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西夏的历史特点.docx
《试论西夏的历史特点.docx》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试论西夏的历史特点.docx（14页珍藏版）》请在冰豆网上搜索。
试论西夏的历史特点
试论西夏的历史特点
西夏立国西陲，先后与辽·宋·金鼎足而立，持续时间近两个世纪（自1038年建国至17年灭亡，首尾190年）。
立国一如此长久的西夏，其历史究竟有何特点，则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也是一个至今仍然被人们所忽视的问题。
本文拟就该问题略陈管见，以求教于方家。
我认为西夏历史最主要的特点有四个方面，下面试作一粗略的分析。
西夏历史特点之一，是政治上采用蕃汉联合统治。
所谓蕃汉联合统治，指的是以皇族鲜卑拓跋氏为核心，党项羌上层为主体，联合吐蕃上层，回鹘上层以及汉族地主阶级，共同治理西夏国家，剥削奴役着各族广大的劳动人民。
这种联合统治充分暴露了西夏国家的阶级压迫实质。
西夏的联合统治，并非自立国开始，而是早在李继迁重建夏州政权之时。
即已初见端倪．史载李继迁叛宋自立不久即潜设中官，尽异羌夷之体，曲延儒士，渐行中国之风。
这里的中官，即汉官，也就是根据当时的体情况，模仿宋朝官制而设立的一些官职。
当时李继迁究竟设了哪些官职呢?
公元982年（宋雍熙三年）二月，李继迁袭据银州，在蕃族附者日众的情况下，为了团结蕃部首领共同抗宋，于是设官授职，以定尊卑，预署酋豪，各领州郡，他自称都知蕃落使，权知定难军留后，以张浦。
（刘）仁谦为左右都押牙，李大信、破丑重遇贵为蕾部指挥使，李光裙、李光允等为团练使，复署蕃酋折八军为并州刺史，折罗遇为代史刺史，嵬悉哔为辚州刺史，折御乜为丰州刺史，弟延信为行军司马，其余除授有差。
说明李继迁重建的夏州地方政权初步具有蕃汉联合统治的雏型。
这种联合统治的特点有二其一，从其人员的构成看，总数十一人，其中汉姓仅占三人，党项羌姓为四人，属于鲜翠拓跋姓者为二人，说明这时的联合统治以蕃为主，以汉为辅；其二，实授与预署并行，但以实授为主。
这种情况反映了李继迁在树立反宋旗帜后，不断扩大地盘的决心和信心。
李德明时期的蕃汉联合统治，明显有所发展。
他以左都押牙张浦兼行军左司马、绥州刺史，赵保宁兼右司马指挥使，贺承珍兼左都押牙，刘仁昂为右都押牙，破丑重遇贵为都知蕃落使，自文寿、贺守文为都知兵马使，何宪、白文赞为孔目官，郝贵、王曼为牙校，复以李继瑗为夏州防御史，李延信为，银州防御使，其余升赏有差。
这表明李德明对李继迁那套行之有效的统治机构，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完善。
妞果将它同李继迁的那套机构比较，则有三点不同：
任命名单虽然同为十一人，但其中蕃姓只占三人，汉姓却占八人，说明德明时期的联合统治是以汉为主；取消预署，均为实授；新增了孔目官。
西夏的蕃汉联合统治发展到景宗元昊时期已经初具规模，并日益巩固。
从元昊中央政府的机构看，其官分文武班日中书，日枢密，日三司，日御史台，日开封府，日翊卫司，日官计司，日受纳司，日农田司，日群牧司，日飞龙院，日磨勘司日文思院，日蕃学，日汉学。
这些机构显然是模仿宋朝的二十四司而设立的。
当然多少根据西夏的国情而有所变通。
从其对官员的任命看，采用的是蓉汉兼用的原则，自中书令、宰相、枢使、大夫、侍中、太尉已下，皆分命蕃汉人为之。
按照这一原则，元昊以篼名守全、张陟、张绛、杨廓、徐敏宗、张文显辈主谋议，以钟鼎臣典文书，以成逋克成、赏都卧移、如定多多马、窦惟吉主兵马，野利仁荣主蕃学。
置十二监军司，委豪右势统其众。
元昊所建的官制，除了采用汉官名号外，还采用了诸如宁令、谟宁令、丁卢丁努、素赍、祖儒、吕则、枢铭......等蕃号官名。
但这种以蕃语命名的官称，并非只有党项人才能担任的专授蕃职?
