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的互助制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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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互助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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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互助制度

　　篇一：

中国古代的特权制度

　　法律文化是人类文化的组成部分之一，它是社会上层建筑中有关法律、法律思想、法律制度等一系列法律活动及其成果的总和。

[1]文化本身受到地理环境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古代的法律文化也因此和西方法律文化不同，中国古代的法律和西方的法律也各自呈现不同的特点。

　　一、中国古代特权法产生的原因

　　首先，中国是一个大陆国家，人们生存的土地在他们看来就是整个“世界”，他们缺乏海上希腊人的冒险精神。

孔子说：

“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知者动，仁者静。

知者乐，仁者寿”[2]就说明这点。

对土地的重视，是农业国家的一大特点。

土地满足了人们生存发展的需要，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以血缘为基础的氏族，后来形成氏族部落。

中国古代社会经过几次大的氏族部落战争形成了统一的国家。

战胜的宗族部落成员成为国家的统治者，从而完成了自身身份的转变，是典型的“氏族国家”。

　　其次，中国古代的氏族部落战争频繁，为了取得战争的胜利，部落首领需要发号施令，加强个人的权威；部落中的战士需要服从，需要牺牲个人的利益以服从全局的利益。

这种产生于兵戎之中的权力，就是“法”的温床。

[3]由此可以观之，中国古代的法强调对权威的服从。

　　再次，部落首领个人的权力在战争中得到加强。

那么如何巩固和加强这种权威就成为统治者要解决的问题。

　　统治者为了平衡本部落内部各个阶层的利益，需要制定一系列的制度规范来实现整个社会的有序化。

中国封建社会的三纲，就是秩序化的体现。

高高在上的君王如何才能与处于平地的民众区别开来呢？

君王与民众之间需要一个媒介，这个媒介就是官员。

这使官员有必要拥有特权。

此外，中国古代社会是血缘社会，统治者的亲属当然毫无疑问地享有特权。

　　二、中国古代特权法的表现

　　中国古代的礼强调“等差”，“别异”，具体体现在祭祀、服饰、礼仪、服制等方面。

在法律上突出表现为“八议”制度。

所谓“八议”,是指“议亲”、“议故”、“议贤”、“议能”、“议功”、“议贵”、“议勤”、“议宾”。

凡属八议特权优待范围以内的贵族官僚,除“十恶”外,流罪以下减一

　　等,死罪则根据其身份和犯罪情节由官史集议减罪,报请皇帝批准,此谓“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

”“八议”制度是封建法律与司法的特权性的集中表现,展示了中国古代特权法的精髓:

通过整套互为呼应的律文,使贵族官吏的犯罪处罚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以致完全逍遥法外,而这一切均是在合法且合礼的旗号下进行的,法的公平要求与礼的差等性在古代中国实现了奇妙的合一。

[4]以上这些是特权法在中国古代刑法原则上的体现。

　　从中国古代的立法来看，能突出体现等级特权的罪名有：

1.奴隶社会的“变更等级名分罪”它是诣在维护奴隶主阶级等级特权的罪名。

在奴隶时代，天子、诸侯、大夫各有与之名分相适应的礼乐服制，违反者治罪，甚至为天子制作棺墩不符法定标准，也要处死刑。

总之，中国古代社会通过这些罪名的制定，严格维护着等级特权制。

2.能突出体现等级特权法的刑名就是赎刑。

从内容上看，赎有金赎、赀赎、役赎，而金赎只适用于有一定身份的上层人物。

由于赎刑只对有产者（中国古代的互助制度）有实际意义，故实行结果是“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是贫富异刑而法不

　　一。

”这就表明，赎刑之制在中国古代社会是专为少数剥削统治者减免刑罚而设置的，为他们享有法律特权提供了保障。

[5]

　　中国古代严格的等级制度，必然导致司法实践中特权的存在。

中国古代的犯罪“特权”主体在诉讼的提起，案件的审理，刑具的适用，刑罚的适用，行刑的场所等方面都享有充分的特权。

比如“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即大夫以上贵族及其妻犯罪可不亲自出庭受审，而由属吏代理参加诉讼活动；又比如贾谊的“刑不上大夫”，这里的刑仅指肉刑。

少数特殊阶层的人之所以能免除肉刑，是因为刑人非人，君子不近刑人。

大夫等命臣又实为天子、国家的肱股，体现天子、国家的尊严，故不得如外族、庶众一样，具有刑人身份的结果[6]，必须对他们的犯罪做变通处罚。

　　综上所述，中国古代的法律植根于封建等级社会，打上了深深的等差特权烙印，这是由当时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决定的，对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三、中国古代特权法对现代的影响

