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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2050年的中国现代化进程
唐宋或更早之前，针对“经学”“律学”“算学”和“书学”各科目，其相应传授者称为“博士”，这与当今“博士”含义已经相去甚远。
而对那些特别讲授“武事”或讲解“经籍”者，又称“讲师”。
“教授”和“助教”均原为学官称谓。
前者始于宋，乃“宗学”“律学”“医学”“武学”等科目的讲授者；而后者则于西晋武帝时代即已设立了，主要协助国子、博士培养生徒。
“助教”在古代不仅要作入流的学问，其教书育人的职责也十分明晰。
唐代国子学、太学等所设之“助教”一席，也是当朝打眼的学官。
至明清两代，只设国子监（国子学）一科的“助教”，其身价不谓显赫，也称得上朝廷要员。
至此，无论是“博士”“讲师”，还是“教授”“助教”，其今日教师应具有的基本概念都具有了。
按照“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我国已经实现了前两步，进入21世纪开始走第三步，2019～2020年的发展目标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我国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规划是：
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为工业化、城市化、开放型经济；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推进制度创新。
中国的现代化要实现三个根本性的转变：
经济体制的根本性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从二元经济结构到现代社会经济结构的根本性转变。
中国的现代化不仅是发展社会生产力，还包括精神文明建设和政治文明建设等各方面制度的改革和健全。
中国经济具备持续增长的诸多有利条件，2020年以后，中国将按照适合国情的发展道路，逐步地从小康社会走向现代化。
一般说来，“教师”概念之形成经历了十分漫长的历史。
杨士勋（唐初学者，四门博士）《春秋谷梁传疏》曰：
“师者教人以不及，故谓师为师资也”。
这儿的“师资”，其实就是先秦而后历代对教师的别称之一。
《韩非子》也有云：
“今有不才之子……师长教之弗为变”其“师长”当然也指教师。
这儿的“师资”和“师长”可称为“教师”概念的雏形，但仍说不上是名副其实的“教师”，因为“教师”必须要有明确的传授知识的对象和本身明确的职责。
一、2000年发展目标的重新定位和实践结果
与当今“教师”一称最接近的“老师”概念，最早也要追溯至宋元时期。
金代元好问《示侄孙伯安》诗云：
“伯安入小学，颖悟非凡貌，属句有夙性，说字惊老师。
”于是看，宋元时期小学教师被称为“老师”有案可稽。
清代称主考官也为“老师”，而一般学堂里的先生则称为“教师”或“教习”。
可见，“教师”一说是比较晚的事了。
如今体会，“教师”的含义比之“老师”一说，具有资历和学识程度上较低一些的差别。
辛亥革命后，教师与其他官员一样依法令任命，故又称“教师”为“教员”。
中国在1964年提出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奋斗目标，1975年重申这个目标，这反映了当时对中国现代化的认识。
实际发展进程证明，这是做不到的，虽然在当时人民迫切希望集中力量进行国家建设的历史背景下，这样的号召曾经起过积极作用。
中国从1979年开始实行新的政治路线，即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
同时对经济发展战略作了重大调整，放弃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要求，改而实行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战略。
这就是：
第一步，实现国内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社会的水平；第三步，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经济发展战略的这种重大调整，是基于对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文化落后、发展很不平衡的国家，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的重新认识。
这种重新认识，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对历史经验进行总结的重要成果之一。
在当时尚未摆脱贫困的中国，把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作为走向现代化的起点，是正确的选择。
从温饱到现代化，时间跨度很大，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有重大差别，把实现小康社会（注：
“小康社会”的英译文是“awell-offsociety”，直译是“宽裕或者富裕的社会”；俄译文是“среднезажиточноеобщество”，直译是“中等殷实或者富足的社会”；法译文是“sociétéauniweaudevierelativementaisé”，直译是“生活水平相对宽裕的社会”；德译文是“EineGesellschaftmitbescheidenemWohlstand”，直译是“具有低标准富裕程度的社会”；西班牙译文是“sociedadmodestamenteacomodada”，直译是“适度的或者有节制的富裕的社会”；是“小康（ぃくらかゅとりのぁゐ）社会”，直译是“稍有富裕的社会”。
由于翻译上的困难，往往不容易找到准确的对应概念，其他文字译成中文也有类似情况。
小康和小康社会，是典型的中国化的概念。
由于历史文化传统的差异和语言的隔阂，外国朋友不大容易准确理解，但在中国并不存在理解上的困难。
“小康”一词，源自中国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6世纪的诗歌总集《诗经》。
把小康作为一种社会形态，出自公元前1世纪成书的儒家著作《礼记·礼运》，是和他们所想像的远古时代“大同”乌托邦相联结和对应的一种现实的社会形态，是虽然不能做到“天下为公”，但政治比较清明、生活比较安康的社会局面。
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小康”从书斋走向民间，其含义发生变化，指的是家有余粮剩米的比较殷实的生活。
中国是历史悠久、文化遗产丰富的国度，历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往往从古代典籍中吸取思想营养而又为现实目的而加以改造。
康有为、孙中山和毛泽东都把“大同”思想改造成为向前看的未来理想社会状态。
邓小平则借鉴传统思想，吸取人民语言的精华，赋予小康和小康社会以全新的意义，即温饱有余、日子比较好过、但还不富裕这样的社会状态，并且把它作为贫穷落后的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必经阶段。
