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27年我终于明白了读书是有用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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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腾27年我终于明白了读书是有用的
折腾27年，我终于明白了读书是有用的
“请问你在大学读的什么专业？
”“中文。
”“喔，文人啊。
”一聊到这，谈话就没必要再进行下去，因为怎么听起来都像是讽刺。
我，就是学中文的。
确切地说，应该是汉语言文学，这是个让我尴尬半生的专业。
1991年的夏季，我经历了湖南史上最严酷的高考，因为文史类不考数学，导致北大清华对实施同一政策的湖南、海南、云南的文科生几乎关闭大门。
我所在班级110多个学子，上线的才9个，包括中专生。
而我上了大专线。
录取学校没有意外：
湘中某师专；专业也没有意外：
汉语言文学。
和湖南师大差八分。
金融学高级课程班（符合条件可申请博士学位）其实我还蛮高兴的，因为我的成绩一向低调，考上大专，意味着国家给了你一个饭碗。
然而，亲戚朋友们却开始为我担忧，他们说话一针见血：
考什么不好？
考个师范院校；读什么不好，读个中文。
将来娶老婆都困难的。
成绩不帮忙，有什么办法呢？
我父亲吓坏了，赶忙带我去长沙，找到我亲表哥的亲堂哥，省机关的一位干部，正在住院打吊针，想到自己亲堂弟的亲表弟以后可能娶不到老婆，岂敢疏忽，拔了针马上去找省税务专科学校，想争取一个名额。
税专回答：
名额满了。
这位哥有点无奈，安慰了一句：
“读中文专业，也好”。
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一扇幸福的大门在我面前关上了。
三四年之后，当我在一所乡村中学当语文教师时，学校来了一堆女老师，不说花枝招展，至少在生理上是女的，然而，全被税务局的后生勾走了，我半点油荤都尝不到。
从长沙回来，在大巴车上，父亲忧伤的眼神和窗外沉沉的暮色叠加在一起，他似乎看到了我毕业后的结局，但又无能为力。
我当时倒不是太沮丧，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的文学，觉得只要修的是中文就行，在湘中也是读中文，在长沙也是读中文，在北京也是读中文，在哪儿都一样。
其实，不一样。
于是就去，去读中文。
日子蛮好过的，感谢党，感谢政府，不用交学费，还发生活费，发衣服被褥和生活用具。
那时候的心情，有点小兴奋，拿在手里的不是中学语文课本，而是汉语言文学课本，现当代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文学、古代汉语，逻辑学…………我特么是大学生了，不用学段落大意，中心思想，基础知识了，那种感觉特别屌。
生活无虞，工作有分配，应该不负国恩，好好读书才是。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我在学校的第一个学期，却在重点攻体育。
事情是这样的：
为了报效祖国，强健体魄，似乎那时的大学生入校都有一个体育测验，具体而言就是五项素质测验，其中一项是投掷实心球，记得是八米左右达标。
那软绵绵的东西在我手里怎么也扔不远，总是落在六米的石灰线上。
我惶恐了，因为体育是必考项目，如果不及格，奖学金就会打折扣，甚至不发，奖学金其实也就是生活费。
如果这样，那我就变成自费了，就不是党和政府培养的了，就特么是后妈养的了，而且估计毕业证书也悬。