　　中国古代的宗法等级社会，是孕育特权法的温床。

特权虽然构建了稳定的社会秩序，但是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腐败问题就是特权的结果。

　　腐败是社会不公的表现，特权是产生腐败的温床，欲从源头上治理腐败，就要对权力加以限制。

为了更好地实行依法治国，构建和谐社会，我们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完善行

　　政法和行政诉讼法。

在全社会树立“法大于权”的意识与观念，对权力实施有效的监督与控制，使法真正能够保护大多数人的利益。

2.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进行普法，使人们乐于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从而为遏制腐败建立广泛的社会基础。

3.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促进“义务本位”向“权利本位”的过渡，从而改变“权大于法”的观念，限制权力，从源头上治理腐败。

　　篇二：

中国古代的礼仪制度

　　中

　　国

　　古

　　代

　　的

　　礼

　　仪

　　制

　　度

　　中国历来被称为“礼义之邦”。

礼仪在中国社会的政治文化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古代所谓礼仪，包括的范围非常广泛，诸如政治体制、朝廷法典、天地鬼神祭祀、水旱灾害祈禳、学校科举、军队征战、行政区域划分、房舍陵墓营造，乃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言谈举止，无不与礼仪有关，它几乎是一个囊括了国家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一切典章制度以及个人的伦理道德修养、行为准则规范的庞大的概念。

直到近代以后，礼仪的范畴才逐渐缩小，现在则一般只有礼节和仪式的意思。

本章所述礼仪制度，基本上仍然沿用传统的概念，依照“吉、嘉、宾、军、凶”五礼，分门别类地加以介绍，但对有些内容作了适当的调整、删节或压缩。

　　礼仪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久远的过去。

应当说，中华民族的历史掀开第一页的时候，礼仪就伴随着人的活动，伴随着原始宗教而产生了。

荀子说过，“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类之本”，“君师者治之本”（《荀子·礼论》）。

礼仪制度正是为着处理人与神、人与鬼、人与人的三大关系而制定出来的。

郭沫若说：

“大概礼之起源于祀神，故其字后来从示，其后扩展而为对人，更其后扩展而为吉、凶、军、宾、嘉的各种仪制。

”（《十批判书·孔墨的批判》）从考古资料来看，在辽宁喀左发现的距今五千年的红山文化遗址中，有大型的祭坛、神庙、积石冢等，是举行大规模祭祀活动的场所；有裸体怀孕的妇女陶塑像，可能是受先民膜拜的生育女神。

更早的仰韶文化彩陶上的人面虫身图像，墓葬中死者头颅西向而卧，也都透露出远古时代礼仪制度的若干信息。

在古代文献方面，有“自伏牺以来，五礼始彰；尧舜之时，五礼咸备”的说法。

（1）实际上，礼仪制度的演变发展，经历了漫长而又曲折的历程，真正比较完备、系统的是西周的礼制。

周以前的礼仪制度，由于材料匮乏，文献不足，已经难以详考了。

　　由儒家学者整理成书的礼学专著“三礼”——《周礼》、

　　——祫祭先王、先祖；

　　——禘祭先王、先祖；

　　——春祠、夏禴（礿）、秋尝、冬烝，享祭先王、先祖；以上是祭人鬼。

　　后代从这三类祭祀中又衍生出许多项目，这里列为天、地、宗庙、其他四类，分别加以介绍。

　　一、祀天

　　古文献记载，虞舜、夏禹时已有祭天的典礼，称为“类”。

在殷商甲骨文中，天神是“帝”，或称“上帝”，他是自然和下国的主宰，他的周围还有日、月、风、雨等作为臣工使者。

祭祀上帝要杀死或烧死俘虏和牲畜，作为祭品，耗费大量的财富。

到了周代，“天”的观念逐渐代替了殷人所说的“上帝”、“帝”。

天帝的形象被人格化，周王又有了“天子”的称谓。

周王是作为天帝之子在人间统治人民的，他也要象侍奉父亲一样侍奉天帝。

祀天就是对天帝的侍奉、享献的仪式。

殷周以来，对天帝的称呼也日趋繁化，名目错出，有：

帝、上帝、天、皇天、昊天、皇天上帝、昊天上帝、维皇上帝，等等，指的都是有意志的人格化的神。

　　天本来只有一个，但是到了汉代谶纬之书风行以后，便出现了“六天”之说。

据说，天上的紫微宫是天帝之室，北辰（北极星）名耀魄宝，即为天帝，一名“太一”，是“天神之最尊贵者”。

（2）在太微宫中，则有五个星位，即为五方天帝。

五帝是“五行精气之神”，人间的帝王和朝代就是五帝轮流所感应而生的，因此也称为“感生帝”，如尧是赤帝所感生，舜是黄帝所感生，禹是白帝所感生，汤是黑帝所感生，周文王是苍帝所感生。

