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第四章 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6.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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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第四章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6
第四章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
章节题目：
第四章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
第一节戊戌维新运动
第二节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
授课时数：
2课时，每课时50分钟
授课类型：
理论课
教学目标与要求：
1.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戊戌变法的背景、性质、历史意义、失败的经验和教训。
2.通过学习使学生了解义和团爆发的原因、历史意义和失败的原因。
3.通过学习使学生掌握戊戌维新运动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历史意义；义和团运动爆发的原因、性质和历史作用；《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其影响。
教学重点：
1.影响戊戌维新的政治因素、经济因素和思想因素。
2.戊戌维新的内容和影响。
3.《辛丑条约》的内容及其影响。
教学难点：
1.经济因素、思想因素对戊戌维新的影响。
2.义和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教学方法与手段：
讲授法
教学内容及组织安排：
第四章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
1、戊戌维新的背景
（1）政治背景
1.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入到帝国主义阶段，各帝国主义国家，加紧瓜分和重新瓜分世界和中国，中华民族面临严重的危机，激发民族意识，进一步激发了有资产阶级改良思想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用改良的方式拯救危亡的中国。
2.洋务运动的失败（甲午中日战争的失败）
19世纪60-90年代一场“自强”“求富”洋务运动，希望把一个风雨飘摇的中国拯救，但是经过甲午中日战争的一场恶战，中国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标志着这场“自强”“求富”的洋务运动彻底地失败，也激发了一部分具有爱国思想和改良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走上了改良道路。
3.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逐渐增强。
甲午中日战争后，列强纷纷在华投资开设厂矿，倾销商品，使中国自然经济进一步瓦解，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进一步扩大。
许多有识之士发出“实业救国”的呼声，从1895年到1900年全国新开设商办企业迅速增长，比如南通大生纱厂、烟台张裕葡萄酒公司都取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初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的力量也逐渐增强，资产阶级思想也开始萌生和发展。
（二）经济背景
帝国主义重新瓜分中国，大量的商品倾销，中国自然经济进一步解体。
客观上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了更提供了更多的有利的环境。
洋务运动的举办客观上也刺激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中国近代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为政治上的改革、改良提供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为政治改革提供了样板。
（三）思想背景
1.明末清初已经产生了近代思想萌芽。
戊戌思潮的形成，有自己深远的思想渊源。
它所涉及的思想养料，一直可上溯至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涌现了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为代表的一大批才气横溢的学问家、思想家。