更不是与前者并存的两个系统，而是一种官职两种名号罢了。
从上述可知元昊时期的蕃汉联合统治有如下特点：
（一）元昊所设官职，虽然并非照搬宋朝，而是参照吐蕃官制（如设监军司等），结合本国国情多少有所变通，但其主要内容仍是棋仿宋朝其设官之制，多与宋同；
（二）采用一套官职蕃、汉两种名号；
（三）所任官员总数十二人，汉占其七，蕃占其五，仍以汉人为主。
这点与继迁时相反，与德明时期大体雷同；
（四）从中央到地方凡主兵马者均为党项人。
这表明西夏统治者认识到军权的重要性。
他们把军队当做命根子，在他们看来，只有将军队牢固地掌握在党项人手里，才能有效地行使西夏国家的统治权。
景宗元昊以后的蕃汉联合统治，就其基本特征和性质而言，大体上没有什么变化，但就其官制发展看，一同元昊时期相比，则有以下几点不同：
（一）毅宗谅祚时新增设了各部尚书、侍郎、南北宣徽使、中书、学士等官，其蕃号官名也新出现了昂摄、昂星、谟个、阿尼、芭良、鼎利、春约、映吴、祝能、广乐、丁努等等。
此外，监军司也有变动，谅祚以威州监军司为静塞军，绥州监军司为祥裙军，左厢监军司为神猛军，更于西平府设监军司为翔庆军总领之；
（二）乾顺亲政（公元1099年）以后，仅用汉官名号，而不再用蕃号官名
（三）仁宗仁孝时进一步将政府机构分为五品：
上品一中书、枢密；次品一殿前司御史、中兴府、三司、僧众功德司、出家功德司、大都督府、御节司、宣徽院、内宿司、护法功德司、阁门司、御膳司、匦匣司、西凉府、镇夷郡、番和郡；中品--大恒历司、都转运司、陈告司、都磨堪司、审刑司、群牧司、农田司、受纳司、边境监军司、宫前侍卫司、医人院、工技院，以及诸如鸣沙军、泾原县等地方机构；下品--行宫司、举荐司、南院行富三司、马院司，以及诸如灵武郡、银州、定远县、震武城等地方机构；末品一一刻字司、造案司、金工司、织绢院、番汉乐人院、仪容院、铁工院、木工院、造纸院、砖瓦院、出车院，以及诸如安远堡、讹泥寨等地方机构；不入品--纳言处、飞禽受纳处、秘书监、工技院总管、番汉大学院。
说明西夏蕃汉联合统治机构，经过多次补充，至此已臻完善和定型，进入了它的成熟时期。
西夏在实行蕃汉联合统治时，虽然蕃汉之间难免存在着这样和那样的矛盾，但他们之间的协调一致则是基本的和主要的。
这突出表现在西夏被派遣至宋朝的使臣，都能力争平等的礼仪相待，处处表现其不辱君命，忠于职守，忠于西夏国家。
兹以谅祚时期的使者为例。
宋仁宗去世，英宗即位，赵谅祚遣使者来致祭，延州差指使高宜押伴入京，宜言语轻肆，傲其使者，侮其国主，使者临辞自诉于朝臣，当时吕晦上言，乞加宜罪，朝廷忽略此事，不以为意，使其怨对归国，一国之人，皆以为耻。
当时谅祚所遣使人名叫吴宗，应属汉人，以汉人出使汉地，当宋臣对他傲慢无礼时，他据理抗争，得到了宋臣吕晦等人的同情和支持，这说明吴宗忠于西夏王朝，说明西夏蕃汉联合统治的稳固性。
西夏之所以产生蕃汉联合统治并非偶然，而是由于下列两种因素所造成。
其一，在西夏统治的疆域里，居住着党项、汉族、吐蕃、回鹘、以及鞑靼、吐谷浑等族。
这些族的统治者都占有一定数量的土地，或者拥有一定数量的牧地和牲畜。
这些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各自的经济利益，镇压农牧民的反抗，都需要直接或问接（由其政治代表参加）参予政治，加入到蕃汉联合统治的各级政府中去，共同行使对被压迫阶级的统治权；其二，作为西夏国家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鲜卑拓跋氏，无论其统治经验和文化水平都不如汉族地主阶级，加上立国前后的一段较长时期里人才缺乏，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有效地维持并巩固其统治，仅仅让党项羌、吐蕃、回鹘等族上层参予政权是不够的，而必须让汉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包括宋朝投奔、
过来的）加入到各级政府中去。
这就决定了西夏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只能是蕃汉的联合统治。
