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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空缺现象探讨

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空缺现象探讨高凤霞

（商丘师范学院外语学院河南商丘476000）

【内容摘要】文化空缺是语言文化异质性的集中体现，也是跨文化交际的主要障碍。

空缺理论是俄罗斯心理语言学空缺理论流派的研究成果，该理论在跨文化交际中的应用可以帮助人们及时发现和认知“一种文化中有，但在另一种文化中没有”的文化空缺现象，从而有效地预防或避免由此而产生的误解和冲突，使跨文化交际得以顺利进行。

【关键词】跨文化交际空缺理论文化空缺中图分类号：

G120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7-9106（2010）03-0112-04

一、空缺理论空缺现象是在20世纪50年代首先由美国语言学家Hockett（1954）发现的，他在对比两种语言的语法模式中提出了“偶然的缺口”（randomholesinpatterns）[1]。

到了70年代，对于空缺现象的讨论引起了更多学者的兴趣，前苏联理论家Barhudalov（1975）在对比不同语言的词汇时，采用了“无等值物词汇”的术语[2]，美国文化人类学家Hale（1975）在研究澳大利亚土著居民的语言颜色场时，发现该民族缺少其他民族所具有的基本颜色的名称，从而起用了“空白、间隙”的术语[3]。

到了80年代末，俄罗斯心理语言学空缺理论流派在论述话语及其民族文化特点时正式提出了“空缺”（vacancy）理论，至此，空缺理论应运而生了[4]。

空缺理论的产生和应用可以帮助人们及时发现和认知“一种文化中有，但在另一种文化中没有”的文化空缺现象，从而有效地预防或避免由此而产生的误解和冲突，使跨文化交际得以顺利进行。

二、文化空缺的概念每个民族的文化都会有某些独特之处，于是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各民族就显示出绚丽多彩的文化形态丰富多样的文化现象，一个民族的文化与异民族文化间有着明显的非对应性，即相互间的文化差异性。

文化空缺的现象就是在两种文化的相互撞击、相互比较中才被人们感知的，所以在文化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空缺现象就愈加明显，愈加突出

。

关于空缺的定义，学者们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俄罗斯心理语言学空缺理论流派（1989）认为空缺是“存在于一种局域文化而缺省于另一种局域文化的东西”；王秉钦（1995）提出“原语中存在某种为异族文化接受者所不明白的莫名其妙的，易于误解的东西，造成异族文化的空白”[5]；何秋和（1997）把空缺定义为“某个民族所具有的语言、文化现象，在另一民族中并不存在”[6]。

这三种定义含义基本一致。

第一种定义着眼于空缺的实质，第二种定义偏重于其意义，第三种定义则包含了语言、文化两方面的内容。

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我们可以把空缺定义为：

由于各民族在历史背景、社会习俗、宗教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在一种语言文化具有的概念、事物或现象，在另一种语言文化中找不到对应或相近的表达方式，形成了语言文化的空缺。

空缺主要有两种类型：

语言空缺与文化空缺。

语言空缺包括语言的（词汇的、语法的、修辞的）空缺和言语的（完全空缺、部分空缺、补偿性空缺）空缺两大部分。

文化空缺则包括主体型空缺、交际活动型空缺、文化空间型空缺以及文本型空缺，本文的讨论仅限于文化空缺一方面。

索罗金把文化空缺分为三种基本类型：

（1）民族心理空缺：

主要包括性格、情感和思维能力方面的空缺；

（2）交际活动空缺：

主要包括交际行为空缺和思维方式的空缺；（3）文化空间空缺：

主要包括认识感知空缺、文化储备空缺等。

可见，文化空缺是民族语言文化异质性的集中体现。

文化空缺是指一种语言所负载的文化信息在另一种语言中没有对应部分。

不同的历史背景、社会环境、信仰习俗造就了不同的文化,一种语言所负载的文化内涵经常在另一种语言中找不到对应物。

它是跨文化交际的主要障碍，也是文化冲突的主要根源。

索罗金指出，弥补“文化空缺”是实现跨文化交际的关键环节，是实现不同民族文化沟通和传播的主要手段。

三、文化空缺产生的原因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交际双方各自的语言、文化、社会背景、价值观念甚至是认知图式不同，在寻求语境与言语意义的关联时常常会产生分歧，所激活的认知框架不能吻合，则无法实现应有的类比映射，本民族交际双方认为是不言而喻的文化信息，对于另一文化的人们来说则往往不知所云，这就是因为文化空缺的存在。

文化空缺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是一个民族认知世界过程中相对其他民族认知世界过程的必然产物。

中西两种文化所处的地域环境和社会背景不同，各自特有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历史渊源、审美情趣等方面大相径庭，这是文化空缺产生的主要社会根源。

