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盟友的武器禁运中看不中用的美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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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盟友的武器禁运中看不中用的美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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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盟友的武器禁运中看不中用的美援-历史论文

来自盟友的武器禁运中看不中用的美援

文｜唐元鹏

1947年6月13日晚，四平的天空阵阵闷雷响起，雨点般的炮弹砸在国军阵地上，10分钟试射、7分钟效力射，总共17分钟炮火准备，5个炮兵营山野榴炮96门，这是东北民主联军为国军准备的夏日“大餐”。

守备四平的71军军长陈明仁惊讶地发现，与一年前仓皇北顾时相比，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已经不再是吴下阿蒙，那支号称小米加步枪的军队，炮已很多。

当国共内战进入到第二个年头，战争已经成为钢铁的较量，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特别是东北民主联军已经可以拿出上百门重炮进攻国军重兵防守的大城市。

虽然四平之战以国军获胜告终，但这种变化让陈明仁们心有余悸。

战争，特别是国共内战这样有几百万人参加的准现代化战争，打的就是钢铁与钱粮。

无论国共哪一方，对现代化武器以及外部援助的需求都是迫不及待的。

抗战后国民政府得到的美援

1945年8月15日，八年鏖战下来，中国凭借着美国盟友的帮助，终于赢得了难能可贵的胜利。

此时的中国百废待兴，经济早已破产，国家需要的是舔干伤口的血，休养生息。

但作为国民政府中独特的一支力量，中国共产党统御的武装力量已经通过抗战发展到了百万之众，鹿死谁手，战和与否，这是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选择。

国民政府在财政和军事方面，自抗战开始后便十分依赖美国，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美国总共给予国府四次易货式贷款，国民政府共获得1.2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府适用于租借法案，到1946年，总共获得15.4亿美元的租借法案物资援助。

这些物资从棉花、粮食、汽油到飞机大炮，可以说是中国坚持到抗战胜利的重要支柱。

如果要盘点国府在内战中得到的援助，需要从军事装备与资金、民用物资两个方面认识。

当战争结束时，仍有一批租借法案应给付物资没有给付，美方仍要继续完成协议。

这批物资总值7.8亿美元，仔细列出条目的话，会发现，其中直接可用于作战的有兵器、飞机、坦克、舰船以及各种军事装备等总共3.3756亿美元，另有3792万美元是工业及农业产品。

这里居然还有一笔3.3581亿美元的劳务费，就是抗战后美国的军舰飞机帮助国军运输到各地的车船票钱。

不过这个钱也算是帮助国军弥补了大后方的劣势，只是贵得有点出奇，按照1945年10月到1946年5月中旬运送40万人算账，等于一张票要800多美元。

除了这些，就是为大家熟悉的剩余物资了，剩余物资包括美军海陆军在中国基地剩余的物资，以及美国囤积在亚太地区作战用的各种物资，这里面有作战飞机、运输机、陆军装备，各种车辆、船只等等。

就拿最大头的一笔来说，是美国在太平洋各岛屿上剩余的物资，美方估价9亿美元，实际作价1.75亿加上并不便宜的3000万美元运费，共收了国府2.05亿。

这笔款子其中以美军在中国欠账单1.5亿美元支付，其他需要国府在20年内以等值货币偿还。

那么这堆剩余物资都有什么呢？

有医疗器材、药品、军用食品，几百艘登陆艇，各种机械与零部件、汽车、油料、服装等，但没有武器弹药。

这些东西都是支撑战争的物资，对国府也是有用的，但因为不是武器弹药，所以当武器禁运开始后，这些物资的重要性就明显下降了。

说到与军事有关的援助还有1948年4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援华法案》，主要内容：