西夏历史特点之二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及其对外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依赖性。
夏之境土，方二万余里，河之内外，州郡凡二十有二。
这个疆域虽然只有北宋的二分之一强，但却是辽的两倍，在这广阔的疆域里，各地经济存在着较大差异性，其发展水平很不平衡。
二+二州，大体上存在着三种经济状况：
第一种状况是西夏的都城、州、县治所及其附近地区。
这些地区为蕃、汉集中居住的据点，是唐末五代以来早已封建化的地区，因此，其经济发展水平较高。
如号称畜牧甲天下的凉州（今甘肃武威），其所居住的吐蕃部落，多是华人子孙，侧会汉言，颇识文字，而作为西夏首都兴庆府屏障的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其人习华风，尚礼好学。
不言而喻，这些州县治所及其附近的蕃，汉居民，其文化水准之所以较高，同这些地区经济比较发达是密切相关的。
第二种状况，是靠近宋夏边界的蕃汉杂居的农牧地带。
如西夏东面均菠山，西面的天都山、马衔山一带，大体上就是属于这类地区。
其中横山多马宜稼......且有盐铁之利，夏人恃以为生。
这类地区随着西夏国家的建立，和党顶族日益向农耕化的道路迈进，其经济发展水平均有明显的提高。
第三种状况，是一些土地贫脊，人烟稀少，或者本来就是一望无际的沙漠地区。
如西夏河套的地斤泽，兴庆府西面的腾格里，以及同蒙古接壤的广大北部地带，就是属于这类地区。
这些地区不仅存在着落后的游牧业，而且还保留着原始的狩猎业，可以说是西夏经济最落后的地区。
总之，在西夏统治拘范围内，存在着农业、畜牧业、半农半牧，以及狩猎等多种经济成分，其发展水平参差不一，反映了它在经济上存在着较大的不平衡性。
西夏在经济方面的另一特点是对外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依赖性。
早在西夏立国之前，夏州地方政权对中原王朝在经济上就存在着严重的依赖性。
这种依赖性突出表现在周世宗用停止贸易的措施，迫使李彝兴撤兵谢罪的事件上。
（显德）元年五月，府州防御使折德哀入朝，世宗置永安军于府州，即以德康为节度，折氏晚出，彝殷恶其职与已埒，以兵塞路，不许通诏使。
世宗谋于宰相，对日：
夏州边镇，朝廷每加优恤，府州褊小，得失不系轻重，且宜抚谕彝殷，庶全大体。
世宗日：
德皋数年来尽力以拒刘氏，奈何一旦弃之，且夏州惟产羊马，百货悉仰中国，我若绝之，何能为!
，乃遣供奉官齐藏珍赍诏责之，彝殷惶恐，撤兵谢罪。
彝殷的这一屈服于周世宗的事件表明，僻处一隅的夏州地方政权，在经济上对中原王朝存在着怎样严重的依赖性。
西夏立国后，随着疆域的扩大，社会生产的发展，以及对外贸易的兴盛，这种依赖性多少有所减轻。
彼西人公则频遣使者商贩中国，私则与边鄙小民窃相交易，虽不获岁赐之物，公私无乏，所以得偃蹇自肆，数年之间似恭似慢，示不汲汲于事中国，由资用饶足，与中国时无以异故也。
这里说的是西夏由于同宋长期通过公私贸易而获得了极大的好处，从而使它的经济依赖性（公私无乏，资用饶足，同以前对比，相对面言）明显减轻，政治上变成了似恭似慢，不卑不亢了。
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方面由于西夏经济比较脆弱，水平不高，加上受到战争的影响，发展缓慢，其生产物品不能满足生齿日繁的西夏人民、尤其是统治阶级日益增长的需求，因此，西夏在经济上不可避免地仍然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依赖性。
这明显表现在西夏对宋朝岁赐与和市的依赖上。
既绝岁赐，复禁和市，羌中穷困，一绢之直，至十余千。
......既通和市，复许入贡，使者一至，赐予不赀，贩易而归，获利无算，传闻羌中得此厚利，父子兄弟始有生理......。
绝岁赐，禁和市，使西夏物价飞涨，生灵困窘，反之，始有生理，两相对照，西夏对宋朝的经济依赖性昭然若揭。
为什么西夏对宋在经济上存在着较大的依赖性呢?