为了对得起人民和祖国，一个中文系的学子，冬练三九，夏练三伏，闻鸡起舞，枕戈达旦，大早就跑步，然后用当年看武林杂志学来的常识，一手握一块红砖，练习左右冲拳，增强臂力和投掷能力。
半年后，我把实心球扔到了九米的石灰线上。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炷香，我的大学第一课，就是为了争这三米。
我感觉自己读了一个假中文系。
我把大量的时间用在体育上，却没有耽误专业课，门门八十分以上，不是我太厉害，而是我的专业太不厉害。
记得第一学期必修的是现代文学，鲁郭茅，巴曹老，还有沈从文、张爱玲、郁达夫、孙犁、冰心…………现代文学史上，大家璀璨，够你伏案读大半年的了。
然而，我想多了，我只要把唐弢编的那本薄薄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读个七成熟就可以了，任课老师在考试前三天敲着黑板说：
“请注意，一定要把简答题和论述题填满，不管你填的什么，只要填满了，及格的曙光就会照耀到你的额头上。
”一部皇皇灿烂的现代文学史，无数先贤的智慧结晶，就这么三天被我们干掉了。
读了什么用？
有用啊，成绩好，有奖学金，毕业的时候有个好评语，至少不会丢掉自己该有的那份奖学金。
我也认真过，为了要对得起五四先贤，特意抽出一天的时间狂灌茅盾的小说“子夜”，结果在考卷上，这位泰斗只是一道两分的填充题。
认真，我就输了。
对于我们中文系的培训模式，学习内容，学历不高的父亲提出过疑问。
寒假回家，父亲问我都学些什么。
我说：
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现代汉语，古代汉语。
父亲说：
不训练写对联和吟诗作画吗？
我说：
那是旧社会的事。
父亲说：
你太公读书的时候，要背四书五经，要填词作赋，要写时文，还要给乡里人写状子和田契，你学的这个中文，和你太公学的那个中文，好像不一样。
我说：
太公好迂腐，旧社会好落后。
父亲看着我，那眼神，似乎也觉得我读了一个假中文系。
太公者，曾祖父也。
据说老人家当年靠着给人写状纸，写田契，写碑铭，赚钱成了土豪，娶了四房老婆，子孙满堂。
现在回想起来，父亲的话其实触及到了一个关于教育的实质性问题：
汉语言文学到底是不是一门应用型学科。
好多年后，在暨大研究生的入学分班政治考试上，发卷子的老师看我在表格上填的是古代文学专业，很不专业地问我：
“你能背全唐诗吗？
”我吓懵了，说：
“总共有五万多首，好不好？
”他摇头：
“可你是学这个专业的啊。
”他可能觉得我读了一个假中文系。
其实这位老师也触及到一个教育问题：
汉语言文学要不要有专业基础功训练。
以父亲为代表的社会，对中文系似乎带着一种应用学科的期许，你学了这个出来，就该是个能运用的文人，写得对联状纸，算得周易当得宰相，在民间可当唐伯虎，在朝廷可作诸葛亮，至少四书五经倒背如流吧。
记得有一位教大专语文的前辈跟我说，有一回去乡里参加一场丧事，逝者家属邀请他写一幅对联，他刚拿起毛笔，旁边一位也拿着毛笔的老先生吓的哆哆嗦嗦，因为他得知身边来了一位学中文专业的，不由得心里发虚，害怕起来。
那种哆嗦，是对中文的一种敬畏。
而我们在学校所学的中文，是不会让这位老先生产生敬畏感的。
我们也不敬畏中文。
哪怕再难的专业课，完全可以上课睡大觉，等到考试前的一周，或者三天，甚至考试前一夜，点个蜡烛恶补一下，就可以轻松过关。
我记得稍微有难度的是现代汉语，需要复习三天左右，更有点难度的是古代汉语，需要复习一周左右，其他的，可以谈笑间灰飞烟灭。
专业考试过关了，却不等于技巧已经掌握了。
例如鲁迅，不用熟读他的呐喊、彷徨、朝花夕拾，不要读其中任何一部作品，只要记住现代文学史上关于鲁迅的论述就行，无非就是：
时代背景，人物形象，艺术手法。
还是没有跳出背标准答案的套路，而且比高中的背答案要求更松。
