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农业进行工业化改造时机已经成熟.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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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农业进行工业化改造时机已经成熟

改革中国农业生产模式势不容缓

——两个山野村夫的警世之言

“谁有了粮食，谁就有了一切”。

——邓小平。

粮食从哪里来？

土地。

中国有多少土地？

现在国家力保的耕地红线是18亿亩，人均1亩略多一点。

中国用世界7%的土地，养活世界上1/5的人口。

粮食不但是口粮问题，还是工业生产和发展的基础，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所以中国的农业问题始终是中国的最大的问题。

虽然和平和发展仍是世界的两大主题，但进入二十一世纪，特别2008年以来，世界局势的不稳定因素不断增加，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因素不断增加。

农业作为弱势产业，面临着严峻的困境。

自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以来，党和政府为“三农”问题、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从免除农业税到种粮直补，从“新农合”到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初步建立，从对特困农户的帮扶到农村最低补助，等等。

但农业的根本面貌并没有发展根本必的改变，农民靠农业增收的可能越来越小，农业连年增收的背后是农民对种地的热情已经跌入谷底，现代的农业新技术在农村无法推广，由于滥用化肥、农药土地质量不断下降，农村青壮劳动力悉数外出打工，从事农业生的都是老人和妇女，大量农田抛荒，农业基础设施失修废弃，农业承受自然灾害的能力已经相当薄弱······。

特别是进入2011年以来，国际风云变幻，经济发展中的不确定性因素大增，各国对粮食的关注到了前未有的程度，加之近年灾害天气频发，中国农业的发展已经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拐点”时期。

从现实情况来看，靠国家现行的政策来解决农业面临的困境已无可能，要改变农业、农民、农村面临的困境，唯有进行系统性的改革。

社会各界对农业实施改革是紧迫性认识比较一致，但如何改革，各方专家、学者以及官员众说纷坛，莫衷一是，决策机构也举棋不定。

中国农业到底要向何处去？

笔者认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当务之急是逐步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通过鼓励社会资本进入农业、大农户承包制、农业合作社等形式，彻底改造中国农业，提高农业生产力，解放农业剩余人口，实现农业与工业的平衡发展，为中国的稳定、持续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

一、在现有的土地生产经营模式下，中国已无力发展农业、富裕农民、改变农村。

——这也是所谓“三农”问题的根源。

1、中国的农业是连年增收吗？

从统计数据上看，我国近年农业连年增收，但是中国占世界7%的耕地消耗了世界35%的氮肥，单位面积上的磷肥和钾肥使用量也是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以上，从1984年到2007年，我国粮食增产的9429万吨，增长了21%，但化肥的投入增加了3368万吨，增长了200%。

且不说我国氮、钾等肥类严重依赖进口，其价格受制于人，安全性无法保证，单就滥用化肥造成的土地板结、产量下降也是迫在眉睫。

粮食增收还有一个原因是我国农田水利设施较好，承受自然灾害的能力较强，但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田水利设施基本上是只用不修，严重透支，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农田水利设施的“红利”已经基本用完，农业应对自然灾害的能力已经非常薄弱。

农业良种技术确实为农业的增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除了杂交水稻技术外，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等主要农作物的良种技术农业远远落后于西方国家，西方大型农业公司试图控制中国种业市场的苗头已经突显。

总之，近年农业所谓的增收确实是由化肥、良种透支农田基建设施而来，基础并不牢固，没有可持续性，如不采取根本性的变革，农业面临的必将了产量下滑，进而对国家的农业安全造成严重影响。

2、农民的增收绝对不是农业带来的。

近年农业的收入确实是增长了，但这种收入的增长绝不是由农业的发展而来，而是因为工业的发展，——进城务工所得。

1985年，农民的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占纯收入的比重分别为66.4％和33.6％；从1985年到1990年，这一格局基本上没有变化；1990年以后，农业收入的比重又开始缓慢下降，1997年，农业收入的比重第一次下降到60％以下，农业收入和非农收入的比重变化为58.4％和41.6％；1997年以后，随着粮食减产、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以及农民外出务工收入增加，农业收入所占比重快速下降，2000年，农业收入的比重第一次下降到50％以下，2003年农业收入与非农业收入的格局进一步演变为45.6％和54.4％。