这批思想家都具有一定的近代民主思想。
黄宗羲提出“为天下,非为一君；为万民，非为一姓”，严厉批判封建制度的“法者一家之法,而非天下之法”，呼吁反其道而行之，“天下为主，君为客”,要求实行法治，“贵不在朝廷”，“贱不在草莽”;政治要“分治之以郡工”,学校应为“公其非是”的机关。
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肯定了每个社会成员的权利与义务，是对封建社会专制政治的明确抗议。
经济上，黄宗羲鼓吹“工商皆本”，顾炎武和王夫之都要求承认私有财产权，发展经济。
它们是我国近代意识的最早萌芽，是市民阶层觉醒的先声。
这两次早期启蒙思想萌芽及其所结出的思想成果，成为了其后戊戌思潮的直接来源之一。
戊戌思潮是对这两次启蒙思潮萌芽的继承光大。
不仅从思想内容方面的具体对比中找到二者之间的许多相通之处,还可以从戊戌人物年谱,就可发现他们无不崇拜这些早期启蒙思想家,尤其是黄宗羲和王夫之。
2.19世纪60-80年代,出现了早期改良主义者
时间到了19世纪60-80年代,出现了早期改良主义者,他们深受太平天国运动的刺激,大多为洋务派谋士。
他们的思想直接哺育了戊戌思潮,其个人关系同维新派也很密切。
戊戌思潮的思想渊源,一方面来自于对内的继承、发扬和改造,另一方面则来自于对外的吸收、借鉴和学习。
两方面虽有前后之分,但却又相互交织。
正是在这个相互交织的过程中,维新派思想家逐渐明白:
戊戌思潮是姓西不姓中、姓资不姓孔的。
西学东渐的原动力,无法一一详述,而西方传教士对西方科学文化的输入传播,是戊戌思潮的又一重要思想渊源。
3.中国今文经学，重视重现实社会政治的治理和社会变化成为戊戌思潮的直接来源
今文经学成为戊戌思潮的直接来源,而且是维新思想在戊戌思潮早期用来装点自己、使其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主要形式。
进入近代后,以林则徐为首的地主阶级改革派接过了今文经学的大旗,身体力行地“经世致用”,可谓学术彰明,政声卓著。
不过,林则徐等人的今文经学与常州学派相比,在实质上又已有很大不同。
在林则徐等人的学说中,总结了鸦片战争的有关经验教训,开始关注向西方国家学习的问题。
他们也大讲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以此为理论武器来变革现实,但这种变革已掺进了某种新的成分和色彩,同封建传统标榜的圣贤经义和“正道”是不同的。
这种学术变化深刻地影响和改变
2、维新运动的早期准备
1.思想理论基础
维新派领袖康有为在吸收前人的民主思想、改良思想和今文经学的“经世”精神之后，开始著书立说，传播维新思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在，《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
为维新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2.组织基础
为了推动维新的进行，维新派组织了推动维新变法的“强学会”吸纳了很多社会精英，其中有后来背叛维新派和光绪皇帝的袁世凯。
还有李鸿章也要求加入强学会，但由于李的名声太臭而被拒绝了。
3.维新派同洋务派、顽固派的论战
维新变法是一场改革运动，势必会遭到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双方因此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针对顽固派和洋务派对维新变法进行攻击和非难，维新派针锋相对地进行了批驳，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论战主要围绕三个方面的问题展开：
第一，要不要变法。
第二，要不要变革封建的政治制度。
第三，要不要改变封建的教育制度。
这次论战，实质是资产阶级思想与封建主义进行的第一次正面交锋。
维新派以进化论批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思想，以民权观念批判“君权至上”的封建专制思想，并阐明了“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的道理。
通过论战，开阔了知识分子的眼界，解放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一个人人谈维新、处处讲变法的新局面，从而推动了变法运动走向高潮。
三、“百日维新”和戊戌政变
1.“百日维新”
1898年，光绪帝则根据康有为和其他臣工的建议，连续发布维新诏旨。
从6月11日颁布“明定国是”诏到9月21日政变发生，光绪帝撇开军机处和总理衙门，雷厉风行，发布了100多道新政上谕，其中既有布新，也有除旧，推行新政共计103天，史称“百日维新”，这是戊戌变法运动的高潮和集中表现。
新政的主要内容有：
政治方面
经济方面
文教方面
军事方面
这些新政上谕并未把康有为等维新派的主张全部包揽无遗，反映的也不尽是康有为等人的思想。
但是，从总体上看，这些上谕反映了光绪帝变法图强的决心，也体现了发展资本主义的倾向。
戊戌维新是中国人追求中国全面近代化的最初尝试，它是中国政治近代化的先导，加速了中国经济近代化进程，成为中国文化教育近代化的真正开端，并推动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
