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讲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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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讲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
第一讲中国文化的历史地理环境
从世界范围看，人类文化是千姿百态、丰富多彩的，单就作为世界文化主体的东西方文化而言，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
之所以如此，从一定意义上讲，是由于不同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
因此，了解中国历史地理环境的特征，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文化是必不可少的。
中国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地理生态环境，包括两个方面：
自然地理环境和人文地理环境（又分为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地理环境）。
一般说来，自然地理环境，如气候、地形、地貌、水文、植被、海陆分布等，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较缓慢，有时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为人们所觉察。
但在某些阶段和某些局部地区，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也可能发生得非常迅速、非常剧烈，造成巨大的影响。
人文地理环境，如疆域、政区、民族、人口、文化、城市、交通、农业、牧业等方面，发展变化的速度比自然地理因素发展变化的速度要快得多。
当然，这两方面也是相互作用、不能截然分开的。
关于这一点，在第二节中还要专门讨论。
但无论如何，地理环境是在发展变化的，历史上的地理环境不同于现在的地理环境，因此我们在考察中国的传统文化时，必须将它们放在当时的地理环境条件下，注意研究地理环境对文化发展的影响，才能了解中国文化为什么会是这样的。
第一节中国历史地理环境的基本特征
本节所要讲的是中国的历史地理环境，所以许多与今天基本相同的地理要素一般从略。
夏朝（约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的历史尽管还没有完全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但可以肯定它已经统治了范围不小的地区。
经过商、周二代约13个世纪的发展，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终于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国家。
公元前210年，秦的疆域北起河套、阴山山脉和辽河下游流域，南至今越南东北和广东大陆，西起陇山、川西高原和云贵高原，东至于海。
此后的历代中原王朝疆域虽然时有盈缩，但基本的趋势是逐渐扩大，逐渐巩固，不少王朝都拥有过今天中国领土以外的疆域。
如从西汉中期至西晋末年的400多年间，朝鲜半岛的东北部曾经是中原王朝的正式政区。
自西汉中期至明末年的千余年间，今越南北部都是中原王朝的一部分。
唐朝和元朝的北界都远达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唐朝的西界一度直抵中亚的咸海。
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清朝最终奠定了今天中国疆域的基础，形成了一个北起萨彦岭、额尔古纳河、外兴安岭，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帕米尔高原，东至库页岛，拥有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的统一国家。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用武力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中国的大片领土；甚至连条约都不签订，凭借实力造成侵占的既成事实。
但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使国土免遭更大的损失。