近7年来，农业收入的比重下跌了13个百分点，平均每年降低近2个百分点。

1985年农民工资性收入占纯收入的18.2%，至2008年已经增长到41.5%，而２０１０年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人均达到２４３１元，增长１７．９％，增速同比提高６．７个百分点。

工资性收入对农村居民全年增收的贡献率达４８．３％，推动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７．２个百分点。

可以说近年农民的增收主要是由这些外出务工人员的收入支撑，所以说连年的农民增收绝不可等同于农业的增收。

现在真正从事农业的人员就是农村的“留守人员”，主要是老人和妇女，广种薄收，扯去“增收”的面纱，农业实际生产水平是下降了，而不是提高了。

3、当前农民种田热情已跌至谷底。

2010年全国农民工人数达到2.42亿，其中绝大多数是青壮年，是中国农村的主要劳动力，主要劳动力流出后，农业生产的主要承担就是“农村留守人员”，以老人、妇女和学龄儿童为主，而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就是这些老人和妇女，其中又以老人为主。

这些人对农业新技术的使用、新型机械的操作能力及先进的农业生产知识严重欠缺，只能是广种薄收，农民对种田的态度很明确，就是保证口粮，不指望增产增收，因为把同样的人力、工时投入土地，远不如外出打工收入，而且务工收入更加直接。

同时，现在九零后的新一代农民，只能说是“农民身份”，其本质上已经不是农民了。

——从小就没干过农活，初、高中毕了业就外出务工，根本不会种地；对城市生活无限向往，对农村生活非常厌弃，根本不想种地。

这一代新农民工从事的职业以工厂操作为主，而上一代进城务工农民从事的职业往往以建筑类体力工作为主，加之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的发展，主客观因素都促进他们要成为城市居民。

这种情况在东南沿海、华北、东北等工业较为发达地区和靠近中心城市的地区尤为明显。

虽然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惠民政策，但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结构和农业生产模式来看，老一代农民已无力承担发展农业生产的任务，而新一代农民则不愿、也不能承担末来的农业发展任务，农民对农业生产的热情已经跌入谷底。

农业增收乏力，农民对种地的热情已跌至低谷，新一代的农民不愿种地、不会种地，这些都不是靠反哺式的惠农政策能够改变的。

如果不对农业经营模式进行改革，当农村老龄人口无力承担农业生产任务的时候，中国农业将面临崩溃的危险。

据2008年统计数据中国60岁以上的老人占到全国总人口的12%，预计到2020年老龄人口比例将达到17.17%，而这些老龄人口中又有3/4生活在农村。

——农业后继无人的情况离我们很近很近，现实情况绝不允许拖延。

二、当前农业面临困境的原因分析及影响评估。

当前农业的困境从根本上说是由于农业的经营模式所至，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从实质上说是为了快速解决“大锅饭”对中国农业造成的严重的“吃饭”问题，也可以说是一种权宜之计。

从“大集体”中解放出来的农民，面对属于自己的土地（公有私营），生产热情空前高涨，农业连年增收，不但迅速解决了吃饭问题，而且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基础保障。

但到九十年代中后期这种生产模式利好已被耗尽，农资投入在农业生产成本中所占比例不断上涨，农资价格不断上涨，现有农业新技术、大型农业机械面对一家一户的零散模式难以广泛使用，农业基础设施年久失修，农民种田的收益长期徘徊不前，农业已经很难为农业增加收入了。

适值国企改革，民营企业蓬勃发展，工业化进程加快，大批农民进城务工，通过务工收入提高了农民收入，同时也掩盖了农业生产的困境和农民生活的真实情况，掩盖了农业面临的紧迫形势。

