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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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

经济发展：

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

作者：

郭勇  发表日期：

2007-01-14  文章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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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中国二元结构反差扩大的事实显现了二元结构理论指导实践的局限性。

信息化作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转型障碍的必然选择，客观上确立了农业、工（商）业、信息产业并存的三元结构，中国的经济发展实质上表现为三元结构的转型过程。

现实的发展迫切需要构建与三元结构相适应的理论。

　　结构学派发展经济学认为，二元结构是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二元结构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并且遂步向着一体化的一元结构转型。

然而，改革开放以上，中国的二元结构反差不但没有缩小，反而呈扩大的趋势，影响了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因此，十六大报告提出统筹城乡发展，全面建设小型社会。

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上通过的《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决定》更加明确地或者说首次提出要逐步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这些提法在党的文件中都是第一次提出。

要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协调发展，就必然涉及到对什么是二元结构？

为什么要打破？

逐步打破的原因是什么？

过去是如何认识二元结构？

现在对二元结构的认识有哪些创新？

凭什么逐步打破二元结构？

等等类似的问题，予以理论上的创新和解释。

　　一、文献综述：

从二元结构到一元结构

　　二元结构理论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对发展中国家一种经济现象的描述，这一现象在发展中国家也是普遍存在的。

"二元"一词通常来说是指发展中国家经济体系或国际间的经济性和社会性的分化。

最初是由伯克（booke，1933）提出的，他在对印度尼西亚社会经济的研究中把该国经济和社会划分为传统部门和现代化的荷兰殖民主义者所经营的资本主义部门，他当时的研究仅仅限于对二元结构的一种单纯的描述。

后来，本杰明.霍华德.希金斯从"技术二元主义的角度"，用生产函数的异质性来表示原有部门和先进部门的区别，从而进一步描绘了发展中国家二元经济结构的特征。

结构主义发展经济学比较有影响的理论是以下模型：

　　1刘易斯模型二元结构学说的创立者是美国黑人经济学家、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w.arthurlewis），他在1954年《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一文中指出：

发展中国家一般存在着由传统农业部门和现代工商业构成的二元经济结构。

在一定的条件下，传统农业部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成负数，劳动者在最低工资水平上提供劳动，因而存在无限劳动供给。

城市工业部门工资比农业部门工资稍高点，并假定这一工资水平不变。

由于两部门工资差异，诱使农业剩余人口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

经济发展的关键是资本家利润即剩余的使用，当资本家进行投资，现代工业部门的资本量就增加了，从农业部门吸收的剩余劳动就更多了。

当剩余劳动力消失，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也提高了，两部门的收入增加，二元结构逐步走向趋同，过渡到了刘易斯所说的现代经济增长。

刘易斯模型包含了以下两种含义：

（1）、认为现代城市部门的资本积累能带来固定比例的劳动力就业的增长，意味着不存在劳动力节约型的技术进步，资本积累越快，创造的就业机会增长也越；

（2）、认为农业只是工业化中的一个消极部门，忽视了农业发展的重要性，忽视了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之间的关联。

这两点大大地削弱了该模型的现实意义并且也是后人对其批判的主要依据。

一直到1979年刘易斯发表《农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对忽视农业的观点作了修正，但1954年论文的政策含义对发展中国家农业长期不能改变落后状况起了相当程度的消极作用。

由于工业一般集中于城市，后来的研究者也将二元结构称为城乡二元结构。

　　2拉-费模型1961年拉尼斯（gustav.ranis）、费景汉（john.fei）对刘易斯模型进行了改进，他们认为因农业生产率提高而出现农业剩余是农业劳动力流入工业部门的先决条件。

因此，他们把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流动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类似于刘易斯模型。

第二阶段工业部门吸收那些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农业部门平均产量的劳动力。

此时，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为正值，他们向工业部门的转移导致农业部门的萎缩，从而农业向工业提供的剩余减少，农产品供给短缺，使工农业产品间的贸易条件转而有利于农业，工业部门工资开始上涨。

第三阶段是经济完成了对二元经济的改造，农业完成了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

农业和工业工资都由其边际生产力决定，农业与工业间的劳动力流动完全取决于边际生产力的变动。

经过改进后的模型更准确反映了二元经济发展中工农业平衡增长的重要性及劳动力转移取决于农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等观点。

