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源价格改革的效应维度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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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价格改革的效应维度分析

能源价格改革的效应维度分析

　　[摘要]能源价格改革的目标是节约能源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能源价格上升意味着成本增加，厂商面临三种选择：

成本转嫁、成本内部化或两种方法同时使用。

竞争越激烈、产品需求价格弹性越大，厂商更多地采用成本内部化，反之则采用成本转嫁。

成本内部化的厂商最先选择的策略是减少生产要素采购的应急措施，而成本转嫁策略不但不利于节能降耗而且助长通胀。

因此，能源价格改革短期内促成通胀。

经济增长方式转交有赖于一揽子措施，仅靠能源价格提升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关键词]能源；垄断；需求的价格弹性

　　[中图分类号]F12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9）01―0036―（04）

　　以往把中国粗放型经济增长的原因常归结为能源价格过低，导致企业任意挥霍资源。

近年来，随着能源价格市场化呼声渐起，被称作基础能源的“煤、电、油、气、水”的价格不断提高，同时相关的效应讨论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

许多学者将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能源价格改革的必然结果，但有人提出棘手的问题：

改革成本由谁承担?

或者说能源价格改革实际上是利益关系的调整，而这种调整可能以低收入者难以承受的通货膨胀为代价。

上述代表性的观点提出能源价格改革的两种效应维度：

节约能源或成本转嫁。

　　一、能源价格改革的现实效应

　　2003年被称为我国“城市公用行业改革元年”。

随着这一改革进程的加快，各大城市管道煤气、天然气、工业以及居民用水价格出现新一轮涨价势头。

2004、2005年之后煤炭价格出现大幅上涨，天然气价格也出现同步上涨，2005年上涨24.5％，2006年1至8月上涨21.4％，2007年11月工业用天然气价上调0.4元／立方米外，车用天然气价格一举上调1.4元／立方米，涨幅高达65％。

成品油价格从2005―2007年10月连续调高9次。

　　能源价格改革是否显示出节能效应呢?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7》，能源消费弹性系数从1999年的0.16增至2004年的1.59和2005年的1.02，2006-2007年该指标仍在0.8左右的高位徘徊。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2006年上半年全国单位GDP能耗公报》，2006年上半年我国单位GDP能耗不降反升，同比上升0.8％。

从主要行业单位增加值能耗看，煤炭上升5.5％，石油石化上升8.7％，电力上升0.8％，有色金属上升0.4％，建材下降4.5％，化工下降5.0％，纺织下降5.5％，钢铁下降1.2％。

现实情况让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推测：

各行业对能源价格改革的反应并不相同。

节能可能是诸多因素的综合效果，而能源价格提升仅仅是必要条件之一。

　　能源价格改革的物价推进作用不均衡。

2000―2007年居民消费指数和商品零售价格指数变化不明显，但与能源直接相关的消费指数有明显的增长势头，例如，2006年9月车用燃料及零配件价格同比上涨12.0％，城市间交通费价格上涨6.6％，市区交通费价格上涨5.7％。

居住类价格同比上涨5.0％，其中，水、电及燃料价格上涨5.8％，建房及装修材料价格上涨4.4％。

易宪容认为，国内快速上涨的生产品价格之所以没有传导到CPI上来，可能与CPI权重有关。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变动较大，其中生产资料比生活资料出厂价格指数长势明显，如表一所示。

这说明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生产生产资料的厂商将提高了的能源价格向下游转移，而生产生活资料的厂商更多地采用内部消化的方式来减少成本增加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这可以从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与生产资料出厂价格指数差别不大，但与生活资料出厂价格指数逐渐拉大的状况得到证实。

　　二、能源价格改革效应维度的决定因素

　　能源价格上升意味着能源需求者的成本增加，厂商面临三种策略选择：

成本转嫁、成本内部化或两种方法同时使用。

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成本内部化并非仅仅节能这一种措施，厂商还可能通过减少生产资料的购买、提高管理效率、裁员或降低工资等方式减少成本压力。

“成本推进型通胀理论”可以部分地解释成本增加的价格效应。

但是，究竟厂商选择哪种方式，或者厂商作出选择的决定因素是什么?