当前农业面临的诸多困境虽然与当前的内外环境有一定的关系，但绝对不是偶然性的、阶段性的，而是根本性的，可以说当前农业面临的困境是生产力、生产资料和生产关系层面的问题，如果不能从根本上给予解决，不但第一产业的健康发展无法保证，而会影响到第二、三产业，影响到国家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规划，影响国家的安全和稳定。

1、当前土地经营模式下农业成本高、低率低、收益少，不能提高农业生产水平。

在当前生产模式下中国农业本质上仍是小农经济，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薄弱环节，农民是弱势群体。

农户作为市场经济中的组成部分，生产是一家一户，面对市场也是一家一户，很难发出集体的声音，处于任人宰割的绝对劣势地位，是这个链条上最为弱的一环，上游生产资料的生产、销售厂商是成规模的市场资本，如种子、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农户几乎没有议价能力，听由卖家定价；面对下游的农产品销售环节，购买方也都是成规模的市场资本，农户也是没有议价能力，虽然国家在保护农民利益方面关注不少，但在市场经济条件很难发挥明显的作用。

近年虽然粮食价格在不断上涨，但农民种地的收益却并未同步增长，因为农资价格的大幅增长，工业产品价格的增长，都稀释了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农产品价格无论高低，到农民手里的钱都不会增长。

在农业生产中，作为农业生产的承担者——劳动力，已经从主劳力变成了老弱，缺乏学习、掌握、使用先进生产技术的热情和能力，而且零散的土地经营形式，大型农业机械使用频率极低，难以对农业生产基础设施进行有效的投入和管理，应对自然灾害的自救能力很弱、成本很高、效率很低。

与外出务工、养殖业相比，种地收益日益低下，农民更加不愿在土地上投入资金，除了必要的种子、化肥、农药的投入，农民对改良土地、农田水利等方面的投入越来越少，农业有重新退回靠天吃饭的趋势。

2、当前的土地经营模式不利于工业化进程的健康稳健推进。

现在我国的工业向集中发展区域集中的步伐不断加快，继长三角、珠三角之后，环海渤海经济圈建设已拉开序幕，中西部地区工业也向着重庆等区域集中，各地也改了企业分散的格局，积极推进企业进园进区，企业都向工业园区集中；在企业集中的基础上，农民开始向城镇和新型社区集中，在东部工业较发达地区，靠近工业集中区域的农村新型社区也得到了同步发展，由于靠近工业集中区，与就近打工、从事第三产业相比，耕种零散的土地对“上楼”后的农民根本没有吸引力，所以越是靠近工业集中区，土地撂荒现象就越严重。

所以，与工业集中经济对应，土地必须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

如果土地不向适度规模经营集中，工业和城镇化发展将失去牢固的基础，因为土地生产的不仅是口粮，还是工业原料，人们日常的衣、食两大项基本消费，更是与土地生产直接相关，如果任由农业在边缘化地位运转，势必会影响到工业发展的稳定。

3、当前土地的经营模式不能支撑城镇化发展。

在现在一家一户的经营模式下，大型农业机械难以实现，每家每户都要拥有基本的生产农具，拖拉机、农用三轮车辆等农机具，农民进行入新型社区后传统的农业生产将无法组织。

可能有人会说现在农用机械很普及，从种到收都是由家用机械完成，虽然这是现实情况，但这里面有两个问题，一是规模家用机械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在农民完全失去自己耕种和收获能力后，农机使用费用会非常高（一亩地种多少钱、收多少钱、浇灌多少钱），农民种地利润空间会被进一步压缩，必将进一步影响农民的种地热情；二是在一家一户的零散土地上，大型农用机械效率很低，运行成本很高，甚至很多地方还无法使用家用机械。

所以，一旦农民大面积“上楼”，现有的土地经营模式必然无以为继，即使从城市化进程上看土地经营模式也已经到了非改革不可的地步。

4、不改革当前的土地经营模式会严重影响工业生产水平。

在当前的土地经营模式下，家家有田，户户有地，在飞出农村的农民工身上系了一根线，父母都在农村，家里还有一亩三分地，大多数到了婚育年龄就返乡结婚、生子，不过请注意，他们并不会留长时间留在农村，甘心成为“新一代农民”，而是在孩子一岁左右留给老人，继续其外出打工之路。

