雕饰。

全诗质朴自然,不借典故,不用丽藻。

叙事写物,朴实无华;抒情遣兴,真切直率,“不待安排,胸中自然流出”(朱熹《朱子文集》)。

语言明白省净,韵味幽深,耐人咀嚼。

·苏者聪

其三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这首诗是《归园田居五首》的第三首,叙写了农事劳动的艰辛和劳而无怨的思想。

“种豆南上,草盛豆苗稀。

”上首诗写桑麻,这首写种豆,在组诗中次序井然。

“种豆南山”,于写实中活用典故,《汉书·杨恽传》:

“田彼南山,芜秽不治。

种一顷豆,落而为萁。

人生行乐耳,须富贵何时!

”借以表现对荣名利禄的鄙视。

作者虽志在田园,但初归时的劳动效果不大理想,庄稼长得不好,豆苗还没有草多。

这一方面是因土地荒芜贫瘠,杂草丛生,地广人稀,难以根除;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不善于劳动,一个封建士大夫,刚离官职的县太爷,既没有耕作经验,又没有耕作能力,种不好庄稼,也是情理中的必然。

他对“草盛豆苗稀”的状况是不甚满意的,但不文过饰非,这符合他一贯“任真自得”的性格。

萧统说他为人率直,不矫饰言辞,曾与人饮酒,不论贵贱,若先醉,便对客人说:

“我醉欲眠,卿可去!

”(《陶渊明传》)诗人襟怀坦荡如此。

钟惺说:

“幽厚之气,有似乐府。

储、王田园诗妙处出此”(《古诗归》)。

尽管豆苗长得不景气,可他却付出了辛勤的劳动: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晨兴”,写早起;“带月”,写晚归,看出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辛劳。

“理荒秽”,写他归耕后垦荒工作的艰难。

作者在其它诗中也记载过这种劳动的艰苦:

“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

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

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

”尽管每天劳动时间很长,从日出到月出,身体很疲惫,然而诗人没有丝毫怨言,反而用“带月荷锄归”的悠闲笔调写出他劳动后的轻快。

我们好象看见诗人在月出山岗之后,心满意得地扛着锄头,哼着诗句,漫步归家的情景。

此时,人与月与自然环境构成了一个和谐的统一体,诗人心灵的舒畅,通过艺术的笔触,净化为一种崇高的自然美、精神美、诗歌美,活脱出一个美好静谧的意境和悠闲自得的形象。

“带月”句可说是神来之笔,它变劳苦为欢快,化困倦为轻松,具有点染之功。

温汝能说:

“‘带月’句,真而警,可谓诗中有画”(《渊诗汇评》卷二)。

陈祚明说:

“‘晨兴’四句,风度依依”(《采菽堂古诗》卷十三)。

可知这数句诗的艺术魅力。

“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道,是指从南山归家途中的小道,它偏僻荒野,草木丛生,难以行走。

这并非是指人们“共来往”的道路,所以上首诗不能据此来解释“披草”为“拨开草”。

“草木长”的长字,不读上声,而读平声,是说草长得很高。

这两句是进一步写田园荒芜,归耕艰难。

以上六句叙写耕作生活,真切朴实,宛如在目。

方东树赞颂说:

“真景、真味、真意如化工,元气自然,县(悬)象著名”(《昭昧詹言》)。

最后作者抒发感慨:

“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夕露沾衣,本使人不快,而诗人却说:

“不足惜”,只要使“愿”无违。

他的“愿”究竟是什么?

它既有儒家洁身自好、安贫乐道的思想,亦有道家的反朴归真、顺应自然的意念,并且这二者常常融为一体。

因此,他把劳动当作“立善”的手段,精神的寄托,生活的依靠,理想的归宿。

只要保持名节,他劳而无怨。

末两句在诗意上作一转折,使作品进入一个思想高度,韵味悠深,耐人寻绎。

清杨振纲说:

“文章之妙,全在转者,转则不板,转则不穷”(见郭绍虞《诗品集解·委曲》注七所引),方东树说:

“末两句当换意。

古人之妙,正是能断、能续、能逆、能倒找、能回曲顿挫,从无平铺直衍”(《昭昧詹言》)。

这正是作者的高明之处。

这首五言诗,主要是采用“赋”的手法,通过叙事来表现思想感情,其中没有景物的描写、气氛的烘托,也没有比兴的运用,几乎全用叙述,只在末尾稍发议论,以点明其主旨。

全诗叙写真实,发自肺腑,所以《后山诗话》说:

“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尔。

”《藏海诗话》说:

“子由叙陶诗,‘外枯中膏,质而实绮,癯而实腴’,乃是叙意在内者也。

”日本学者近藤元粹说这首诗是“五古中之精金良玉。

”陶诗受到中外诗评家的如此赞誉,可见其征服人心的艺术力量。

·苏者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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