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领导工作必有的六种方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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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领导工作必有的六种方法

新时期领导工作必有的六种方法

　　方法和决策不是一个层次的问题。

决策是决定干什么，不干什么；方法是在决定了干什么以后，应该怎样干，如何去实现决策。

方法虽然比起决策来是下一层次的问题，但其重要性并不次于决策，因为它关系到决策的目标能否完成。

就是说，在决策作出以后，方法就成了最重要的问题。

一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和建设的实践中，我们党创造了一系列科学的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在当时起了重要作用，有些方法，今天仍不失其光辉，仍然适用。

这方面，至少有以下三种。

　　1.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方法

　　对于这种方法，毛泽东作过简明扼要的概括，即“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中有决，不离原则”。

这里的“大权独揽”，不是党委书记个人独揽，而是领导集体独揽，并且主要是指决策权；这里的“小权分散”，是指办事过程中的权力，主要指为完成集体决策的任务施用什么方法，也指在落实党委决策的过程中，针对未预料到的情况的相机决断。

这就叫“办中有决”。

但这个“决”不离党委集体决策的总原则。

如果在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属于原则问题，应由分管领导成员提出建议，党委书记采纳以后，重新提交党委集体研究。

这种集体领导与个人分工负责相结合的领导方法，既是方法，也是原则，还可以说是一种领导体制。

无论形势发生什么变化，只要是共产党领导，这种体制就不会改变。

在这种方法、原则下，有两种提法值得讨论：

一是“在×××个人领导下如何如何”。

对于地方党委，可以提在集体领导下由于×××的协调、指导和组织，也可以说牵头、带领，但不能说在某个人的领导下。

即使是说一把手，也不能说在×××的领导下。

因为一级党委，无论是地方还是部门，是一个整体，不是拼盘；是集体领导制，而不是首长负责制。

组织、宣传、政法、纪检、调研、统战、农村以及直属工委等，都是党委工作的一部分。

在这一问题上，政府的情况有些不同，因为政府是实行首长负责制。

但即使是政府，也只是个人负责，而不是个人领导。

副省长、副市长、副县长，虽然主要是对分管的一个方面的工作负责，但他们本质上应是政府的副省长、副市长、副县长，而不是分管工作的“大局长”，更不能只为分管的条条谋利益，使自己分管的工作自成体系。

因为政府也是一个整体。

二是“与地方党委从政治上保持一致”。

中央与各级地方党委不一样，在我们国家，党中央处于最高层，各级党委、全体党员必须与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政治上保持一致，但不能讲下级地方党委及其党员与上级地方党委从政治上保持一致，更不能讲与地方党委的书记从政治上保持一致。

同时，除中央一级党委外，对于地方党委，也不能讲以书记个人为首或为核心。

因为我们平时所说的党的领导，主要或首要的是党的路线、方针的领导，这就是指党中央的政治领导。

地方党委作为领导集体，对于下级自然是领导关系，但这种领导也是在贯彻党的路线方针中进行的。

总之，从政治上讲，应当是一元的，而不是多元的。

　　2.一般与个别、领导与群众相结合的方法

　　一般号召与个别指导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领导方法问题上的应用。

人们真正的认识总是先从个别开始，由个别到一般，再由一般到个别。

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由此循环往复以至无穷，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概括。

“个别指导”是指领导亲自深入有代表性的几个单位，在具体实践中取得经验，经过科学概括、决策，发出一般号召，指导面上的工作。

在发出一般号召后，领导继续深入实践，进行个别指导，以检验决策的正确性。

这就完成了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一个过程。

在许多情况下，领导不一定都亲自下去，而往往由党委调研部门或有关工作部门，抓住新典型，深入下去，总结经验，并升华为一般认识，提出决策建议，报党委研究决策。

党委作出决策以后，一般由领导直接深入几个单位进行个别指导，也可以由调研部门进行跟踪调研并向领导反馈。

由此可见，党委调研部门在党委实施“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领导方法中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是党的群众路线在领导方法问题上的重要体现，这也是党的最基本的领导方法。

我们平时讲的相信不相信群众，依靠不依靠群众，与群众的关系如何，讲不讲政治，主要就表现在这个问题上，即表现在决策过程中是否听取或征求群众的意见，注重群众的呼声。

　　这“两个结合”实质上是一致的。

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方法，是领导与群众相结合方法的一个组成部分，或是在一个环节上的应用。

