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讲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变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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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二讲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变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第三十二讲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变----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第三十二讲中国传统文化向近代的转变----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

近代文化论争

在中国近代，围绕着如何发展近代文化，包括如何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等问题，发生过多次文化论争。

思想家们提出了许多解决方案或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中体西用”论、“本位文化”论、“全盘西化”论等。

“中体西用”论是鸦片战争之后就出现的一种观点，流行于19世纪60-9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

这种理论一面主张引进西方的物质文化，一面又要捍卫中国传统的精神文化，而二者的关系，前者为“用”，后者为“体”，“用”是为“体”服务的。

早期维新派薛福成对此说得很清楚：

“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以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

”这个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方针在洋务运动时期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因为那时洋务派是主张变革的，站在他们对立面的是强大的封建顽固势力，顽固派根本拒绝西学，在这样的背景下，也只有在“中体西用”的口号下才有可能部分地引进西学。

“中体西用”论的另一个积极作用在于它开始破坏儒家文化固有的体系。

儒学的基本体系就是孔子说的“修己安人”，即所谓“内圣外王”。

“内圣”是通过内省修身的功夫完成自我道德人格，其具体步骤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外王”是把自我道德人格由内及外、由近及远地推开来，以达到“治人”、“安人”的目的，其具体步骤就是“齐家、治国、平天下”。

“内圣”是“治身心”之学，“外王”是“治世事”之学。

在“内圣外王”的结构中，“内圣”是前提，“外王”是目的，只有先完成“内圣”，才能推及而实现“外王”。

“内圣”和“外王”的这种关系也可以用“体”和“用”这对范畴来说明。

明末清初学者李颐说：

“明道存心以为体，经世宰物以为用，则体为真体，用为实用。

”“内圣”和“外王”即体和用的关系，二者是一个内在的统一体，这种统一表现在两个方面：

第一，“内圣”修养和“外王”事功都是通过研究儒家经典来实现的，二者即统一在儒家经典的学习和实践，这就是所谓。

通经致用”；第二，通过“修己”即“成德成圣”自然就可以获得“治国平天下”的“外王”功效，即所谓“明体达用”。

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是承袭儒家“内圣外王”的思路而来的，但二者也有一些重要的不同。

张之洞在《劝学篇·外篇》中曾这样解释“中体”和“西用”的关系：

“中学为内学，西学为外学；中学治身心，西学治世事。

”如果是这样，那么：

第一，“内圣”的“修己”和“外王”的“事功”已不可能都通过学习儒家的经典来实现，“修己”过“中学”来实现，“事功”则要通过“西学”来实现，换言之，“通经”已不必然能够“致用”；第二，由于中学只能“治身心”，而不能“治世事”，因此，“修己成圣”已不可能自然地获得治国平天下的“外王事功”，也就是说，“明体”已不能完全“达用”。

这样一来，儒家经典已不再具有无所不能的绝对权威性，儒学由“内圣”推及到“外王”的逻辑结构就遭到了破坏，而不得不把西方近代的物质文明引到中国文化中来。

这是破天荒的事情，是一个历史性的进步。

但是，“中体西用”论的进步性是有限的。

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文化的近代化进入第二个层面——制度层面，它要求改变封建制度，改变传统文化的“体”——三纲五常和“尧舜禹汤文武周孔之道”，而“中体西用”论正是要维护这个“体”，因此它就成为中国文化近代化的严重阻力。

到戊戌维新时，“中体西用”论就已不再是社会进步思潮的主流了，而成为一股逆流，不断遭到批判。

但它在中国的影响一直很大，还不时兴起波澜，20世纪20年代出现的“东方文化派”，30年代出现的“中国本位文化派”，以及主张“返本开新”的现代新儒家，实质上都是变相的“中体西用”论者。

“中国本位文化”论正式提出是在1935年1月。

当时由王新命、何炳松、陶希圣、萨孟武等十教授在上海《文化建设》月刊上联名发表了《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正式提出了这种理论。

“本位文化”论的核心观点是：

“此时此地的需要，就是中国本位的基础。

”他们认为这就是建设新文化的依据，也是处理中西文化关系的准则。

究竟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宣言》的作者写道：

“把过去的一切，加以检讨，存其所当存，去其所当去”；

“吸收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应该的，但当吸收其所当吸收……吸收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

”

从抽象原则上说，“中国本位文化”的提法并不错，它主张以中国现实需要为标准来取舍中西文化，超越了“中”、“西”、“体”、“用”之争。

但关键并不在于这些理论和原则的抽象阐述，而在于如何具体判定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因为它关系到实际上要建设什么样的文化的问题。