还需要分情况讨论。

　　中国的“成本推进型通胀理论”是1980年代随价格改革的深化而出现的。

这里所谓的“成本推进型通胀”实际上指的是成本转嫁引起的物价上涨。

从中国学者的研究可以看到，成本型通胀的过程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是投资膨胀使得中央不得不调整短线产品的价格；其次是厂商将生产资料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最后是消费者要求增加工资，而政府只好增加货币供给以维持人们原有的生活水平。

即遵循这样一个过程：

工资增加或生产资料价格上涨→成本转嫁→价格上涨。

生产要素需求者同意生产要素报酬率的提高。

然后把提高的部分转嫁到产品价格中去，形成中国学者所理解的成本推动的通胀。

然而，现实中当面临生产成本增加时，企业的策略选择并非如理论所讲的那么简单。

成本转嫁是企业消化成本最为快捷的方式，但成本能否通过涨价转给下家需要考虑需求的价格弹性、总需求状况和市场类型等因素，或者说如果下列条件具备，厂商才可能通过涨价转嫁成本，否则，他们只能选择内部消化。

首先，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即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容易转嫁。

需求缺乏弹性表示需求量变动的比率小于价格变动的比率，商品价格提高只会引起需求量的些许减少，但不致降低销售总收入，通过提高价格实现成本转嫁要比成本内部化简单有效。

其次，在总需求过热的情况下，商品的需求弹性可能降低。

需求的价格弹性的影响因素之一就是需求强度，过去需求缺乏弹性的商品因总需求的高涨弹性更低，一部分需求富于弹性的奢侈品可能因需求强度过大而变得缺乏弹性，此时成本转嫁成为厂商的最优选择。

最后，市场类型影响厂商的定价权。

市场类型分为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和完全垄断四种，四种类型的市场中厂商的定价权力大小不同，依次由弱到强，定价权越大越容易通过价格转嫁成本，定价权小的企业更倾向于采用成本内部化消化能源价格上涨的负面作用。

2006年8月23日，国家发改委公布上半年价格举报情况，举报“重灾区”集中于垄断部门，依次为：

交通运输价格，教育收费，电力、水、成品油、电信等垄断行业价格，医药价格，房地产及物业管理价格。

同时，2006年上半年单位GDP能耗公报表明，垄断性行业、利润率高的行业能耗不降反升，而竞争越是激烈的行业，能耗水平降低越多。

因此，面对能源价格的上涨，垄断行业对成本转嫁的强依赖性减少了节能的动力和压力。

　　马克卢普（Machlup，1960）把“成本推进型通胀”分为两种类型，一是侵害型的（Aggresive），另一个是防御型的（Defensive）。

前者是对应一定的劳动生产率水平而努力提高实际工资的结果；后者是企图恢复先前实际工资均衡水平的结果。

这种分法不仅适用于工资成本，而且也适用于其它重要的投入成本（例如：

能源）。

简单地说，西方遵循这样一个过程：

工资增加或生产资料价格上涨一供给减少一总需求一定的条件下的物价上涨。

生产要素需求者在高价要素面前却步，减少生产要素的购买，这将使总供给减少，同样会形成通胀冲击，即西方学者所理解的成本推动的通胀。

处于垄断地位并且所生产的产品需求价格弹性小的厂商很容易进行成本转嫁，除此之外的厂商最有可能采取成本内部化的方式消化成本压力。

“成本推动的通胀”所说的减少生产要素的购买可以看作厂商在成本难以转嫁时成本内部化的一种方式。

当生产资料成本大增又无法进行成本转嫁时，减少生产要素购买，包括裁员、减少生产资料采购或降低工资等成为厂商最为简便有效的短期应急措施，当多数企业行为协同一致时，通胀就不期而至。

节能及提高生产和管理效率也是成本内部化的方式，但涉及节能设备的采购、生产和管理流程再造等复杂工程，会成为厂商的长期应对措施。

因此，进行成本内部化的厂商，最先选择的策略是减少生产要素采购的应急措施，等危机缓和才有可能考虑节能和提高效率这样的长效措施。

　　三、政策建议

　　能源价格改革的初衷是通过价格场化实现节约能源和转变经济增长模式的目标，这说明决策者已经意识到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以及倡导集约型增长方式的决心。

但是，根据实际情况和理论分析可知，这一过程充满着很多不确定性因素。

能源价格提高时，厂商的策略选择对政策的实施效果影响很大。

如果是垄断行业的产品，需求又缺乏弹性，成本转嫁是低成本的最优选择。

如果竞争行业的产品，需求又富于弹性，厂商不得不成本内部化。

成本内部化有多种方式，裁汰人员或降低基层员工工资可以短期奏效，节能涉及管理模式再造和设备引进，故长期才能见效。

可见，对于采用成本内部化的厂商来说，节能并非唯一和最佳选择。

怎样才能达到节能和增长方式转变的目标呢?

