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的重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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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大学的重建

中国大学的重建

　　●大学问题的根本不是什么“一流－大师－超常发展”，而是重建真正的大学，培植真正的学术

　　中国有大学吗？

有健康运作的文化学术体系吗？

　　这问题好像很荒唐——连同纷纷升格的大学，以及想升而未升的专业学院就有一千所，有急剧膨胀的数百万大学生。

　　然而，中国高校只是学习知识与技能的地方，为了将来成为有用的人才，在服务于社会的某一职业，谋求自己的生存。

大学生的精神生活为时尚所左右，教授们的“科研”大多是急功近利地跟踪、模仿、复制甚至抄袭。

　　真正的大学，不是服务于社会特定目标的工具，而是社会整体前进的动力、向导和先锋。

因此大学不受制于个别机构、地方政府、利益群体，而以本身超越于世俗生活之上的文化目标为导向。

没有独立的学术传统，就没有真正的大学。

　　真正的大学，决不只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传授和学习知识，对现有知识毕恭毕敬的学堂，而更是人们质疑、批判、否定、更新知识的自由殿堂。

没有研究和探索，没有表达和争论，没有反问与沉思，就没有真正的大学精神。

　　　　严重的问题在于，没有真正的大学，整个社会的现代进程就只能被外部力量拖着走，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科技。

　　　　真正的大师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现实的需要，从文化的熏陶，从内心的努力中成长起来的。

政府、社会的职责是从外部保护公正的学术氛围，而不是干预它。

徐友渔在《南方周末》上指出：

大师不能培养，不可能办培训班来获诺贝尔奖。

　　当年蔡元培把一个没有上过大学的青年扶上北大讲台，讲授印度哲学，这个青年后来成了东方文化大师，这就是梁漱溟。

　　对于内心充实的思想者和学问家来说，教师是生命可以延伸的职业，是人生的理想选择，不仅有“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骄傲，而且有自我表达的乐趣。

生活在年轻人中，与他们对话，教学相长，可以保持自己心态的青春活力。

　　大学教授应当首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是那些能够沉于学术与思想，并以之为自己的乐趣、理想的人。

大学的本位在文化，教授的尊严和地位来自它超越社会而又引导社会的学术，而不是它的功利角色。

中国大学教授已有40000之众。

人们常常抱怨说，早年教授如何有地位。

可那时人数不到现在的百分之一，精英化的程度当然是现在不可比的。

　　绝大多数技术专家们反正没有更高造就，作院士就封了顶，便肆意张扬起来。

他们内心空虚，既没有旧时代文人那番儒雅，也不具备西方知识分子那种信念，得意忘形时，便有一种酸腐的恶臭。

为了配上自己身上的行头，自觉充当后生楷模，摆出一幅哲人和道德家样子，照着书上伟人成长故事的模式（通常是他人编造的），杜撰起自己家谱及童年的往事来。

　　　　●大学校长应当是文化大师和教育家：

他们若无才无识无德，比省长市长们腐化堕落，更加要命

　　大学曾是动员、引导、组织现代文化力量的中心，在全社会享有崇高威望，它独立的文化使命本身就是一面旗帜。

中国需要一批真正的教育家，他们不是官僚体制的产物，而是思想权威、智慧象征、学术大师，是良知倡导者和文化战略家。

　　人们经常提到大学地位下降的事实：

国民党派到大学主持校政的政客，常常被师生们拒之于校门外。

直到解放后的多年里，大学校长可以直接见到最高领导人。

而以后大学校长作为一个厅局级干部，连见一个厅局级官员也要排队。

　　腐败的旧中国，尚有一批顶天立地的大学校长，为衰弱的民族培养文化生机。

然而，今天校长们人格、品德、思想的整体素养难以与过去相比，也无法与整个国家的战略发展相适应。

他们多是理工科专家，人文学科出身的校长极少，有也是意识形态专业。

在教育领域外行居多，缺乏教育家的综合素养。

由于长期接受畸形的教育，常常不知不觉地陷入旧的思维模式。

　　大学很少有卓越的教育家执掌校政，校长也只是行政角色，其使命来自政府的授予。

许多人是多年官场上摸滚出来的，即便是业务上冒出来的尖子当上校长。

位子的光环，尤其是灿烂的仕途太具诱人力，让人沉迷于晋升的期望里。

　　一旦如此，他们就只会敷衍面子上的事情，自觉不自觉地把精力投入各种能引起轰动的形式主义应酬里。

总在报告，举牌，揭幕，授奖，签字，鼓掌，微笑，寒喧，吃饭，除了上厕所和睡觉，几乎没有自己的时间，当然也没有独立的思考。

　　一位常年在某著名学府替校长、书记做官样文章的朋友，私下透露一个并不新奇的秘密：

大学的领导人最真实的状态，是与地位平行的同僚在饭桌上，几乎从不讨论什么学术，而是讨论“哲学”（这个词估计来自众多传记里描述的毛泽东对尼克松“谈哲学”，当然在这里又有了“创造性”的转义），亦即“如何做人”，说穿了就是人际关系。

