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族源新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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匈奴族源新论
匈奴族源新论
匈奴族源新论
匈奴族源新论
（一）作者：
中华台
匈奴族源新论
关于匈奴的族源，据武沐《匈奴史研究》一书归纳，主要有五种观点。
一是传统观，或者说正统的观点。
认为匈奴由先秦的鬼方、畎夷、昆夷、荤粥、猃狁、山戎，北狄中的赤狄、白狄等演变而来。
这一观点始于司马迁，《史记·匈奴列传》云：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唐虞以上有山戎、
猃犹、荤粥，居于北蛮”。
19世纪末王国维在《鬼方昆夷猃狁考》中，对司马迁“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的观点给予了否定，但却充分肯定了匈奴来自猃狁、山戎的观点。
王国维先生的观点得到多方面的认同，并对近百年来的匈奴史研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后世国内研究匈奴的著名学者，如方壮猷、冯家升、马长寿、黄烈、林幹等先生，以及至今国内出版的大多数历史著作中多采用此说。
二是义渠说。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有蒙文通、黄文弼等。
蒙文通在《犬戎东侵考》、《古代民族迁徙考》及《周秦少数民族研究》
等论著中提出，先秦的鬼方、畎夷、荤粥、猃狁等并非匈奴的族源，匈奴应与义渠为族属上的同类。
其主要论据是《史记》卷
五《秦本纪》中记载：
“秦惠文王七年〖公元前318年》，韩、
赵、魏、燕、齐率匈奴共攻秦”，而《史记》卷七十《张仪列传》以及《战国策》卷三《秦策》载，义渠君也于同年“起兵袭秦，大败秦人于李伯下”。
据此，蒙先生认为：
《本纪》言匈奴’即《秦策》言义渠事，参互稽之，匈奴即义渠也。
黄文弼先生在《古代匈奴民族之研究》一文中，根据宋衷
《世本注》“鬼方于汉则先零宪也”的记载认为：
鬼方、荤粥、混夷、猃狁皆古之羌族，与匈奴异。
自太史公混为一族，遂令后世羌、胡不分也。
并进一步认为，匈奴族源不仅有义
渠，还应包括林胡、楼烦，他们是战国时匈奴在内地者。
三是夏族说。
所谓夏族说即司马迁“匈奴，其先袓夏后氏之苗裔”之说的再版。
持这一观点的主要学者和代表著作有：
何震亚先生及其《匈奴与匈牙利》；吕思勉先生及其《匈奴文化索隐》。
何震亚先生认为，匈奴即夏族，亦即于公元前6世纪建立过中山
国的鲜虞人。
中山灭于赵后，其族退处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中部及宁夏一带，至冒顿单于时，势力大振。
吕思勉先生则云：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此非无稽之谈也。
他认为，《史记》所云：
“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正如周先祖自弃之后亦有“其名与世次皆不可考”之时，然证史者并不因
此谓五帝及周之世系皆不足信也。
“匈奴与夏后氏之后之可信，
理正如此”。
四是西方族源说。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匈奴并非东方土著，乃西来民族。
其主要代表和著作是岑仲勉先生及其《伊兰之胡与匈奴之胡》；孙次舟先生及其《匈奴出现中国边塞的时代》。
岑仲勉先
生认为：