但因如此，多大农民工虽然向往城市，却没有对如何留在城市拿出长远的规划，其“候鸟”心理使其在多个企业（行业）不断转移，很少能学到一技之长，所以也很难成为产业工人。

一方面企业缺人，但真正的缺的是有技术、能胜任工作的人，另一方面还有大量的农民工找不适合的工作，所以当前一面是用工荒，一面是就业难，其根源就在于新农民工虽然梦想在城市、向往城市，但又感觉自己的家毕竟在农村，对外出务工的缺乏长远的规划。

所以不改革土地经营模式，不让一部分有条件的农民离开土地，工业也将面临着工人素质低下、不稳定等问题，影响工业的发展水平。

五、不改革当前的土地经营模式中国农业终将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

如美国等西方农业发达国家，借助其发达的农业研发机制，从控制种子、农药等方式上对发展中国家的农业进行控制。

现在的除了水稻以外，其他小麦、玉米、棉花、蔬菜等作物的良种由西方发达国家控制，其通过控制技术知识产权的方式，从源头对中国农业进行控制，这种情况已经相当明显。

现在中国的大豆已经被美国所控制，如不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其他农作物终将步大豆之后尘。

西方发达国家有相当一部分农业生产企业，以农业生产为依托，进入农业研发领域，抢占市场。

现阶段中国涉农企业完全无法与之竞争，因为这些企业既在规模、效益、技术无法与之抗衡，又没有土地依托，在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是正常的。

国家相关科研机构找不有规模的土地经营企业合作，靠政府行政配合又无法应对市场经济条下的竞争。

其他工业企业由于从未涉足土地生产经营，对农业研发既没有基础，更没有动力。

各级官员、各界学者、专家对农业存在的上述问题的认识是统一的，赞同的，但是对解决措施却是七嘴八舌，在微观层面有人认为应该加大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增加各种农业补贴，增加惠民贷款，增加农业基础设施投入，提高粮食最低收购价格，宏观层面上有人认为应该果断的退回到以村为单位的农业合作社的生产经营模式、甚至实行土地私有利。

从总体上看，微观层面的建议都会有一定的效果，但肯定无助于农业根本问题的解决；宏观层面上的建议，实行土地私有与我国的基本国策相违背，与我国的基本国情相违背，不能实行，至于退回农业合作社，过去我们吃尽了大集体效率低下的苦头，老百姓对此心有余悸，虽然国内尚有实行合作社模式的村庄，从单个看效果也还不错，但却不具备普遍意义。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必须进行改革。

其实，早在1980年实施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初期，邓小平同志就曾指出，“只要生产发展了，农村的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发展了，低水平的集体化就会发展到高水平的集体化”，因此包产到户决非是一成不变的，中国的农业最终还是走集约化的道路。

#年出台的土地流转政策为土地的集约化经营提供了基础，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逐步建立更为农业土地改革提供了良好的先行基础。

所以，改革的积极推进与改革的审慎并不矛盾的，关键是要顺势而为，现在进行农业土地经营模式改革的主客观条件都已具备，改革的时机已经成熟，现在改革是主动的、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如果错过这个时机，等到土地、伙食问题已经严重影响到国家稳定和安全的时候再改，中国将为之付出剧痛的代价。

三、采取因地制宜的多种土地集约化模式，分区域、分阶段的稳健推进土地改革。

我国农业之所以国民经济中处于弱势产业的地位，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

而要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必须有效推进农业规模经营的发展。

在目前土地承包经营权由家庭分散拥有、土地公有制的前提下，只有通过承包经营权流转来实现土地的集约经营。

由于土地流转法的实施，土地的集约已经具体了法律条件。

而工业产业用工需求的不断增长，则为人地分离制造了劳动力转移创造了条件，既能提高土地的生产效率，又能为工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加快工业的发展。

中国面积大、情况复杂，地区之间差异大，我们搞改革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各地的情况有计划、有步骤地沿着土地集约化经营的原则积极稳健地推进。