对于这个关键性问题，本位文化派是这样回答的：

现在西方世界有三套文化，即英美的资本主义、新的国家主义和苏俄的共产主义，而这三者均不合于中国国情，中国需要的是“第四套文化”。

什么是“第四套文化”呢？

《宣言》的后台陈立夫说：

“将我国固有之道性智能从根救起，对西方发明之物质科学迎头赶上’二语，实足为中国本位文化建设之方针也。

”这一方针原来就是“中体西用”论的翻版。

在这种文化建构中，没有给民主主义留下任何地位，所谓“此时此地的需要”云云，说穿了，不过是适应蒋介石的文化统治政策的需要罢了。

对于“本位文化”论的实质，当时胡适看得比较清楚。

他指出：

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不过是“中体西用”论“最新式的化装”。

他讥讽地写道：

《宣言》的作者们把“中国本位”解释为“此时此地的需要”，而何健、陈济棠等军阀，一面从西方购买“最新模特儿”的飞机大炮，一面又在提倡“读经祀孔”，这也正是根据“中国此时此地的需要”而建设的“中国本位的文化”！

胡适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

胡适是个“全盘西化”论者。

他在1929年首次使用“全盘西化”这个词来表达他的文化观点，到30年代，又声明放弃这种提法，因为“数量上的严格‘全盘西化’是不容易成立的”，所以改为“充分世界化”，其实这两个词在胡适和其他西化论者那里是通用的，谁也没有把“全盘西化”硬性地解释为“百分之百西化”。

胡适等人的“全盘西化”论主要是针对20-30年代的“东方文化”派和“中国本位文化”派等文化保守主义派别而提出来的，它具有反对封建复古主义、反对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积极意义。

它在理论上的合理因素主要是分析了文化的整合性，强调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统一性。

胡适在论析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时指出：

凡是一种文明必有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因子”，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精神的，也没有一种文明单是物质的。

“一部摩托车所代表的人类心思智慧决不亚于一首诗所代表的心思智慧”，“精神的文明必须建筑在物质的基础之上”。

胡适已经认识到，中国传统的精神文明是建筑在传统的农业社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西方现代文明是建筑在工业社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国要想在物质文明方面仿效西方，就必须在精神文明方面也仿效西方，即不但在“机械”上，而且在“政治社会道德”上仿效西方。

这里表现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于西方民主政治的热烈追求。

但是，“全盘西化”论者过分强调了文化的整合性，把它看成是机械的统一。

另一位“全盘西化”论者陈序经说：

“文化本身是分开不得，所以它所表现出的各方面都有连带及密切的关系。

设使因为内部或外来的势力冲动或变更任何一方面，则他方面也受其影响，他并不像一间屋子，屋顶坏了，可以购买新瓦来补好……所以我们要格外努力去采纳西洋的文化，诚心诚意的全盘接受他，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一种系统，而他的趋势，是全部的，而非部分的。

”这就是说，要接受西方文化就必须全盘接受，不能有所区分和选择。

这种机械的观点显然是错误的，也不符合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实际。

在中国近代文化发展过程中，一直都是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并没有全盘西化；不仅中国如此，日本、印度等国家也是有选择地吸收西方文化，都没有全盘西化。

诚然，有什么样的物质文明就有什么样的与之相适应的精神文明，但它们也不是完全同步发展的。

作为观念形态的文化（文明）是一定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反映，并反转过来给予社会经济和政治以巨大影响。

因此，人类文化的发展在某一个历史时期主要表现为物质文化的进步，在另一个历史时期则主要表现为精神文化的进步，二者表现为辩证的、动态的统一，而不是机械的、静态的统一。

在两个不同民族之间进行文化交流时，一个民族总是根据自己物质文明发展的水平去吸收另一个民族的文化，于是就表现出文化的选择性来。

在古代，印度佛教传来时，中国和印度处于同样的物质文化的发展水平上，因此中国就比较容易接受佛教。

在近代，中西文化发生撞击时，中国和西方不是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中国落后于西方，因此，中国首先认识到自己落后并需要吸收的是西方的物质文化，而当中国的近代物质文化有了一定基础时，才能进而认识和吸收西方的精神文化。

这就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选择性来，而不是要么全盘接受，要么全盘排拒。

胡适鉴于“全盘西化”的提法有“语病”，而改用“充分世界化”。

这表明他很重视文化发展的时代性。

但是他在强调时代性时，却忽略了文化的民族性。

在近代，西方文化是先进的，是时代文化的主潮；中国文化是落后的，尚处于“古典时代”，中国应该也必须向西方的先进文化学习。

这是近代先进的中国人的共识。

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就应该也必须完全抛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全面认同西方文化。

一个独立的民族，它不仅具有人种学上的意义，而且具有文化学上的意义。

一个民族的文化是由民族共同体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创造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同民族的文化是难分轩轾的，它们均适应了各民族自己的生存和发展的需要。