　　国家领导人为培养政治接班人殚精竭虑，国务院还掌握五百家大型国有企业的人事权，强调企业的命运取决于好的一把手，舆论对企业家大肆吹捧。

然而，这些正确思路却很少用到文教事业上，很少有人考虑有没有一位合格的大学校长。

　　将眼光放在文化教育的百年大计上，天平稍稍向这边倾斜，会更有利于形成社会发展的良性循环。

迫切的问题是要使校长减少形式主义的活动，增加一些与师生的直接对话，尤其要投入心智和精力，形成自己远程的发展思维。

　　近来，由于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大学校长的地位获得了提升，尤其是一批名牌大学领导人的行政级别提到了副省级，这也许是一个乐观的开始。

但一方面，大学校长作为全社会的文化灵魂，“副省级”显然是远不足以衡量的。

另一方面，这种提升仍只是“官本位”体系里的产物，而大学校长不能等同于一般行政领导，这个职位也不应通向政府官员。

　　行政领导面对的是国计民生的现实，尽管也要有社会发展的战略胸怀，但他们更多的是解决具体问题。

大学的发展是一个更为长远而持续的过程，一个称职的大学校长虽然也要应付当下的行政事务，要具有应付和解决现实问题的能力，但他最根本使命在引导社会的未来。

因此，大学校长更重要的是要有宽广的胸怀，有丰富的想象，有浪漫的情怀，能够展望未来。

　　大学校长也不能成天在市场行情、经济需要、实用价值里打小算盘。

因为他所领导的大学应当能够高居于世俗生活之上，以自己的创造引导生产与生活，而不应被现实潮流所裹挟。

这种力量来自内心深厚的文化、科学底蕴和丰富的创造力。

　　大学校长应当沉浸在深层的文化见识与思考里，听从自己内心的呼唤，而不是被时尚所裹挟，更不被功名所诱惑，为权力所支配，被人云亦云所蒙蔽。

他的一言一行，都是学术同行的典范，是青年学生的表率，是社会文化的旗帜。

　　如果能淘洗出100位卓越的大学校长，21世纪中国定会辉煌无比。

一个民族直接面临经济崩溃，政治动乱，固然是极大的危机。

但精英集团的腐败，精英文化的堕落，会断送未来精英的成长，那将是根子深处万劫不复的危机。

　　　　审慎的校长遴选，需要经过三个环节：

　　外在的指标——外在于学术文化的尺度——年龄、性别、出身、风度、性格、资历、论文数、项目多少、是否出国、人缘、知名度等都常常成为衡量人的要素，并影响其升降的命运。

然而，人内在的素养真正决定人的作为，而这却是难以直接用外在的指标衡量的。

现行的大学校长遴选体制难以考量一个人内在的能力，便只能在这些外在的指标上作文章。

　　内在的素养——合格的校长不仅要学有专长，而且要知识全面、视野宽阔，还要懂得教育。

这就需要一个有广泛代表性的学者群体对人选进行专门审查、讨论，给予综合评价，作为选择的基本参照。

　　综合的实力——合格的校长作为整个学校的学术门面，必须有充分的信心和实力面对社会，自如地施展自己的才华。

要有相当的风度应对师生，表述自己的主张。

以实际表现赢得人们的支持，建立校长与教授、学生之间的对话关系，也形成师生的监督与压力。

公开的竞选，能避免利益关系网和世俗舆论的支配。

因此，最后的环节应在一定范围内进行表决。

　　●大学文化应当主导校园生活的氛围：

在相互激励、碰撞、流动、综合、创新中溶解物欲与权欲

　　现代大学作为文化、教育、科学中心，是不同学科的知识分子形成的共同体。

大学精神的源泉是无形的思考、探索、对话、交流、合作、创新的学术氛围，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上形成自由、宽容、大气、进取、严谨、朴实的文化风尚。