这不仅有重要的现实社会经济意义，在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也是值得研究的。
）作为必经的中间过渡阶段符合经济成长的一般规律。
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这种重新定位，引发了经济政策的重大调整，也是促成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动因。
20多年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证明这种分阶段、有步骤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是正确的。
经过20世纪最后20年的改革和发展，中国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历史性变化。
可以作出四点基本判断：
1.国家经济实力增强
按可比价格计算，2000年国内生产总值是1980年的6倍以上，年增长9％；按当年汇率计算为10810亿美元，人均850多美元。
由于经济总量增长和经济体制改革，长期困扰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商品供应普遍短缺的状况得到根本改观。
市场供求格局发生根本变化，由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并由此引起宏观经济政策带根本性的转折，即从过去限制消费的政策转变为扩大消费与改善供给相结合的政策。
2.工业化进程加快
产业构成呈现出由低级向高级、由严重失衡到基本合理的变动趋势。
1978～2000年，第一产业比重由28％下降到15.9％；农业劳动者占总就业的比重由70％降到50％；农产品等初级产品在出口商品构成中所占比重由50％下降到10％，工业制成品比重由50％提高到90％。
已经建成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长期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原材料、能源和交通运输等“瓶颈”得到缓解，结构调整和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日益明显。
总的判断，中国已经由工业化初期阶段进入中期阶段。
3.初步建立新的经济体制
从单纯的公有制到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形成。
2000年，非公有制经济的增加值占GDP的1/3，其从业人员占城镇从业人员的30％左右。
政府对经济的管理由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间接管理为主，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显著增强。
中国已经由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国家改革为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由封闭半封闭型经济转变为开放型经济，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国际化趋势。
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已经融入世界经济和贸易体系。
中国在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同时，积极稳妥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法制建设，在国家领导制度、立法制度、行政管理制度、司法制度、人事制度、基层民主制度等方面进行改革。
1979～2019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及有关法律问题的决议451件，根据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要求对宪法进行了修改。
中国已经走上民主与法治的发展道路。
4.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
20世纪80年代我国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90年代由温饱到达小康。
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由57.5％下降到39.2％，农村居民恩格尔系数由67.7％下降到49.1％。
2.5亿农村贫困人口85％以上已经脱贫，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由30％下降到3％。
由国家统计局等部门的研究人员组成的课题研究组，按照经济发展水平、物质生活、人口素质、精神生活、生活环境五个方面，确定了关于小康水平的16项基本测评指标及其临界值。
（注：
这16项指标是：
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2500元（按1980年的价格和汇率计算，2500元相当于900美元）；2.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2400元；3.农民人均纯收入1200元；4.城镇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2平方米；5.农村钢木结构住房人均使用面积15平方米；6.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75克；7.城市每人拥有铺路面积8平方米；8.农村通公路行政村比重为85％；9.恩格尔系数为50％；10.成人识字率达到85％；11.人均预期寿命70岁；12.婴儿死亡率低于3.1％；13.教育娱乐支出比重为11％；14.电视机普及率100％；15.森林覆盖率15％；16.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县比重为100％。
在2000年，上述16项指标中，农民人均纯收入按1980年价格计算1066元，人均蛋白质日摄入量73克，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的县占80％，尚未达到所预期的目标。
但是，还应该考虑到，平均数往往掩盖着个体之间的差别。
）据此对小康进程进行综合评估，20世纪末全国总体平均生活水平跨入小康社会的初期阶段，大约有75％的居民初步过上小康生活，大约13％的居民接近小康水平，剩下约12％的居民离小康还有较大差距。
[1]千百年来困扰着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得到解决，祖祖辈辈关于小康生活的梦想开始成为现实。
这是中国现代化历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上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变化，可以用一句话概括：