但是，拉-费模型仍停留在一个简单的结论：

经济发展仅仅归结为农业剩余劳动力向工业部门的转移。

这样刘-费-拉模型就成为在古典主义框架下分析劳动剩余问题的经典模型。

　　3乔根森模型出于对古典主义的反思，乔根森（jogenson，1967）在一个纯粹的新古典主义框架内探讨工业部门的增长是如何依赖农业部门的发展的。

认为工业部门的工资等于边际生产力，而农业部门的工资等于劳动的平均产品，劳动力可以在两部门之间自由流动，工业的发展取决于"农业剩余"和人口规模，农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

　　4哈里斯-托达罗模型哈里斯和托达罗（harris&todaro，1970）发展了发展中国家产业之间的劳动力流动理论，特别是托达罗提出的人口流动模型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发展具有指导意义。

托达罗认为，一个农业劳动者决定他是否迁入城市的原因不仅取决于城乡实际收入差距，而且还取决于城市的失业状况。

其政策含义主要包括：

依靠工业扩张不可能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失业问题；一切人为地扩大城乡实际收入差异的措施必须消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是解决城市失业的根本出路。

迈克英托斯（mcintosh，1975）重点研究了人口内生条件下的两部门人口分布与经济发展问题。

　　5缪尔达尔模型1957年，缪尔达尔把刘易斯的部门二元结构延伸到区域二元结构，认为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造成了经济的不平等，而经济的不平等又进一步加剧了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如此不断"循环"和"累积"，最终形成地区间、国家间在地理上的二元结构。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讨论都把二元结构的转换置于完全的市场机制基础之上。

在发达国家，二元结构的转换是通过漫长曲折的自我演进，在市场作用下实现的。

而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早已不存在早期现代化的一些有利条件，它们大都面临着经济起飞和加速工业化的历史使命。

特别是在20世纪80年代，一些发展中国家在没有完全摆脱劳动过剩的特征之前，出现了严重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

显然，这种现象是古典和新古典二元学说无法解释的。

为此，有学者将凯恩斯理论引入二元结构框架中，拉克西特（m.rakshit）的发展模型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

他认为避免完全市场机制下劳动力利用不足和"托达罗失业"，克服市场失灵造成的资源配置弱化，应该引入政府干预，以满足结构转换的需要。

　　二元结构的消除或向同质的一元结构转换是经济发展的必然。

问题是选择一条什么样的路径去转换。

按照结构学派发展经济学的主张：

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的不断扩张，依照配第-克拉克定理，农业剩余劳动力被工商业部门大量吸收，在现代化基础上实现工业与农业的均衡发展，二元结构逐渐趋于一元化，这也就是"库兹涅茨倒u型假说"现象。

二元结构转换的结果应是工商业部门和农业部门都普遍使用了先进的技术和先进的生产方式，各部门、各地区平衡协调发展，经济逐步走向发达的道路。

很显然，实现二元结构向一元结构转换的必然路径。

必须具备二个条件：

（1）现代工商业部门的扩大（高水平的城市化）；

（2）传统农业的改造。

从世界范围看，任何国家的工业化道路，都包含着从农业经济到二元经济，再从二元经济到现代经济一体化这样两个过程。

　　上述二元经济理论抓住了发展中国家工业、农业之间存在生产率差异这样一个事实，论证了二元结构转换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设计了通过工业化、城市化拉动农业过剩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这样一条二元结构的转换路径。

并引入了政府的干预对完成结构转换的重要性。

但是，他们忽视了工农业生产率存在差异的原因，由此削弱了其对现实的解释能力和指导意义。

　　二、中国经济发展与结构转型：

从二元结构到三元结构

　　中国是一个如刘易斯所预言的具有典型二元经济结构的农业大国：

一方是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传统农业；另一方是相对强大的城市工业。

但是，从中国的实践看，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并不象理论表述的这样一帆风顺。

近代中国一直处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过渡，即工业化的过程中。

从1949年建国到1979年，改革前30年的特殊体制和发展战略选择试图使我国的工业化过程跨越轻工业为主的发展阶段，重工业的发展又以超强制地抑制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前提，使二元结构的特征更为强烈。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党的经济政策的改变，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状况有了新的变化（1979-1985），片面追求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得到纠正，农村经济开始活跃起来了。

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７％以上，但分阶段看，１９７９－１９８５年７年间增长最快，年均递增１５．２％，而且收入来源主要是农业内部。

但自1985年以后，农业的发展开始徘徊不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过程显著停滞，改革以来现有产业结构中己经逐步减弱的二元结构强度，也再次出现复归。

