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界寻找共识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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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界寻找共识下

中国知识界寻找共识（下）

　　嘉宾

　　秦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黄纪苏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陈明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儒教研究中心主任

　　干春松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副院长

　　何光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

　　多元化社会

　　《南风窗》：

我们一直在谈共识，有一点需要特别明确一下，共识不是合流，而是在坚持底线之下的和而不同。

在去年8月左中右都有参与形成的“牛津共识”中也特别提到，坚持多元而自由的文化目标。

　　何光沪：

多元不是鼓吹，是世界常态，古今皆然，自然界也是这样的，物种多样。

以儒家为例，孟子说性善，荀子说性恶，还有杨雄说不善不恶。

既有理学，也有心学，儒家也是多元的。

多元符合自然的状态，符合人类的实情。

现在人类的思想也是越来越多元，比古代更多元，这是不可阻挡的历史趋势。

　　陈明：

多元是现代社会的特征。

思想价值的多元意味着更丰富的思想色彩，更多的发展可能，意味着对自己的有限性进行反思的可能，所以意味着一种正能量。

但今天我们的左、中、右的多元似乎有点自是而相非，表现出强烈的排他性。

这说明我们的知识界、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社会还处于某种初级阶段。

像历史上的儒释道三教形成一个有机的结构，分别在不同的场域各擅所长就很不错。

“牛津共识”的积极意义也就在这里。

　　《南风窗》：

怎样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启蒙现代理念之间的关系，二者是否可以在特定条件下相互融合和转化？

　　何光沪：

当然可以。

中国传统中，道家强调个人的自由，法家强调（君主之下）法律的平等，墨家强调兼爱即博爱，至少同西方启蒙理念“自由、平等、博爱”相容相通。

　　西方启蒙思想家洛克强调日常经验，卢梭强调情感良心，康德批判狭义理性，强调实践理性即道德实践，显然又同儒家“格物”、“良知”、“伦常”等理念相通。

只不过西方把这些理念讲得更透彻更系统而已。

　　搞中西对立，既自我封闭，又不合道理。

　　《南风窗》：

启蒙知识分子的现代观念与资本主义发展之间是什么关系？

从1500年开始，新的世界经济体系的运行逻辑是霸权支配边缘的殖民掠夺，还是带来了普遍的进步？

这两种阐述是否可以调和？

　　何光沪：

启蒙知识分子的现代观念之一是人都有理性。

所以，现代化就是社会各个领域的理性化―市场经济不过是经济领域的理性化，民主法治不过是政治领域的理性化。

前者相信人都会计算盈亏，利用“看不见的手”可以调节资源，后者相信人都会失足犯错，设计“制度的笼子”才能防止滥权。

　　黑格尔讲过历史中恶的作用，马克思讲过资本主义带来的进步，所以这两种阐述当然可以调和，不讲两面就不全面。

但是从长远来看，普遍进步会占上风。

　　黄纪苏：

强调价值多元化，是因为现在这个社会价值观太不多元，财富价值观越来越通吃独大。

知识分子向官员看齐，官员向富豪看齐，骨子里还都是向钱看。

而且上行下效，发了财的没完没了，没发上的不依不饶，这是造成社会高度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

应该营建一种多元的价值环境，钱少点也能得到尊重，这样大家的气才能顺点儿，心才能静点儿，社会也才能和平一点儿，人回首一生才不会觉得就像过了一遍点钞机。

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要相对多元一些，做官的有做官的滋味，读书的有读书的乐趣，挣钱的有挣钱的追求，不像现在都堵在一条财富道上。

知识分子本来最有条件为这个社会做表率，因为他不但有基本生活保障，还有十分充分的文化支撑，什么“张三影”、“柳三变”、“温八叉”真是要多少有多少。

但如今他们在财富面前，在掌握着财富的权力面前，一个个低三下四看着跟小罗锅似的。

　　秦晖：

这点我可能跟纪苏有点不同，我觉得这个价值多元是只要有充分的自由就会形成的东西，如果现在大家都奔着当大官去，其实都是制度造成的。

价值多元，在我看来就是要更多的自由。

如果用权力的力量去提倡某一种价值，是很难实现价值多元的。

还有一点，现在崇拜钱更根本是崇拜权力，所谓的拼爹其实是拼官，现在连和尚都要讲处级、科级，钱权结合得越来越牢固了。

公平与正义

　　《南风窗》：

在单一的财富价值观之下，因为家庭背景等各种原因，中国社会两极分化已经越来越严重。

怎样看待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社会公平和经济发展这两端之间的失衡或者平衡状况，造成这些状况的原因是什么？