今天，中国国土面积为960万平方公里，次于俄罗斯、加拿大而居世界第三位。
政区（行政区域）是国家为进行分级管理而划分的地方，它的出现是以国家的建立为前提的。
但并不是说国家建立以后就必定要划分行政区域，如商和西周时期实行分封制，从上到下“分土而治”，天子和各级诸侯的直接统治区都很有限，自然不需要什么分级管理。
到了春秋战国时代，经过一系列兼并，剩下的诸侯国范围越来越大。
同时，各诸侯国一般都将被灭国置于国君的直接统治之下，不再分封新国，国君的直接统治区也迅速扩大。
因此，直接向国君负责的行政单位——县、郡应运而生。
一开始，县与郡并没有上下之分，也没有主从关系。
但发展到战国后期，随着县的普遍设置，郡成了县的上一级政区。
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郡县制基本上推行到了全国。
秦汉都实行郡县制，即由数十个至百余个郡管辖数百个到一千多个县或县级单位。
到了2世纪末的东汉末期，原来只起监察作用的州才成为最高一级政区，形成州一郡一县三级制：
开始全国只设十几个州，但汉以后州的数量不断增加，到南北朝后期已达到数百个，一个州所管的郡县越来越少，三级制已变得毫无意义：
隋大业三年（公元607年）合并、撤销了一些州县，又将州改为郡，重新实行郡、县二级制。
尽管唐朝将郡改称州，并有16年时间又改州为郡，但基本上都是二级制。
但由于中央政府直接管理众多的州（郡）级单位总有点鞭长莫及，为了对地方实施监察，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在全国设置了十五个道。
安史之乱爆发后，朝廷为了加强地方的抵抗实力，不得不普遍设置方镇，以节度使掌握方镇的军政大权。
方镇（又称道）成了州以上的一级政区，形成方镇（道）一州一县三级制。
977年，宋太宗废止了方镇辖州的制度。
但全国有三百多个州（府、州、军、监）级单位，朝廷难以直接管辖，因而不久就由原来专管督征运送财赋的各路转运使兼管军民事务，形成路一州（府、军、监）一县三级制，全国先后设过十五路至二十四路。
但为了防止地方权力过于集中会造成割据，一个路的不同事务往往由不同的“监司”所管辖，不同监司的辖区又不尽相同，州一级还有不少事务直辖于朝廷，所以是一种不完整的三级制。
金灭北宋后，实行的政区制度基本与北宋相同。
宋朝还将一些比较重要的州改称为府，以后府越来越普遍。
元朝的中央政府称为中书省，在进人中原的初期将它的派出机构——行中书省进驻各地，统管军民事务，以后成为最高一级行政区划。
元朝中期，除了行中书省的直辖区（又称腹里）外，全国设十一行中书省（简称行省、省）。
省以下一般有路（或府）、州（或县）二级，少数也有路、府、州、县四级。
明初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废除行省制，原来的省改称布政使司，分别任命三位官员负责民政、司法监察和军务。
1427年后，全国划分为两京（南、北直隶）和十三布政使司，俗称两京十三省或十五省。
省以下废除了路，但设有若干分守道、分巡道作为省的派出机构。
以后，朝廷为了地方治安或边防，陆续向各地派驻总督或巡抚，成为最高的地方行政官。
到明朝后期，全国有总督、巡抚辖区约三十个。
清初设十八省，以总督或巡抚为长官，以下只有府（或直隶州、直隶所）、县（散州、散所）二级。
每省还分为若干道，作为省的派出机构。
中华民国废除了府一级政区，州、所都改为县，又重划了道区，所以成了省一道一县三级制。
国民党政府废除了道，企图实行省、县二级制，但到20世纪30年代“剿共”时又在江西首先分区设行政督察专员，不久推行到全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继承了这一制度，称为专区，以后改称地区，作为省的派出机构，基本的政区依然是省（直辖市、自治区）一县二级制。
改革开放以来，原来的地区陆续改设为市，成为介于省与县之间的行政区划，出现了省一市一县三级制与省一县二级制并存的局面。
在少数民族或边疆地区，历代还设置过各种特殊的政区或机构，如汉、唐的都护府，元朝的宣政院辖地，清朝的将军、大臣辖区等。
少数民族政权或边疆政权有的模仿中原王朝的政区制度，有的建立自己的行政区划。
但游牧民族的政权一般仅以部族、军事编制或游牧区作为划分的单位。
历史上曾经在中国范围内居住和活动的民族数以十计，除月氏（zhi，一作支）族的主体在公元前2世纪迁到中亚以外，其他各民族几乎都没有完全离开过中国。
在今天中国的56个民族中，除朝鲜族、俄罗斯族、塔塔尔族等几个是在以往一二世纪中从境外迁入的以外，绝大多数都是在中国形成的，或者已在中国生活了很长的时间。
除汉族以外，匈奴、鲜卑、羯、氐、羌、沙陀（突厥的一支）、契丹、女真、蒙古、满族都曾建立过统治中原地区的政权，其中蒙古和满族还统治过整个中国。
但无论是汉族还是非汉族建立的政权，都包容其他民族，都是多民族的国家。
早在春秋时代，汉族的前身华夏诸族就已经成为黄河流域的主体民族。