对华援助总数为4.63亿美元，其中1.25亿为“特别赠款”，由国民党政府自行规定其使用（实际可购买军火），经援部分为3.38亿，为期12个月。

后来因为美国财政困难，对华援助总数减至4亿，但特别赠款不变动。

1.25亿购买了5万吨小型武器与弹药，其中约1600万美元的军火在1948年11月送到了华北，供傅作义部使用。

但这些军火来得太晚了，于大局无补，后续大部分军火是在国军败退台湾后交付的。

以上这些主要军援之外，还有诸如驻华北的美军海军陆战队撤离时遗留的军火物资6300吨，内有火炮、枪械、弹药等。

军事援助固然重要，对于一个进行内战的国家而言，经济方面援助也是十分重要。

战后，美国给予中国一些基建类型的贷款，如发电机贷款880万美元，煤矿设备借款150万美元，铁路贷款1665万美元，类似的小型贷款项目还有1946年中美棉贷款，1947年的中美动力厂贷款、美国航务局贷款等，但数额都不大，只是对某个项目定向进行。

相对而言，国府最需要的财政支持，以改善日益恶化的经济金融环境一直没有得到满足。

抗战胜利后，宋子文一直在寻求美国给予新的贷款，但美方认为没有必要，美国财长摩根索拒绝了这种要求。

国府只能动用战时的5亿美元贷款中尚未动用的2亿购买黄金，以稳定通货膨胀的状况。

但显然这笔钱对于一个刚刚结束八年抗日，又投入到一场全面内战的政府而言，实在有点杯水车薪了。

共产党军队得到的援助

对于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获得了多少外部援助，杨奎松在他的《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中引用苏联方面的资料给出过一个数据：

“有关战后苏联远东军向中共东北民主联军提供的日本关东军武器数量，步枪约为70万支，机枪约为12000—14000挺，各种炮约4000门，坦克约600辆，汽车约2000多辆，另有弹药库679座，800余架飞机和炮艇若干。

同时已知1948年前后苏军将绝大部分日本关东军武器提供给中共军队以后，还曾向东北的中共军队提供过一定数量的苏联制造和捷克制造的武器装备。

据毛泽东与米高扬1949年2月初的谈话，为了宣传的目的，东北野战军1948年11月入关前将苏制武器均留在了关外。

”但杨奎松也不认为苏联公布的数字就是中共接收的数字，他的结论是：

“第一，不能否认战后苏联在东北问题上给予了中共很大的帮助，包括军事上的援助；第二，虽然存在着这种帮助和援助，但它并不能决定战争的胜负，它充其量只是极大地缩短了中共中央原先预计的彻底战胜国民党的时间表。

”

当然苏方史料并不是孤证，中共中央在1945年9月16日给各解放区的情况通报中引述曾克林的话说：

“曾克林部队现已发展为2万余人，全为新式装备。

曾率4个连到沈阳一星期，即发展成4000人，并收编保安队万余人。

”“在沈阳及各地堆积之各种轻重武器及资财甚多，无人看管，随便可以拿到。

曾克林已看守沈阳各重要工厂及仓库，据说有枪数十万支，大炮数千门及弹药、布匹、粮食无数。

”

另外同一时期，抗联周保中从长春的军火库里，拿走了步枪5万多支、轻机枪2000多挺、重机枪800余挺、掷弹筒500余个、迫击炮20余门、山炮5门、弹药1200多万发。

1945年11月12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中说“枪接受了十二万支，还有些炮”。

1945年11月29日，陈云、高岗在给中央的报告中说“苏对我援助是秘密的，有限的，枪10万，炮3百”。

另外还有一个旁证可以看出中共军队在东北获得的武器装备数量，1945年底，关内各解放区进入东北部队总数为107959人，拥有步枪39641支、轻机枪1139挺、重机枪105挺、掷弹筒59个、迫击炮64门。