“所考匈奴有西来之痕迹，并非指阿利安种，只似为从西北徙来之突厥种，其人先与伊兰近居，自不难挟伊兰胡以具至（例如突厥既定西方后，其国有九姓胡不少），则《晋书·载记》所说，亦非无因……此余所以认匈奴属于突厥族也”。
孙次舟先生认为，匈奴本为西方草原一支游牧民族，但从西方何处来，孙先生并未说明，只是说匈奴在秦始皇以前尚未游荡至中国北部。
《史记·李牧传》所谓大破匈奴者实为汉人的误解，并无其事。
李牧所破乃东胡，非匈奴也。
五是北方草原民族说。
匈奴最早出现于北方草原的观点得力于有关匈奴考古的一系
列发现。
在这方面俄罗斯学者起步较早。
1896—1902年，俄罗斯学者塔里克·格林采维奇在吉达河、色楞格河、奇科依河和希尔卡河流域发现有近百座匈奴墓葬，并对其中两处较大的墓葬进行了发掘，从此揭开了匈奴考古发现的序幕。
此后，俄罗斯学者、蒙古学者又相继在外贝加尔的乌兰乌德地区和今蒙古国境内发掘了大量的匈奴墓葬。
据此，俄罗斯及蒙古国的一些学者提出了匈奴族与蒙古境内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所谓石板墓文化的代表者有关的观点。
不过在当时国外学者的这些研究成果并未得到中国学者的认同，因而也没有被及时地介绍到国内。
有关匈奴族属方面，国外大体有蒙古人种说、突厥人种说、芬人或斯拉夫人种说等几种说法。
国内大多数学者及蒙古学者多主张匈奴为蒙古人种。
以上是有关匈奴族源研究方面的一个概貌，但到目前尚还没有形成一个定论。
匈奴是公元前三世纪末突然扩张起来的，此前，其行踪并没引起人们的注意，所以，给后世留下了一个迷。
匈奴的族源研究应指扩张前的匈奴，有人叫做“原匈奴”。
但“原匈奴”又无影无踪，又只能从扩张后“匈奴”中寻找“原匈奴”。
从已有史料看，匈奴除了兼并的北方草原诸部落外，其核心是“浑邪”和“休屠”两个部分。
本文分别探讨“浑邪”和“休屠”的族源，也相当于“匈奴”的族源了。
匈奴族源新论
（二）作者：
中华台
一、“浑邪”族源
“浑邪”是匈奴的自称，就是商周时所谓的“混夷”或“昆夷”。
西方史料记音为“hunni”。
约从战国末期到汉初，便有了“匈奴”这一说法。
但何谓“匈奴”，几乎所有史料，都没有解释。
《山海经·海外南经》曰：
“海外自西南陬至东南陬者。
结匈国在其西南，其为人结匈。
……殴谄涠湮嘶疲懿俟渖摺Ｒ辉慌国在三毛国。
贯匈国在其东，其为人匈有窍。
一曰在殴！
庇搿靶佟毕喙氐氖恰敖嵝俟焙汀肮嵝俟保肆焦栽谀虾Ｖ狻Ｄ虾＃唇窭短锵丶耙远焙佣巍Ｄ虾Ｖ猓次髌鸢茁乖亮饔冢焙右阅希亓胍员闭庖淮！
敖嵝俟痹谖髂希笾略诮癜茁乖隙耍弧肮嵝俟痹诙笾略诹饔诙摺Ａ饔谖鞅撸枪拍虾５奈鞅咴担诠4500年前后那场“抢滩”运动中，虞舜派其子在这里抢了一块滩地。
“殴笔怯菟吹牡嘏獭
为什么叫“贯匈国”？
是因为“其为人匈有窍”。
如果将人从前胸到后胸戳一个通透的窟窿，人还能活吗，显然不能。
根本不可能有“匈有窍”的人，那又怎么理解呢？
《山海经·大荒南经》曰：
“南海之外，赤水之西，流沙之东，有兽，左右有首，名曰
踢”。
地点在“赤水之西，流沙（流峪）之东”，与“贯匈国”地点是一致的。
踢是术器化成的双头怪兽。
“贯匈”可能是指术器的死法。
此涉及“共工怒触不周山”那场战争，术器与颛顼争华夏国王位，在昆仑丘争位失败，怒砸擎天柱后，沿“赤水”西南逃到流沙（流峪）河口被杀，可能是用箭或矛穿透胸膛而死。
其后人就地收埋尸骨，便在此居住下来，形成部落，称做“贯匈国”。
还是那场战争，后土携子孙西逃，逃出白鹿原不久，便被杀了。
《山海经·大荒西经》曰：
“有人名曰吴回，奇左，是无右臂。
”吴回便是后土，首先是砍断了右臂。
可能后土是被击胸而死，便是“结匈”。
其后人就地收埋尸骨于白鹿原南端，便在此居住下来，形成部落，称做“结匈国”。
这是“匈奴”的“匈”的出处。
在汉语中，“奴”就是奴隶、奴仆。
在后来炎帝执政华夏国时，这两支姜姓部落境况能好一点，至少白鹿原南端的“结匈国”发展成了“共工国”。