进行土地集中经营有以下三种形式：

1、以农户参股的方式进行土地集约。

虽然土地是国家公有，但承包到户后在不改变土地用途的前提下，土地的经营权、使用权已经是农民个人所有，农村的主要劳动力积极外出务工，即成为了“农民工”，在一定意义上讲，农民工就是持农业户口的产业工人，其中八零后的农民工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了成熟的产业工人，农民工对土地的兴趣越来越少，家里有老人的由老人耕种，有的直接承包给他人，或者直接撂荒。

这种情况在中东部的一些地区尤其普遍。

任由土地低效率地耕作、荒芜，不如将土地集中起来，由有能力的种粮大户或几户联合，实行集约化耕种，农民按以土地参股，按一定的比例分红，让不种地农民安心地离开土地外出务工，而且每年还能从自己的土地上获得一笔固定的收入。

这种方式的优点：

一是整合后的土地经营者，则可以发挥其资金、技术、设备等优势，提高生产效率，增加粮食产量；二是劳动力转移效果显著；三是这种方式适合以自然村为单位，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市场化动作，农民自由土地出让合同，确定收益，操作比较容易。

2、以村社合作的方式进行土地集约。

参照以前农业合作社、生产队的形式，以村为单位把土地集中起来，农户入社，不但能够集中土地，还能够集中资金、生产资料，按地亩、投资、劳动力投入做利润分成。

这种方式的优点是：

一是农户自愿加入合作社，自愿出资，可以由小大到大、由低到高地推进合作社的规模和运作水平；二是这种方式在全国有比较成功的例子，效果明显，土地投入减少、产出增加，基础设施的投入也有保障，农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增加；三是劳动力转移效果也比较显著，可达到90%左右。

3、引入社会资本进行土地集约。

将社会资本吸入农业生产领域，对土地进行工业化经营，是提高农业生产水平最有效的办法。

对农业最感兴趣的农业资本是涉农企业，包括农业资料生产企业、农业产品加工企业、大型农场等等，因为对农业熟悉、对农村的情况了解，而且掌握农业技术，这些企业也将是第一批进入农业的资本。

大资本进入农业后，不但能实行先进的大型机械作业，减少化肥等石化产品的投入，而且对上游农资和下游农产品加工环节形成对等的市场关系，提高农业在市场链条中的地位，保护农业的利益，只有农业的利益得到保证，农民的利益才能得到保证，因为大资本进入农业后，农民会向两个方向转移，一是为农业企业服务，在家门口成为农业产业工人；二是向工业转移，逐步向工业转移，成为产业工人。

但是不管农民向哪个方面转移，即使不从事农业生产，在其户口身份变更前——土地承包关系变更前，其每年都得到一份来自其土地承包出让的收入。

大资本进入农业后，由于其拥有前两种方式不可比拟的资金优势、规模优势，还可以以土地生产为依托，吸取农业人才，或与大学等研究机构合作，设立农业技术研究机构，不但能推进其企业自身的农业生产水平，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还可以立足中国地域特点，在种子、农药等各种农业技术上取得突破，打破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农业的知识产权控制，提高中国农业安全水平。

以上三种土地集中的方式，也可以说是土地集中经营的三个阶段，是三个由易到难、由低到高的阶段，也是中国农业改革必经的三个阶段。

但不是说非得按部就班实施，因为中国地域广大，各地的情况不同，可以根据各地情况的，采取适合的集中方式。

在进行土地集中的同时，再配以国家的惠民政策，农业的生产效率将得到本质性的改变，取得飞跃式的发展。

四、土地集中会不会损害农民利益？

土地集中会不会影响农业安全？

土地集中会不会影响社会稳定？

绝对不会！

对土地集中后提高生产效率、降低农业投入、提高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农业抵抗自然灾害的能力，不管是官员，还是专家、学者基本是没有异议的，但大多认为土地不能集中经营无非是担心造成以下几个后果，影响农业安全和社会稳定。

