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化视角下的农民工流动问题及其优化对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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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化视角下的农民工流动问题及其优化对策

“三化”视角下的农民工流动问题及其优化对策

刘刚于晓东

2013-01-0914:

39:

19　　　来源：

《北京交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京）2012年3期

　　【内容提要】我国农民工流动现象是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交错作用的结果，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

大量的农民工进城，为城镇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也带动了农村的开放与进步，成为推动我国“三化”快速发展的动力源泉，但同时，也暴露、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影响“三化”的进程。

应通过确保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健康发展、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步伐、加大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支持力度来优化并最终解决农民工的流动问题。

　　【关键词】农民工流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

　　一、引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持续、快速的增长。

2011年，我国GDP高达47.16万亿元，较1979年的6175亿元增长了近76倍。

在国民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的同时，我国的社会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一方面，我国工农业生产方式不断升级，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更加深入；另一方面，我国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市在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中心地位进一步凸显。

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以下简称“三化”）的持续推进，我国传统的城乡二元结构发生变化，阻碍劳动力城乡流动的政策壁垒逐渐消融，出现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农民工，即进入城镇或在本地乡镇企业务工的农村户籍人员。

根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据，2011年全国农民工总数为2.53亿人，占农村总劳动力数量的近50%，其中外出务工农民工数量为1.59亿人。

与2010年相比，农民工总量增加近1100万人①。

在“三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农民工流动的速度和规模不断增长，农民工流动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二、“三化”视角下的农民工流动现象

　　国外经验表明，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向城镇转移的过程，都伴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及农业现代化的深入与发展。

一方面，农业现代化的推进，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摆脱土地的束缚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工业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快速膨胀，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镇工厂成为工人，进而成为城镇居民。

随着城镇居民数量的增长，城镇化的步伐加快，最终实现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同步发展。

在我国，一方面，随着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工业生产需要大量的劳动力，对数以亿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着极大的需求，吸引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工业生产部门劳动；另一方面，农业现代化所引发的机械化生产所带来的规模经济逐渐代替了手工劳动的小农经济，在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土地产出率上升的同时，减弱了农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加快了劳动力的释放过程[1]。

然而，由于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滞后于工业化进程（见图1），城镇难以为这些源源不断转移出来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基础生活设施和社会保障条件。

同时，由于城乡户籍制度的制约，众多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虽然工作、生活在城镇，却依然属于原来的农村户籍，不能享受与城镇居民相同的生活条件与社会福利，无法转化成拥有务工地城镇户籍的城镇居民，从而形成了特殊的农民工流动现象。

可见，我国农民工流动现象是工业化、城镇化与农业现代化交错作用而产生的结果，是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体制的产物[2]。

　　当前，我国农民工流动现象主要呈现出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我国的农民工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且增速不断加快。

第一次农业普查数据显示，1996年，我国约有农民工3400万人。

从1996年至2000年的5年时间内，每年新增农民工约500万人；而进入21世纪之后，农民工每年的增长数量发展到1000万，到2011年农民工总量突破了2.5亿人。

总体而言，农民工数量增长迅速，且明显高于总人口及农村人口的增长速度。

　　第二，我国农民工的基本流向是从经济落后地区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但近年来，这一流动格局出现了新的变化。

首先，受到国家政策，特别是国家西部大开发政策的影响，中西部地区加强了基础设施和工业企业建设，为农民工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因而，在中西部地区务工的农民工数量持续增加，出现了农民工从东部地区向中西部地区回流的现象（见表1）。

其次，跨省外出的农民工比重下降，而在省内务工的农民工数量增加较多，中西部地区农民工就近转移速度加快[3]。

　　第三，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农民工队伍的主要力量[4]。

近年来，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逐步成为农民工队伍的核心力量。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在于更加看重个人的发展与前途，并渴望在城市长期生活，试图融入城市文明。

该部分劳动力进入城镇工作，能够为城镇提供稳定的劳动力供给。

同时，在农民工队伍中，新生代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较高，特别是具有中专和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见表2）。

因此，新生代农民工流入城镇，能够有效提高我国农民工群体的劳动力素质，对我国“三化”的发展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三、农民工流动对“三化”的贡献

　　大量农民工由农村进入城镇，在为城镇的发展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带动了农村的开放与进步，成为推动我国“三化”快速发展的动力源泉。

农民工流动对“三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工向城镇的流动优化了我国的产业结构与就业结构，为工业化进程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