帝王祭天当然要祭祀与自己一朝相应的天帝。

五行、五方帝又与五方、五色、四季、五人神、五人帝等一一相配，构成了我国古代祭天大典的基本网络。

　　1.圜丘祀天

　　篇三：

中国古代休假的制度

　　中国古代休假的制度

　　近日，中国人民大学调查中心就春节法定节假日安排，以社会抽样调查和网上调查等方式公开征求意见。

其中关于春节3天法定节假日是否包含除夕引起网友热议。

在忙碌的现代社会中，节假日很重要。

那么如果时光倒流几千年，古代那些为朝廷工作的官员，他们的春节是如何放假的呢？

　　唐朝：

春节期间按单双号上朝、休假

　　古代官员过的新年，其实是指农历年，即正月初一。

唐玄宗颁布的红头文件《假宁令》写道：

“元正、冬至，各给假七日。

”“元正”指的就是新年，意思是说，春节放假7天，冬至放假7天，一年里有这么两个“黄金周”。

　　事实上，到了唐朝后期，黄金周有3个，而且小黄金周并不比我们少。

《唐会要》第82卷有一段专写节假调整，说唐德宗贞元年间，把寒食节的假期从3天调整到7天，加上春节7天、冬至7天，刚好3个黄金周。

至于小黄金周，就更多了，中秋节、

　　腊八节、夏至、唐太宗过生日……这些日子统统放假3天。

另外还有21个只放一天假的传统节日，唐朝的法定假日之多，远超忙碌的现代人。

　　唐朝春节虽然也只放七天假，但是按“元正前后各三日”放的。

也就是说，以大年初一为中心，初一之前放假三天，初一之后放假三天，加上初一，刚好七天假。

　　也不是所有的唐朝人都按照法定的春节假期休假。

有的人可以提前休假，例如私塾先生和学生，一般腊月二十就能放假，正月二十才开课，放假整整一个月。

有的人永远没有固定的休假，像农民，必要的时候，大年初一也要到庄稼地里挥汗。

孟浩然有一首诗叫《田家元日》，田家就是农民，元日就是初一，这首诗里有两句：

“桑野就耕父，荷锄随牧童。

”说的就是大年初一那天，还能见到农民劳动。

　　某些唐朝官员也不一定能享受到像样的春节假期，因为唐朝有两个规矩。

第一，大年初一那天文武百官和高级地方官必须早早地上朝给皇帝拜年。

这个规矩使得京官和高级地方官不能在初一当天跟家人团聚，而是要跟皇帝团聚，至少是先跟皇帝团聚，退了朝之后才能跟家人团聚。

　　第二个规矩就是，地方行政长官在春节期间严禁离开衙门回老家。

这个规矩断绝了地方官在老家过年的可能性，他们要想跟家人团聚的话，地点只能定在单位。

　　唐朝有个很著名的田园派诗人韦应物，他写过一首《元日寄诸弟》，五言十二句的古风，大意是说：

我自从做了市长之后，每年春节都没回去过。

我在这个衙门里感到很冷清，也很无聊，什么时候才能与家人见面呢？

　　唐朝皇帝也写诗，唐德宗李括写过一首《元日退朝观军仗归营》，大意是大年初一那天等百官拜过年，他又阅了兵，一整天没有消停。

唐德宗属于那种勤勉类型的皇帝，他在安史之乱以后登基，接手的是一个烂摊子，决心削夺拥兵自重的地方节度使的权力，连连用兵，忙得不可开交。

他在任的时候，春节期间照样上朝，大臣叫屈，

　　他说：

那按单双号吧，单号上朝，双号休假。

于是唐朝高层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现象：

腊月二十八放年假，腊月二十九上班，大年三十继续放假，大年初一接着上班，初二又放假，初三又上班……

　　宋朝：

地方公务员腊月二十收工，回家过年

　　宋代的春节叫元旦，专指正月初一。

春节包括忙年、过年、闹年（春）三个时段，元宵也是“年”的一部分。

　　《水浒传》直接描写春节的场面不多，更钟情于元宵节。

宋江在清风镇被刘高拿住，梁山集团攻打大名府，宋江、柴进等人在东京赏灯谋求招安，均发生在元宵夜。

　　在宋朝，春节放假7天（一般是大年初一前后各3天），元宵放假7天，加一块儿接近半个月。

宋太祖其父腊月初七去世，由此形成惯例，前后共放假3天。

宋仁宗其母腊月初十生日，放假3天。

旋即，冬至来临，放假7天。

随即，天庆节，放假7天。

一个多月的春节长假诞生了。

　　如果你是地方公务员，还有项特殊福利，每年腊月二十“封印”，停止公务，回家过年省亲，与老婆娃儿老爸老妈联欢，只要在第二年正月二十那天赶回衙门“开印”办公就行。