下面就让我们看一下这些担心是否有道理，是真命题还是伪命题。

1、土地集中经营不会造成土地私有，不会造成土地私有和兼并。

我们现在的搞土地集约化经营，有一个大的前提，就是保证土地的公有制，现在搞土地改革，是按照土地流转法进土地承包权的有限期转让，转让的是一定期限内的土地使用权、经营权，根本不会改变土地的所有权。

上世纪八十年初进行的土地改革，虽然看起来是把土地交给了农民，但其实质上只是将土地的耕作自主权交给了农民，农民除了从土地上获得耕作收益，不会取得财产性收益，其收益渠道非常单一，当然，这主要是由当时的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因为当时包产到户的目的首先是要解决吃饭问题。

当土地耕作收益在农民收入比重中越来越小的时候，如果再强制农民只能从土地上获得耕作收益，就违背了发展的规律，制约了土地的生产和发展，笔者认为国家出台土地流转法正是为土地的集中提供了法律上的保障，让农民多了一份选择，农民既可以亲自从事农业生产，也可以把这一权利出让给其他人，可以是其他农户，也可以是农业企业，至于出让给农户还是企业，对出让一方的农民来说是相同的，就是让外出务工、从事养殖业以及各种不从事农业生产而又拥有土地的农民，在不亲自耕种土地的情况下，仍能根据其土地承包权得到一份来自土地的固定收入，配合农民的工资性收入、医疗与社会保障体系，不但增加农民的收入，加快劳动力转移，推进城市化进程。

所以根本不存在土地兼并或者私有化的问题，这种看法是个伪命题。

2、土地集中经营不会改变土地用途。

持这种看法的人也不在少数，但是他们忽视了一个问题，就是监督，土地集中化经营以后，不但政府会对土地的用途进行监督，而且土地的主人——农民，更会有土地的用途进行监督。

土地集中后的用途就是种植业，这是摆在眼皮底下的东西，不存在监督的难度。

况且国家对土地用途的控制是非常有效的，即使土地在农民手里如果没有监督、制约机约，农民也有动机、有条件去改变土地的用途，但现实情况如何？

农民并没有改变土地用途，这种监督和制约机制对集中的经营的农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同样用效。

所以，认为土地集中会改变土地用途的观点也是个伪命题。

3、土地集中经营不会造成农业进退无据。

持这种看法者的显得比前两种人要“高深”了不少，认为让农民手有一点土地，不管是粗放耕作，还是撂荒，当经济发生大的动荡、工业萧条的时候，能够回到家，靠那一点土地糊口，不会滞留在城市形成不稳定因素，美其名曰“进退有据”。

这种说法貌似有理，其实经不起推敲，即使在2008年金融风暴之中，又有多少农民工返乡种地？

应该看到靠经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世界主要大国，都是既合作又有斗争，但主流还是合作，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的两大主题，这也党和国家对世界大势的基本判断。

而且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不会变，党和国家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目标不会变，中国到本世纪末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不会，中国强大的内需市场还没有启动，是占世界总人口20%的、多达十亿的需求市场，而且中国经济以实体经济为主，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基础上层建筑对国家经济有绝对的掌控能力，中国绝不会出现西方式国家破产式的崩溃。

所以这个貌似高深的观点，绝对是个伪命题。

中央在“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了“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

探索集体经济有效实现形式，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营和龙头企业发展”的道路，在现法律上、政策上、农业发展现状等内外条件都已经具备，并且是相当成熟了，对农业土地的二次改革势在必行，现在的需要顺势而为。

受任期、求稳定等因素的影响，推进土地集约化经营还需要中央来引导，出台相应的政策，在条件较好的地区率先发展，多搞几个试点，开发一批农业集中经营的特区，总结经验，为土地的全面集中提供基础。

通过有计划、有步骤、分步、会阶段的推进土地集约化经营，把农村的生产力彻底解放出来，让农民工真正转变为产业工人，提高农民向市民的转移，不但提高农业生产效率，而且为工业发展提供强大的人力基础，加快我国工业化进程、城市化进程，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