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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城市化综述
中国人口城市化综述
摘要：
在中国的人口城市化进程中，其中必定存在一些因素在对其起着影响作用，对一些因素的处理不正确，就会对人口城市化的进程造成显著性的影响。
本文先简要介绍人口城市化的定义及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历史进程，最后对中国近几年一些学者对人口城市化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解决一些问题的研究进行了简单罗列。
关键词：
人口城市化现状问题建议
“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城市文明高度发展的世纪。
百年工业化加快了人类文明的步伐，也促进了城市化的进程，人类越来越多地聚居于城市”。
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城市化发展水平，对不发达国家来说，城市化更是促进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21世纪，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其相关问题，正在引起全社会的普遍关注。
积极稳妥地推进中国人口城市化，也是提高人们生活质量的保障。
一.人口城市化相关概念
（一）.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的概念
“城市化”与“人口城市化”并不是同一概念。
“城市化”就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由农村向城市转移、农村地区逐步演变成城市地区，城市人口不断增长的过程。
在此过程中，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不断提高，同时城市文化和城市价值观念成为主体，并不断向农村扩散。
也即城市化就是生产力进步所引起的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价值观念转变的过程。
“人口城市化”是指非城镇人口不断向城市转化和集中，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逐渐提高的动态过程。
人口地域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变动是城市化水平的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因而，“人口城市化”水平是比较各国城市化的基本尺度；有的学者认为，“人口城市化”即狭义上的“城市化”。
目前，我国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层次上界定中国人口城市化的内涵：
城市化的特征是农村人口比重相对减少，城市人口比重相对增加，第一产业人口相对减少，第二、三产业人口相对增加的过程；城市化的内容包括人口地域结构、产业结构、生活方式的城市化；人口城市化的实质是人口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非农化过程。
（二）人口城市化提高的途径
一般情况下，城镇化水平的提高有3种可能实现的形式：
一是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快于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二是农村地区发展非农产业促使农村转变为城镇；三是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实现城镇人口增加。
（三）城市化水平的测量
目前常用的两种测量城市化水平的指标是城市化率与非农化率。
城市化率指一个地区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更多地反映人口分布的行政地域特征。
非农化率指一定时期与地域内，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它更加强调户籍非农的维度。
两种统计口径各有优缺点。
城市化率指标受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市镇行政标准与建制的影响较大，城镇人口中农业人口的比重过高和城镇就业人口中从事第一产业的人口比重较高，导致城市化水平被高估。
而非农化率以户籍人口为依据，考虑了农村从事乡镇干部、教师、医生等职业的人群，但没有考虑长期在城市从事非农生产的农业户籍人口，同时也忽略了一些常住在城市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非农人口。
整体上，非农业人口比重所代表的城市化水平既低于实际城市化水平，也低于城镇人口比重所代表的城市化水平。
但多数学者倾向于使用非农人口比例，尤其认为这一指标可以较好地反映改革开放之前的城镇化水平。
二．中国城镇化的历史进程
由表一我们可以看出从1949年到2010年中国城镇化的发展历程
第一阶段，起伏阶段（1949-1965年）。
1949~1958年，中国刚刚经历过战乱，国家急需发展经济，为了保障城市工业发展所需劳动力的充分供给，政府鼓励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
这一时期，城镇化率提高较快，城镇人口和城镇化率年均增长分别为455万人和0．46个百分点。
1959-1965年，由于经济发展战略失误、自然灾害严重和周边政治局势紧张，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受到很大影响，其中1959-1963年城镇人口缩减了1427万人，城镇化率下降1．6个百分点。
第二阶段，停滞阶段（1965-1978年）。
这一时期，中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城镇化进程基本停滞。
城镇人口年均增长2个百分点，低于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导致城镇化率下降0.4个百分点。