2.戊戌政变和“戊戌六君子”
光绪帝是在请示慈禧太后之后才“诏定国是”的，而变法势必会牵动慈禧太后为首的旧势力的利益，因此遭到顽固势力的竭力反对。
9月21日，慈禧太后正式宣布训政，下令逮捕康有为。
康有为、梁启超由天津乘坐日本舰只去日本。
24日，慈禧太后下密旨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革职拿问。
28日，未经审讯就将康广仁、杨深秀、谭嗣同、林旭、杨锐和刘光第等六人杀害于宣武门外菜市口刑场，时人称他们为“戊戌六君子”。
在政变后的一二个月内，后党废除农工商总局，禁止士民上书，查禁报馆，禁立会社，复置冗官闲衙，恢复八股，除了京师大学堂外，新政被扫除无遗。
这样，轰轰烈烈的百日维新就以失败而告终了。
3.戊戌维新的性质
目前学术界主要形成三种不同的观点。
1．改良主义运动说。
2．政治改良运动说。
3．资产阶级革命运动说。
总起来看，第一种观点现在学术界认同的已经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倾向于第二种观点。
第三种观点认为戊戌维新运动是一次失败的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
其理由是，虽然维新派在手段、方式和途径上，采取了和平的、非暴力的主张，但他们在政治上要求兴民权、开国会，实行君主立宪，在经济上提出“以商建国”，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其终极目标无疑是用先进的资本主义制度代替落后的封建主义罐，所以从这种“本质”意义上讲，“变法”具有革命的性质。
这种社会革命可以是暴力斗争，也可以是和平手段。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戊戌变法运动称为资产阶级革命也未尝不可。
戊戌维新运动并不是一个单一的政治运动，而是一个具有多层次意义的历史事件。
从为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扫清障碍的角度而言，戊戌变法的性质是资产阶级的改良（改革）运动；从挽救民族危亡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说戊戌变法的性质是一次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从思想启蒙这个角度而言，我们可以认为戊戌变法的性质是一次并且是中国第一次思想解放的潮流。
4.戊戌维新的历史意义
戊戌变法是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和领导的近代首次思想解放运动、救亡图存的爱国运动和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运动。
他们提倡资产阶级新学，批判封建主义旧学，引导人们重新认识世界。
他们痛感民族危机的严重，号召人们奋起救国，谋求祖国的独立富强。
他们学习和借鉴了各国资本主义改革的历史经验，推动光绪帝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文教等政策和诏令，旨在建立由资产阶级参政的君主立宪的资本主义国家。
戊戌变法运动虽然失败了，但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首先，推动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其次，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
再次，为民族资本近代企业和近代文教事业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最后，对民主革命运动的展开提供了深刻教训。
5.戊戌维新失败的原因
一是维新派的改制理论缺少说服力
虽然康有为想借孔子之名，行变法之实，以封建统治阶级所尊崇的偶像孔夫子的权威，作为自己改制的护符，打击那些政治上的守旧派，以减少变法的阻力。
然而，这只是康有为的主观愿望，结果必然是事与愿违。
二是维新派的变法行动操之过急
导致百日维新失败的原因是复杂的，其中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步子迈得太快，他们求治心切，使理想与现实严重脱节，结果使得这场在晚清历史上颇有声色的政治改革以失败而告终，把已经取得的一些成就全部付诸东流。
戊戌变法是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一批没有经历官场历练的青年士绅与下层官员相结合，形成一种新的政治势力，并且越过一大批位尊爵显、手中握有权力的老臣的激进变革。
这种激进主要表现在：
①裁撤冗员，急于求成。
②开放言论，奖罚失当。
③拔擢新进，得罪旧党。
三是封建守旧势力集结，形成一股强大的反维新势力
戊戌变法面临的最大困难是，它引发政治认同危机与政治冲突的可能性更大，因而改革的困难程度也就更大。
清廷中的反维新势力，并不是一股固定不变的政治力量，在整个维新运动时期，它经历了一个逐步集结的过程。