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是世界文化中两个根本不同的文化体系，属于异质文化。

由于异质文化各自特有的意识形态、价值观、思维方式和风俗习惯往往大相径庭，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存在较大的障碍。

文化空缺就是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由世情风俗的不同、思维视点的独特、宗教信仰的差别、社会历史的变迁以及民族性格、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差异等原因而形成的，文化空缺的存在容易导致信息的误解而使交际失败。

文化空缺的现象就是两种文化的相互撞击中才被人们感知的。

西方文化和中华文化是世界文化的典型代表。

出现文化空缺是常有的事，随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朝着深度和广度发展，一方面西方文化里空缺的概念，随着交流的日益频繁而被认知和接受，另一方面中国文化及其独有的概念亟待介绍和传播，这给跨文化交际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1.世情风俗的不同世界上各个民族生活在同一个地球上，处于大体相同的生存环境中，在其生活方式、思维习惯上必定具有某些相同之处，但一定的民族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却往往有自己独特的社会生活状况、特定的历史背景、浓厚的民族色彩、鲜明的文化个性和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

各民族独特的世情风俗在跨文化交际中反映出来，就导致了巨大的文化空缺。

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华夏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

中国人讲究“尊老爱幼”，老年人常常受到尊敬，得到照顾，被尊称为“老人家”，所以有时不免“倚老卖老”，人到老年，想着的是“老有所养”、“贻养天年”、“尽享天伦天乐”。

但西方却是年轻人的天堂，一旦年老，就意味着退出历史舞台，从此被人遗忘，为社会抛弃，所以，西方人对老（old）非常敏感，老年人更故意被称作seniorcitizen（年长的公民）或goldenager（黄金年代的人）（邵志洪，1997：

310）[7]。

缔结婚姻，中国人希望是“门当户对”、“郎才女貌”，英语中则有“marriageoftrueminds”，指的是建立在共同的信仰、兴趣、相互新生基础上的婚姻，现在其范围已不限于婚姻，可指这种基础上的同盟或联合，相当于汉语中的“真诚的结合”。

又有“marriageofconvenience”，指为了加强一方或双方的政治、社会或经济地位而安排的婚姻，相当于汉语中的“功能婚姻”。

中国的新娘要“哭嫁”，新郎会“抢亲”；英美国家，新娘婚前会举行“bridalshower（待嫁酒会）”，参加的是她的女友们，并且她还将接到一些小礼品，新郎则会举行“bachelor’sparty（告别单身汉酒会）”。

结婚时，中国人要选择“良辰吉日”、“再拜天地”“进入洞房”；英美人则来到教堂，举行仪式，再去度“honeymoon（蜜月）”，honeymoon现在还被用来指缔结联盟或合约后关系密切的那一段时间。

2.思维视点的独特思维是人脑的功能和产物，也是社会群体典型的思想模式。

人类的思维方式有鲜明的民族个性。

不同的传统思维方式反映出不同民族的思维特点和风格。

东方和西方属于两大不同的文化体系，因而形成两大类型的思维方式。

人们普遍认为西方人习惯于逻辑思维，而东方人注重直观经验，习惯于直觉体悟。

概而言之，中国人偏重历史思维、空间思维、经验综合思维与意向性思维；西方人偏重超前思维、时间思维、理性分析思维与认知型思维。

这是因为儒、道、佛三家都注重直觉体悟宇宙本体，力求达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天人合一”境界。

孟子的“诚”、老子的“道”、玄学家的“无”、理学的“太极”，都凭直觉、灵感来领会，而不用概念和语言描述，也不用逻辑推理论证。

这是一种超越感性和理性的内心直觉方法，与内向性密切相关。

直觉思维对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美学、医学、宗教等的影响尤为深远。

西方思维传统注重科学、理性，重视分析、实证，因而必然借助逻辑，在论证、推演中认识事物的本质和规律。

亚里士多德开创形式逻辑，提出形式逻辑的三大基本规律（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研究论证的三大要素（概念、判断、推理），提出两种思维方法（归纳法、演绎法），尤其创立演绎推理的三段论（大前提、小前提、结论）以及整个形式逻辑体系，对人类思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使逻辑性成了西方思维方式的一大特征。

一个民族思维模式的形成是在该民族长期的哲学背景、文化传统之下逐步确立的。

西方人讲究“神凡二分”，“主客二分”，主张把物质与精神，社会与自然，本质与现象对立起来，他们的思维形式具有一种重理性、重分析、重形式完备的鲜明特征。

而中国人重视悟性强调“得意忘言”，宣扬“天人合一”的思想，强调主体意识，强调参与，所以汉民族从总体而言表现出一种重整体，重悟性，重主体意识的思维模式（司显柱，1999）[8]。