这一时期，城镇年平均增加人口323万人，但城镇化率年均下降0.03个百分点。
第三阶段，稳步发展阶段（1978-1995年）。
改革开放初期，政府将经济建设作为工作中心，实施了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推动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城镇化进展顺利。
这一时期，城镇化率共提高10.6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62个百分点，年均增加城镇人口1055万人。
第四阶段，快速推进阶段（1995-2010年）。
该阶段中国全面建立起市场经济体制，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工业和服务业发展成为城镇化的重要力量。
这一时期是城镇化速度最快的时期。
城镇化率提高超过20个百分点，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4个百分点，城市人口年均增加2120万人（张车伟蔡翼飞2012）。
三．中国人口城市化的现状
（一）中国现有城市分布
（二）全部地级及以上城市数
表2全部地级及以上城市数（2012年）
地区
按城市市辖区年末总人口分组
总计
20万以下
20-50万
50-100万
100-200万
200-400万
400万以上
全部地级及以上城市
4
50
108
82
31
14
289
注：
数据来自于2013年《中国统计年鉴》
（三）历次人口普查城市化水平
据中国六次人口普查数据，历次人口普查城市化水平依次为：
12.84%，17.58%，20.43%，25.84%，35.39%，49.68%。
四．中国人口城市化所存在的问题
（一）城市化伴随着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
根据国际经验,城市化最终能够实现城乡收入的趋同。
首先,城市化意味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生产率更高的城市部门,使得边际劳动力收益几乎为零的农民移民后能够获得可观的收入;其次,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农业规模经营和农业产业现代化就有了可能,留在农村的居民其收入也会提高,这必然使城乡收入差距逐渐缩小。
但中国城市化对城乡收入差距具有正向冲击效应,在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动方差中占有较大比重。
陆铭和陈钊（2004）也认为,城市化对城乡差距具有双向效应。
虽然城市化对降低统计意义上的城乡收入差距具有积极作用,但地方政府实施的带有城市倾向的政策会扩大这个差距。
同时,城市化过程中支持农业的财政支出比重和农业贷款比重在各地均呈现下降趋势。
因此,总体上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趋势并没有因城市化而得到有效控制,这是有别于其他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
一些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可能在短期内有利于提高地方政府的政绩并推动经济增长,但长期看,可能会因导致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使整个社会付出更加昂贵的代价。
（二）本地城市化特征明显
中国的城市化是高度本地化的。
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半数新增城市人口只是简单地通过当地政府重新规划,将农村划为城市而实现的,省外的长距离迁移相对较少。
移民高度本地化的结果是分散的城市化,使得中国大多数城市的规模太小而不能有效利用城市集聚经济,限制了城市生产力的提高。
（三）城市规模与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
中国城市规模偏小,特别是缺少100万—1200万人口的城市与城市人口规模偏小相伴的是城市产业结构不合理和专业化程度不够。
由于城市化需要不同规模城市在地理空间上进行大中小兼顾的合理配置,除了关注总体上的城市化率,新增城市人口和不断增长的工业经济如何在空间上合理分布的结构性问题也值得关注（普雁翔,2009）。
（四）城市偏向政策和对移民的政策性歧视
城市偏向政策使资源集中到一些主要的大城市,引致大量人口迁移到这些城市,导致过度拥挤的超大城市出现,如上海,北京和广州。
与此同时,城中村移民不能真正融入城市生活,住房质量普遍较差,缺乏城市服务设施,生活成本高而生活质量低。
另外,政府政策偏向于鼓励农地的开发而非城市土地的重新开发利用,致使许多农业绿地被低价征用,扭曲了土地价格和土地竞争机制并导致了土地的低效使用。
进一步地,模糊不清的土地产权导致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农业和工业用地紧张,人地矛盾日益尖锐。
这些不仅阻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也难以提高土地的配置效率和农业规模经济效益,增加了城市化的制度成本。
显然,简单将农地转为城市用地和建设用地从而以低成本支撑经济增长已经难以为继,有必要考虑土地制度和土地政策的调整。
（五）人口城市化使得碳排放的增加
人口规模对碳排放量的影响是最大的，人口总量每增长1％会引起碳排放增加2.473％，但少儿人口与老年人口比重对碳排放的影响是负向的，弹性系数分别为-0.0361％、-0.0817％。
中国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1961-2010的碳排放量年均增长5.92％，总人口增长率平均为1.41％，城镇人口的年平均增长率为3.456％，而少儿人口比重年平均降低0.416％、老年人口比重则年平均提高0.087％。
根据计量模型估计的系数，人口因素对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增长的贡献超过了62％。