综合来看，我所学的中文，完全不同于我曾祖父学的中文，我学的勉强算理论吧，老人家学的是技巧，是运用，然而，也可以算是理论，父亲说，他柜子里厚厚的“文选”，难道就不涉及理论吗？
对这个状况，老师们不是没有意识到的。
记得教现代文学的老师经常强调：
“如今的就业，任何地方都可以要中文系的，其实，就等于任何地方都可以不要学中文的。
万金油就是没用的代名词。
”他敲打着讲台，唾沫四飞，像极了一名律师。
他到底是摒弃了中文，去当了律师，二十年后大闹西部一所直辖市，扬名天下。
还有一位老师，原来是我父亲的同事，中山大学历史系79级的，后来也调到了师专，他写了篇文章抨击现有中文专业历史专业教育制度，是这么说的：
体育系的天天要跑步投标枪，艺术系的每天要吊嗓子练压腿，数理系的天天要做实验看数据，医学系的要背大本大本的医典，外语系的至少早晚要开口说洋话………………中文系历史系的呢？
考试前几天背几个概念，看一下考试重点就行了。
这样的学生，没有基本功训练，毕业出来工作难找也活该。
不好意思，在自黑中文系的同时，再顺便碾压一下历史专业。
文史不分家嘛，倒霉的时候也一块。
这位老师给我一个忠告：
你在背重点、争学分的同时，好好研读一本史记，也不辜负大学一场，一个把史记读十遍以上的人，是不会差劲到哪里去的。
他的目的是想推行国学。
我的目的在文学。
国学和文学在我眼里没什么关系。
但是为了免于无聊，我还是真的买了一本岳麓书社的史记，然后从这位老师那里借了注释本，再备一个笔记本，摁着注释逐个地抄。
记得是寒冬的夜里，宿舍过了十点就熄灯，我借着烛光在黑夜里一点一点地抄，记，我不知道，我将来几年的人生将面临怎样的寒夜，更不知道，这本史记能否给我黑暗的人生带来烛光般的照耀。
当时我们师专生时兴考自考本科，有一门就是史记学。
有一回，有个美女来我们宿舍，她是电大校长的女儿，看见我书桌上密密麻麻的史记笔记，顺便问了我一句：
“你修史记学？
”我摇头。
她惊讶地问：
“你不修史记学，看史记干嘛？
”我的脸唰地红了。
大家都污蔑我是看见美女就脸红，心怀不轨。
我百口莫辩。
其实我是真的觉得羞愧，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一个学生不正正经经去修史记学，赚学分，却自个浪费学习时间去认认真真去读一本史记，同学，你得有多无聊！
谈个恋爱也好吗。
认真，我就输了。
学中文，我真的输了。
师专毕业后，我去了农村教书，带着一肚子的文学史，人物形象，思想内容，艺术手法，去教农村的孩子。
父亲对我，有些隐隐的失望，他以为我会成为一个才子的，结果一出来，跟他所见到的那些语文老师没有区别。
我也不是等着政府来摆布我，有过抗争，有过奋斗。
快毕业的时候，担任县委办公室副主任的姑父，想捞我上岸，把我安排到县政府档案室，那时候没有电话，父亲连夜赶到我宿舍，叫我写篇文章给县里的领导看看。
我尽力写了一篇。
不到一个星期，回复来了：
文采不错，后生可畏，可惜不懂政治，缺乏文秘训练。
学中文，跟文秘没什么关系，这样的中文有什么意义呢？
当然，我也找了一个理由：
姑父快要退休了，他们不给面子。
分配前夕，我做了最后的一次挣扎，县里办一份日报，招记者，我赶紧去考。
记得当时的考试，是将几千字的资料整理成五百字的通讯。
我写着写着，发现自己变成了徐文长，五百字根本不够挥洒自己冲天的才华，正在踌躇际，一位监考的科员，估计是他的亲戚也在参加考试，想着替他的亲戚干掉一个是一个，于是上前冷笑说：
你这样还是别考了。
我的脸唰地又红了，马上向巡场的宣传部长抗议。
宣传部长严肃批评了那个科员，然而，我还是没考上。
但是，我的考试作品被县里的报纸登载了，说是文采不错，这估计是对退休姑父的安慰吧。
据说当年有个参加县电视台考试落选的妹子，后来考上珠海电视台。
学中文，跟新闻没什么关系，这样的中文有什么意义呢？
我做的最猛一次抗争就是：