中国传统文化认为，事物都由阴和阳两方面构成，只有阴阳交合，才能滋生万物，“孤阴不生，独阳不长”。

认为“天地万物之至理，无独必有对”，“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唯两而后能化”。

所以双数在汉语中蕴含着吉祥的文化含义，比如“双喜临门”、“好事成双”。

形容处事有方有“四平八稳”，形容交通便利有“四通八达”。

另外“见六”有百事顺当、逢凶化吉的文化内涵，如“六六大顺”，汉语中的“八”更是一个大吉大利的数字，一些客观事物常以“八”为限量，形成了“八仙”、“八卦”、“八股”等一种“特定文化下的专有名称或准专有名称”（许威汉、徐时仪，1998）[9]。

而“十”则常被用来表极点或完整无缺，如“十全十美”表美不可言的境界，“十面埋伏”表全方面的包围，“十恶不赦”则极言穷凶极恶，但对中国人来说，还有另外一个极具神奇色彩的数字，那就是“九”。

“九”在中国被看成是最大的阳数，象征着天（苏金智，1991）[10]。

中国人的天被分成九层，九重天即是最高处，因此汉语中有“九霄云外”、“九天揽月”等习语。

中国人还以“九”为大数，如习语中有“九死一生”言其极度惊险，“九牛二虎之力”言其用力之巨，“九牛一毛”言其对比极大。

英语国家的人们则往往视单数为专利，在表示理深的__程序时英语往往在整百整千的偶数后加上尾数“一”，如“Onehundredandonethank（十分感谢，千恩万谢）”，“tohaveonethousandandonethingstodo（日理万机）”。

在一些说英语的基督教国家中，基督教文化三位一体（thetrinity）的宗教传统确定了“三”的神秘文化内涵,习语中有“threesheetstothewind（醉酒）”，“threestrikesagainstsomeone（使人无法成功的因素）”“athirdwheel（无足轻重之人）”“athree-ringcircus（嘈杂混乱的局面）”等。

又因《圣经》描写上帝创造万物共在了七天时间，所以“七”在英语中也具有了独特的文化内涵，关于“七”的习语有，“atsixesandsevens（乱七八糟）”，“inseventhheaven（快乐之至）”等等。

值得指出的是，无论在东方还是在西方文化中，数字本身同客观世界并没有内在的必然联系，而数字在象征意义上的差异现象是由其各自文化的本质所决定的。

3.宗教信仰的差别宗教信仰对各民族文化历史的发展起着重大作用，而各民族不同的宗教信仰又必定给各民族的文化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在西方，人们信奉基督教，认为世界上的一切都是上帝（God）创造和安排的，基督教中的God因此成为万能的神，是真善美的总代表，是万事万物的缔造者。

而在中国，长期以来起重要影响的却是佛教、道教等。

人们心目中有的是“开天辟地”的盘古和“主宰自然界”的老天爷。

基督教的教义《圣经》对西方社会的人文价值观、道德观均有深厚影响，如现在很多西文国家元首的就职宣誓就在宗教仪式下手按《圣经》进行的，而在法庭上，证人也被要求手按《圣经》宣誓后再举证。

中国人很崇拜天，认为它是自然界的主宰者———“天公”，古代称皇帝为“天子”，形容运气好，有本事，有能力的人为“天之骄子”，自然赋予的资质为“天赋”，最大最高最强的东西为“天字第一号”，不可解的数、不可抗御的灾难是“天数”，又有“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天衣无缝”、“天无绝人之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等等习语。

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我国，很快便成了拥有众多信徒，产生重大影响的宗教，如“天花乱坠”、“镜花水月”、“五体投地”、“醍醐灌顶”、“立地成佛”、“不看僧面看佛面”、“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赶庙会”、“庙小不留人”、“菩萨心肠”、“小鬼催债”、“阎王叫你三更死，谁敢留人至五更”；另一方面，道教作为产生于我国本土的一种宗教，亦在我国历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在文化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对佛讲道”、“道貌傲然”、“心猿意马”、“灵丹妙药”、“脱胎换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等反映其独特文化内涵的表达，其教主被奉为“太上老君”，所在的庙宇被称为“道观”，修行的功夫称为“道行”，教徒称为“道士”，这些都是中国文化所特有的。

4.民族性格、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差异各民族的不同性格决定其不同的生活态度和价值观念。

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又是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哲学思想的产物。

东方与西方民族经济发展以及社会形态变迁走过了不同的历程，文化发展的时空环境差异较大，因而形成既定的各具风采的民族性格。

如人们对不同民族定型的看法：

“实用的美国人”、“守时的德国人”、“浪漫的法国人”、“热情奔放的意大利人”等等。

就人生的态度去看，西方文化是向前追求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物的关系；中国文化是调和、持中、郑重的文化，所面对的是人与人的关系。