以后随着自身的扩张、迁移和其他民族的迁入，汉族融合了大量其他民族，不仅在数量上高居首位，而且在经济文化上保持着总体上的优势，成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和核心。
上面提到的这些曾经统治过中原的非汉族以及其他很多民族，有的作为一个民族早已不再存在，有的只剩下很少的人口。
但这些民族并没有从肉体上被消灭，而是被融合在汉族之中了。
例如从东汉至南北朝活跃在中原的非汉族，到唐朝已都被当做汉族的一员，白居易、元稹、元结等诗人和唐朝的许多文武大臣都是非汉族的后裔。
同样，汉族人口也曾经大量迁入非汉族聚居的地区，或者被迁入的非汉族所融合。
中国的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中国的领土也是各民族共同开拓和巩固的。
在开发和巩固边疆方面，少数民族作出了特别重要的贡献，如藏族及其前身吐蕃在青藏高原，古代的西域诸族和维吾尔族在新疆，蒙古族在内蒙古，契丹、女真和满族在东北，高山族在台湾。
尽管由于真正的民族平等关系不可能在封建制度和不发达的生产力条件下建立起来，因而民族歧视、民族压迫、民族冲突以至战争长期存在，但各民族间的交流、合作和融合毕竟是主流。
特别是在中国面临着帝国主义侵略的紧急关头，各民族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意识和信念。
据《汉书·地理志》记载，公元2年在汉朝设置政区的范围内有近6000万人口o未列入统计的少数民族和此范围之外的中国人，估计还有数百万。
合计超过当时世界人口约1.7亿的l/3012世纪初的北宋末年，其境内的人口已经超过1亿，加上辽、西夏境内和其他少数民族地区就更多，而当时世界人口约有3.2亿，也占1/3以上01850年，世界人口达到约12亿，而中国人口已突破4.3亿，所占比例并没有减少。
当然，在以往二三千年间，中国的人口并不是直线上升的，而是经历过无数次起落。
在大规模的天灾人祸持续发生时，人口损失的幅度达20%以上的情况并不少见，有时甚至超过50%.但即使是中国人口的低谷，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一般也在1/5以上。
在主要依靠人力和简单工具的条件下，中国无疑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生产力。
这样庞大的人口分布很不均衡。
公元初，600/0的人口分布在太行山、中条山以东，豫西山地、淮河以北，燕山山脉以南的地域内，这一范围内的平均密度约每平方公里77人。
而长江以南大多数地区人口稀少，尤其是今浙江南部、福建、两广、贵州等地，还有大片无人区。
当时人口最稠密的地区，一是首都长安及其近郊，每平方公里超过l000人；一是今山东菏泽、定陶、东明一带，每平方公里263人。
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治中心的转移，人口的迁移和自然条件的变迁，人口的分布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如果以淮河、秦岭、白龙江作为划分北、南方的界线，北方和南方所占人口的比例从公元初的7:
3演变为公元10世纪末的4：
6014世纪前期竞达到2：
80明清以来，人口的北南差有所缩小，大致稳定在4:
6010世纪以后，主要的人口稠密区已经转到南方，其中长江中下游、成都平原、福建人口尤其稠密。
19世纪前期，苏州府（大致相当于今苏州市）的人口密度超过每平方公里千人，为全国之冠。
但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开发地区的扩大，地区间人口密度的差距有所缩小。
到20世纪初，以云南腾冲一黑龙江瑷珲（今黑河）一线为界，中国形成了东南人口稠密区和西北人口稀疏区，这一格局至今仍无明显改变。
历史上的人口迁移相当频繁，规模也很大014世纪中叶以前，移民的主流是由北向南，即从黄河流域迁至长江流域及更南地区，其中以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后、唐朝安史之乱后、北宋末年靖康之乱后的三次南迁影响最大、移民人数最多。
在明朝初年，数百万人口被从长江以南迁至江淮之间、淮河流域，从长江中游迁至四川盆地，从山西迁至华北平原。
此后直到20世纪前期，移民的主流是从平原进入山区，从内地迁往边疆。
随着沿海城市和工矿城市的兴起，又有大量人口从农村和小城镇迁入这些城市。
此外，历代统治者以行政或军事手段将人口集中在首都附近，边疆或其他地区的强制性移民，敌对政权间的掠夺性移民，北方游牧民族、边疆少数民族的内迁，也曾多次发生，并具有相当大的规模。
来自中亚、阿拉伯甚至欧洲的移民在中国定居，融合于中华民族。
如今天的回族就是以13世纪自中亚、阿拉伯和波斯迁入的移民为主，吸收其他民族而逐渐形成的。