从“公车上书”到《时务报》创刊这一阶段中，帝党和以张之洞为代表洋务派及维新派暂时地结合在一起，后党中的洋务派则对维新派的活动在表面上保持沉默，反维新的势力，主要后党中的顽固派。
从《时务报》创刊到光绪“诏定国是”阶段，以张之洞为挖个人洋务派和一部分帝党成员与维新派发生分裂，并对维新派进行种种责难和攻击，反维新的势力逐渐地集结了起来。
从“诏定国是”到百日维新失败阶段，绝大多数的清廷官僚都公开反对维新派的活动，他们彼此呼应，采取各种手段阻挠和破坏新政的推行，最后共同扼杀了维新运动。
四是维新派走“君权变法”路线，忽视争取和利用并不反对变法的西太后，以致促成帝、后两党权力之争激烈展开。
戊戌变法时期，最高权力结构存在着一种特殊的组合，那就是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共同分享皇权的合法性。
这种最高权力资源二元化的特殊情况与两位最高执政者之间的潜在的紧张和矛盾，是推行新的变革运动的极为重要的制约性因素。
但是，这种二元化的权力结构也不能得出改革必然失败的结论。
在光绪皇帝客观上一时还没有足够的实力与意志去抵制和排斥太后所拥有的最高权威和潜在的“否决权”的条件下，在太后并没有构成对进一步改革不可逾越的障碍的情况下，尽可能地安抚这位太后，让这位老妇人至少得到虚荣心上的满足，并尽可能地缓和两者之间的矛盾，在太后可能容忍的最大限度范围内从事变法，防止两极化的态势，至少是使变法运动在初期阶段取得顺利进展的必要条件。
4、义和团运动
（1）义和团运动的兴起
1、源流
我们倾向于义和团的多源说。
认为义和团是民间秘密结社和公开结社组织的总汇合。
这里的秘密结社包括反封建的秘密拳会，如梅花拳、义和拳、大刀会等。
梅花拳早在康熙年间就有记载。
义和拳是清代活动于山东、直隶一带的民间秘密结社。
以练习拳棒为主要活动形式，有的并持符念咒，宣传降神附体。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加紧瓜分中国，民族危机日趋严重。
这时各种结社分外活跃，斗争矛头一致指向帝国主义，并纷纷放弃自己的名号，统一于义和拳。
在与乡团结合的过程中，义和拳又改名义和团。
随着反洋教斗争的不断汇集和发展，各种反帝反封建的群众组织云集于义和团的大旗之下，同帝国主义展开斗争。
2、组织
义和团没有统一的组织，他们有的以八卦分团，主要在京津一带，如乾字团、坎字团等，有的不带卦名。
它的基层单位称“坛”，又叫坛口、坛场（厂）、拳场（厂）。
各坛口人数不等，多以地区划分，或一个自然村，或一个区，或一条街组成。
义和团在组织上不仅有明显的分散性，还是一个落后的宗教迷信组织，他们宣传“神仙附体”，说诸神“附体”后，人就能“刀枪不入”。
义和团有严格的纪律。
“戒条”中规定：
“毋贪财，毋好色，毋违父母命，毋违朝廷法，灭洋人，杀赃官”。
就连镇压义和团的清朝统治者也承认，义和团“团规甚肃”，团民和百姓“途中相遇，秋毫无犯”。
3、口号
义和团运动兴起后，曾提出过“助清灭洋”、“保清灭洋”、“扶清灭洋”等意思大致相同的口号。
后来“扶清灭洋”这个口号逐渐为各地义和团所普遍采用，成为义和团的行动纲领。
“扶清灭洋”这个口号鲜明地反映出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挽救民族危亡的强烈愿望和要求，对于动员和吸引更多的人参加义和团的斗争有一定作用。
“扶清灭洋”这一口号是群众在反洋教斗争的实践过程中提出来的，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即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之间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中国内部封建统治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暂时降到次要和服从的地位。
反映了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中国人民反洋教、反侵略、反瓜分的强烈愿望和保家卫国、救亡图存的客观要求。
但是，“扶清灭洋”又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口号，反映出义和团对清廷的本质认识不清。
总之，“扶清灭洋”的口号，不是农民群众对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作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也给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带来一定消极作用。
他们在反帝斗争中放松了对清政府的警惕，限制了自己反封建的积极性，以至于使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被清政府利用和出卖，最后惨遭失败。
4、义和团在山东的兴起
义和团运动首先是从山东酝酿、发展起来的，1898年10月下旬，赵三多和阎书勤在冠县蒋家庄正式竖起黄色黑边的“助清灭洋”大旗，率众攻打教堂。
队伍发展到千余人，蔓延十几个县。
这成为义和团运动的起点。
5、义和团在直隶、京津地区的发展