但到黄帝执政华夏国时，他们确实沦为奴隶，当时叫“蚩尤”。
可能在羊水（今羊峪）一带冶铜的主要就是他们。
对这两个小部落形成“匈奴”这一名称，是在黄帝时代以后。
在黄帝时代，他们确实是奴隶身份，也说明黄帝时，已是完全的奴隶制国家了，中国的奴隶制国家是从黄帝时代而不是从夏代开始的。
“匈奴”是对这两个部落的有贬义的简称，而非自称。
由于这两族比较小，在历史上也没什么大的动静，可能有人偶尔提到，史书上是没有记载的。
直到他们迁于西北，还是有人知道的。
在增补《山海经》时，将他们挂在《海内南经》的最西南方位：
“匈奴、开题之国、列人之国并在西北。
”南海与西海没有连接，白鹿原南端这一块是《山海经》的内、外、荒及南与西经混说之地，置于《海内南经》与《海外南经》的“结匈国”实指一地。
增补者是很明白匈奴的起源地在“南海”的西南方，并注以“在西北”，说明增补时的“匈奴”已在西北方向了。
这里的“匈奴”指“结匈国”。
《山海经·海内经》曰：
“共工生术器，术器首方颠”。
《说文》：
“题,额也”。
“开题”即宽额头。
所以，“开题”应指“术器（贯匈国）”。
《汉书·匈奴传》：
“单于姓栾鞮氏”。
后使匈奴崛起的头曼出自“栾鞮氏”，可能就是“贯匈国”这一支。
“列人”无考。
匈奴最早见于周代的《逸周书·王会解》。
《王会解》云：
“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貌胡、戎翟、匈奴、楼烦、月氏、孅犁、其龙、东胡。
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騊駼、駃騠、良弓为献”。
公元前318年，义渠乘中原混战之机，企图脱离秦国控制，联合东方五国伐秦。
《史记?
秦本纪》云：
“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而《战国策?
秦策》中也记载着义渠王在同一年“起兵袭秦，大败秦人于李伯下”，《史记》中所说匈奴便是《战国策》中所说的义渠。
可能这时，“匈奴”已是未见其人，已先闻其声了。
稍后，赵武灵王征服了楼烦、林胡之后，便对匈奴的认识更加明朗了。
秦国于公元前272年灭了义渠，北失屏障，便直接与匈奴开始对抗了。
此后，数百年间，“匈奴”便成了一个热词。
以上对“匈奴”一词的产生作了简单探讨。
下面对“匈奴”族源进一步探索。
《史记·匈奴列传》曰：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史记》对于匈奴的族源仅交代了这一句。
从“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这句起，应另起一段。
使许多史家将这一句与前一句连起来，便成了一个错误导向。
害得许多人在北方草原为匈奴找族源。
那么，匈奴究竟是不是夏后氏之苗裔，是不是叫“淳维”？
《大荒南经》曰：
“有人三身，帝俊妻娥皇，生此三身之国，姚姓，黍食，使四鸟”。
此处的“帝俊”指虞舜。
“三身”是虞舜与娥皇的后代。
虞舜执政华夏国时，曾为“三身”在今白鹿原开辟了一块地方，叫“三身国”。
前面所说的“结匈国”大致在今白鹿原南端，《海外西经》从南至北，自“结匈国”北是“大乐之野，夏后启于此儛九代，乘两龙，云盖三层”。
而“三身国在夏后启北，一首而三身”。
“三身国”原本是虞舜为其后代所占领的一块地盘。
虞舜这一族迁到山西那一支，后来建立了虞朝，可能对“三身国”这一支予以扶持，以控制这一地区，还在西边的甘水一带开辟了“有扈氏”，以巩固渭河南西部地区。
《山海经·大荒西经》曰：
“西北海之外，大荒之隅，有山而不合，名曰不周负子，……有禹攻共工国山。
”蓝田山即“不周山”，白鹿原是“不周负子”即小不周山。
后来，大禹推翻了山西的虞朝，建立夏后朝，曾“攻共工国山”即今白鹿原，目的是消灭虞朝的势力“三身国”。
其后，在“贯匈国”与“结匈国（共工国）”的基础上，派遣自已的后代重建了共工国。