　　第一，农民工流动促进了我国产业结构的调整、优化与升级。

一般而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就业结构的变化是相辅相成的。

一方面，三次产业对劳动力需求的变化，会推动和引导就业结构发生相应的变化，实现就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互满足与相互协调；另一方面，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进行合理分配，能够满足产业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保障产业的正常发展，并最终推动产业结构进行优化升级。

我国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大量农民工由农村向城镇流动的现象，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转移的规模不断扩大，实现了劳动力的优化配置，满足了工业化的启动和发展对劳动力的旺盛需求，有效地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

　　第二，农民工的流入有效降低了我国工业化的成本，有利于我国工业化的推进。

据估计，在不包括住房、医疗、养老保险等福利待遇的前提下，农民工的工资水平为国有企业职工工资水平的68%；而当包括以上福利时，农民工工资水平仅为国有企业职工的44%[5]。

另据世界银行的研究证明，劳动力由生产率较低部门向生产率较高部门的重新配置，对GDP增长率的贡献份额为16%到20%。

据此估算，在2011年，我国农民工可为国民经济提供剩余积累1.38万亿元。

由此可见，农民工的流动有效降低了我国工业化的成本，对加速我国工业化进程和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的贡献[6]。

　　2.大量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提高了城镇的建设速度和生活水平，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

　　第一，农民工流入城镇，加快了城镇化的建设速度。

城镇化的快速发展离不开住房、道路等基本设施的改善和增加，而这些硬件基础的升级又是建立在大规模、高强度的社会劳动之上的。

在很多城镇，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计划生育制度的影响，当地居民已经基本退出了与城镇建设相关的行业，而廉价、充足的农村劳动力流入城镇，有效地填补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这一空缺。

我国农民工，尤其是第一代农民工，具备吃苦耐劳的群体特点，十分符合城镇建设相关行业的工作要求；又因其群体规模巨大，能够满足我国日趋快速的城镇化建设需要。

因此，农民工流入城镇，是加快城镇建设步伐的重要推手。

　　第二，农民工流入城镇，提高了城镇居民的生活水平。

在进城农民工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从事餐饮、修理、搬运等生活服务业，这部分农民工以其灵活多样的服务，丰富了城镇服务市场，便利了城镇居民生活。

而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数量的增加，农民工流动对提高城镇生活水平的作用将会愈发显著。

新生代农民工在选择行业时，不仅看重岗位的工资水平，也很看重岗位提供的工作环境和职业发展前景。

因此与上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体面、安全和有发展前景的服务业工作。

根据一项覆盖北京地区的调查结果，选择餐饮、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的新生代农民工比例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

据此可以推断，农民工向城镇的流动对提高城镇生活水平的效果将会更加明显。

　　3.农民工进城务工，有助于提升农村的物质生活水平和文化素养，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奠定基础

　　第一，农民工外出务工有助于农村家庭收入的增加，为农业现代化的推进提供了物质保障。

在农业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需要进行一定规模的初始投资。

长期以来，原始资本的缺失制约着我国农业现代化的大规模普及和发展。

而最近几年，农民务工收入的持续增加，有力地推动了农村家庭收入的增长。

截至2010年，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达2431元，较2009年增长17.9%，增速同比提高6.7个百分点，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全年增收的贡献率高达48.3%②。

随着农民收入的快速增加，越来越多的农民有能力进行农业生产设备、技术方面的投资，这为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大量农民工外出务工，有利于提升农村居民的整体素质，易于农业现代化理念的广泛理解和接受。

农民工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受城镇现代化的影响，观念不断更新，知识和才能得到大幅度的提升，逐步树立起与新时代相适应的新思想、新观念。

农民工的视野得到了拓宽，使其不再满足于传统农业的生产技术和方法，更倾向于采用科学种田、良种培育等新技术和新方法。

同时，返乡农民工文化素质的提高，也有力地推动了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及农业产业化进程。

　　四、农民工流动引发的“三化”问题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在推动“三化”进程的同时，也暴露、引发了一系列问题，影响“三化”的可持续发展，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民工的劳动权益缺乏保障，不利于工业化的健康发展

　　我国的工业企业正处于快速发展期，充足、稳定、廉价的劳动力资源的供给是维持企业正常运营、扩大企业生产规模乃至提升企业国际竞争力的重要保证。

但一方面，由于城乡二元结构和户籍制度的制约，农民工在职业技能、社会关系以及社会能力等多个方面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加之现阶段我国相关法律体系不健全、劳动力市场相对无序等原因，农民工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事件屡有发生，打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外出务工积极性。