跟县里主管教育的领导，教育局的领导大吵了一通。
力拔山兮气盖世，然并卵，谁让你是个师专生，况且还是学中文的。
记得有一位师姐，也和我在同一所农村中学，她幽怨地说：
如果我能英语过六级，早跑广东去了，不在这里待了。
在得罪光了县里和教育局的领导之后，我想到过要走，然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我根本主宰不了我的沉浮。
更不用说浪遏飞舟，我早就被浪晕了。
一个小城镇的平民子弟，背景不过关；偏偏学的还是中文，专业没底气。
什么地方都可以不要你。
那时候想到过去广东，然而，真的没底气。
当年，湘西的沈从文抱着一本史记上北平，那样的底气我真没有。
因为我一肚子的文学史，简答题和论述题，跟这个社会一毛钱关系都木有。
若果我拿着毛笔和那位乡下的老先生站在一起写对联，哆嗦的应该是我，而不是他。
我学的中文，让人半点敬畏感都没有。
既做不了唐伯虎，更做不了诸葛亮。
记得刚到乡下教书的时候，校长是这么介绍我的：
“这是新来的刘老师，科班出身，师专中文系，才子，文人。
”我的脸，唰地红了，他在鼓励我，我却觉得是在讽刺。
乡下教书的四年，是我人生最灰暗的四年，也是我思考专业的四年。
我学的这个专业，到底有什么用，为什么让我一方面怒气冲天，一方却不得不畏畏缩缩，接受现实。
冲天的怒气，没有牛逼作为底气，也就是一团火气。
每年清明，我会和父亲去乡下扫墓，站在曾祖父的墓前，我对旧式文人的鄙视完全云散，对着老人家长满岁月苔藓的墓碑，想着埋在泥土下面的昭明文选，春秋左传，我觉得愧对祖宗。
按照父亲的话来说，学的都是中文，老祖宗却能换来大片良田，四房老婆。
我呢？
只能憋在乡下一个角落，教书糊口。
我一定读了个假中文系。
中文系毕业的平民子弟，人生果然一片黑暗，比我在师专宿舍点烛抄史记的黑夜还要黑暗。
好不容易有个师范毕业的妹子看中我了，不过一年，就被一个国土局的公子哥勾走了，人家既不学中文，也不学西文，人家高中毕业，叔叔是财政局局长。
当年没去读税专，是多么地愚蠢。
我要离开家乡，去走异样的道路，而且，我要离开中文，去读异样的专业。
那就只有：
改专业考研究生。
我说我要考法律专业，再也不做跟中文有半毛钱关系的事情。
然而，我这只雄鹰，壮志凌云地盘旋了半天，又乖乖地落到了中文这盘菜上面。
理由是：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
考研英语已经把我折腾得七荤八素，然后再换一个专业，重新从本科教材学起，三五年之后，我也就三十岁了，考上的几率又那么低，到时候真的是空悲切。
我哆嗦着手指头，又在考研的报名单上填上了：
暨南大学文学院古代文学专业。
我很嫌弃你，但我不得不跟你在一起，因为我除了你，一无所有。
当然，祸害我的罪魁，不能光怪到中文专业上，应该更多地归责到师专这种院校上面，师专的中文给不了你前途，国家211工程院校的中文系总能给你前途吧，况且是在广州。
那时候我知道，北大的中文系和湘中师专的中文系，真是有区别的。
于是，破釜沉舟，居然考上了。
这回应该不同了吧，然而，一时没发现什么区别。
到了广州，发现还是没有你中文专业的天地。
中文专业的硕士、博士，尤其是古典文学的，压根进不了广州市的一线院校。
当然，所谓一线院校这个概念是我找工作时发明的，也就是所谓的：
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暨南大学，华南师大，广外等等。
周边大学呢？
五邑大学，汕头大学，我不想去，他们也不想要我。
记得有一回去赤岗的一所学院投简历，足足花了我五十大元坐出租车到了那里，看见一个湖南小姑娘在试讲，香汗淋漓地讲完一堂课，然后是等老师的意见。