按照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部署，走了头两步，进入21世纪开始走第三步。
中国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阶段。
“三步走”发展战略实现了两步，并不是说走完了现代化全程的2/3。
因为，前两步用了20年，第三步要用大约50年。
中国经济总量不是相当可观吗？
是的，按汇率法计算，2000年中国经济总量已经居于世界第六位，但是考察中国经济，要注意总量和人均两个方面。
按人均计算，中国刚达到中等偏下收入国家水平。
（注：
根据世界银行《2000/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按2019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划分，并按当年汇率计算，下中等收入国家为756美元～2995美元。
中国GDP略高于GNP，但这个标准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人均GDP要更多一些，但也还是中等偏下收入的发展中国家，和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何况，购买力平价是有缺点的方法，现在世界普遍采用的仍是汇率法，虽然汇率法也有缺点。
中国目前所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
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
第一，小康社会是从温饱到现代化之间长达几十年的发展阶段，现在刚刚迈入小康社会的门槛，所达到的小康还是低水平的。
第二，农村还有近3000万贫困人口温饱问题没有完全解决，近6000万人口虽已脱贫，但还是低水平和不巩固的温饱。
城镇有2000万以上的人口收入在最低生活保障线以下。
这说明，低水平的小康尚未全面达到。
第三，在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之间、工农之间和城乡之间以及在不同的社会阶层之间，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在人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诸多方面以及在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进展也不平衡。
一般说来，吃饭穿衣的基本生存条件解决得比较好，在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还比较差。
可见，中国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2019～2020年的发展目标：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按照“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中国从21世纪初开始实施现代化建设的第三步战略部署，时间是2019～2050年。
这半个世纪划分为两个发展阶段：
第一阶段，用20年时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第二阶段，在此基础上继续努力，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
这样的战略构想，实现了第三步战略部署与第二步战略部署的衔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面”，有两重含义：
一是覆盖面的全面，即使十几亿人口共享建设成果；二是建设领域的全面，就是说，不仅是经济发展和提高物质生活水平，而且要实现社会的全面进步。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是全民共享和社会全面进步的目标。
中国已经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出规划。
这20年社会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把握：
（一）经济增长速度：
20年翻两番
发展经济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
经济增长速度的预期目标，是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年均增长7.2％。
到2020年，按可比价格计算，国内生产总值将接近36万亿元人民币，按现在的汇率计算将超过4万亿美元。
2019～2019年中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专家预测在7％～9％。
即使考虑到以后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有所放缓，考虑到中国经济基数越来越大，考虑到不确定因素的影响，20年翻两番也是有可能的。
2019年、2019年和2019年，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国内自然灾害频发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仍保持7.3％、8％和9.1％的快速增长，增强了人们的信心。
当然，持续40年保持高速增长是不容易的。
20世纪60年代以来，40年平均达到7％以上增长速度的只有韩国（8.4％）、新加坡（7.9％）和泰国（7.6％）。
中国再有20年高速增长，也就是40年保持经济高速增长，无疑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
目前“十五”计划（2019～2019年）正在顺利实施，“十一五”计划（2019～2019年）已经开始酝酿，更长远时期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正在深入研究。
（二）经济发展的基本走向：
工业化、城市化、开放型经济
1.基本实现工业化
中国现在继续进行的工业化，不是传统的狭义的工业化，那种工业化大体是指制造业发展及其在国民经济中比重提高的过程。
中国要实现的是广义的工业化，既包括工业本身的发展和技术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也包括实现农业的根本技术改造以及由于技术进步和第三产业发展所引起的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重大调整。
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不允许中国再走传统的工业化道路，而且也有可能走新型工业化道路。
早期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工业化，稍后日本的工业化以及20世纪中叶以来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工业化，与中国正在进行的工业化相比，时代背景有很大不同。