另一方面，出于保护当地居民就业的考虑，部分地方政府出台相关法规、政策，对外来务工人员在就业技能、就业方向以及就业规模等多个方面进行限定，造成一部分农民工因不符合相关规定无法进入城镇务工。

这些现象都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城镇劳动力的供给数量，提升了企业的招工、用工成本，进而制约了我国工业化的深入发展。

　　另外，农民工的流入虽然降低了我国的工业化成本，但从长期上看，过分依赖廉价劳动力将不利于我国工业化的升级和发展。

过去30多年间，农民工进城为我国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但最近几年的发展迹象表明，随着劳动力等生产要素价格的不断上涨，我国工业化所长期依赖的低成本优势正逐渐丧失，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面临被弱化的威胁。

要摆脱这一威胁，就必须寻找新的发展突破点。

国外的相关经验显示，劳动力素质的提高对于企业提高产品质量、进而提高品牌形象意义重大。

而我国农民工群体虽然数量庞大，但其劳动素质偏低、同质性过高。

因此，我国的工业化要想突破原有的发展轨迹，实现突破式发展，就必须摆脱低成本导向的人力资源管理方式，转而推动高素质员工队伍的建设。

　　2.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进入城镇，增大了城镇化的发展压力

　　农民工大规模流入城镇，在为城镇发展注入活力的同时，也增加了城镇发展的压力。

为了容纳这部分迁入人口，城镇需要为其提供相应的住房、交通、医疗等生活资源，并满足随父母进入城镇的学龄儿童接受教育的需要。

而目前，我国的城镇化进程正处于发展的相对初级阶段，城镇所能提供的生活资源数量有限，难以满足日益增多的外来人口的需要。

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国有企业改革，使得大批城镇居民下岗，城镇就业压力沉重。

而农民工的流入，更加剧了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不平衡。

最近几年，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住房销售、出租价格快速上涨，不仅加重农民工等外来人口的生活成本，也阻碍了城镇化的健康发展。

因此，如何快速、有效地为农民工等外来人员提供生活资源，成为了城镇化进程中的一道难题。

　　同时，农民工进城后难以融入城镇生活，降低了城镇化的发展质量。

农民工由农村流入城镇，脱离原来所属的社会群体，传统的家庭、家族、邻里社会约束力减弱。

而在城镇，由于生活习惯、思想意识、交往能力、社会地位等诸多因素的制约，农民工又难以同新的群体建立起牢固的联系，出现了农民工虽然工作、生活在城镇，却难以适应城镇生活，融入城镇社会的现象，不利于城镇化的高质量发展。

　　3.农村劳动力大规模外流，影响农业现代化的推进

　　现阶段，我国的农业生产呈现出以下两大特点：

一方面，农村仍沿袭着人工耕作的生产方式，农业生产对于劳动力数量仍存在着较大程度的依赖；另一方面，以机械化、电气化、水利化、化学化为特点的现代农业生产方式正快速兴起，农业现代化成为农业生产的发展趋势。

但在这一背景下，农村劳动力，尤其是青壮年劳动力大规模外流，减少了农业生产领域的劳动力供给，影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导致耕地闲置、耕地抛荒等现象的出现，减缓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步伐。

同时，外出务工者大多属于农村劳动力中的“精英群体”，具有活动能力强、文化水平高、学习速度快的特点。

这部分劳动力的外流，势必会降低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从而阻碍了农村农业科学知识的普及、优良生产方式的推广，不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对农业的深度、广度开发，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农业现代化建设[7]。

　　另外，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外流所引发的“青少年务工热”、“留守儿童”等现象，也不利于农业现代化的长远发展。

在农村地区，一方面，由于务工收入远远高于务农收入，部分正处于学习阶段的青少年主动放弃学业，进入城镇务工。

另一方面，由于父母进城务工，一部分儿童得不到必要的家庭教育，导致其学习成绩和学习能力普遍不如正常家庭的儿童，失学、中途辍学的比例明显偏高。

作为农村劳动力的后备力量，学习能力强、接受能力强的青少年群体将在农业现代化的推行和深入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目前，弃学、失学、辍学等现象的出现和蔓延将降低这一群体的知识水平和学习能力，从而不利于农业生产新观念、新技术、新方式在农村的应用和推广，影响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未来。

　　五、“三化”视角下农民工流动优化对策

　　农民工流动问题产生于“三化”进程中，体现着“三化”的发展特点。

因此，应将农民工流动问题放到统筹“三化”进程的视野中，充分考虑其与“三化”的互动关系，以城乡一体化与可持续发展为根本目标，按照循序渐进、集约发展、比例协调的原则，统筹考虑农民工流动对“三化”发展速度与建设质量的影响，形成良性互动的合力系统。