对此，时人司马光曾作过如下的解释：
西夏所居，氐羌旧壤，所产者不过羊马毡毯，其国中用之不尽，其势必推其余与它国贸易，其三面皆戒狄，鬻之不售，惟中国（宋朝）者羊马毡毯之所输而茶彩百货之所自来也。
故其人如婴儿，而中国乳哺之矣。
司马光站在大汉族主义的立场上，把西夏比做吃奶的婴儿，宋朝比做喂奶的奶娘，显然很不妥当，但他所分析的西夏内外经济及其贸易状况，决定了它对宋朝的依赖性，则是比较平允和中肯的。
西夏在经济上不仅对北宋存在着依赖性，而且在北宋灭亡之后，由于南宋在地理上同西夏隔绝，因此在经济上不能不依赖金国。
西夏对金的依赖突出地表现在对金边境的榷场贸易上。
夏金榷场始于金熙宗。
金皇统元年（公元1141年）二月，夏国请置榷场，许之。
此后，陆续于兰州、保安、绥德、东胜、环州等地设置榷场，置场官管理。
西夏通过榷场、走私、以及夏使至金，许带货物与富商交易，．从而获得必要的生活用品。
此外，西夏还迫切希望金国对池开放铁禁，以满足其对铁的日益增长的需求，因为金朝同意开禁，从而也得到了一些好处。
由于西夏在经济上对其邻国存在着依赖性，因此，在外交上不能不表现出一定的依附性。
史称（西夏）立国二百余年，抗衡辽、金、宋三国，俪（背离）乡（倾向）无常，视三国之势强弱以为异同焉。
西夏对宋、辽、金的态度之所以俪、乡无常，固然体现了它在外交上的灵活性，但在这灵活性的背面，却存在着经济方面的深刻原因。
如西夏同辽结成联盟，是为了限其援助以抗宋，但同朱为敌的目的并非为了灭宋，而是通过战争与和平两手的交替使用，从中捞到经济上的好处。
正如宋臣李纲所指出的：
强则叛乱，弱则请和，叛则利于掳掠5，侵犯边境，和则岁赐金缯若固有之。
在经过旷日持久的较量之后，即使在打了大胜仗的情况下，也往往遣使卑辞纳款，顿颡称臣。
以元昊对宋战争为例。
元昊倔强构逆，兵势甚锐，竭天下之力，不能稍挫其锋，然至绝其岁赐，互市，则不免衣皮食酪，几不能以为国，是以鳗亟屈服。
这里的所谓元昊倔强构逆，指的是仁宗庆历年间发生的宋夏陕西之战。
在这次战争中，元昊虽然三战三胜，但仍不免主动要求纳款称臣。
其所以如此，固然因素很多，但同宋朝断绝岁赐、互市有着很大的关系。
元昊对宋在政治上所表现出来的依附性，正是由于它在经济上存在着较大的依赖性所决定的。
西夏历史特点之三，是民族矛盾经常处于主导地位，对外战争频繁。
西夏自1038年元昊建国至1227年末主观灭亡，首尾190年。
在这将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西夏同它的几个主要邻国--宋、辽、金、蒙均发生过大小不等的战争。
另同吐蕃嘣厮哕也多次兵戎相见。
在同邻国的战争中，尤以宋夏战争时间最长，次数最多，其影响与后果也最大。
西夏自景宗元昊立国到崇宗乾顺同宋高宗缔结和约，历时虎十年（公元103818年），双方和平共处仅有26年，其余74年时间均处于交战状态。
如果将这漫长的时间划分一下阶段的话，那么，大体上可分为三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自1038年至1044年。
即从景宗元昊称帝建国，到他纳款称臣，首尾7年，其中重大战役有三次，即1040年3月的三川口之战；1041年2月的好水11之战；1042年闰九月的定川砦之战。
三次战争均以宋朝的惨败而结束。
第二个段落，自1064年至1099年。
即从毅宗谅祚主动出兵攻掠秦风泾原，到崇宗乾顺在辽的斡旋下求和、首尾35年。
这个阶段的重要战役计有1070年5月的闹讹堡之战，同年8月的环庆之战，1071年正月的哕兀之战，1081年五月的灵武之战，1082年8月的永乐之战，1033年2月一1034年正月的兰卅之战。