一群大妈老师嚷嚷着不要，因为小姑娘很快就要结婚生孩子了，她们不要。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一打听，小姑娘姓戴，居然是武汉大学中文系的！
我凑上去说，我是男的，可以要我啊。
他们一看简历，说：
不要中文系的。
长得漂亮的女生不要，长得一般的男生也不要。
一读中文误终生！
当然，我一直在洗底，洗中文的底，我在暨大读书的过程，也是一个洗底的过程，努力洗刷自己的中文底色，厚着脸皮往新闻的边缘蹭。
记得有一回新闻系开展活动，同宿舍的哥们见我辣么有志气，于是拉着我一起去。
结果到了宿舍下面集合的时候，新闻系的负责干事，一位美女，指着我说：
“中文系的混到我们新闻系里面干什么？
”顺便又把我的同宿舍哥们训了几句。
我灰溜溜地回到宿舍，脸唰地红了，觉得自己该有多无聊，就跟当年傻逼逼地去啃史记一样。
然而，我还是那么无聊地钻营着。
争取当研究生报的主编，开辟一个娱乐版，专写八卦，让研究生报第一次有人喜欢看。
厚着脸皮去南方都市报实习，装孙子，蹭老大，发表些零零碎碎的新闻。
当然，南方都市报的记者编辑对我挺宽容，之所以说装孙子，是说在新闻行业里，我真的是孙子。
我努力地改变自己，然而，一时似乎木有什么用？
我刚入校的时候追求一个家乡的理工师妹，追到人家考上暨大研究生了，我在她面前装孙子足足两年，然而并没有什么作用。
快要煮熟的鸭子还是飞了。
我当时想不通，我对你那么好，就差没叫你姑奶奶，而且我们也般配，你美得没人承认，我帅得天花板很低。
你为什么就是看不上我？
记得分手后的某个冬季，我从南都回学校，在公交车上，碰到了已经被别人挽起长发的她，很同情地对我说：
老刘，你还在忙啊。
我说:
没办法，要找工作，要找饭碗。
她说：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那位可以帮帮你，他是学建筑学的。
刹那间，我开悟了：
原来我的失败，是专业的失败，是汉语言文学输给了建筑学专业。
不让我的眼泪陪我过夜，回到学校，我在宿舍里苍凉了半夜。
学中文，老婆都难找。
在师专读中文，跟在暨大读专业，似乎没什么区别。
这个场面让我对过往人生的一些困惑，也豁然了。
记得师专毕业前夕，一位长相帅得跟林志颖差不多的哥们，还是学生干部，死命追求外语系的一位女生，但怎么都上不了手。
我们几个一起帮他找原因，你这么帅，你这么优秀，为什么外语系的妹妹不喜欢你呢？
答案在六年后广州的那一刹那豁然了：
因为，你是学中文的。
回忆那时候师专的妹子，不管是中文系的，还是外系的，绝大部分看不上中文系的男同学。
她们宁肯去找钢铁厂的高中毕业生，或者退伍军官，也不看中文系的文人们一眼，因为中文系的男生不能给她们带来好的前程。
后来，我和师专中文系的妹子们聚会时，基本上都是蛋蛋的态度。
将近毕业的一晚，有个中文系的妹子破天荒地要跟我聊天，看在她给我买冰淇淋的份上，我在黑暗的体育场陪了她半夜。
为什么找我陪？
要我听她诉说对一个体育系帅锅无望的单相思。
我从傍晚六点陪她到晚上九点，一直憋着尿，不好意思说，毕竟人家还把我当同学看，不胜荣幸呢。
学中文，学出了半生的苍凉，比曾祖父长满苔藓的墓碑还苍凉。
逐渐开悟的我，开始坚定自己的人生选择：
不从事纯中文工作。
我曾经修过一门名为杜诗学的课，估计老师是看走了眼，对我极为赏识，一定要介绍我去考复旦的博士。
我吓得浑身发抖，马上婉拒，理由是：
年纪大了，如果再读博士，年纪更大了，到时候恐怕只能是青春不堪回首书卷中。
我不想在这门非运用性学科上再耗下去了。
当然，我对中文的这种态度，并不意味我对导师、老师的态度。
汉语言文学这门学科，有它的研究价值，而且很大很有意义；另外，我相信我的这些德高望重的老师，如果出来做其他工作，也一定很出彩，’但是，汉语言文学总不能局限在研究的范围之内吧？
总有人做点其他的什么，将这门学科变得有点利用价值。
当然，我当时没想得那么远，我只是恐惧找不到饭碗，娶不到老婆。