成为大禹的夏后朝控制关中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据点。
当夏后朝后期，出现混乱，崩溃之后，其共工国后裔夏后启，从这里起兵平定乱局，重建夏朝，使“夏后”的江山又延续了数百年。
虽然，“匈奴”之名因“结匈”与“贯匈”而产生，从大禹之后，是以大禹的后代为主体，至商周时，应可以看作是“夏后氏之苗裔”。
所以，《史记·匈奴列传》的这第一名话是正确的。
说明司马迁是有史料依据的，只不过后世找不到原始证据罢了。
至于是否是“淳维”这个人，我们找不到史料来证实，但不影响“匈奴”的族源就是“夏后氏之苗裔”这一结论。
那么，居住在陕西蓝田白鹿原南端的这一部分“夏后氏之苗裔”又是如何转化为“昆夷”，何时迁徙到西北去了呢？
自黄帝时代之后，唐、虞、夏后、夏四代政治中心移到晋南，商代远在中原，到了商末周初，两千多年时间里，蓝田一带便逐渐萧条下来，也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不过商周之际，还是知道蓝田一带即古之昆仑。
这时的部落的特征已逐渐淡化，逐渐向村落转化。
这一地区已经不是热点地区，出走的人群越来越少了。
所以，迁徙出去的，便以“昆仑人”来自称。
所谓“昆夷”就是“昆仑人”的简称。
还有一支直接称“昆仑”的，大致迁徙到了青藏高原一带，后面在叙。
这一部分自称“昆夷”，而汉称“匈奴”的“夏后氏之苗裔”，
何时向西北迁徙的？
这与周之祖先古公亶父有关。
前文在解析《穆天子传?
卷二》中，在周穆王参观昆仑墟上的黄帝宫、修缮了黄帝陵、参观了舂山之后，便到了羊水附近、秦岭山根的赤乌氏舂山参观，受到了赤乌氏首领的盛情款待，采了“嘉禾”送回“中国（镐京）”，折回来搞了三车玉版回华阴郑宫。
赤乌，本是太阳鸟，赤乌氏应是太阳族部落。
这一部落原来也大概生活于泾水中游一带。
在古公亶父率周人由豳迁岐时，也跟随古公亶父来到岐下。
但为什么这一支赤乌氏却出现在蓝田山南部呢？
《穆天子传》曰：
“天子使祭父受之，曰：
赤乌氏，先出自周宗，大王亶父之始作西土（今扶风美阳），封其元子吴太伯于东吴，诏以金刃之刑，贿用周室之璧，封丌璧臣长季绰于舂山之虱，妻以元女，诏以玉石之刑，以为周室主”。
周穆王这段话说得很清楚了，古公亶父派遣太伯驻扎晋南，是为了获取铜资源；派遣赤乌氏到蓝田南部，是为了玉石资源。
《诗经?
大雅?
緜》：
“乃立皋门，皋门有伉。
乃立应门，应门将将。
乃立冢土，戎丑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陨厥问。
柞棫拔矣，行道兑矣。
昆夷駾矣，维其喙矣！
”在古公亶父迁至岐下，修筑完成了城阙建设、拓展了通往四方的道路之后，曾发生一个历史事件：
“昆夷駾矣”。
“駾”，[康熙字典]解释：
《注》駾，突也。
《疏》混夷惶怖，惊走奔突也。
前面已叙这支昆夷本在蓝田白鹿原南部及以东这块地盘上。
他们的出逃与赤乌氏的进驻是有密切联系的，“封丌璧臣长季绰于舂山之虱”与“昆夷駾矣”应该是一个事件。
由此看来，赤乌氏的进驻蓝田南部并非和平进入，可能发生一场小规模战争，迫使“昆夷”逃离。
《史记·匈奴列传》曰：
“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馀岁，时大时小，别散分离，尚矣，其世传不可得而次云。
”这支“夏后氏之苗裔”西迁起始时间当在古公亶父迁岐后不久，到公元前三世纪末，也就是一千来年。
“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馀岁”这一时间判断也是基本准确的。
《孟子·梁惠王篇》曰：
“齐宣王问曰：
“交邻国有道乎？
”孟子对曰：
“有。
惟仁者为能以大事小；是故汤事葛，文王事昆夷”。
文王时对西北方面主要是巩固原来以豳地为中心的控制权。