在“从领导到群众”这个环节中，要融入一般与个别相结合的方法。

前一个结合是为了防止领导工作中的主观主义，后一个结合是为了防止领导工作中的官僚主义。

但应当如实说明，“两个结合”的领导方法，在基层地方党委工作中从观念上已经大大地淡化了。

对于一些进入领导班子时间不长的年轻同志来说，也许根本就不熟悉这一重要领导方法。

不少基层党委的书记，在领导工作中存有两个通病：

一个是在决策之前，只是凭“想当然”、“拍脑壳”决策。

有些只是注意听取了有关专家的意见，但专家的意见绝不能代替群众的意见。

因为专家只是参谋，而群众是服务的对象；专家的意见只是参考，而群众的意见则是决策的出发点。

领导与专家相结合，不能代替领导与群众相结合。

另一个是在决策之后，只有一般号召，没有个别指导。

从会议到会议，从文件到文件，好像开会、发文、讲话就是一切。

因此，对于原决策意见正确不正确、落实不落实，既不检验也不过问。

　　3.加强宣传发动工作与解决群众实际问题相结合的方法

　　毛主席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一文中讲到：

“要得到群众拥护吗？

要群众拿出他们的全力放到战线上去吗？

那末，就得和群众在一起，就得去发动群众的积极性，就得关心群众的痛痒，就得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我们是这样做了么，广大群众就必定拥护我们，把革命当作他们的生命，把革命当作他们无上光荣的旗帜。

”

　　毛主席的这段话，给我们两点启示：

第一，作为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的领导者，除了围绕中心工作做好宣传发动及思想政治工作之外，同时必须关心群众生活，注重解决群众的实际问题。

这一点，对工人、农民是适用的，对知识分子也是适用的。

知识分子是比工人、农民更注重个人价值实现的群体，但知识分子也要吃饭、穿衣、行路、住房，知识分子也应当逐步富裕起来。

另外，正是知识分子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所以也注重其工作条件和工作环境。

第二，关心群众生活，解决群众实际问题，不仅是工作方法问题，而且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问题。

二

　　在改革开放的新实践中，我们不仅要继承老一辈革命家创造的经典的领导思想和领导方法，还要不断总结探索新的方法。

这方面至少也有三种。

　　1.综合治理的方法

　　综合治理作为一种思想方法或领导方法，最先见诸于社会治安。

在社会治安工作中认识到综合治理的方针，我们是付出了代价的。

对于反腐败问题，也同样经历了一个由单项治理向综合治理渐进的过程。

开始，面对腐败问题，基本上是查处大案要案一条措施，后来搞了一系列的制度建设。

从中纪委对各级领导干部“若干不准”，到党员的处分条例，都体现了从教育和制度建设入手的思想。

近年来，在反腐败问题上，中纪委开始提出综合治理的思想，即从法律、纪律、教育、制度等各方面同时展开。

尽管腐败的问题仍没有彻底解决，但由单项措施走向综合治理所取得的成效是很明显的。

　　目前对于国有企业综合治理的方针还没有正式提出来，但以我之见，国有企业问题要得到真正的或最终的解决，还是要体现综合治理的思想方法。

这里有一个基本估计，凡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矛盾、问题，都不能仅仅采取一种办法来解决。

好像一个慢性病人，在疾病渐进过程中，形成了多种脏器的病变和功能失调，单有一味药，往往是顾此失彼，按下葫芦浮起瓢。

当今许多社会、经济问题都不能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来解决。

回顾历史，国有企业改革先后推行过的办法有：

“厂长招标承包负责制”，这确实调动了承包人的积极性，但包盈不负亏、短期行为的问题很快暴露了出来；“三项制度改革”，总起来讲是好的，但有破无立，改革的对象单纯选在工人身上，也发生了许多敏感问题，后来随之淡化；接下来是产权制度改革，包括十五大以前推行邯钢“市场模拟、成本否决”和以后推行股份制、股份合作制的改革等，在高潮过后，冷静地想一想，这些也不能解决国有企业的所有问题。

同时，还有两个重要的问题，即如何加强企业管理、加强企业领导班子建设。

回顾国企改革的历程，冷静思考已经进行过的各个单项改革，都有其一定的道理，也有局部效果，但也都有其弊端。

现在的问题仍是要考虑综合治理的方法。

如果一个企业，其股份制的运作是规范的，也即其产权是明晰的，其领导班子是清醒而又有决策能力的，其内部三项制度改革是到位的，其内部管理是科学的、民主制度是健全的，尤其是瞄准市场、产品更新换代和技术开发上是得力的，那么这个企业一般来讲，是会成功的，至少不会亏损或破产。