笔者认为这是一项综合工程，非提高能源价格可以胜任。

（一）区分工业资源价格和公共服务品价格，确定节能攻关重点

　　首先，提价目的不是利益重新分配以解决能源部门的亏损问题，能源垄断部门亏损不是调价的理由。

能源部门属于自然垄断领域，国家垄断有助于规模化经营降低行业成本。

既然是国有垄断企业，它们必须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亏损也应该以国家补贴方式弥补。

其次，确定攻关重点，保证普通居民和低收入群体享受公共服务的利益。

资源价格包括工业资源价格和公共服务品价格，工业资源价格反映市场的供求关系，但多数资源产品是公共服务品。

　　上表（表二）数据说明工业能源耗费占70％左右，因此节能重点应放在工业部门，一刀切的调价不可取。

工业用水和用电价格应该逐步市场化，形成市场价格约束。

另一方面，与居民息息相关的公共服务价格应该保证居民基本生活需要，实行分类设置、级别差价的价格调整办法。

比如居民生活用水，相关部门可以测算一下居民基本平均用水量。

如果超出这个标准，可以推行级别调价，既可以防止居民压力过大，又有利于建设节约型社会。

这也是马光远和胡少维等经济学家所提倡的。

马光远认为，国家要明确哪些公共服务品领域不能市场化，必须完全国有垄断，国家必须负起“亏损”和“普遍服务”的责任。

如居民用水、电、油和气等，国家不能把公共服务简单推向市场，不能以市场配置为名，通过市场调价来甩包袱。

（二）提高上游和中游企业的商品价格弹性，引入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政策效果与厂商的策略选择密切相关，成本内部化要比成本转嫁更接近于政策目标。

根据分析，从事竞争行业并且所生产的商品价格富于弹性的厂商更倾向于选择成本内部化，因此，市场和商品类型的重塑可以创造出成本内部化的动力和压力。

　　需求的价格弹性取决于四个因素：

一是消费者对商品的需求强度，需求强度小且不稳定的商品价格富于弹性。

因此，能源价格改革应该选在内需低迷时进行更为适当。

二是商品的替代品数目和可替代程度，替代品越多，可替代程度越高，需求弹性越大。

三是商品用途的广泛性，用途越多弹性越大。

鼓励开发新能源和多功能的新产品有助于增加价格弹性。

四是商品的耐用程度，使用寿命越长价格弹性越大。

关注商品质量、加大打击假冒伪劣的力度有助于提高价格弹性。

　　要改变垄断行业在节能降耗过程中的“拖后腿”形象，必须尽快建立健全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

打破垄断，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这是促使包括垄断国企在内的所有企业降低能耗，提高生产效率的制度条件。

认真落实允许非公有经济进入垄断行业的各项政策和配套措施，并建立完善的绩效评估体系，从内部和外部形成对垄断国企节能降耗的压力机制。

　　（三）国外经验表明节能和治理污染是一项系统工程

　　在发达国家，水电油气等垄断行业的价格调整是国家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所以推行起来比较谨慎。

一是控制物价，抑制通胀。

垄断企业的成本和盈亏平衡点被测算得非常清楚，国家不会因为某个企业的亏损而贸然提价，甚至引发整个经济的通胀。

此时国家会考虑忍受垄断企业的亏损，而保持价格稳定，并通过财政补贴方式帮助垄断企业提供公共服务。

二是通过垄断企业产品的价格稳定全社会工资水平。

垄断行业存在提价、工资上涨的冲动，由此形成多个垄断企业工资上涨攀比之风，推动全社会劳动力成本的抬升。

因而，西方国家垄断企业的工资成本比较低以牵制整个社会工资水平的涨幅。

　　考虑到价格调整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效果，国外在能源管理方面更多地采用一揽子调控措施以达到节能和治理污染的目的：

一是利用市场手段的政策工具，除了常见的税收和收费制度外还包括补贴、补贴削减和押金――退款制度。

二是创建市场的政策工具，包括可交易的配额和权利、产权创建及公共资源管理。

三是环境规制的政策工具，包括详细规章、灵活规章及法律机制和责任。

四是公众参与的政策工具，包括自愿协议、信息公布和标签。

　　责任编辑：

梁洪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