文王时的昆夷大致在泾水中游一带，当时还很弱小，得到了文王的优待。
而对企图叛周坐大的密须氏则给予了重大打击，迫使其迁徙到河南新密一带去了。
再后来，周朝的强盛、猃狁（义渠）的强大及秦人的崛起，使昆夷在泾水一带及陇东失去立足之地，迫使迁至河西走廊一带，与大月氏为邻，由于是比较晚由农耕转化为游牧生产方式，其文明程度要高于北方草原原有游牧族群，因此，这一支承载了中华游牧文明的统一大任。
匈奴族源新论（三）作者：
中华台
二、休屠的族源
汉族史家由于对北方草原民族语言缺乏了解，历史以来，对“休屠”一词大多没有深究。
近年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副教授乌其拉图在《匈奴与萨满教文化》一文对“休屠”一词有了研究突破。
该文认为：
“休屠”，“该词在现代蒙古语书面语中仍保存了古老的读音。
现代蒙古语书面语中，该词有三种读法：
idugen、edugen、utugen，指大地女神或女萨满。
在现代蒙古语口语中读作udugan，指女萨蛮，又指接生婆。
现代蒙古语中，作为人名出现时，其词根和原始词义显得十分清楚，现代蒙古人中经常有Iduheshig、Eduheshig等人名。
‘Idu’、‘edu’是同一个词的不同音变，意为‘大地女神’，‘iduheshig’、‘eduheshig’意为‘大地女神的赐予’。
因此，‘休屠王’可以理解为大地之王或国土之王，‘亦都兀惕’、‘亦都护’可以理解为大地女神的人们或大地女神的子孙。
”
《匈奴与萨满教文化》一文认为“休屠”一词的意思是“大地女神或女萨满”，即“女神”。
笔者不通蒙语。
如果“休屠”这一释义正确的话，那么，历史上的“大地女神”是谁呢？
从“焉支山”、“祭天金人”和泾水中上游一带的“西王母”的传说等来判断，这位“女神”应是“西王母”。
“休屠”这一支部落，便应是“弇兹氏”。
胭脂山、焉支山、焉耆山及阏氏都是“弇兹”的以音异写。
由此，“休屠”不是“夏后氏之苗裔”。
以下根据有限的史料，勾勒“西王母”与“弇兹氏”这段最后一段历史轮廓。
1．最后一位“西王母”。
自有巢氏、燧人氏之后，“弇兹氏”是人类第三大发明创造者，启动了农业和纺织业。
此后，也就有了结绳记事的历史。
“弇兹氏”位于华胥氏的东边，轩辕氏的南边，大致在今蓝田县金山镇一带。
有巢氏结巢于秦岭山根，燧人氏南距秦岭约十几里。
到弇兹氏已南距秦岭三、四十里。
这说明人类生存能力的不断加强，对山林的依赖逐渐减弱，同时，草本植物在原始人类的食物结构中比重进一步加大，至少植物类食物来源已可以满足人们基本的或大部分的生活需要。
催生了母系氏族社会的诞生，也同时催发了原始农业开始萌芽。
“弇兹氏”是标志着人类第一个母系氏族部落的诞生。
“弇兹氏”的产生，应不低于五万年前。
“弇兹氏”这一族，至少到西周，一直保持母系氏族部落的结构。
历代的首领被尊为“王母”。
尽管历史发展的无数风风雨雨，由于这一族的崇高地位，这一族谁也不敢去冲它，一直保持稳定的延续。
周穆王是最后一个拜访过“西王母”的人。
《穆天子传》中记录了一个真实的不被神化的“西王母”形象。
这里将《穆天子传》中关于西王母这段作以解读。
《穆天子传》卷二前半部分是“周穆王昆仑祭黄帝”，后半部分是“周穆王昆仑拜会西王母”的行程。
《列子·周穆王第三》曰：
“别日升昆仑之丘，以观黄帝之吕，而封之以诒后世。
遂宾于西王母，觞于瑶池之上”。
描述的比较简略，是祭完黄帝直接拜会西王母的。
实际从昆仑丘（蓝田厚镇）到弇兹山（蓝田金山），步行也是两个小时左右。
《穆天子传》为了显示穆天子西征之遥远，实际是又兜了个圈子，从北边上了蓝田山。
“祭黄帝”与“拜西王母”这两个故事衔接点在“羽陵”。
“孟秋丁酉，天子北征，□之人潜旹，觞天子于羽陵之上，乃献良马牛羊”。
“羽陵”指今渭南临渭区三官庙所处的那两条“山梁”，与蓝田山南连北分，如羽毛状。
远古属三苗之地。