六次战争，除哕况之战宋先胜后败，兰州之战宋胜夏败，环庆之战胜败不甚分明外，其余四次均以宋失败而告终。
而在这四次之中又以灵武及永乐之战败的最惨。
灵州、永乐之役，官军、熟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钱、粟、银、绢以万数者不可胜计。
可以说在宋夏战争史上是宋败得最惨的两次战役。
第三个段落，自1105年至18年。
即自崇宗乾顺派兵攻掠宋镇戎军，到宋夺取横山，六路罢兵，乾顺纳款求和，首尾3年。
其中主要战役计有六次，即1105年春的古骨龙之战，1115年的臧河城之战，1116年春的仁多泉之战，同年11月的靖夏城之战，1119年的统安城之战和肖关之战。
六次战争，除靖夏城、统安城夏胜宋败、臧底河之战宋先败后胜之外，其余三次均为宋胜夏败，其中统安城之战规模最大，宋方失败得也最惨。
是役死者十万，（童）贯隐其败而以捷闻。
宋夏战争经历三段落，重大战役总计十五次。
从整个战争的历程看，大体上有如下特点：
（一）战争时断时续，中间呈间歇状态；
（二）主要战场集中于今陕西北部、甘肃东部、宁夏南部的一些地区；
（三）尽管处于交战状态，但双方信使却照常往来，朝贡与回赐也很少间断。
以谅祚时期为例，谅祚数扰边境，而仍称臣奉贡，盖心和岁赐金帛，又得入京贸易，故信使不绝；（四）较量的结果，互有胜负，势均力敌，谁也不能消灭对方。
除了对宋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外，西夏至襄宗安全统治期间，又发生了长达十三年（公元1210年8月一一23年7月）之久的对金战争。
在十三年里，双方大小战争约二十五次，其中西夏主动攻金二十次，配合蒙古侵金三次，金主动反击西夏者二次，其中规模较大者有1215年10月的临洮府之战，1217年1月的平阳府之战，1220年9月的巩州之战，23年1月的凤翔府之战等四次。
四次之中又以陕西风翔府之战规模最大。
这次西夏同蒙古联兵攻金，神宗遵顼出动步骑十万，合木华黎兵围风翔，东自扶风、歧山，西连湃陇数百里，皆立营栅，攻城甚急，结果因遭遇到金兵的顽强抵抗，知不能克，遂不告木华黎引众先归。
夏金战争明显有两大特点：
（一）战争次数频繁。
十三年之中，战争多至二十五次，平均每年两次；
（二）交战与通使并行。
（西夏）侵掠边境而通使如故。
在夏金战争激烈进行的同时，蒙古成吉思汗也发动了旨在灭亡西夏的战争。
蒙夏战争自05年3月开始，至27年7月结束，首尾22年，先后爆发了八次重要战争。
这些战争的名称是：
05年3月的吉里寨之战，1207年7月的瓦刺海城之战，09年7月的克夷门之战，1217年月第一次中兴府之战，1224,年9月的银州之战，1226年11月的灵州之战，27年春第二次中兴府之战。
这些战争无一例外地均以蒙古的胜利而结束。
蒙夏战争的主要特点有三：
（一）蒙古侵金与侵夏交叉进行，战争时断时续；
（二）在战争中蒙古对西夏实行攻坚与诱降并用，但以攻坚为主，诱降为辅。
如26年三月，成吉思汗攻沙州，遣忽都铁穆儿招谕州将，州将伪降，以牛酒犒师而设伏以待，忽都铁穆儿至，伏发马踬几被获，千户昔里钤部授以所乘马，还兵击败夏兵，遂破沙州。
可见蒙古对西夏用兵并非单纯使用吱坚战术，而是将攻坚与诱降有机结合，灵活地加以运用；
（三）西夏两面受敌，一面要抵御蒙古的进攻，一面还要同金人拼杀，其所以如此，是由于西夏统治者推行附蒙侵金的错误路线所造成的。
除了上述战争外，在景宗元昊和毅宗谅祚统治期间，还同辽发生过两次较大的战争，另同吐蕃嘣厮哕五次兵戒相见（元昊时两次，谅祚时三次），前两次以西夏的大获全胜而告终，后五次以西夏的失败而结束。
因为篇幅有限，这里就不一一详述.