中国人也不断移居海外，尤其是东南沿海地区的人民，从15世纪以来就以东南亚为主要移植区019世纪中叶以后，向海外移民的规模日益扩大，移民及其后裔的数量已达数千万。
中国移民对所在国和中国本身在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诸方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山地、高原和丘陵约占全国土地总面积的650/00海拔500米以下的仅占全国土地面积的25.20/0，而300米以上的却占25.9%。
全球超过8000米的12座山峰，中国即有7座。
中国的地势西高东低，高差悬殊。
高山、高原以及大型内陆盆地主要分布在西部，丘陵、平原以及较低的山地多见于东部，宽阔缓斜的大陆架则在我国大陆东南侧延伸于海下。
地势自西而东层层下降，形成地形上的三级台阶，习惯上称为“三大阶梯”o青藏高原是最高的第三级的地形阶梯，被称为“世界屋脊”，海拔在4000~5000米，许多山峰超过7000米。
在高原的东侧是举世闻名的横断山高山峡谷地带，高原内部的巨大山脉间地势宽缓，湖盆星布，长江、黄河、澜沧江等亚洲大河都发源于此。
青藏高原以东、以北，至大兴安岭、太行山、伏牛山、雪峰山一线为第二阶梯，其内部地形相当复杂。
由此往东是最低的第一阶梯。
与漫长的地质年代相比，数千年的历史只是极短的瞬间。
但在局部地区，由于自然和人类活动的相互作用，地形、地貌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甚至出现了“沧海桑田”的巨变。
这些变化，主要发生在第一、第二阶梯内，比较明显的有：
一、湖泊的发育和消亡。
一些著名的湖泊改变了形状和面积，或者完全消失了；一些新的湖泊产生并继续演变。
二、水道和水系的变迁，流经东部平原地区的江河下游一般都发生过变化，其中黄河和海河水系的变迁尤其剧烈，决溢改道极其频繁。
三、海陆变迁：
从辽东湾到杭州湾之间不少沿岸地区都是最近二三千年间陆续成陆的，但也有一些陆地重新沦人大海。
四、黄土高原的变迁。
水土流失造成沟壑发育，使原来的“原”（或作塬）日益分割缩小，地形破碎，生态条件越来越差。
五、沙漠的变迁。
．沙漠面积扩大，吞没了一些绿洲和城市。
也有一些沙漠后退了，重新得到开发。
这些变化对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往往产生重大的影响。
中国的大部分领土处于北温带，正是黑格尔所说的“历史的真正的舞台”①。
中国气候有三个特点：
一是季风气候明显，主要表现为冬夏盛行风向有显著的变化，随季风的进退，降水量有明显的季节性变化。
二是大陆性气候强，表现为冬、夏两季平均温度与同纬度其他地区或国家有较大的差异。
冬季低于同纬度地区，夏季高于同纬度地区，年温差较大。
三是气候类型多种多样。
这些特点，有史以来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但是受全球性气候变化以及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气候还是有一定的波动和差异。
一这里举与人类活动关系密切的温度和湿润度两方面为例。
一、温度的变化。
五六千年来，中国气候的总趋势是由温暖转向凉爽，但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幅度不同，而且有过多次反复。
在新石器时代，正月的平均温度比现在高3C~5"C，年平均温度大概要高2℃。
公元前10世纪时气温变得寒冷，但只持续了一二个世纪，到春秋时期又趋于暖和。
公元前1世纪气候已经转冷，到公元4世纪前半叶达到顶点，渤海湾的年平均温度估计比现在低2℃左右。
6世纪时黄河流域的物候普遍比现代迟10天到2周。
8、9世纪时气候稍趋温和，但10世纪下半叶气候又转寒。
13世纪初开始回暖，从南到北的气候与今天大致相同。
但14世纪又转为严寒，17世纪的气温达到最低点，以后逐渐转暖。
二、湿润状况的变迁。
中国处于东亚季风区域内，雨量的变动常趋于极端，非涝即旱，而且在相邻地区也会有很大的差别，但总的说来湿润状况还是有变化的。
五六千年前的温暖期也是一个气候湿润期，随后气候逐渐变得干燥，这一过程持续了很长时期。
到2500年以前气候稍稍湿润，然后就再次变干。
近500年来旱灾多于水灾，其中公元15世纪-半叶至16世纪前半叶、17世纪和18世纪前半叶至19世纪前半叶是三个旱灾持续出现的时期。
这两方面的变化所产生的复杂后果，对经济的开发、民族的迁移、人口的增长、文化的传播，以至社会的治乱和王朝的兴衰都起着或大或小的作用。
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的作用与影响
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影响