山东冠县义和拳的活动对邻近的直隶人民产生了影响。
外国教会在直隶的势力很大，共有大小教堂2000余所，侵略活动十分猖狂。
面对教会的肆虐，直隶人民也组织义和拳，反对教会势力，1899年直隶义和拳活跃起来。
义和团的发展使清朝统治者十分恐惧。
这时，清政府内部主抚派占了上风。
慈禧派刚毅、赵舒翘前往涿州一带“宣布朝廷德意”。
6月，清政府招抚义和团的态度已趋明朗。
于是，义和团向天津、北京进发。
京津城内的义和团与山东、直隶的义和团汇合，控制了天津和北京。
（二）统治阶级对义和团的态度
面对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和八国联军的进犯，清廷内部在应采取怎样对策这个问题上产生了分歧。
军机大臣荣禄虽然抱病在床，仍连上七道奏折，要求清政府“赶紧剿办，以清乱萌，而杜外人借口”。
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督抚同意这种意见。
这一派得到了光绪皇帝的支持。
端郡王载漪，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刚毅等顽固大臣由于守旧恶新，加之在“废立”问题上与列强有矛盾，所以主张招抚，企图用统编的手法来约束和控制义和团，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
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之际，清政府内部的两派意见更加对立。
面对朝臣针锋相对的两种意见，慈禧太后最初在和战、剿抚问题上举棋不定。
她既怕镇压义和团会激起更大的反抗，又怕招抚义和团得罪帝国主义。
她一会儿批准发布《禁拳章程》，不准练拳，严令“查毁揭帖”；一会儿又派人“宣抚”团民，剿抚不定。
慈禧太后及其主战派在八国联军逼近京城的关键时刻，敢于组织军队与团民和八国联军决一雌雄，决不是偶然的冲动，而是深思熟虑的产物。
宣战的奥秘在于，其一，可借义和团“刀枪不入”之术与洋人放手一博，如能一举成功，固然是上上之吉，可吐洋人屡屡干涉她废帝立储的怨气。
如果不成，也可借口抗击八国联军，将义和团力量引出京城，免遭祸起肘腋之虞；其二，诏书并没有指明向哪国宣战，也根本没有送达任何国家，只是内部传达，即使战败，也为求和留下了一个伏笔；其三，诏书借大小臣工合谋，借光绪帝之名颁布，即使战败，替罪羊的人选问题总能解决。
宣战对慈禧太后而言，可谓是一箭双雕。
虽然已经宣战，慈禧太后又暗中进行投降活动，随时准备跟帝国主义妥协。
宣战后第四天，慈禧太后看到各国没有逼她交权的动静，态度就改变了。
下令停止攻打使馆，并派人商议和局。
宣战后的第八天，即6月29日，她命驻外公使向各国解释说：
“朝廷非不欲将此种乱民下令痛剿，而肘腋之间，操之太蹙，深恐各使保护不及，激成大祸。
”并表示，对义和团“设法相机，自行惩办”，“理仍严饬带兵官照前保护使馆”。
7月3日，清政府直接向俄、英、日等国发出乞和的“国书”。
此后，又向盛京等地将军下令：
“如有战事，仍应令拳手作为前驱，我则不必明张旗帜，方于后来筹办机宜可无窒碍。
”清政府战时让拳民作“前驱”，借帝国主义之手屠杀义和团，不张旗帜又为他们投降帝国主义留下后路。
清政府承认义和团是阴谋，对外宣战是骗局。
八国联军大规模入侵中国后，慈禧下令对义和团“痛加剿除”，反动嘴脸暴露无遗。
五、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与义和团的运动的失败
（一）八国联军的侵略及义和团的英勇抵抗
义和团在山东的迅速发展，使帝国主义列强非常恐慌。
为了维护在华利益，列强一方面加紧胁迫清政府予以镇压，另一方面开始着手准备直接出兵镇压义和团运动。
1900年5月30日，美、俄、英、法四国公使通知清廷，各国军队已决定进入北京，清政府不得不同意“洋兵护馆，准由火车运送”。
31日，近400名八国联军的先遣队侵入北京。
6月10日，八国组成的侵略军2000多人，在英国海军中将西摩的率领下，以“救护使臣”为名，在大沽登陆后，由天津向北京进犯。
联军的行动，激怒了义和团，也激怒了富有爱国心的部分清军。
清廷在天津失陷后，更急于投降，派人到外国使馆慰问，表示道歉、赔款、惩凶。
但是，帝国主义为了攫取更多的侵略权益，拒不理睬，加紧准备进犯北京。
1900年8月4日，八国联军2万人由天津启程向北京进犯。
8月15日凌晨，慈禧一行仓猝出宫，狼狈西行。
经南口，出居庸关，过八达岭，逃至太原，再转陕西西安，一路风餐露宿，惶惶不可终日。
联军在北京城首先以“肃清”义和团为名，下令在全城搜劫三天。
整个北京，变成了一个强盗的世界。
除了抢劫以外，联军还杀人不绝。
城内尸体堆积如山。
联军在庄王府剿杀义和团民一次就达1700多名，甚至无辜的平民也难以幸免。
法军曾用机关枪把一群逃难的百姓逼到死胡同，扫射达15分钟之久，直到全部倒下为止。
整个北京城变成了人间地狱。
（二）《辛丑条约》的签订
八国联军侵占北京后，为了能够从中国攫取最大的利益，各国之间过去潜伏着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开始暴露出来，互相进行着异常激烈的争夺。
经过一番争吵，结果承认慈禧太后的政权是合法的，接受李鸿章为议和代表，条件是清政府必须接受各国提出的全部条件。
李鸿章将这个照会向远逃至西安的慈禧太后报告，慈禧太后见列强承认其合法地位，没有将她送上断头台，当即予以承认。