世界科学技术革命、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人口众多的特殊国情，对中国工业化进程有着重要影响。
中国利用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同时，必须处理好技术先进性与经济合理性的关系，把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作为实现工业化的基本要求。
既要积极发展高新技术和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又要重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提高。
2000～2020年产业结构变化的趋势是：
第一产业增加值在GDP中的比重由15.9％下降至10％左右，第二产业由50.9％下降至30％～40％，第三产业由33.2％上升到50％～60％；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就业人口中的比重由一半降至1/3左右。
这大体相当于1980～2000年的进度，应该是能够达到的。
2.加快城市化进程
城市化是和工业化相伴随的历史进程。
中国过去在特殊的历史条件和经济体制下推进工业化，导致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
1949年底中国的城市化率是10.6％，20世纪50年代初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比较快，1957年城市化率达到15.4％，而在1957～1978年的21年间，城市化率提高到17.9％，只提高了2.5个百分点。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城市化进程加快，2000年城市化率达到36.2％。
因为起点低，仅大体相当于英国1850年（37％）、北美1910年（41％）、日本1950年（38％）的程度，比世界平均水平低10个百分点左右，比同等发展水平国家低20个百分点左右。
中国人多地少，城市化水平低，农村人口比重大，不容易形成规模经营，是农民增收难的症结所在。
在继续大力发展农村经济的同时，必须通过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促进农村发展和农民问题的根本解决。
就是说，要用先进、适用技术改造农业和整个农村经济，通过工业化和城市化实现大量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通过深化改革把农村经济纳入全国统一的市场化和社会化的轨道。
这是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和社会结构变迁的过程。
城市化滞后是历史包袱，也蕴藏着发展的契机，因为城市化快速推进时期往往也是经济快速增长时期。
在中国20世纪最后20年9％以上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中，劳动力流动的贡献率为16％左右，也就是1.5个百分点。
今后二三十年，农村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仍然是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点。
因为政策更趋积极，人口流动更为自由，中国城市化进程将会加快。
即使保持20世纪最后20年的平均进度，2020年城市化率也可以达到55％以上。
需要注意的问题有两个：
一是在城市的建设和管理方面，要注重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为农民转向非农产业创造就业机会和生存条件，防止过度城市化带来的“城市病”，防止大规模人口流动和社会变迁可能带来的混乱和震荡；二是在城市化的长过程中，土地仍然是农民生计和农村稳定的基础，要防止大量失地农民沦为流民。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需要高度重视农村发展和农民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城乡差距持续扩大，国家政策已经转向注重农村发展和解决农民问题，促进城乡协调发展。
中国农村人口有8亿，新增人口主要在农村，即使工业化和城市化进展顺利，2020年农村仍将有6亿左右人口，农村发展和农民问题仍然是一个大问题，目前更是大问题。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需要高度重视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问题。
中国自古以来发展不平衡，新中国成立半个多世纪以来，改革开放20多年来，地区差距总体上呈扩大的趋势。
缩小地区差异的有利条件是国家实施扶持落后地区发展的政策，包括西部大开发战略、《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9～2019）》、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计划、增加对落后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等，已经取得不同程度的进展。
近些年国家在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方面有大量投入，生态建设、科技和教育投入在增加，地区特色产业在发展，对外开放在扩大。
不利因素是不少地方自然环境恶劣以及劳动力近乎无限的供给，给东部产业向西部转移带来特殊困难。
近年来西部地区的经济快速增长，在相当大程度上是靠国债投资和中央预算内的基本建设投资拉动的，怎样建立有利于保持西部大开发可持续性的制度和机制，是尚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仍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支撑，鼓励这些地区继续加快发展，对于全国经济发展有重要意义。
促进地区协调发展是中国的既定政策，但2020年之前还不可能缩小地区差距，而只能遏制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还需要高度重视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中国已经把可持续发展问题提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面临的突出矛盾是：
人口众多、经济快速增长与资源大量消耗、生态破坏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矛盾，现行体制和法律、法规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矛盾，等等。
中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降到10‰以下，但因基数大和增长惯性，人口总量仍在继续增加，2019年可能达到13亿。