　　大学的根本不在外在形式、指标、规模、等级、资历、设施，而在自己的文化积淀、内涵、胸怀、远见、底蕴、创造力。

因此，大学的文化氛围才是灵魂。

大学发展的核心必须落实在内部文化的重建上，而不是制度化的过程和模式化的结果。

　　说大学很复杂，也很简单，简单到只要几个要素就够了：

一是一群求知欲旺盛的青年学生，二是一批真正的以学术与思想为乐的学者，三是图书馆和信息资料工具（尤其是现在的互联网）。

青年人与学者，有书读，有交流，有探讨，有相互激发、碰撞与融合，就形成了大学的灵魂。

上不上课并不是最要紧的事，除非讲课者能够真正给人以思想的启迪。

　　爱因斯坦认为，过早地进入正规的研究规范，写正统的科研论文，会断送一个人的创造性。

他回忆自己一生最辉煌的时候，是在大学里，与朋友（“奥林匹亚学院”）无拘无束地交谈，在专利局作一个小职员，在科学圈子之外自由思考。

　　剑桥是世界上培养诺贝尔奖最多的大学。

它最有特色的传统便是它的学院制和导师制。

31个学院，各有一整套中世纪风格的大宿舍，供来自完全不同背景的学生课外生活所需。

学院不大，一般不超过1000人，各有自己的传统，它为每位学生指定一位导师，负责督导学生的学业及生活，每周都要对学生进行个别辅导，有点类似于中国传统的书院。

　　每天学生到学院之外大学各系的教学楼里完成自己的课程与实验，然后回到自己所在的学院。

当一名剑桥学生之所以优越，要在于不同学系、不同出身、不同立场、不同宗教信仰、不同国籍的学生，在一个学院里没完没了地谈天说地，形成一个思想与知识的大熔炉。

这样生活几年之后毕业的学生，如果还没有找到自己独具风格的人生目标和志趣，那才奇怪呢！

　　中国大学生宿舍则以相同院系、专业、年级、班级为单位，分男女安排，由辅导员管理。

四年间，他们在同样的教室听同样的教师讲同样的课程，读同样的教科书，做同样的作业与实验，在同样的食堂吃饭。

随着大学的地方化，连学生从小生长环境的差异也很小。

只是偶尔有选修课、社团活动、老乡之间、假期生活、友好寝室、男女交往，才带来一丝异样的气息。

　　这种宿舍生活也有所谓“卧谈会”，可封闭的交流反而失去内涵，越谈层次越低，最后只剩下低级趣味。

这样谈四年还有生机，那才奇怪呢！

许多宿舍（女生尤多）干脆相互沉默，甚至以邻为壑。

于是，校外租房、异性同居成为挡不住的诱惑。

　　自由探索在中国分散、狭隘、封闭的思维传统和利益格局中，许多人不愿接受，连学生自己不敢也不能适应，因为抱大的孩子突然要自己走路，从根本上跳不出旧的封闭圈。

然而，事实一再证明，最有作为的学生不是课堂上最认真的听讲者及考试优胜者，而是能自我学习和自我探讨、相互交流并敢于实践的人。

只有这种艰难的自我重建，才能带来全社会的生机。

　　●大学文化应当形成超然的评价规范：

崇尚公开、自由的学术批评，建立民主、公正的业绩评估

　　现代学术，尤其以自然科学的各个学科最为典型，表现为严格的公理化逻辑体系和模式化的教科书。

每个学科都有其思想原则、学术规范、操作方式，有专业学会，定期举行学术协作、交流、评价活动，出版学术资料。

　　然而在中国，文教事业的评价总要归于各人的利益分配，几乎完全笼罩于人情关系和权力关系之下，学术标准被架空。

假、大、空、废、套的成果泛滥，哄人蒙人，拉虎皮当大旗，耗尽个人的精力，遮掩公众的视线，浪费社会的资源。

　　没有一个普遍而客观的评价体系，没有公开对话和批评的环境，就没有学术的正常发展，也缺乏真正的学术权威。

人们盲从于外来权威，那些倚仗外来权势的投机者便也哗众取宠起来。

学术机构的权力凝固化，就会导致学术腐败。

　　现代学术有自己独立的尺度，不能以经济利益、行政权威、法律仲裁、宗教信仰来评判，不能陷入传统宗法关系网，尤其不能像现在以权力分配资源，选学术带头人，搞面子工程。

大学精神建立在人的内心体验之上，不断地受到社会文化的激发。

人们把自己的生命激情凝聚于内在的创造中，而不是发泄在外物上，在肉体上，在相互冲突、斗争中。

　　建立竞争机制，必须要建立公开、公正、独立的裁判机制。