民族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民族心理、民族习惯，本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审美情趣等，都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沉积而形成的，它们虽然也发生缓慢的变化，但具有不可割断的历史继承性。

中国传统文化是华夏民族在漫长的岁月中共同创造的，从来没有中断过，也不是任何人、任何外来力量所能割断的。

就是胡适本人，实际上也终生徜徉在传统文化的海洋中，并为整理传统文化作出了很大贡献。

这个事实对于“全盘西化”论者颇有讽刺意味。

民族的科学大众的文化

在20世纪30年代围绕“全盘西化”论和“本位文化”论的论争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收获是关于中国新文化的发展路向逐渐清晰起来，这就是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文化。

1936年6月，鲁迅和沈雁冰、冯雪峰商议后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这是一个发展新文学的口号，同样也具有一般的文化学意义。

这里已谈到文学的民族性和大众性问题，鲁迅并且指出这个文学运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

稍后，1937年，陈伯达、张申府、胡绳等倡导“新启蒙运动”。

他们明确主张发展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文化，而这个新文化应该是以科学的方法即“唯物、客观、辩证、解析”的方法总结和继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科学和民主传统。

并且提出：

“这个新启蒙运动应该不只是大众的，还应该带有些民族性。

”这样，新文化的性质和发展方向就更明确了。

1940年1月，张闻天（洛甫）在陕甘宁边区文化界救亡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抗战以来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运动与今后任务》的报告，指出中国的新文化应该是“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并且说这四项是有机联系着的。

“真正民族的，必然是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

也是在这年的1月，毛泽东发表了著名的《新民主主义论》，其中有一节专门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说它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

比较一下，毛泽东的提法比张闻天的少了一个“民主的”，不过毛泽东在解释“大众的”含义时，说大众的“即是民主的”。

因此两人的提法实质上是一致的。

毛泽东具体指出：

所谓民族的，包括两层含义。

一层是说，“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

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为解决中国近代社会的首要任务——挽救民族危机、维护民族独立而服务。

其实，这不仅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也是整个中国近代新文化的根本任务。

因此，反对帝国主义，维护民族独立，就是中国近代新文化的基本内容和特征。

另一层含义是说，“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带有我们民族的特性”。

这是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具有民族性。

这个民族性又包括文化的民族特征和文化交流中的民族主体意识。

毛泽东对于后者特别作了详细论述。

他写道：

“中国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粮食的原料……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人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

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

”毛泽东在这里指出了文化民族性的深刻内涵：

民族性不仅表现在应该有本民族的文化特征上，而且表现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的主体性上，而这种主体性不仅表现在吸收外来文化时的主体选择性上，而且表现在消化外来文化的能力上。

也就是说，即使是外国的优秀文化，也不能完全照搬过来，而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经过中国人自己的“消化”，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点的文化，包括对马克思主义也必须采取这种态度。

所谓科学的，一是说内容是科学的，一是说方法是科学的。

内容是科学的，是说“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方法是科学的，主要是讲辩证的方法。

为了具体说明新民主主义文化应有的科学内容和科学方法，毛泽东特别讲了应该如何清理中国古代文化的问题。

他指出：

“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

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

中国现时的新政治新经济是从古代的旧政治旧经济发展而来，中国现时的新文化也是从古代的旧文化发展而来，因此，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

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赞扬任何封建的毒素。

”这段话概括起来就是两点：

一是不能割断历史，二是必须批判地继承。

前者和民族虚无主义划清了界限，后者同文化保守主义划清了界限。

所谓大众的，“即是民主的”。

这就是说，新民主主义文化必须具有民主精神，而这种民主精神首先就表现在使人民群众享有文化权。

毛泽东特别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

这就将民主意识和群众观点统一起来。

这一点对于发展新文化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在中国这样一个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因而文盲充斥的国家，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使广大人民群众掌握文化，离开了这一点，新文化运动就失去了意义。

事实上，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新文化，大体就是沿着“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的方向发展的，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但在很长时期中是不自觉的，在毛泽东提出了这个正确的方针以后，才指导新文化运动自觉地沿着这个方向前进。

但是，必须指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发表于抗日战争时期，而后则是解放战争，残酷的战争环境，严重地影响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建设。

不但如此，即使胡适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所倡导的资产阶级文化也由于种种原因而没有得到充分发展。

因此，中国文化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型并未能很好地完成，从而给新中国的文化建设留下了一个严重课题。

参考文献：

1．龚书锋主编．中国近代文化概论（第1~4章）．北京：

中华书

局，1997年

2．罗荣渠主编，从“西化”到现代化（罗荣渠所写《代序》）．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思考题：

1．试析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近代的动因。

2．评“中体西用”论的积极作用和消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