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的影响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决定或不决定，而应该作全面的认识。
我们所说的地理环境，是指“生物特别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地球表层”，“地理环境可分为自然环境（或自然地理环境）、经济环境（或经济地理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
……上述三种环境各以某种特定的实体为中心，由具有一定地域关系的各种事物的条件和状态所构成。
这三种地理环境之间在地域上和结构上又是互相重叠、相互联系的，从而构成统一的整体地理环境。
”①在人类产生之前，地理环境就已经存在，不过那时只有自然环境。
在人类产生之后，完全单纯的自然环境就不再存在，因为人类的活动总会或多或少地改变自然环境。
但在人类漫长的早期，人们对自然的影响毕竟是极其有限的，所以我们还是可以把地理环境主要当作自然环境。
随着人类生产的发展，经济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逐渐形成，并且越来越起作用。
到了近代，就更难以将这三者严格区分开来了。
地理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当然也是人类意识或精神的基础。
因此，地理环境对人类和人类社会所起的作用是具有一定的决定意义的。
但是在具体的时间和空间范围内，地理环境在起决定作用的同时，也给人类的发展保留着相对广泛的自由，因为：
第一，它并没有规定人类从产生到消亡的具体过程、方式和时间；第二，它并没有确定物质和能量的转化和传递的具体过程、方式和时间；第三，人类只要不违背它的内在规律，完全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利用这一环境，实现对自身有利的物质转化和能量传递。
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利用从来没有达到极限，今天离极限也还相当遥远。
而且，不同地区、不同时间的人们对地理环境的利用程度存在着相当悬殊的差异，利用的方式也迥然不同。
这就是为什么人类的历史和文化在发展过程中千差万别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在大致相同的地理环境中，在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人类的活动会出现如此不同结果的缘由所在。
同样的地理环境，在不同的生产方式或生产力条件下，所起的作用是不相同的。
所以在人类的早期，即人类基本上还只能被动地适应现成的环境时，地理环境对人类各方面的活动几乎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但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和生产方式的多样化，人们开始能动地利用地理环境，地理环境对人类具体活动的决定作用就逐渐减弱。
生产力越发达，人类对地理环境的利用能力和程度就越大。
但这一切都是以地理环境所提供的条件为前提的，是以不违背它的内在规律为限度的。
地理环境对中国文化形成和延续的影响
中国不但疆域辽阔，而且地理位置比较优越。
中国的大部分处于中纬度，气候温和，
又位于全球最大的陆地——欧亚大陆的东部和全球最大的海洋——太平洋的西岸，西南距印度洋也不远，季风气候发达。
大部分地区雨热同季，温度和水分条件配合良好，为发展农业提供了适宜的条件。
在新石器时代，黄河中下游地区气候温和，雨量充沛，适宜作物的生长和人类的生活。
黄土高原和由黄土冲积的平原土壤疏松，在生产工其简单、铁器还未运用的情况下，易于清除天然植被和开垦耕种。
黄土冲积平原的肥力虽不如其他冲积平原，但在黄土高原的原始植被保存较好的条件下，冲积土中的养分比水土流失严重时的含量要高得多。
黄河中游和黄土高原虽然不像南方那样有大片的原始森林，但小片森林还不在少数，基本为草原等植被所覆盖，水土流失相对并不严重。
而黄河下游平原由于黄河及其他河流还没有人工堤防的约束，免不了常常泛滥改道。
当时华北平原北部还有众多单独人海的河流，所以有不少地方会受到这种泛滥改道的影响。
近海地带由于地下水位高，海水倒灌和宣泄不畅等原因，土地盐碱化程度严重。
因此，黄河中下游一带便成为先民生存和繁衍的最适宜的地区。
根据文献记载和考古发掘的结果，夏、商、周的中心地区是今天河南省的中部和北部、山西省南部、陕西省的关中盆地、河北省的西南部和山东省的西部，正是当时自然环境条件最优越的地区。
农业在中国的发展有极其悠久的历史和相当辽阔的地域，但主要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黄河中下游最早形成了大片的农业区。