否则，竞争只是“挑动群众斗群众”，在权势把持下进行不公平的黑箱操作，形成无休止的内耗，恰恰鼓励了投机取巧，弄虚作假，这比不竞争的平均主义更加有害。

　　第一，形成独立而多元的大学实力排行体系。

　　在高屋建瓴的现代大学理想，精确的专业数据，广泛的社会舆论以及专家评价的基础上，形成多元的大学实力排行。

大学毕业生状况，社会声望，思想成就，技术成果，设施水平等等，要有可能把名牌大学拉下来，

　　人为拉大北大、清华两所大学与其它大学的距离，有利于提升它们的起点，形成辐射和示范效用。

但是这种外部赋予的“巨无霸”优势，在失去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会造成其自我封闭，缺乏挑战意识，形成人才、学术交流的歧视和壁垒。

　　两家结构不同，尽管相邻，也不构成真正对手。

它们过分看重自己的毕业生，研究生和师资形成近亲繁殖。

走出社会的人在经济、文化、科学部门还形成所谓“大清帝国”。

学生除了出国就只想留或考在本校，不愿意去其它学校。

尽管他们有更多机会引进海外人才，开展国际交流，但从长远来看，离开了自己民族内部文化资源和生命根基，也形不成真正的创造力。

　　北大魂系中国整个知识界，是大学精神的根据地，但它今天的骄傲远逊于昔日的荣耀。

传统北大的社会批判功能无法实现，那种骄傲反而变成一种自恋与自缠，外在的政治逆反情绪盖过严谨的思想文化创造。

　　清华本是综合性大学，院系调整后成了工科学校，其整体文化生态日益僵化。

正如清华人自己剖析自己：

越来越满足于实用主义、个人主义的职业竞争。

进校是优等毛胚，出校是合格配件。

于是，曾奠定清华传统基石的大师们倡导的人文精神丧失，只能跟从主流意识形态，或北大走向，或其他学术时尚。

只剩下一些孤立的学术冷角或个别的思想狂人。

　　要有几所大学在下世纪崛起于世界一流大学之列，光靠北大、清华是不行的。

必须同时重点扶持一批相当层次重点大学，给它们提供不同风格的生源、师资、学风、学派的协作与交流，正如运动员的陪练一样，还包括给它们竞争的压力。

　　第二，建立公开、独立的学术成果评价体系。

　　目前的学术评价和奖励体系，复杂而混乱，基本上是为权势集团把持。

有人用手上的资源随心所欲地与人交易，经营自己的关系网。

要形成脱离当事人利害关系，向社会公开，由专业人员组成，并且对自己的权威性负责的学术评价体系。

　　首先，学术刊物和出版部门发表学术成果，要有严格的审定制度，清除人情关系的学术垄断。

　　其次，公开的学术对话与讨论，可以把事情暴露在阳光下，让人检验。

没有内涵的人——那些只有技术思维的人想搞点什么科研成果，或者故作高雅地来一点人文精神，说半句就不对味了。

无人理睬的东西姑且搁置，留待时间来消化和完善。

　　最后，筛选真正的学术精华，以此为核心形成权威化、常规化、制度化的专业审议体系，清除伪学术的垃圾。

还要建立权威的学术道德机构，受理学术举报，对学术腐败现象公开曝光，并形成学术弹劾制度。

　　第三，形成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效果评估体系。

　　我所在的学校有个好传统，每门课的学生都要在给教师打分，——尽管这分数几乎没有什么用，甚至不予公开。

　　学生评价不高的老师有理由说：

学生有偏见，凭主观好恶出发，对教师的评价不能反映教学质量。

——严格要求的教师受到学生的排斥，而好好先生则大受欢迎。

有的教师会违背基本的原则，故意迎合学生的不良趣味，迁就甚至取宠于学生。

　　的确，许多外部的偶然的因素，如教师的性格、风格、气质、态度，以及性别、年龄、相貌、口音都可能成为主导因素；学生也会把自己的情绪、趣味，包括一些不良风气夹带到评价中；一旦造成一种舆论，会造成难以逆转的夸张或贬低。

　　尽管如此，学生的评价仍然是教学效果最可靠的评估尺度。

只要教育目标，设定学生是自己学习的主体，而不只是接受知识的对象，而且在学校的实际操作上予以保证，那么从整体上说，学生作为主体，无论是其主观愿望，还是其长远的客观利益，都会确保他们作出正确的评价。