1946年5月底退到北满时的实力统计为：

人员324571人、长枪160881支、轻枪机4033挺、重机枪749挺、各种炮556门。

半年内多出长枪12万多支、轻重机枪3500余挺、各种炮400多门。

因为此时的中共军队刚好经历了四平失败后的大撤退，在战争与撤退中也损失了不少武器装备。

由此可见，国共交战前这个阶段，中共军队的确在苏联老大哥的默许、暗中帮助下获得了不少武器装备。

东北停战后，东北民主联军进行建设二线兵团，充实野战纵队等工作，至1948年3月罗荣桓主持编练100多个独立团30万人。

这样大规模的扩军武器装备哪里来呢？

1946年4月，民主联军与旅顺口苏军当局要求转交日军武器，一次获得了存放在大孤山的15车厢的武器。

根据东北局军工部长何长工的回忆录，他从1947年6月开始，与苏联代表卡瓦洛夫谈判，以一吨换一吨的方式，将囤积在满洲里准备拉去炼钢铁的日式装备接收下来。

数量不详，有枪炮有坦克，几列火车拉了几天。

另外，朱瑞也到苏联通过同学关系，与苏方达成协议，苏军经过图们给东北中共军队送了几十列火车的日军装备弹药。

除了东北之外，其他地区的共产党军队也得到过苏军援助，1945年9月21日中央致重庆代表团电曾谈到晋察冀军区聂荣臻部来电，内称：

苏蒙军本月底将从察哈尔撤完，军用品一部交我，并愿今后助我。

另外晋察冀军区还通过朝鲜转运了在北满获得的军火。

中共的老朋友除了苏联，还有朝鲜。

根据《朝鲜支援中国东北解放战争纪实》一书，1946年11月份陈云和萧劲光访问朝鲜，一次就获得了10万件武器（两车皮）。

整个战争期间，根据东北局驻平壤办事处首席代表朱理治的报告：

“配合总部及南满来的同志向北朝鲜索取和购买的作战物资，先后从北朝鲜获得了2000多车皮武器弹药。

”除了武器装备，苏联和朝鲜还进行了许多其他物资的贸易或援助，比如苏联以农产品易货贸易向东北局军工部提供了制造武器弹药的原材料。

朝鲜还向延边军分区提供了布匹和军装、支援过电力。

而双方贸易则更多，东北向朝鲜输出了总额24684万元（东北流通券）的货物，进口了36526万元的货物。

谁的盟友更靠谱？

应该说国共双方在战争期间都获得了美苏方面援助。

但国民党方面碰到的却是一个三心二意的盟友。

内战开打后，美国以断绝援助为手段想压迫国府停止战争行动。

这事主要是由马歇尔促成，这位当时监督国共停战的全权代表，在1946年夏天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候，就警告过国府，不要开战，否则将切断一切援助。

结果6月26日国军开始进攻中原解放区，内战还是开打了。

7月22日马歇尔告诉国府军工署长俞大维，战争的深化将导致美苏两国在东北的较量，为避免卷入这场大国之争，美国很可能会采取完全撤出中国的政策。

一天之后，这个警告成为现实，国府向美国国务院申请许可证，进口1.3亿发7.92毫米口径子弹，但马歇尔授意进行禁运——“只要禁运符合美国的最高利益，美国将对一切尚未运出的物资实行禁运，不论这些物资是否已经付款”。

7月29日，马歇尔正式宣布停止对国民政府的军事援助。

禁运到底产生了多大的效果，众说纷纭，但国军在战争中的损耗却是极大的。

据统计，1947年国民党军队的军火消耗量，明显高于抗日战争时期年均消耗量，也高于抗战时期消耗量最高的年份。

1947年1-6月枪弹的生产量是15797750发，而消耗达35903400发，消耗量是生产能力的2.27倍，迫炮弹的生产量为146355发，而消耗量则达到201737发，消耗量是生产能力的1.38倍。