具体优化对策可以从以下几方面入手[8]。

　　1.确保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健康发展

　　第一，推动农民工流入地的经济模式转型，摆脱工业化对廉价劳动力的过度依赖。

长期以来，大量外来农民工的流入和较低的工资水平维持了我国企业的比较优势。

但随着劳动力工资水平的提高和人民币汇率的上升，单纯依靠低成本的经营模式已很难为企业赢得突破式发展。

现阶段，我国企业，尤其是农民工流入地区的企业较为普遍地缺乏创新的动力，试图继续依靠引进国外技术、效仿国外经营模式的方式，从事产品附加值低、品牌价值弱的生产活动。

有鉴于此，政府应从改变行业格局和构建创新体制两方面入手，推动企业发展模式的转型。

在改变行业格局方面，政府应进行政策性引导，提高行业集中度，形成“以大企业为主导，大中小企业协调发展”的局面。

总体而言，我国各行业的行业集中度相对较低，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和话语权的大型企业相对较为缺乏，从而造成我国的出口企业陷入“订单型经济”，严重依赖国际市场的局面。

因此，政府应鼓励企业间的收购与兼并，培育一批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型企业集团，实现企业内部和行业内部的规模效应，提高我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同时，政府应引导并鼓励同行业企业，尤其是具备创新资源优势的外向型企业建立战略联盟，集中各个企业的优势共同开展产品研发、品牌培育以及营销网络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增强行业的综合实力[9]。

在构建创新体制方面，政府应通过制度和财政上的倾斜，对产品研发、营销模式优化、品牌培育等有助于实现产业优化升级的关键环节予以支持，推动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营建。

同时，继续推动“国家创新设计计划”、“国家品牌计划”等国家创新战略计划的实施，并鼓励地方政府加强对创新的重视，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和需要，制定技术开发和品牌发展的地方性战略规划，大力推进产品价值链的提升[10]。

　　第二，维护农民工的劳动权益，满足工业化对劳动力的需求。

为了保证法律法规能够切实地保障农民工的合法权益，政府应建立确保法律法规得到有效执行的监督机制。

监督机构的工作重点应聚焦于推动农民工劳动合同化与农民工劳动环境改善这两个方面。

在推动农民工劳动合同化的过程中，监督机构不仅要对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的现象进行处罚，还应加强对劳动合同备案的检查，将企业凭借其强势地位强加于农民工的“霸王条款”、无效条款消灭在合同履行之前，从源头上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而在改善农民工劳动环境方面，监督机构应依照《劳动法》及相关法律规定，杜绝超时使用劳动力、劳动环境不达标准的现象，防止因工作时间过长、工作环境恶劣给农民工带来生理和心理上的伤害。

　　2.大力推进城镇化建设步伐

　　第一，通过小城镇建设，分担城镇化的发展压力。

在吸收农村劳动力就业和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方面，小城镇将发挥重要的作用，可以缓解大中城市的就业压力和定居压力。

现阶段，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相当庞大，短时间不可能让他们都进入大城市就业。

要满足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需要，就必然通过发展县域经济和乡镇企业，为农村剩余劳动力提供转移机会。

小城镇具有进入方便、转移成本低等优势，依靠小城镇的城镇化发展来吸纳农村劳动力是行之有效的途径。

从国际城镇化的实践看，许多发达国家都把小城镇的发展放到突出位置，使之成为民众安居乐业的理想居所。

　　中国的小城镇大多依托乡镇企业和自有资金建设，城镇基础设施相对落后，缺少足够的吸引力，这需要国家加强扶持。

政府可以引导一些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源开发加工型产业向县域经济合理转移。

把小城镇作为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的聚集基地来发展，重点发展现有的区域性交通枢纽和部分基础条件好、发展潜力大的小城镇，充分发挥其自然资源、经济条件和人文环境方面的优势，形成具有当地特色的支柱产业，充分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

鼓励中小企业和乡镇企业向小城镇聚集，进而形成企业集群，扩大就业容量，从而提高城镇化水平。

同时，通过提高小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引导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吸引一部分农村人口向县城和重点城镇转移，为他们最终转化成城镇居民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逐步清除户籍制度、公共服务、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政策壁垒。

运用市场机制，调动社会投资的积极性，建立可持续的小城镇基础设施投入和管理体制。

以县城、中心镇和乡镇企业发展的集中地为依托，结合新农村建设发展规划，合理布局，统一计划，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