人口增长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促进作用得到了绝大多数的研究支持，随着社会发展和人们生活质量的不断改善，人均能源消费水平持续攀升，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也逐年递增，在这种情况下人口总量的增长必然会导致二氧化碳排放总量的增长，因而全球人口规模的扩张是导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的主要因素之一的观点得到广泛认可。
但值得注意的是，人口老龄化与城镇化对碳排放量的影响并不是线性和单一的，其平方项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且系数估计符号与原变量相反，说明这两个变量对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影响具有U形或倒U形的特征（王芳周兴2012）。
（六）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的非均衡
随着中国人口的快速城镇化，城镇用地空间扩张十分迅速，针对人口城镇化过程中用地扩张是否合理，城镇化用地水平与人口城镇化水平相比是过度还是滞后，二者的关系如何，学界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在已有研究中，大部分学者认为，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存在非均衡性，城镇化用地过度和人口城镇化相对滞后是主流观点（戴中亮等，2010）。
但是，随着研究的深人，有些学者开始质疑这种观点，认为部分区域也存在城镇化用地滞后的情况（陈凤桂等，2010）。
还有学者从区域性的研究数据出发，认为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在部分区域呈现总体均衡的状况（李明月、胡竹枝，2012）。
对于非均衡性问题，有学者认为原因在于土地的粗放利用、无序扩张，需要限制城镇化用地扩展速度，合理有序地开发利用土地资源（姚士谋，2011）。
也有学者认为问题不在于城镇化用地扩展的过度，而在于人口城镇化的发展滞后，解决问题的方法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建立合理的人口导人机制，推动人口城镇化的合理健康发展（范进、赵定涛，2012）。
还有学者认为其原因在于征地过程中失地农民问题，解决失地农民的城镇化问题是关键（戴中亮等，2010）。
已有研究多从定性的角度，在理论上探讨二者的关系及解决措施，这样的分析由于缺少计量支撑，缺乏说服力。
有的研究从总体上评判中国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的关系，缺少对空间均衡性的分析，使研究结果局限化，忽视了区域的差异性。
也有研究从城镇化率和城市建成区指标对比的角度去分析二者增长速度与均衡性问题，把人口城镇化和城镇化用地局限于人口的转移和土地的空间的扩张，不能完全反映人口城镇化和城镇化用地的内涵，出现“复合问题”单一化的问题。
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的非均衡性与均衡性同时存在。
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在宏观区域总体呈现均衡性，但由于其内部空间的异质性，使其具有尺度敏感性，总体往往不具备内部个体代表性，即国家内或省域的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发展的均衡性，并不意味着内部城市个体的均衡性。
人口城镇化与城镇化用地关系的研究需要以单个城市（或县域）为基本单位进行才具有意义。
不同城市均衡性发展阶段、滞后类型不同，需要针对不同城市和不同发展类型，采取相应的措施实现城镇化健康持续发展（张光宏崔许锋2013）。
（七）中国城镇化发展对消费存在着“挤出效应”
2
从图2可以看出，第一，城镇化水平越来越高，而消费率越来越低；第二，城镇化速度越快，消费率下降速度越快。
中国城市化没有促进消费率提升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第一，城镇化驱动消费需求有时滞。
由于城镇化水平长期偏低，中国推动城镇化的方式主要是大规模投资。
特别是在城市化前期，城市建设、工业、服务业需要大量资本投资，居民消费服从于资本积累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需要，往往被人为压低。
应该说，这种挤占在城镇化的特定阶段具有一定程度的必然性，因为经济发展初期需要更多资本满足经济起飞的积累要求。
因此，伴随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消费率下降。
第二，“半城市化”难以启动消费。
在人口普查数据中，在城镇居住半年以上的人口被列为城镇人口，其中包括大量农村户籍人口，他们只是统计意义上的城镇人口。
虽然这部分群体的消费习惯和行为受到城市的影响，但大多保持原有的生活习惯，以“小农”方式进行消费。
第三，城市高房价占用了居民过多收入，挤占最终消费支出。
国民经济核算中的最终消费包括了所有的消费性支出。
如住房消费不是指购房费用，购房费用属于非消费性支出。
在前几年流行的经营城市思路下，对城市的过度开发和土地制度的混乱，间接造成了以住房支出为核心的城市生活成本的非合理增长，从而大量挤占居民消费支出，造成流动性约束，当期消费受到较大影响（李通屏等，2013）。
（八）城市化水平受空间依赖
中国各地级市之间城市化水平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即相邻城市的城市化水平高低呈现明显的正相关关系。
且城市化的各主要社会经济因素也存在空间依赖，进而可能构成城市化水平空间聚集的内在要素。
自然环境、政府角色与市场层面因素可能共同塑造了不同类型的聚集。
在几个主要的经济要素中，GDP增长率对城市化水平无显著影响。
工业化程度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市化水平，但受中国户籍制度的制约、长期“赶超战略”及工业化对城市化自身作用机制变弱的影响，工业化对城市化水平提高的作用弱于开放程度。
与此对应，开放程度因为全面反映了一个城市政策灵活性，直接或通过资金、知识与技术因素刺激经济发展，间接地提升各地级市的城市化水平。