如果你是首都高级公务员，初一则不得休假，不能请假。

先守岁，再打个小盹儿，凌晨就得穿戴整齐，顶风冒雪，披星戴月，往皇宫赶，开“正旦大朝会”：

百官给皇帝拜年（朝贺），俗谓“排正仗”。

朝会上，常有辽、高丽、西夏、于阗、回纥等地的外交官前来献礼。

会后，皇帝赏赐每人一朵帽花，插在官帽上，你举办家宴时得戴着，喝屠苏酒、饮术汤，也得戴着。

　　除了陪皇帝开会和耍乐子，还得陪吃。

年前冬至，皇家要设宴。

初一办朝会，要吃正旦宴，规模宏大，允许臣僚带家属。

普通的朝会之后，也安排吃喝，由皇宫“埋单”，叫“赐食”。

赐食又称“廊餐”或“廊下餐”，宋代廊下餐最出名。

《宋会要》记载，廊下

　　餐宴席安排在左、右勤政门北的东、西两廊下，文官坐东廊，武官坐西廊，规矩少不得。

　　如果你是生活无忧的细民，则没这么辛苦。

从正月初一开始，开封府“通知”允许关扑三天。

关扑是商品交易时赌博的一种。

举凡食物、蔬菜、鸡鸭鱼肉、水果、鲜花、木炭、绸缎、珠宝、化妆品、衣服鞋子、梳子、帽子、玩具各类百货，甚至酒楼的饭卡酒牌，都可以参加关扑。

愿赌服输，你可能花费1万钱，还买不到一个柑橘。

　　正月期间，开封沿街搭起彩棚。

享有自由时间的细民，在御街（皇宫正南的大街）一带，可以看灯会，欣赏歌舞百戏，遍地喧哗，声震十里。

吞铁剑的、玩木偶的、演杂剧的、说书的、吐五色水儿的、炼丹的、弹琴吹箫的、驯猴的，甚至驯鱼的、驯蝴蝶的、驯蚂蚁的……那叫一个热闹，摩肩接踵，花团锦簇。

　　看来，锦时素年要写作锦时俗年。

春节，热闹，世俗莫过如此。

　　明清：

冬至、元旦、元宵节，一休就休一个月

　　到了明清时期，朝廷在逐渐削减甚至取消“旬休”制后，全年只规定了三个主要的节庆，即春节、冬至和皇帝诞辰。

加上元旦、元宵、中元（农历七月十五）等，每年休假只有五十多天。

清朝前期的休假制度基本上沿袭明朝。

　　政府消减假期的措施遭到了大多数官员的反对。

帝王将相考虑到自己在臣民面前的声望，也只好接受“民意”，做了修改。

后来在三个假日的基础上增添了寒假，并将春节和寒假的假期均延长至一个月。

因此，新增的寒假可以看做是对丧失常规性假日和节庆假日的一个补偿。

　　不过到了清朝，公务员的“黄金月”又回来了。

冬至、元旦、元宵三个节假又以封印休长假的方式贯通，前后也有约一个月的时间。

因此，每至封印之日，官员们都会邀请同僚欢聚畅饮，“以酬一岁之劳”。

　　古代历代王朝只规定了官员的休假制度，对于其他阶层的群体没有什么规定。

因为在中国古代还不可能出现关于阳光普照的休假制度，那时乡村中的农民、街市上的商人等阶层群体只能按照惯例放假。

如街市上的商人一般在纪念某一行业或职业神祇的特殊假日放假。

这些假日常常会举行盛大而热烈的庆祝活动。

乡村中农民在春季和秋季都会有一定的假日，还有土地神的节日，就是人们常说的“社日”也会放假。

　　不过，他们依然没有固定的休假制度，因为他们是不属于国家体制之内的群体，能够自主支配自己的时间。

　　民国：

春节不放假，发现不在岗，就可能下岗

　　追溯到民国初年，不论是除夕还是大年初一，政府各个机构都要正常上班。

除夕时，若是发现有公务员不在岗，这个人可能就要下岗了。

　　1912年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曾宣布废除旧历改用国历（公历），并决定把公元1912年定为中华民国元年，把1月1日叫做“新年”。

但是，因为民间习惯使用农历，仍然把农历正月初一当做传统“新年”，所以袁世凯上台以后，便把农历正月初一即传统“新年”改称“春节”。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又再次颁布命令，要求自1929年1月1日起，在全国范围内使用国历，废除农历。

为了雷厉风行贯彻这一命令，政府还规定机关、学校、商店不得在春节期间擅自放假，否则就要对相关负责人实行严厉的制裁和处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