中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预测人口数量2019年在14亿以内，2020年在15亿以内。
人口高峰在2035年前后达到15亿或者稍多一些。
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加快会使出生率降低，也会加快人口老龄化。
中国现在60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以上，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以上，在经济不发达的条件下迅速进入老龄社会势必增加社会保障的负担。
中国人均资源相对短缺，需要通过优化经济结构，采用新的科技手段，加强规划和管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南水北调工程和有力的节水措施将会缓解北方水资源的危机。
石油和铁矿石等重要资源需要大量进口。
中国在环境保护方面做了大量努力，单位国内生产总值的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量显著降低，但在经济快速增长的条件下，污染物排放总量还在增加，生态环境恶化的状况尚未根本改观。
努力目标是：
到2019年，全国大部分地区环境质量明显改善，基本遏制生态恶化的趋势，二氧化硫、工业固体废物等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在“十五”时期（2019～2019年）大幅度降低的基础上再下降10％。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解决环境问题需要长期努力。
3.发展开放型经济
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的阶段，中国将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和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合作与竞争。
中国认真履行加入WTO的承诺，进一步降低关税和开放国内市场，在WTO规则框架内解决贸易纠纷。
中国对推进区域经济合作采取积极态度，已经同东盟达成在2019年以前建立自由贸易区的框架协议，中、日、韩三国的研究机构正在共同研究建立三国自由贸易区的可能性及其影响，中国发展对外经济贸易关系追求的是“共赢”。
中国国内市场潜力很大，经济增长主要靠国内市场需求的扩大。
中国出口增长很快，同时进口也在迅速增长，净出口占总需求的比重很小，且呈下降态势。
据亚行的研究报告，中国2019年就会成为亚洲最大的进口国，为贸易对象国提供广阔的市场，2019年可能成为亚洲最大的出口国。
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贸易体系是自身发展的需求，也是促进世界经济的积极因素。
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1980～2000年间，中国经济增长对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世界GDP增长的贡献率为14％，仅次于美国的20.7％。
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和全球经济竞争中面临着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技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也面临着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相关领域的竞争。
发展开放型经济是必然选择同时也蕴涵着风险，世界经济和政治的不稳定和不确定因素对中国经济有越来越大的影响，需要把握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节奏。
（三）增进全体人民的福利
实现2020年经济总量翻两番的目标，按现在汇率计算，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3000美元左右，相当于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
也可以说，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大体相当于从下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发展到上中等收入国家的下限，即逐步脱离下中等收入国家行列而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主要有：
1.关注低收入者和困难群体
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公认的成就，但如前所述，目前城乡还有近5000万贫困人口，加上处于低水平、不巩固温饱状态的6000万人口，总数在1亿以上。
这1亿多人口需要给予特别关注。
继续推进扶贫开发、巩固扶贫成果，是紧迫而又艰巨的任务。
2.积极扩大就业
中国人口多，又处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的双重转变时期，就业压力很大。
目前城镇失业率，包括登记失业和其他类型的失业，总计大约在8％～10％。
农村大约有1.5亿过剩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1/3。
中国采取了许多扩大就业的政策并且收到了积极效果，但2019年前适龄劳动人口每年新增1000万人，就业压力很难缓解；2019年之后适龄劳动人口增长放缓，压力有可能逐步减轻。
3.完善社会分配政策
主要是解决两方面的问题：
一是适当提高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
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鉴于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加速发展以及维持高增长率的要求，保持比较高的投资率有其合理性。
但目前投资率高达40％左右，提高居民消费率有比较大的空间。
提高消费率是增加城乡居民收入的重要举措，也是开拓国内市场和保证经济持续增长的必要条件。
二是调节居民收入分配差距。
中国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收入差距扩大有其必然性，加之幅员辽阔，社会发展的均质性比较低，收入差距问题同其他国家有不可比性。
虽然如此，收入差距问题仍然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对收入差距程度如基尼系数尚有不同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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