而１９８５年以后的１７年，年均递增降为４．０％，特别是１９９８年以后的３年，增长速度降低更为明显，年均增长只有3.7%，在部分粮食主产区，农民增产反而减收。

据统计，自1985年以来，我国工农业二元结构强度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呈扩大趋势。

从1978年的6.10降到1985年的4.13，后升到2001年的5.58。

导致二元结构再度复归的原因是：

（1）弱质的农业循环怪圈。

中国的农业是典型的弱质农业。

人均耕地面积仅1.3亩，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3，有1/3省市人均耕地面积不足1亩，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人均0.8亩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

九五期间，农业占gdp总量是占18%多。

但是到2002年已经降到14.5%，到未来五年有可能降到10%，农业在gdp中的比重是逐年下降的。

2002年农业占gdp比重下降至14.5%，农业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72.6%，农业劳动生产率不及发达国家的10%。

农民来自农业的纯收入绝对额最高的一年是1997年，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收入达到1267元，2001年下降到1165元，2002年差不多，1998-2000年共减少132元，2001年由于粮价回升，人均增加30多元。

低收入的农民形成两个结果：

一是低投入的农业，农业持续多年不能给其经营者增加收益，就没有人愿意再对农业进行投资（宋洪远/陈锡文，2003），由1997年的人均支出437元降到2000年的286.5元，相当于全国农民对农业减少投资千亿元。

与此同时，政府实行资源配置城市化的方略。

农业投资不足，我国财政支农资金在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不断下降，1980年是12%，1990年是10%，近年来大致维持在8%，欧美国家的财政预算用于农业的开支，一般占财政总支出的20-50%。

在美国农民收入中，有30-60%来自于政策财政补贴。

把农业部门排除在经济发展过程之外，只注重现代工商业（城市）部门的增长，其结果不仅没有消除二元经济结构，反而扩大了结构反差。

1998-2001年，中央按排国债资金5100亿元，其中，用于农业基础设施的仅为56亿元，占1.1%，仅能满足同期农业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10%左右（农业部，2002）。

可以预见，伴随着劳动投入同时减少，出现农业生产萎缩的情形，进而形成弱质的农业是不可避免的。

二是低素质的劳动力，农业劳动力中文盲、半文盲约占23%，小学文化程度约占39%，大专文化程度占0.08%。

低投入的农业和低素质的劳动力素质形成低竞争力的农产品。

1996-2000年，全国农产品销售价格指数累积下降了22.6%，广大农民直接现金损失千亿元以上，即使如此，中国农产品的价格还是高于国际农产品市场价格20-40%之间。

从总体上看，中国农产品不具备市场竞争力。

同时，70%的人口生产30%的人口吃的农产品，势必供大于求，其结果是农民的务农收入下降。

低收入的农民又进一步形成弱质的农业，这样一个恶性循环圈。

（2）低扩张能力的工业。

二元结构一元化的重要特征是工业部门（现代部门）不断吸收农业部门（传统部门）的大量的剩余劳力。

但问题就在于城市和乡镇工业自身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升级的缓慢与滞后，非但没有吸干尽农业剩余劳动力，反而形成了新的城市失业人员，导致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二元结构反差扩大。

为什么中国工业部门吸纳劳动力比重下降？

其原因在于中国工业自身的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升级的缓慢与滞后，导致生产的不发达的工业产品遇到了出口需求不足的矛盾，影响工业部门和以工业部门为依托的三产业部门吸纳劳动力能力不足。

因为这一时期，发达国家己进入了信息经济时代，利润流向了信息产业和应用信息技术改造的传统产业，而中国的城市的工商业却依然处于工业化初中期，出口导向战略受阻导致国外需求不旺进而影响国内工商业的生产，削弱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从国内看，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扩大趋势。

更为严重的是增加了收入的城市居民用于吃的支出越来越少，2001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6年增加了2020.7元，但用于食品的开支仅增加了109.3元，增减相抵，城镇居民用于农产食品开支比1996年减少了97.5元（陈锡文，2003），导致减少了收入的农民用于吃的支出比率越来越高、购买工业产品的支出越来越少，农村恩格尔系数为47.7%，农村社会商品零售额只有37%多一点，农业对gdp的贡献率仅为14.5%（每100亿元gdp，占我国人口70%的农民只拿15元，85元归占人口30%的城镇居民支配），农民家底如何能厚？