频繁的战争，给西夏及其邻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和影响。
首先，破坏了西夏同其邻国人民休养生息的和平环境，使其人民惨遭屠戮，流离失所。
自元昊叛，河西之民迁徒以避兵，因留雄勇津，循河上下，侨寓者众，公躬训谕安辑之，俾还故业。
说明元昊发动对宋的掠夺战争，使西夏人民不得安宁，过着离乡背井的流亡生活。
至于宋朝人民，同样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关中之民，自经西事以来，仍苦铁钱，财力彤弊，熟户屡经杀掠，亡失太半，纵其在者亦怀二心，非复得如景裙宝元之时也。
说明宋朝沿边人民的处境与西夏大体雷同。
第二，使西夏及其邻国元气大伤。
如西夏同金长期混战，双方损失惨重，一蹶不振。
及贞裙之初，小有侵掠，以至构难，十年不解，一胜一负，精锐皆尽，两国俱敝。
两国均因长期混战而元气大伤，由强变弱，无力抵抗蒙古的进攻而加速了自身的灭亡。
至于蒙夏战争，西夏所受祸害更大。
国家用兵十余年，田野荒芜，民生涂炭。
国经兵燹，民不聊生，耕织无时，财用并乏。
第三，阻碍了西夏同邻国的经济文化交流。
如元昊对宋战争，虽然三战三胜，然人畜死伤亦多，部落甚苦之；又岁失赐遗及沿边交易，颇贫之。
敌自背叛以来，虽屡得胜，然丧和市之利，民甚愁困。
由于既失宋朝岁赐，又丧沿边和市，使西夏本来就存在着某种依赖性的基础比较脆弱的社会经济陷入困境。
总之，西夏对外战争频繁，在较长的时问里，破坏了其休养生息的安定环境，妨碍了正常的农业生产，消耗了国力，影响了西夏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尤其在它的初期和后期），使本来可以发展较快的社会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历史进程。
四西夏历史特点之四是文化上的多源与儒学、佛教的兴盛。
如众所知，西夏文化与汉族、吐蕃、西域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
可以说是长期吸取这些文化的养料而逐步发展起莱的，但以吸取汉族文化的养料为主。
西夏文化大量吸收汉文化，同汉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这一点为当时西夏人所公认。
西夏仁宗时的党项人骨勒茂材在其《蕃汉合时掌中珠》一书的序言中指出：
今时人者，番汉语言可以自备，不学番言，则岂和蕃人之众；不会汉语，则岂入汉人之数!