中央提出的“三改一加强”，实际上也带有综合治理的思想。

现在的问题有两个：

一个是事实上还在搞“单打一”的改革，还在继续寻找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还没有醒悟到单味药治不了综合症；另一个是尽管在自觉不自觉地实施综合治理的方针，但综合治理中的各项措施事实上还没有到位，有些实际上是在走过场、图形式、翻牌子。

　　2.建立创新机制的方法

　　在实施具有全局意义上的“两个根本性转变”过程中或到位以后，各级政府领导经济、社会工作的方法也应随之转变。

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清醒的认识，实践上就不能很好地转变，就会出现如毛泽东讲的“气候变了，衣服不能随之增减，就会闹出些毛病来”的结果。

“闹出些毛病来”的主要表现，就是工作效率不高，或是领导忙得一塌糊涂，却弄得基层干部无所适从，疲于奔命而在效果上事倍功半。

这种转变的根本性要求是，从计划经济年代形成的那种压、推、促、整的方法，转变到通过创新机制解决问题的办法上来。

比如对于下岗职工生活、就业问题，一方面要贯彻综合治理的思想，不能仅仅是政府财政负担，另一方面，也要逐步通过一种或几种机制来解决，以尽快改变过去通行的随机的办法（即逢年过节了，各级领导点名到某个或某几个困难职工家去，摄像机对着，领导给床被子或给几百块钱，困难职工热泪盈眶，年过了，困难职工还是困难职工）。

应当综合研究，纳入一定的制度、体制，使困难职工生活问题的解决具有长期的保障。

包括反腐败问题，治理假冒伪劣商品问题，都不能碰上谁算谁，谁撞到枪口上谁倒霉，大量的碰不上的就安然无恙。

应当逐步确立创新机制，使搞假冒伪劣商品者不仅赚不了钱，而且要倾家荡产，甚至对造成重大危害的要搭上性命；对搞腐败的人既能给予“一票否决”，又能使其在到位的监督下难以做成。

　　3.理顺关系的方法

　　在现实生活中，许多矛盾、问题的存在，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关系不顺，比如利益关系不顺、工作关系不顺、人际关系不顺等。

理顺关系重要的在于“理”。

“理”的工作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是疏导化解，消除中间梗阻。

像人得了脑栓塞或心肌梗塞，医生在治疗过程中实际上就是在做理顺工作，或是降低血液粘稠度，增强血液的流动性，或是扩张血管，使血液流动的管道畅通。

如果不是如此，则会适得其反。

同理，对于集体上访，一定要先与其带头人对话，做好召集人的工作，不然存在中间梗阻，对一般上访群众的工作就难以奏效。

二是强化薄弱环节，建立新的平衡。

有些问题、矛盾的存在，是因为不平衡。

不平衡是因为苦乐不均，对苦的一方面予以倾斜，就会建立起新的平衡。

比如，我国东西部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除了对口支援以外，中央在宏观政策上向西部倾斜，东西部关系就会逐步理顺。

当然，这样做并不是主张平均主义，因为平均主义本身就是一种苦乐不均，付出多、成效大的人与付出少、业绩小的人有同样的所得，前者为苦，后者为乐，这就是不均。

三是明确事权，建章立制，按既定程序进行工作。

拿地方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纪委五大班子之间的关系来讲，党委与其他四大班子，是领导与被领导关系，同时党委也应在宪法法律的范围内活动，接受人大的依法监督，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接受纪委的党风党纪监督，尊重政府的统一政令等。

事权得到明确，加上必要的制度规范，并在实践中认真去做，几大班子之间的关系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

凡是几大班子之间关系紧张的地方，党委就要检讨自己一方是否未理顺关系，只讲实施对各大班子的领导，不讲接受各大班子的监督和制约。

对于一个地方党委领导干部来讲，主要应理顺四个关系。

在班子内部，理顺“班长”与“班副”、“班员”的关系；在同层次中，理顺与各大班子的关系；从任职先后讲，理顺与前任、后任的关系；从领导层次说，理顺上下级关系。

对于一个企业经营者来说，应理顺出资者与经营者的关系，经营者与中层管理人员的关系，企业内部的分配关系，企业与外部客户的关系以及与执法部门、开户银行的关系等五个关系。

对于一个部门的领导干部来说，主要应理顺领导班子与本单位群众的关系，本系统中上级部门与下级部门的关系，部门与所属企事业单位的关系，以及部门工作与地方分管领导的关系等。

　　在改革开放及市场经济条件下，新的领导方法及工作方法，仍在不断地探索之中，举了上述三种方法，肯定还有未尽之处。

同时，随着实践的深入，更新的方法还会不断出现。

但我以为，探索新时期领导方法与工作方法，是极其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李瑞昌）（来源：

北京党建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