其中存在的非理性因素，需要以完善的制度，合理的方法，良性的风尚来克服。

　　正常情况下学生总是以自己学习的收获来衡量教师的教学成就。

学生对于教学体系没有认同，就会迷失和背离衡量教学效果的基本标准，恰恰意味着教学的失败。

评价高的教师不一定最优秀，但有优点；评价低的教师不一定就差，但肯定不成功。

　　●大学教育使命的深远定位：

摒弃“大学为什么服务”的短见，营建超越功利关系的文化象牙塔

　　非西方国家，普遍存在目光短浅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模仿思维。

大学被视为经济建设所需的人才和技术供应机构，而不是现代精神和原创智慧的基础。

后者反正是从西方国家输入的，靠世界市场上那只“看不见的手”送来。

　　急功近利的市场经济之潮，洪水猛兽般地冲击着一切高品位文化，社会以实用技能为标准收罗人才，舆论更被市场的泡沫所左右。

人们为谋生而学习，没有内在的事业冲动，更看不到社会的长远发展，只是把自己打扮一番，毕业后好在人才市场上找到买主，卖个好价钱，得到一个铁饭碗、金饭碗。

这种短视的观念严重挖空大学文化的基石，腐蚀现代精英的品质。

　　其实，直接在社会生活中顺应现实更快，顶多只要一点职业技能的培训。

那样，大学就根本没有存在的必要。

　　只有大学文化高于现实，才能引导现实，造成进步。

　　真正的市场经济需要自由择业和合理流动，尤其需要有开拓能力的人才。

金玉其表的浪才或靠关系网钻进来的庸才，结果不是他们被单位抛弃，便是单位被社会淘汰。

中国人若不将这种观念抛在这个世纪末，未来只能做二流、三流国家。

　　望子成龙的家长，出于功利目的，让孩子学音乐、绘画、舞蹈，目标却是文凭，归根结底是为了将来找工作。

大学生的进取精神更被卷入种种莫名其妙的时尚里，一年级就开始为求职为目标，考虑口才、资历、成绩、评语、证书、奖学金、学位等外在指标，片面强调外语、计算机等实用技能。

这种短视严重瓦解了教育的文化使命，损害了社会的长远利益。

　　大学教育区别于基础教育，也不同于职业技能训练，要培养和挖掘人们超越现实的品格和潜力，要从人类文化发展的高度，认识和改造现实，不只是适应和顺从现实。

大学聚集着知识精英和青年学子，以丰富的文化内涵而成为社会发展的先导。

　　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是人本身。

人，人类，人类文明，是社会的最高目的。

教育应当以人为目的，为人服务。

　　如果教育仅仅是现实的经济、政治利益的工具，它对于人类文化的承继与开创的使命便无从谈起，对于社会文化和国民素养的提升的责任无从实现。

过去的教育旨在培养政治思想好的专才，做社会机器的螺丝钉，现在的教育仍是培养科学知识的容器，技术手段的载体。

这种工具主义、功利主义的职业教育，把人训练成“经济人”、“机器人”、“工匠”、“螺丝钉”。

　　完整的人不只是功利的，更是有灵魂、思想、激情、个性、道德、情趣，有想象力、创造力、文化底蕴的。

　　历史潮流、未来历程、人生遭遇都是复杂而多面的，随着社会的多元化，人的内在素养和综合能力才是根本。

有抱负的青年不能置之不顾，把一生托付于眼下的外物，把眼光框定在当下一点可怜的实惠上，把几年间的现实当作一生的坐标。

　　工作自己找，不适意可以换；逆水行舟，艰苦磨炼比随大流好。

当然，这不是要脱离社会现实，不是要看轻知识和技能的掌握，不是要反对抓住千变万化的现实机遇，在社会上立稳脚根。

我们反对的，只是在现实主义的极端走得太远。

　　蔡元培先生对过早的职业教育对学生健全人格形成的影响早有批评。

1918年，他在《游保定日记》中写道：

“中学校学生，当以科学、美术铸成有自治能力之人格”，只有养成这种人格，才能在未来接受“放任之待遇”的时候，不致于堕落。

　　1920年10月，蔡元培应邀在《法政学报》创刊周年纪念会上演说指出，社会上之所以瞧不起法政学校的学生，是因为来这里的大多数学生不是为了求学，而是为了谋取一种资格。