由此可见，1.3亿发子弹意味着什么，至少够国军使用将近两年时间。

禁运发生后，因为美式弹药短缺，造成部分美械国军士兵被迫换装了中式的轻装备。

严重影响了美械装备的使用。

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1947年3月21日向国务院报告说：

“国民党军队弹药供应已达到危急程度。

有相当可靠的消息表明，按照当前军火消费水平，美式装备和训练的部队只有3个月的弹药了。

”即使到了禁令撤销两个月后，美方顾问团领导魏德迈访华时仍然感受到禁令带来的负面情绪，禁运所带来的军火短缺问题尚未得到缓解。

到达东北后，魏德迈发现，由于枪械弹药补充的严重不足，原来由美国在印度装备和训练的新6军战力大为减退，今非昔比。

1947年5月26日，马歇尔宣布禁令取消，而在9天之前的5月16日，国军精锐的整编74师在孟良崮全军覆没。

相比而言，苏联这个朋友比美方靠谱多了，不仅给予大量的军火物资支援，还帮助中共建立军火企业。

比如在大连的建新公司，由于此时大连处于苏军控制之下，中共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派干部前往大连，与苏军交涉，从他们管辖的工厂中接管了4个较大的工厂，并以此建立起一整套军工体系，从化工厂、钢铁厂、机械厂、金属厂、炮弹厂等。

而朝鲜这位盟友更是给予了一些意想不到的支援，比如朝鲜成为南满根据地的后方，大量物资、人员通过朝鲜进行转运，1946年四平战役期间，就有8列火车是罗荣桓从苏联搞到的武器弹药和医药通过朝鲜转运至中国境内。

根据延边党史专家姚作起提供的数据，仅1946年下半年就有18批部队借道朝鲜进入延边。

另外朝鲜也是南满根据地的“医院”和“兵站”。

在通化、安东失守后，辽东有1.5万伤兵、家属、人员撤退到北朝鲜。

四保临江战役中，有辽东军区兵工部、后勤部等13个单位过江撤入朝鲜楚山境内。

可以说朝鲜是中共在东北看不见的后方。

来自联合国的后勤补充

在国共内战的外界援助史上，还有一个特别的插曲。

1947年8月，当国军整编64师在临朐击退了华野之后，发了一笔意外的洋财。

在博兴羊角沟地区，国军搜出了棉纱、布匹、棉花、烟草、军用毛毯、呢绒等几十万斤的物资，食盐10万斤，粮食10万斤以上。

131旅旅长张其中还发现了埋藏的十轮大卡20辆及一批物资，156旅刘镇湘在十里铺发现几台十轮大卡车以及一辆吉普车。

解放军怎么会有这么多车辆以及上万条美制军用毛毯呢？

原来这些东西本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援助中国难民物资的一部分。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宗旨是帮助中国救济难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和平家园，其工作分为救济和善后两大部分。

联总提供的无偿援助，既包括粮食、棉花、羊毛、药品等稀缺的生活必需品，还包括大批机器设备和交通运输器材等生产物资。

在救济总署帮助下，中方实施了许多“善后”工程，其中包括黄河堵口修复、江淮大堤加固、修复钱塘江大堤、修建永定河官厅水库等大型水利工程，修复京沪、粤汉等铁路和公路交通工程，以及对通讯、发电、供水、医疗等公共设施的修复工程。

为中国战后重建发挥了积极作用。

基于“联总”制定的不因种族、宗教和政治信仰的不同而有所歧视、不得干涉中国内政的救济工作原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也设立了解放区救济总署，负责人为董必武，专司对解放区灾民的救济工作。

即便是战争期间，救济总署对解放区的救济行动也未停止过，共有8万吨，包括了火车、汽车、船舶、铁轨、建材、木料、燃油以及各种工具和器材，除此以外还有衣服、棉纱、药品、食品等等，按照协议供给解放区。

虽规定救济物资不能用于军事，但是由于救济总署以及国民党方面对救济物资进入解放区以后无法进行有效的监控，导致一些救济物资成为解放军的后勤补充。

就出现了之前国军在山东起获的大量被华野部队埋藏物资的情况，最后这批物资部分被张、刘二旅长卖掉获利，部分军需用品分给了手下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