番有智者，汉人不敬，汉有贤士，番人不崇。
若此者由语言不通故也。
又云：
论末则殊，考本则同。
一语道破了西夏文化同汉文化不可分割的关系。
西夏文化深受汉文化的影响，突出表现在西夏字同汉字的关系之上。
西夏宇，无论从其形体、笔划、结构、造字方式以及书体等五方个方面均受汉字的影响。
以形体、笔划为例，其形体明显模仿汉字，以汉字为依据，参照党项民族语言的特点而造成。
汉字有部首偏旁，西夏字也有部首、偏旁，汉字笔划有点、横、竖、撇、塔，西复字也有。
此外，其书写笔势与汉字也大体相同。
当然，也有不同之处，如西夏字笔划繁复，汉字较简单，汉字有挑手（才），西夏字没有，西夏字多左撇，无直勾，汉字与此相反。
其次，西夏音乐深受汉族的影响。
史称：
（西夏）朝贺之仪，杂用唐宋，而乐之器与典则唐也。
唐节度使有鼓吹，故夏国声乐清厉顿挫，犹有鼓吹之遗音焉。
由于西夏音乐从乐器到声乐均深受汉族的影响，因此，当西夏统治者组织k力进一步编写西夏乐书时，就不能不广为菟集汉人乐书，作为主要参考资料。
仁孝使乐官李元儒采中国乐书，参本国制度，历三年始成，赐名新律。
此外，西夏在绘画、建筑、雕塑等方面，无论其艺术形式和风格都深受汉文的影响，这里就不再一一详述了。
西夏文化与吐蕃文化的关系也很密切。
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
（一）佛教：
西夏佛教主要来自中原，其次来源于吐蕃。
在已发现的西夏文佛经中，其中有一部分诸如《五部经》。
《八千般若经》、《圣大明王随求皆得经》等等，就是从吐蕃佛经中翻译的。
此外，延请吐蕃高僧前来西夏宏法，规定无论吐蕃、党项、汉人僧官都必须学会诵念吐蕃经咒（应学会经咒十四种，其中吐蕃应占二分之一），都说明西夏佛教深受吐蕃佛教的影响；
（二）军制：
西夏军制以抄为最小单位，由正丁和负赡组成。
其民一家号一帐，男年登十五为丁，率二丁取正军一人。
每负赡一人为一抄。
负赡者，随军杂役也。
四丁为两抄，余号空丁。
这种正军和负赡，就是来源于吐蕃的组和仆役。
至于西夏监军司的设立。
则与吐蕃王朝在（其）东北和极西边境地区建立的军镇组织十分类似；
（三）服饰：
如元昊衣白窄衫，毡冠红果顶，冠后垂红结绶。
既受吐蕃赞普服饰的影响，伺时也参考了回鹘可汗的服制。
西夏文化同西域文化的关系，突出表现在回鹘僧人翻译佛；教经典上。
当时从事佛典翻译的著名回鹘僧计有白法信、白智光等。
白法信是元昊时期译经的主持者，白智光是秉常时期的译经主持人。
此外，西夏在建高台寺、承天寺时，其经文的译者和演绎者也都是回鹘僧人。
他们对佛教在西夏的传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此外，西夏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还受辽及金的影响，因为篇幅有限，恕不一一概述。
儒学和佛教的兴盛是西夏文化方面的又一特点。
西夏儒学的兴盛大体上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景宗元昊时期。
这一时期元昊重蕃学，轻儒学。
自曩霄创建蕃学，国中蕃学进者，诸州多至数百人，而汉学日坏。
元昊之所以重视蕃学，主要不是为了用蕃书胡礼同宋抗衡，而是为了解决人材的急需。
即所谓立蕃学以造人士。
缘时正需才，故就其所长，以收其用。
元昊虽然轻视儒学，但对儒学并未一概排斥。
他重用一大批诸如张元、吴吴、杨守素、张陟、张绛等儒学有识之士，有的为其出谋划策，将孝经、尔雅等儒学著作，首次翻译为西夏文，从中吸取对其统治有益的东西。
笫二个阶段，自毅宗谅祚至崇宗乾顺时期。
这阶段的儒学同前期比较有了明显的发展。
毅宗谅祚曾主动向宋贡马，希望能够回赐儒家经典及史学著作。
表求太宗御制诗章，隶书石本，且进马五十匹，求九经、唐史、册府元龟及宋正至朝贺仪，诏赐九经，还所献马；千方百计招致并重用宋朝投奔过来的文人，谅柞每得汉人归附，辄共起居，时致中国物。
娱其意故近边蕃汉乐归之。
掠秦凤时，俘汉人苏立，授以官，颇用事。
询延安人，小有才，得罪应死，亡命西奔，立荐之，谅祚爱其才，授学士。
崇宗乾顺时，除了继续办好蕃学之外，又始建国学，设弟子员三百，立养贤务以廪食之。
说明乾顺时儒学的地位有了明显的提高。
第三个阶段，是仁宋仁孝时期。
这是西夏儒学大发展时期，也是西夏儒学极盛时期。
这一时期儒学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下列
升级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