　　黄纪苏：

社会公平是核心问题。

贫富分化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到90年代愈演愈烈，虽然权贵阶级一马当先，但平民也还有机会，起来的不少，应该说那时还是有相当程度的机会平等。

今天利益越来越固化，随便举个例子，前几年去蕲春参加一个活动，负责接待的女孩非常漂亮，一问是北京电影学院毕业的。

当时我还感慨中国文艺资源的下溢是好事情啊。

但这两年，净听人说谁谁又从下面跑回到北上广了，为什么呢，因为地方上几乎都是拼爹拼关系，只好跑到北上广拼能力拼学历赌运气。

　　利益格局的固化成为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普遍现象，则是近10年的事。

个人奋斗、艰苦创业模式越来越被垄断、食利、世袭的腐朽格局所取代。

郊区农民分了5套房子一夜暴富，不夜以继日搓麻难道还要起早贪黑修自行车么？

有位财源滚滚的青年作家也发誓让闺女一辈子什么都不干光吃喝玩乐。

这个问题的确有中国特色，那就是权力在其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时，从自由到垄断也是市场的必然逻辑，他胜出了，攻下了山头，当然想一劳永逸，发明各种损招不让别人攻上来。

市场所打造的“名牌”、“明星”，本质上就是垄断收益。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没什么例外的，美国常春藤大学富人子弟有多少？

不过也要承认，西方国家在打破垄断、重造机会平等方面比我们做得要好。

例如，他们财产税的征收比例都快赶上抄家土改，相当于半份社会革命了。

咱们这儿的立法就很难推动，都想着长宜子孙啊。

　　《南风窗》：

正是因为官僚集团和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中国社会发展实际上在某些领域发生了严重问题。

　　何光沪：

这两端的失衡非常严重―千千万万的留守儿童、农村孤寡、蚁族青年和农民工的生活状况，触目惊心。

最重要的原因是，多年没有确立社会公平的刚性保证或制度保障。

例如，政府收入或税收，应该有多大比例用于住房、医疗、教育、养老、失业救济等等，“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如何监督、如何实行？

我们的比例比资本主义国家低多少（欧洲和港台如何做到看病上学不花钱）？

各级人大有几次否决过政府预算？

政府违反制度时是否受罚？

又如，政府本该少管经营、多管福利，但是我们这里恰好相反―政府有多少精力投入了土地买卖、项目交易？

又有多少精力投入了解决就业、社会福利？

　　公共权力“不该为而为”会增加不平等，“该为而不为”又会放任不平等。

还有很多原因，这是最主要的。

　　黄纪苏：

原因很多，上一波世界社会主义的衰落是大背景。

社会公正（尤其是社会平等）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被权力和知识阶层忽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南风窗》：

许多政策的出台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发展思路之上的，发展思路背后是思想文化的支撑，知识界的严重分裂，一定程度上投射到了国家政策的制定上。

目前中国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下一步发展，有必要先做思想上的厘清。

目前中国面临的最重要和亟待解决的几大问题是什么？

问题的根源又是什么？

　　黄纪苏：

简单说，民生和民主两个问题都不能回避。

问题的根源在于已经变化了的基本社会结构及社会关系。

　　陈明：

知识界对政策制定应该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这里的分裂和矛盾视为转型期多元社会的矛盾性、复杂性的产物和表现，似乎更准确些。

多元社会到十字路口思想分歧会更加难以统一，但这也使得共识的寻求变得越发重要，因为只有找到历史需要而各方又能相对接受的均衡点，才能稳定才能向前。

例如，像个人权利保障与国家发展民族复兴之间的关系就是。

　　干春松：

目前中国最大的问题是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不匹配的问题。

这些年关于中国模式的种种讨论，之所以会给人含混不清、目标不明的感觉，原因在于，中国这样的发展模式的确非传统意义上的发展模式所可以解释。

同时，还在于有些人只是要以这样的表述为已有的体制做辩护而拒绝改变。

绩效和民生当然是政治合法性的重要来源，但是，程序正义和可修正性在现代政治秩序建设中或许要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