地级市城市化水平的空间依赖也可能会通过工业化与开放性两个维度来实现（王伟进陆杰华2012）。
（九）过度依赖“人口红利”和农民工不彻底转移的“半城镇化”发展模式，造成农民工权益缺失
中国当前的“半城镇化”突出表现为农民工既不能完全从农村和农业中退出，也不能完全融人城市，身份得不到确认，只是简单实现了职业转换和地域转移。
这导致城市对农民工是“只用一时，不管终生”，“经济上接纳，社会上拒绝”，难以享受到与城镇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权益（辜胜阻、杨威，2012）。
调查显示，目前外出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和生育保险的比例分别仅为13.9％、23.6％、16.7％、8.0％和5.6％。
同时，企业对农民工是“取而不予，用而不养”，与城市劳动者相比面临“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的不公平待遇，农民工多从事脏、累、苦、险性质工作，员工待遇差。
如当前41.3％的农民工雇主或单位不提供住宿也没有住房补贴，这些农民工每人月均居住支出335元，占其月均收入的16.0％（国家统计局，2012）。
（十）劳动力的不完全转移造成城市化率“虚高”
翟振武认为，由于农民工市民化的显著滞后，中国的城市化不同于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化，是“注水城市化”。
2000年，全国城市化水平为36.22％，但减去半年及以上流动人口后城市化水平仅为25.51％；2010年，统计公布的城市化水平为49.68％，但去除流动人口影响后为33.77％。
目前统计的6亿城镇人口中，至少有2亿人并没有享受到市民的权利，拖累了中国城市化的质量，中国目前的城市化可以说是“半城镇化”、“浅城镇化”甚至“伪城镇化”。
目前农民工参加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仅分别为18.2％、29.8％、38.4％和11.3％，公共服务不均等成为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最重要因素。
朱宝树认为，当前城市中大量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没有保障的现象与其说是农村人口的城市化，不如说是城市人口“农村化”（李玉柱2012）。
（十一）超级城市畸形发展造成“大城市病”
在近20年的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特大城市和超级城市开始涌现。
100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从无到有，2009年上海、北京两市的人口规模已占全部城市人口的5.8％和总人口的2.9％。
当前中国城市资源环境承载力和城市化发展规模的矛盾日益突出，造成了包括交通拥堵、空气污染、垃圾围城、水资源紧缺、城市贫困在内的诸多大城市病的具体“病症”。
对于大城市病的“病因”，辜胜阻认为，市场短期行为造成的市场“失灵”、决策者认识的局限造成的政府“失灵”及城市空间结构缺乏科学和长远的规划是其根本原因（李玉柱2012）。
五．一些学者对人口城市化发展的建议
（一）针对户籍制度
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小城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消除城乡和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促进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和城乡融合，落实流动人口的权利。
户籍改革比较成功的就数深圳市的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
2010年8月12日深圳市发布了《深圳市外来务工人员积分人户试行办法》，标志着积分制管理开始施行，目前积分制在探索过程中逐渐成熟。
积分制的核心内容是积分表，深圳市的积分制计分标准由个人素质、纳税情况、参保情况、居住情况、年龄情况、奖励加分、扣减分7个一级指标组成，其中个人素质指标包括文化程度及技能水平、技能竞赛、发明创造与表彰荣誉4个二级指标；居住情况指标包括在深圳市居住时间和居住条件2个二级指标；奖励加分指标包括社会服务和申报类型2个二级指标；扣减分指标包括违反计划生育、违法犯罪和不良诚信记录3个二级指标。
积分制的三级指标则包括学历水平、技能水平、技能竞赛、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外观设计专利、表彰荣誉、年龄、婚姻状况、投资纳税、固定住所、居住年限、慈善公益、计划生育、违法犯罪、个人信用等指标。
流动人口的积分是上述分值的累计，只要达到人户要求的分值就可以申请人户，享受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
流动人口积分制管理对人口流动有着积极的影响。
积分制可以引导流动人员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城市；不仅缓解了长期以来户籍人口与非户籍人口比例“倒挂”的现象，而且改善了流动人口内部的年龄结构比重，城市人口结构逐渐优化。
高学历、高技能人口向发达地区集中。
积分制实施有利于流动人口居住长期化，有利于加快流动人口家庭化迁移的步伐（陈景云、刘志光2013）。
（二）针对环境城市碳排放
我们建议政府从调整产业结构、以低碳模式实现人口城市化发展等几个方面人手，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减少高能源消耗产业的比重，促进清洁能源产业的发展，同时倡导低碳、节能、适度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以减少人类活动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王芳周兴2012）。
（三）针对农民进城的公共服务体制