　　第二，在城镇化建设过程中，政府应高度重视农民工群体的市民化诉求，积极构建有利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政策环境与社会环境。

政府应充分认识城乡分割的就业制度给农民工在求职、就业以及管理等方面造成的不平等待遇，逐步放松对农民工所从事的职业和工种的限制，取消对农民工就业强制性收取的管理费。

同时，政府还应在子女入学、医疗保障、住房补贴等环节上，有计划、分批次地将农民工纳入城镇社会福利覆盖范围。

另外，出于缓解技术型工人匮乏的状况以及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就业难的考虑，政府还应通过加强对农民工的技能与素质培训，将普通农民工改造成技能型劳动力，提高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

针对以“80后”、“90后”为主体的新生代农民工，政府除了要进行必要的劳动技能培训之外，还应重视对其价值观、生活与交往方式等方面的引导，强化其对城镇生活的适应能力，全面推动农民工市民化的发展进程[11]。

　　当然，要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问题，还应改革城乡户籍制度，逐步建立起统一的户籍制度，鼓励不同地区根据各自的情况，如当地财政收入、城镇承载能力、农民工进城务工人数等，对农民工渐次开放户口准入，尤其是有条件的地区，应加快农民工向市民转化的进程，最终让农民工真正转变成户籍居民，与市民享有同样的城镇生活福利与待遇，实现城镇化的本质性发展。

　　3.加大对农业现代化发展的支持力度

　　第一，加强农业基础设施建设，以生产设施与生产技术的进步弥补农民工进城务工所造成的劳动力短缺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针对农村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转移的现状，政府应重点发展技术含量高、劳动力使用少的现代化农业。

而实现这一目标的基础，在于加大农田水利、电力、供水、交通等基础设施的建设。

具体而言，政府应着手建立从设施设备到生产管理的相关标准，加大投资力度，引进先进生产技术，鼓励农业自主科技创新，形成设施完备、生产规范、产量稳定、保证质量的生产体系。

同时，政府需要在农村建立农技推广站、林业站、文化站、农业信息服务网等农业服务体系，加强对农民的技术、信息指导，并着重扶持农业多功能综合服务组织的建设，对农业机械设施进行相对集中的管理，实现规模经营，逐步取代目前的各户零散经营，发展具有一定规模效益的多元化农业综合服务体系。

　　第二，加强农村劳动力的教育培训，为农业现代化的普及和推广构建文化基础。

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主要障碍是自身素质较低，因而，当务之急是加大对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培训力度，全面提高农村劳动力的质量。

农村劳动力培训教育一方面要针对农民文化程度较低的特点，注重农村基础教育，大力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扫除青壮年文盲，从源头改善我国农村人力资源的质量；另一方面，要强化培训内容的适用性，根据农业生产和进城务工对农村劳动者就业能力的需求，推动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开展各种层次和类别的教育培训，使农村劳动力能够适应现代化的生产理念、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

　　第三，加强农村科技人员队伍建设，升级农业现代化的发展水平。

政府需要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入，加强农业科技人员队伍建设。

农业科技人员是农村人力资源中的宝贵财富，他们推动着我国农业现代化技术和设备的广泛运用，极大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目前，农村的农业科技人员数量和质量还不能适应农业现代化的发展需要，加强农业科技人员的队伍建设迫在眉睫。

一方面，政府应该建立健全农业科技推广体系，培养适合本地农业现代化发展需求的农业科技人员，改变在一些地区几乎没有专职农业科技人员的现状。

另一方面，加强本地农业科技人员培训和再教育，更新农业科技人员的知识水平和结构，使他们能够紧跟农业科技发展的步伐，更好地推进本地的农业现代化进程。

　　注释：

　　①详见国家统计局：

国家统计数据库，http:

//219.235.129.58/welcome.do

　　②详见国家统计局：

《中国统计年鉴》，2011年版。

　　【参考文献】

　　[1]韩长赋.中国农民工的发展与终结[M].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

　　[2]王玉西，崔传义，赵阳，等.中国二元结构下的农村劳动力流动及其政策选择[J].管理世界，2000，（5）.

　　[3]盛来运.流动还是迁移[M].上海：

上海远东出版社，2008.

　　[4]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社会学研究，2001，（3）.

　　[5]谢建设.新产业工人阶层转型中的“农民工”[M].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72.

　　[6]刘秀梅，田维明.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J].管理世界，2005，

（1）.

　　[7]王学真，高峰，王金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