　　中国的另一大问题是信仰和价值的问题。

中国现代化的开展一直以传统思想和帝国主义为对立面，即所谓的“反帝反封建”的问题，因此现代中国人的价值思想，既难以从传统中获得资源，西方的资源也难以“名正言顺”地接壤。

一个客观的结果是当原先的宏大叙事体系难以维系的时候，价值真空必然出现，这对社会秩序和民众的道德生活带来毁灭性的影响。

　　在信仰和价值观混乱的状况下，贸然改变是很危险的。

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个人比较强调接纳历史合法性和文化合法性，即现在的政制设计要跟自身传统去建立起一个协调的关系。

警惕封建主义

　　《南风窗》：

如何界定当今中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怎样看待中国与各主要国家和区域之间的相关关系？

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何憧憬和期待？

　　干春松：

中国和西方的关系，肯定不能简单以“古今”这样的时间序列来概括，这点恰好是近代以来中国启蒙的致命缺陷。

而国家间的秩序所带来的利益冲突和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殖民历史，势必导致启蒙思想要遭受“普遍性”层面的质疑。

就我个人而言，新的世界经济体系并没有带来普遍的进步。

一方面我比较拒绝“进步”这样的词汇，另一方面，人类以消费带动增长只可能使人类走向深渊。

而且这个深渊在我们的不远处，虽然现在还看不见。

　　《南风窗》：

这是资本主义的深渊。

　　黄纪苏：

中国在世界体系中越走越好，但这个体系的路却越走越窄。

所以，中国要想谋长远，就必须成为改造这个体系的中坚力量；要成为这样的力量，中国需要改造自己，包括自己的世界观―目前的这个只认成就不管问题的“中国模式”是远远不够的。

　　我感觉，上世纪80年代有种布衣精神，那时的年轻人耻于炫耀门第，都想凭本事考上清华北大。

90年代中开始，风气开始发生了变化。

前不久我看一个电视婚恋节目，一男一女都在北京上学，男的来自河南，毕业后要女友跟他一起回去，说家里把两人的公务员职位都安排好了。

女友说我想先在北京试试，证明一下自己的能力，如果去河南，就全靠你家里的关系了。

男孩听了几乎是条件反射地问，“有关系干嘛不靠？

”80年代不会有人好意思在电视上这么说吧。

价值观都变了。

　　《南风窗》：

像黄老师刚刚说的，90年代之后像“有关系干嘛不用”这种不以为耻的观念是怎么促成的？

按理说现代社会应该更自由，认识更先进才对，是什么导致了这种现象？

　　何光沪：

我想到的最简单的原因，包括经济状况：

由于就业机会相对减少，年轻人找工作确实很难，还有房价高得离谱。

有一点我跟秦晖是一致的：

中国的房价问题主要不是市场经济，而是土地制度的问题。

这导致年轻人对买房绝望，30年不吃不喝都买不起，全世界平均数字是不到10年工资，美国是3到5年。

这种状态要想在北京买房子，你不拼爹，没办法。

这种状况以前叫“赤贫”，比“贫穷”可怕得多。

我们这个社会一些部分是赤贫，连精神也处于赤贫状态。

　　秦晖：

“贫”是个经济概念，现在更主要是贵贱的区分是非常之大的。

　　《南风窗》：

中国也好，世界也好，经济发展到现在，出现了本质上相似的问题，那就是要防止某些领域的封建化。

　　黄纪苏：

谁来到这个世上都要劳动都要奋斗，人生就该如此。

无论是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还是自由资本主义的个人奋斗，都比封建主义的不劳而获要强。

中国近代基本口号是反帝反封建，这的确有道理。

现在不提反封建了，看来不行。

旧的“封建”还没肃清，新的“封建”又来了。

　　秦晖：

但是纪苏，现在基本上在史学界“封建”和“专制”已经是两个词了。

不过你的意思我是同意的。

　　黄纪苏：

这里用的“封建”的确在史学上不大准确，但习惯上都这么用，图个方便吧。

“封建”跟你说的“专制”还有些区别，“专制”更是个政治概念，而“封建”则不仅是个政治概念，同时也是社会、文化概念。

“反封建”不但要反对政治专制，要监督权力，同时也要对各种原因造成的垄断、食利、不劳而获的社会关系和利益格局进行批判。

（王文锋、王维佳、何蕴琪、李斯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