春秋战国时当地还有不少残余的牧业民族或半农半牧民族，但到秦汉以后，除了少数民族大规模内迁或战争动乱时期之外，牧业在中原王朝的经济中已毫无地位。
从秦朝开始直到清朝初年，历代最稳定的、设置行政区域的缰域范围，基本都是阴山山脉和辽河中游以南，青藏高原、横断山脉以东的中国内地。
这一范围四周并不都有什么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尽管王朝的军队一次次外出远征并获得胜利，但却很少将自己的正式政区扩展出去，根本的原因就是要考虑这些地区是否适宜农业生产，能不能养活当地的居民。
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文化，无论是物质的，还是精神的，都是建立在农业产生的基础上的。
它们形成于农业区，也随着农业区的扩大而传播。
大量汉族（华夏）人口不断从黄河流域迁往南方、西北、东北各地，文化上的优势和数量上的多数使这些移民最终成为迁入地区的主体人口，他们所传带的文化自然也成为迁入地的主体文化。
在这一过程中，尽管传统文化也吸取了牧业民族和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但由于农业生产的基础始终没有改变，这种吸收便都以能否适应农业文明的需要为前提。
前面已经提到，尽管中国的自然条件在以往数千年间有一定的变化，但总的说来幅度有限。
由于中国疆域辽阔、跨纬度大，所以气候的波动一般只影响农业区的南北界、而不会减少它的面积，这就为中国文化的延续提供了稳定的物质基础。
从中国在亚洲和世界的地位看，有利于中国文化延续的地理因素就更明显了。
中国内地的这片农业区的面积和产量在东亚大陆一直遥遥领先，供养着数量最多的人口，因而很自然成为东亚地区的中心所在，也是文明程度最高，文化最发达的地区。
在西方文明传人之前，周围的朝鲜半岛、日本列岛、印度支那半岛和东南亚各地的农业文明在总体上落后于中国，当然不可能对它形成冲击和挑战。
北方的游牧民族虽然具有相当大的军事实力，并多次以武力入主中原，但在文化上却是弱者，最根本的原因是其文化不适应于农业地区，因此军事上的征服者毫无例外地成为文化上的被征服者，他们最终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了华夏文化。
中国和西方文明的中心不仅距离遥远，而且隔着高山、沙漠、草原、海洋等一系列地理障碍。
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情况下，要越过这些地理障碍即使不是不可能，也是要付出巨大的代价的，因此除了负有政治、军事使命或有高额利润的吸引，一般性的人员来往和交流很难进行。
至迟从西汉开始，来自中亚、阿拉伯、波斯、欧洲的使臣、商人、僧人、教士、学者、军人、避难者、降人、俘虏等源源不断地来到中原地区，有时达到很大的数量，有时还具有统治民族的地位（如元朝的色目人即是这类外来移民，享有仅次于蒙古人而高于汉人、南人的地位）。
但他们在汉人的汪洋大海中既无数量上的优势，在地理环境改变的条件下也无质量上的优势可言。
所以尽管在某些方面他们也影响了中国文化，在一些局部地区还形成过与中国文化有本质区别的亚文化，但在总体上却无法动摇中国文化的统治地位。
在西方殖民者进入亚洲以前，西方没有一次军事行动能够到达中国。
公元715年的怛罗斯之战是唐朝与阿拉伯的惟一直接冲突，但不久崛起的吐蕃王朝隔绝了唐朝与阿拉伯帝国的疆域，实际上起了抵挡阿拉伯兵锋的作用。
在生产力很低的情况下，地理障碍对人类活动，特别是交通运输的影响要比现在大得多，有时往往起了完全隔绝的作用，例如海洋、大江、高山、沙漠、沼泽、丛林都曾是先民难以逾越的地理障碍。
中国领土辽阔，从最东的黑龙江与乌苏里江汇合处到最西的帕米尔高原约有5200公里，从最北的漠河以北的黑龙江江心到南海诸岛南端约有5500公里，而历史上的疆域范围更大。
所以，在中国内部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自然地理区域，表现出不同的地理特征，蕴藏的自然资源也丰富多彩，各不相同。
境内的一些主要山脉，如东西向的天山、阴山、燕山、昆仑山、秦岭、大别山、南岭，南北向的贺兰山、六盘山、横断山，北东向的太行山、大兴安岭、北西向的阿尔泰山、祁连山以及弧形的喜马拉雅山等，主要的河流如长江、黄河、淮河、汉江、辽河等，往往成为地理区域的分界线。
各区域间的差异不仅表现在主要农业区与周围地区之间，也出现在主要农业区内部。
马克思指出：
“资本的祖国不是草木繁茂的热带，而是温带。
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化，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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