在实现城镇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的基础上，促进一批长期有稳定工作和稳定住所的农民工定居大中城市，引导一批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
公共服务体制改革是城镇化配套改革的首要问题。
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从广度和深度两个层面向城镇常住人口全覆盖的过程中，尤其要加强对农民工“学有所教、病有所医、住有所居、老有所养”等基本公共服务和产品供给。
在城市化过程中推进公共服务发展应注意“三个确保”。
一是要确保“公共服务的自然增长”，以使“随收入上涨而提高的公共服务量”得到满足；二是要确保人均享有的公共服务质量不下降，以使民众对公共服务的满意程度不会降低；三是要确保新增人口能够享受到公共服务水平提高带来的好处，使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跟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尤其要保证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数量，进而实现公共服务的“全覆盖”，让发展的成果惠及所有人群。
积极推进与人口因素相关的公共服务领域的发展，确保公共服务财政支出增速快于GDP的增速，是保障中国公共服务与城市化发展相适应的重要举措。
由于社会保障与就业和人口因素在目前中国公共服务综合评价得分中占据最重要地位，且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和民众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要求的提高，这两个领域的重要程度会继续加大，因此国家政策和政府财力应向这两个领域倾斜。
另外，在加大政府财政投入的同时，还需要注意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公共服务领域，实现公共服务多元化供给，以满足因城市化水平提高而带来的民众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蔡秀云等2012）。
（四）针对改革成本的分担
建立多元化的改革成本分担机制和市场化的投融资机制。
解决城镇化钱从何处来的问题。
建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及政府、企业、个人共同参与的市民化成本分担机制，多渠道分担市民化的改革成本。
建立市场化的城镇化投融资机制，积极引导民间资本参与城镇化建设。
（五）针对农村土地制度。
完善土地“确权、流转、征用”等一系列环节，确保进城农民工土地财产权。
推动土地高效集约使用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农村土地制度是土地问题的核心。
农民只有拥有离开土地的选择权和处置土地的自主权，才能拥有市民化的基础。
为此，要深化土地制度的改革，对土地“确权、流转、征用”等一系列环节进行有针对性的制度改革，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赋能工作，完善农民工承包地、宅基地的流转或退出机制，控制征地规模和提高用地集约度，解决农民工进城的“后顾之忧”（辜胜阻等2013）。
（六）针对城市化空间布局
均衡城镇化要优化城镇化空间布局，通过城市群建设，以大带小，促进不同规模城市协调发展。
促进城镇化可持续发展应形成科学合理的新布局，不仅要优化城镇发展格局，改变城市体系“头重脚轻”态势，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而且还要加强区域间的合作，统筹区域协调发展。
以产业转移与劳动力回流为主要内容的“双转移”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于中国产业和人口布局的必然结果，也是优化中国城镇体系和区域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机遇。
东部地区要推动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通过“腾笼换鸟”利用技术、资金等比较优势加快产业升级，并以此带动城市转型；要通过推进劳动力回流，减轻东部大城市人口过度膨胀带来的负面效应，有效缓解“大城市病”。
中西部地区要基于地区特点充分发挥后发优势，积极并有选择性地承接产业转移，提升中小城市的吸引力，为回流劳动力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促进农村劳动力就地城镇化，降低大规模异地转移和非家庭式迁移所带来的过高代价（张车伟蔡翼飞2012）。
城镇化要与当前产业转移相适应，进一步提高内陆地区的对外开放程度，引导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继续向内陆转移，以便充分发挥其就业创造潜力，促使流动人口就地城镇化，缓解沿海地区人口过度集聚的压力。
内陆地区更应借助经济转型升级发展机遇，改善投资和生态环境，优化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提升公共服务品质及效率，积极承接国际和沿海产业转移，逐步缩小与沿海地区的发展差距，实现新型城镇化与区域协调发展双重目标（郭东杰王晓庆2013）。
（七）针对“大城市病”
1.在思想上，明确城市定位，转变“高大全”的发展思路，改变多中心重叠的局面。
2.在组织上，成立中央和地方政府组成的权威机构，协调中央、部门、地方的利益，制定政策，调动各方面的力量。
3.在调控方法上，通过转移不必要的城市功能实现人口的疏解，以北京为例，“首钢”的搬迁是一个良好的尝试，而各大高校、研究院所也应考虑学习日本建设筑波科学城的经验，尝试改变北京市科研教育中心的地位。
4.在具体的人口控制手段上，要将调控对象由“人”转变为“单位”，根据不同行业，实行总量控制，资质准人。
宁越敏认为，借鉴国外大都市的经验，制定长期发展规划是解决大城市病的重要手段。
城市规划需要在理念上有所创新，利用空间结构的转型缓解大城市的交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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