他告诫说，“没有一点真实学问，却要在社会上占优胜”地位，“就和假冒王麻子招牌去图高价一样”，是万万不可取的。

他毫不客气地说：

“从前法政大学，大抵都是一种官僚教育、职业教育”，是为了学生毕业后去社会上“抢饭碗”的，所以这个地方“确无研究学理之必要”。

他们只要把讲义背熟，把分数考好就行了，用不着办什么学报。

他认为办《法政学报》对于摆脱“职业教育的恶习”有三个好处，第一，可以提高学生研究学理的兴趣；第二，可以引发学生求新的思想；第三，可以使学生养成“非自利的公德心”。

这里，蔡先生批评的对象不只是一般的职业学校，也包括那些较高一级的学校。

正是由于许多学校误入职业教育的歧途，把“资格的养成”当作办教育的目的。

　　同年冬天，蔡元培赴欧洲考察途经新加坡，参观当地南洋华侨中学，针对普通中学办职业教育的现象提出自己看法：

职业教育好比房屋，普通教育好比地基，倘若等到高屋建成，才发现地基不稳，就来不及了。

他认为，普通教育的宗旨，并不仅仅是为了让学生变得“有用”，而是要让他们“养成健全的人格，发展共和的精神”。

他指出，学校只有在体育、智育、德育、美育等四个方面“一无偏枯，才可教练得儿童有健全的人格”。

　　蔡元培所论，实际是一个健全人格教育，还是工具教育的问题。

80多年过去了，我们却不仅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反而愈演愈烈。

整个大学教育实际上都是在用职业教育的模式在办。

【摘自智效民《蔡元培批评职业教育》1999年9月8日中华读书报】

　　每个大学生应当在中外历史、文学艺术、哲学文化、经济管理、社会法律等领域，至少选修四到五门课。

每个学校至少要开出八到十门课备选。

另外，必修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原理和学说史，以取代过去教条主义色彩浓厚的“政治课”。

　　一年级：

刚刚摆脱考大学的外在目标约束，需要一个打开视野，启迪灵性，接受高品位文化熏陶的过程。

多读些文学、艺术和历史，一方面培养自己超越日常思维的想象，一方面对深厚的历史文化的认同，树立文化在心中的参照系。

人不能只是生活在世俗中，还要有内在精神生活，有文化的广度、深度和厚度。

这才是个性、力量、创造性的源泉。

　　二年级：

生活与学习的体验积累到相当程度，便有许多问题在思考，这就需要系统了解一些哲学、宗教。

宗教用信仰的方式获得对人生终极价值和规范的认同。

哲学则是通过反思，通过关于人生与世界基本问题的思维的整理、追问、反思、再创造，树立自己人生观、价值观及思维方式、生活方式。

哲学思维真正超越文化的具体层面，因而具有最高的个性和创造性。

　　三年级：

从全面的理论视野出发认识社会，涉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伦理学等社会科学理论。

在复杂的社会现象面前，要具备自上而下的理论为基础，全面把握社会发展进程，以此发展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不是就事论事。

　　四年级：

掌握一些社会现实生活的技术性能力，并且把自己所学所思融会贯通，着力锻炼自己独立的思维、创作、设计、选择的能力，寻找事业的目标和方向，准备迎接职业生活和更为独立的生活的挑战。

　　●大学教育目标的根本转换：

从实用人才所需的专业知识技能，到完整人格所需的综合文化素养

　　近年来，教育部门开始重视基础训练，拓宽专业口径，大幅压缩专业设置，这个方向是正确的。

但人们追求实用、对口的短视，极其顽固。

社会、家庭的观念裹挟着大学生的选择，而中国大学本身在潮流面前显得十分脆弱。

　　大学教育的重点在人格的养成、思维的训练及基础知识的掌握上。

低年级应当淡化专业意识，着重基础训练。

高年级再依据个人兴趣特点和社会职业需要两个维度选择一定的专业方向，而且要保持自主选择、灵活调整、自由更换。

　　过分狭窄、模式化的专业设置是机械主义、工具主义、实用主义的产物。

许多课程随意设置完全是充数的，老旧重复，把10年、20年前老师学过的东西拿来哄人，或者拼凑一些没有任何新内容的新学科来吓人。

只是些无用的知识的灌输。

　　文教领域要有专业分工，但不能过细过窄，需要有综合性的对话与协作环境。

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作为人，不是在做机械的运输和物质的交换，而是在人与人之间无形的文化氛围里相互影响，如同有机物在生态平衡中多层次的共生与默契。

　　多学科综合，给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