这种恐惧，不是凭空飞来的。
记得2000年的时候，有位历史学博士来广州找工作，找呀找，找呀找，总是找不到，结果他老婆要闹离婚。
据说，后来还是找到工作了。
阿弥陀佛，大慈大悲，这位博士一定是祖宗积德了。
中文系，历史系，在这方面差别不大。
暨大眼看就毕业了，我居然进了报社，还是中国资产最大的报业集团。
我终于要走异样的道路了。
在我之前，进媒体的只有一个，那是佛山文艺。
文学院院长请我们98级四个硕士吃饭，语重心长地说：
你四个，只要留一个做学问就够了，其他的要尝试去做做其他的工作。
那一年，我们四条汉子，两个在高校，两个在新闻机构。
我进了报社，居然进的是财经新闻中心，当编辑。
大家都以为我会进副刊的。
后来才知道，负责招聘的领导见我的档案上写着古代文学，就说：
要进一个有点文化的，让我们的财经标题有点文学色彩。
原来，广州也是需要中文的。
发现中文运用价值的，居然是新闻系的人。
领导是我师姐。
读个暨大的中文系，和读个师专的中文系，还是不同。
平台使然。
当年那位干事把我从新闻队伍清除出来，现在，我又被安排了进去。
在报社的岁月勿须赘言，虽然是高度专业的财经，然而，一个中文系的学生，只要不蠢，又不懒，还是能慢慢理解的。
在接触了大量产业经济、金融经济等信息之后，在跟着记者采访过一些财经精英人物之后，我忽然明白：
如果张九龄、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曾国藩、李鸿章他们活到今天，一定不是去学中文，而是去学经济，学工商管理。
或者说，如今的王安石、张居正、曾国藩都在学经济。
时代不同了，学科扮演的角色在改变。
过去经天纬地，如今龟缩书斋，过去安邦定国，如今谋个饭碗。
西方也未尝不如此，文学博士先要端几年盘子，然后去学校谋个职业。
而且，更恐怖的是，随着时代的进步，中文这门学科的功能被阉割了。
学西方的模式，中文成了一门严肃的学科，不掺杂其他任何的因素，这样看起来，更加纯粹了，更加学术了，然而，中文却被毁了。
它不需要扎实的基础功夫，它甚至不需要熟悉文本，它跟文秘无关，它跟新闻无关，它跟经济无关，它跟哲学无关，它几乎跟一切运用无关。
如果某些人的字和文章写得好，跟大学的中文关系没什么关系，而是家学使然。
我所读师专的同学，有不少字写得好，文章写得好，然而，跟中文专业的培养没什么关系。
社会上失去了对中文的敬畏感。
而张九龄、范仲淹、王安石、张居正、曾国藩、李鸿章他们学的，跟文秘有关，跟新闻有关，跟经济有关，跟哲学有关，那时候的中文（姑且以此命名），跟运用有关。
在经济新闻中心的十年，是我困惑的十年，也是我思考的十年。
曾祖父的墓碑时时刻刻在梦中萦绕，中文的实用性不应该随时代埋葬在泥土下面。
在做经济新闻编辑的同时，我拿出当初在师专抄得密密麻麻的史记，拿出曾祖父当年也读的昭明文选（不是曾祖父用过的那本），反反复复琢磨起来。
一时觉得编辑过的那些财经新闻，那些见过的财经人物，和史记里的那些人物，那些章句，慢慢得融合起来，成了一片。
原来，古今都是一体。
于是，试着用文言文在新媒体上写王石传，马云传，敢死队员徐翔传，贾跃亭传…………居然也有十万加的，也有百万加的。
师专寒夜里抄史记注解时那点点的烛光，开始照耀。
2016年开始，北京有人跟我说：
刘老师，看了你的徐翔传，我想请你写一篇资本市场的古文，七千元，您别嫌少。
我当然不嫌少，于是写了。
后来发现，确实要价低了。
上海又有人跟我说：
刘老师，我们地产公司十六周年庆，麻烦你写个高大上的传记，两万五千元，您看行吗？
当然行，于是写了。
后来发现，确实要价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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