从这里西征，“辛丑，至于剞闾氏。
天子乃命剞闾氏供食六师之人。
于铁山之下。
壬寅，天子登于铁山，祀于郊门”。
其路线大致是经渭南市临渭区的阳郭镇、貟曲镇，到达西安市临潼区铁炉镇南一带。
“铁山”应是今临潼小金山名称的前身。
“剞闾氏”大致在临潼的铁炉与小金山之间。
“闾
”本义:
里巷的大门。
引申为居地名称。
和今天“张家村”、“李家村”的“家”的用法相同。
“剞”疑为“抵”读音的演变。
这一带原是“抵枝氏”的原始地，也就是以鹿为图腾的“独目人”。
这一族增有非常大的成就，后文再叙。
离开“剞闾氏”，到达“鄄韩氏”。
“丙午，至于鄄韩氏。
……丁未，天子大朝于平衍之中，乃命六师之属休。
己酉，天子大飨正公、诸侯、王、吏、七萃之士于平衍之中”。
“鄄韩”之“鄄”应为“
”，约指野鸭之属，后作“雁”。
韩氏今已无考，尚有“韩峪”、“雁湾”等地名尚存，。
穆天子一行，大致从临潼的铁炉镇一带出发，经临潼到达临潼西南的韩峪乡一带。
“平衍”指今临潼区斜口镇至灞桥区洪庆镇一带。
这里即是“有娀之墟”，商汤灭夏最后一役即发生在这里。
这里是蓝田山的北端山下，其东是骊山，是上不去的，因此，选择绕到骊山西侧比较平缓之地，以登蓝田山（昆仑山）。
在这里六师休整，公侯官员大会餐，可害苦了“鄄韩氏”。
“鄄韩之人无凫乃献良马百匹，服牛三百，良犬七千，牥牛二百，野马三百，牛羊二千，穄麦三百车”。
这顿吃喝足以让“鄄韩氏”破产。
穆天子一行，酒足饭饱之后，开始上山。
以下方向是向南，而不是向西，向西就到镐京了。
这里是作者又一个忽悠之处。
“庚戌，天子西征，至于玄池。
天子三日休于玄池之上，乃奏广乐，三日而终，是曰乐池。
天子乃树之竹，是曰竹林”。
“玄池”位于韩峪西南，灞桥区洪庆镇三阳院一带，今称“野鸡湖”。
这是蓝田山半山腰的一块大平台上的湖，犹如悬于半空的“悬池”，故名“玄池”。
穆天子看来很中意这个地方，在这里欢歌曼舞了三天。
不仅改“玄池”为“乐池”，还植了“竹林”。
特别应注意这个“乐池”，《穆传》卷六中的“盛姬”就葬于此。
以下的“苦山”与“黄鼠之山”本文无考。
大致方位在临潼区仁宗乡以西至阳峁山。
这一带是轩辕氏、陶唐氏及有虞氏三族的原始地。
经过这里便上了蓝田山，南往南不远便是蓝田县金山镇，这一带便是云里雾里的“西王母之邦”了。
接下来是《穆天子传》卷三的前半部分，描述访问西王母的情景。
《穆天子传》卷三：
“吉日甲子。
天子宾于西王母。
乃执白圭玄璧，以见西王母。
好献锦组百纯，□组三百纯。
西王母再拜受之。
□。
乙丑，天子觞西王母于瑶池之上。
西王母为天子谣，曰：
白云在天，丘陵自出。
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无死，尚能复来。
天子答之曰：
予归东土，和治诸夏。
万民平均，吾顾见汝。
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西王母又为天子吟曰：
徂彼西土，爰居其野。
虎豹为群，於鹊与处。
嘉命不迁，我惟帝女。
彼何世民，又将去子。
吹笙鼓簧，中心翱翔。
世民之子，惟天之望”。
这段为世人展现了最后这位王母的鲜活生动的淑女形象。
这时的王母还没有被神化，也只不过一位略带哀惋的才情女子而已。
邀周穆王于瑶池，吟诗抒怀，并相约三年后再见。
似乎作者特别突出这一点。
这次拜访西王母应于前面“昆仑祭黄帝”为一事，前面已参观过舂山悬圃，这里便没有再提。
自“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以下是穆天子第二次拜访西王母的事，这里拼接在一起，又一次迷惑了读者。
这一次“拜访西王母”与“昆仑祭黄帝”是一次活动的两个部分。
大约是周穆王十三年的事情，应在伐徐之前。
《艺文类聚》卷九一《纪年》曰：
“穆王十三年，西征，至于青鸟之所憩”。
《竹书纪年》曰：