并且宣称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甘愿充当帝国主义势力统治中国的工具。
1901年9月7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与11国在最后议定书上签字画押。
条约除了正约外，还有19个附件。
由于1901年是中国旧历辛丑年，因此这个空前屈辱的条约就被称为《辛丑条约》。
其主要内容是：
1、清政府向各国赔款白银4.5亿两，赔款以关税、盐税和常关税为担保，年息4厘，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共计982238150两。
此外还有各省地方赔款2000多万两，总数超过10亿两。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有5国并未参加战争，即比利时、荷兰、西班牙、葡萄牙及瑞典挪威。
2、北京东交民巷划为使馆区，允许各国派兵保护，不准中国人居住。
这样，使馆区无疑成了“国中之国”，世界上任何一个主权国家不可能出现的景象此时在中国出现了。
3、拆毁大沽炮台，从北京到大沽沿途的炮台一律削平；从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重要地区，即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秦皇岛、山海关允许外国军队驻守；在天津周围20里内，不准驻扎中国军队。
4、清廷向各国认错道歉，惩办“祸首”大臣，即对在义和团运动中曾经支持或主张支持义和团的官员分别处以重刑，并保证永远禁止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者的组织和行为，地方官管辖地区内如出现此类事件，必须立即“惩办弹压”，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5、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
《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沉重枷锁。
巨额的赔款严重破坏了中国的社会经济，不仅加剧了清廷财政危机，而且使列强得以控制清廷除田赋之外的主要财政来源；使馆区的设立，炮台的拆除，军队的驻扎等，使列强进一步强化了对清廷政治和军事控制。
它又一次使中国的主权受到严重的破坏，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程度，给中国人民造成深重的灾难。
六、义和团运动的性质、积极意义及历史局限
1、运动性质
关于义和团运动的性质，主要有以下五种说法：
第一种是反帝爱国运动说。
第二种是反封建说。
第三种是不反封建说。
第四种是具体分析说。
第五种认为义和团不是农民战争而是革命运动。
我们认为，既然义和团运动在当时主要是作为帝国主义对立面而产生的，它的斗争矛头无疑主要是对外的。
虽然其在个别地方及个别揭帖与口号也表现了反封建的竭力和行动，但不是主要方面，它与清军作战多带自卫性质。
因此，关于义和团运动性质，一般不提反封建。
义和团运动主要反帝而不反清，是当时民族矛盾空前激化的结果。
至于义和团运动是否称得上是一次革命。
按照马克思主义原理，严格意义上的革命，只能是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进步的社会制度代替腐朽的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
在阶级社会中，这种革命变革突出的标志，便是政权由旧的统治阶级转到新的统治阶级手里。
义和团主要是旧式农民参加的，它不代表先进的生产方式，不可能对社会实行根本变革，因此称不上一次革命，只能是一次反帝爱国运动。
2、历史意义
义和团运动是中国近代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
它是19世纪末帝国主义侵略加深，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矛盾激化的产物。
它既是被侵略者理直气壮的自卫反抗，也是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受挫以来中国官方的顽固守旧势力与民间自发的盲目排外情绪的一次总汇合与总爆发。
以农民为主体的义和团运动高举“扶清灭洋”的旗帜，用大刀、长矛，甚至赤手空拳英勇地抗击深入中国的帝国主义传教士的罪恶活动，特别是同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的八国联军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表现了中国人民高度的爱国热情、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反抗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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