价值观念是文化的核心部分，是文化因素在人们心中长期渗透、积淀的结果。

它持久地影响着人们的态度、需要和行为方式，是文化研究中不可忽视的一个问题。

中西方有着截然不同的价值观，是文化空缺产生的主要因素之一。

中西方价值观念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比较重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主张“天人合一”；西方文化则强调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以求得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

第二，中国传统文化从家族本位出发，强调群体和社会意识，认为个人利益应该服从社会整体利益，只有整个社会得到发展，个人才能得到利益；西方文化则奉行个人本位，以自我为中心，重个人，重竞争，强调个人的人格和尊严。

第三，中国传统文化重人伦，重感情；西方文化则重法制，重理智。

这些价值观念的差异必然会导致人们对一些事物的看法、认识以及行为方式的不同，从而在中西文化交流过程中产生冲突和碰撞。

5.社会历史的变迁英汉民族分属于东西方不同民族，每个民族有着各自的历史进程、历史人物和文化背景。

在历史的长河中，不同的文化渊源和历史事件给其民族留下的文化烙印是独特而深刻的，具有鲜明的文化个性。

例如，英汉两种文化中均有大量的历史典故，这些历史典故都带有浓厚的民族文化特色。

如果不了解其中的历史渊源，很容易导致理解错位或文化误读，成为跨文化交流的障碍。

如汉语中的“桃园结义”、“焚书坑儒”、“梁上君子”、“卧薪尝胆”、“东施效颦”、“名落孙山”、“叶公好龙”等，中国人家喻户晓，而西方人却知之甚少。

同样，英语中的Achilles’heel（唯一致命弱点）、meetone’swaterloo（一败涂地）、Penelope’sweb（永远完不成的工作）、aPandora’sbox（祸害的根源）等，多来自《圣经》和希腊罗马神话故事，如果不了解西方文化背景，则无法理解其中的寓意。

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美国不同阶段的经济文化变化都反映在语言中。

随着时代变化，新的词语不断应运而生。

继一次大战后的“迷惘的一代”（LostGeneration）和二次大战后的“垮掉的一代”（BeatGeneration），又出现了“BabyBoomers”、“Yuppies”、“Dinks”、“SandwichGeneration”、“CouchPotato”、“MallRats”等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大约有一千三百万人参加服役，其中许多人都没有结婚。

在战后，他们纷纷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因此在1946年至1964年这18年间，美国人口急剧增长，新生儿的人数共有七千八百万。

不久美国人就称这一代为“BabyBoomers”。

这些“BabyBoomers”一改其父母对战争的“狂热”，对生活采取务实的态度。

他们要弥补战争给父母所造成的损失，他们勤奋工作，少生孩子。

他们其中的许多人都获得了__成功，他们有抱负，受过高等教育，生活在城市，有专业性的工作，收入颇丰，生活很富裕。

美国又为这些成功者命名为“Yuppies”，前三个字母是“youngurbanprofessionals”缩略。

对“Yuppies”中那些不要孩子的人，美国人又将他们称为“Dinks”，它是“DoubleIncome，Nokids”的缩写。

其实，“BabyBoomers”并不都是富有的“Yuppies”，有的夫妇不仅有孩子而且有老人要抚养，这样另一个名字又产生了，那便是“SandwichGeneration”，意味着这些人像三明治中的肉一样夹在老人和孩子之间，负担很重。

美国的电视业发展迅速，几乎所有人都能看到有线电视节目，家庭影剧院的出现更是许多人沉迷于电视，这种一有时间就坐在沙发上看电视的人被称为“CouchPotato”。

它不禁使人们想到悠然坐在沙发里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像土豆似的人。

随着商业的发展繁荣，大的购物中心（Shoppingmall）不断涌现。

逛购物中心成了一种乐趣，尤其是年轻人，他们即使不购物也在中心钻来钻去，像老鼠一样，美国人将他们戏称为“MallRats”。

如果不了解美国的社会历史背景，则无法理解其文化内涵。

四、结语通过对以上几个方面文化空缺现象的探讨可以看出，空缺现象是跨文化交际中普遍存在的问题，空缺现象的产生和存在是一个民族认知世界过程中相对其他民族认知世界过程的必然产物。

重视文化空缺现象对于成功地进行跨文化交际是十分重要的。

空缺理论的应用性很强，它可以帮助人们发现、预防、消除、尊重和理解异文化中存在的不对应或不存在的空缺现象，从而有效地预防或避免由此而产生的误解和冲突，使跨文化交际得以顺利进行，因此，我们应该采取积极的开放的态度对待跨文化交际中出现的文化空缺现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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