“（周穆王）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
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
《竹书纪年》编入穆王十七年。
这段内容应是穆王十三年的事。
穆王十二年，北征犬戎。
十三年是比较清闲的，于是在蓝田山上逛来逛去。
西王母当年作了回访。
从蓝田金山镇无论是西去镐京，还是东去华阴的郑宫，套上马车，也就大半天时间。
《竹书纪年》云：
“秋七月，西戎来宾。
徐戎侵洛。
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
十四年，王帅楚子伐徐戎，克之”。
《后汉书·东夷传》也载：
“徐夷潜号，及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
穆王十三年，东边出了状况，徐夷反叛了。
东方诸方国，是商朝中期才统一起来的，经常反叛。
西周时由于在山东一带封了齐、鲁两个诸侯国，山东泰山一带的方国渐渐反不起来了。
西周时期，东方不安定的地区主要在东南淮水流域。
《史记·秦本纪》曰：
“造父以善御幸于周缪王……西巡狩，乐而忘归。
徐偃王作乱。
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
《史记·赵世家》曰：
“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而徐偃王反。
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
《竹书纪年》所说并没有司马迁说的那么急，冬十月才回了宗周。
《竹书纪年》这个“宗周”与《穆天子传》所说的“宗周”基本一样了，指成周洛阳。
穆王十四年，才对徐夷用兵。
《史记·秦本纪
》[集解]郭璞曰：
“《纪年》云：
穆王十七年，西征于昆仑丘，（遂）见西王母”。
大部分史料记载是穆王十七年，西征昆仑，见西王母。
十七年是周穆王履三年之约，第二次拜访西王母，是可信的。
《穆天子传》卷三自“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以下便是穆天子第二次拜访西王母时的情景。
然而这次没有见到西王母，可能连舂山、瑶池也不复存在了。
《穆天子传》卷三：
“天子遂驱升于弇山，乃纪丌迹于弇山之石而树之槐。
眉曰：
西王母之山”。
这是周穆王二次上蓝田山所作的全部活动。
在穆王十四至十六年这三年期间，西王母所在的弇兹氏这一族发生了重大变故。
可能是在这三年期间发生了一场特大地质灾害。
蓝田县金山镇以东与零河之间，曾发生过一次大面积的滑坡。
舂山本来就是零河边半悬空的一个土丘，瑶池当在舂山与弇兹山（金山）之间。
随着零河不断加深，加上过多降雨，滑坡是这一带常见的自然灾害。
当然，这需要地质考古专家对这一带的滑坡年代作以年代测定。
当周穆王如约二次登上蓝田山时，仅存的也只有一个弇兹山了。
面对一片无人无景的弇兹山，无奈立了一块石头，刻上“西王母之山”五个大字，栽上几株槐树。
离开蓝田山，穆王一行急奔“旷原”。
“旷原”即“大原”，泾水中游一带。
目标是寻找西王母。
有可能是打探到落难流亡的西王母的行踪，也可能是根据常理的判断。
泾水中游一带从数十万年前起，就是一个古人类交通枢纽。
中途只在“温山”、“溽水”作了两次暂短休息。
“温山”大致指今东汤峪。
“溽水”本文无考。
大致路线是经白鹿原西行，至周至、户县一带渡渭。
“己酉，天子饮于溽水之上。
乃发宪命：
诏六师之人□（解）其羽。
爰有□薮水泽，爰有陵衍平陆，硕鸟解羽”。
穆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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