特别是农村现在有3000万贫困人口、6000万农民的生活处在温饱或温饱有余的水平（韩长赋/陈锡文，2003）。

国内农业和工业的生产能力大量过剩，国内外的需求减少，形成了非良性循环，商品供需关系不平衡必然导致企业开工不足。

因而出现了二元经济理论的创立者所未预料到的城市劳动力本身面临的就业不足。

目前，中国城镇至少有2500万人等待饭碗，相当于城镇中每10个人有一个人失业，这已经十分接近国际警戒线。

如果考虑到农村1.5亿剩余劳动力需要寻找出路，必然会出现农民工和城市工抢饭碗的现象，即使是过去脏、累、差的活属于农民工的空间也会日趋减少。

抢饭碗的结果，基于城乡关系的不顺，一方面体现为城乡二元结构形成的制度壁垒，保护城市居民、排斥农民工，比如先城市工人后农民工，农民工可获取的就业岗位有限；另一方面是城市工商业的技术含量，客观上减少了农民工的需求，由此引发劳动力的结构性剩余。

从一般层面讲，城市居民受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年限、机会均高于农村居民，既使就业机会增加了，农村剩余劳动力仍无法转移出来。

因此，城乡就业岗位的稀缺和就业技能贫乏的现实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而非城市化率低，不仅仅是城市化提速就能满足城乡人口流动的要求那样简单。

　　综上所述，二元结构反差的扩大实质上是工农业产品都遇到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困难，使得工业上的先进生产力无从发挥，农业生产的提高缺乏推动力，导致城市失业和农业部门永远处于不发达状态，城市部门的经济扩张以牺牲农村地区为代价，导致农村地区不发达状况的恶化和不平等状态的强化。

　　如何缩小二元结构反差？

仍然依照二元结构理论，走传统工业化道路是否可以达到希望的彼岸？

这些问题是人们关注的中心。

很显然，新的举措必须满足：

改造传统农业、激活城乡工业、发展服务业的三大要求；从社会关系上看，要实现繁荣农村经济、城乡统筹发展"。

许多学者认为，加快城市化进程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统筹城乡发展的最佳选择。

但问题是城市化的发展虽然反作用于社会经济，却不能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手段，从更根本的意义上讲，城市化应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

世界各国的经验也证明了这一点。

世界各国的城市化进程是伴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展开的。

因为，工业的发展伴随着生产要素的聚集、规模的扩大，从而引起人口的聚集。

人口的聚集同时带来笫三产业的迅速发展，进而伴随着人口更大规模的聚集。

因此，我国当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苦于无出路，并非是城市化率低，而是城市经济社会发展不够带来的农民工城市就业不充分，进而导致向城市转移受阻。

比如2000年底对全国17805个镇进行统计，平均每个镇的非农业人口仅2248人，不少地方出现了"村村象城镇、镇镇象农村"的现象，官员造城，有城无市，缺乏投资和就业的吸引力（许经勇，2003）。

城市化必须与产业发展结合起来。

事实上，我国目前农村的2亿多农村剩余劳动力，如果都由城市来消化，则需要建设100万人以上的特大域城市200个，或增建10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300-400个，据测算，城市按排一个劳动力，仅生产性投资就需1万元左右，保守估计2亿多剩余劳动力进城也需2.7万多亿，如此巨额投资，政府如何提速城市化？

　　正确的策略只能来自于对现状的精确分析和选择合适的突破点。

要缩小二元结构反差，就必须从时代背景出发，沿着生产力发展的轨迹寻找答案。

生产力形态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文明形态，影响城乡二元结构突破的最根本问题是生产力跨越式发展的道路的选择。

原有的二元或三元经济模型，都把研究对象的范围限定在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过程中，这显然是原有生产力形态的反映。

生产力形态，人类社会经历了从渔猎采集经济向农业经济转变的农业社会（公元前4000年-1750年）、工业社会（1750年-现在），正面临着信息化浪潮（1970年-现在）。

、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转变的工业社会（1750年-现在）依次转型，现正经历着工业经济向信息经济转变的信息化社会转型（1970年-现在）。

信息技术推动着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变，在这一阶段，财富的积累、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进步、个人的发展都要以信息和知识为基础，已经引起了一场巨大的产业革命和社会革命，再一次改变人类的生活、生存和工作方式。

在信息时代的背景下，人们在传统产业己经很难找到突破口，新的突破口一定是在先导产业上。

这个新的突破口就是信息产业。

因为信息产业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部门会创造新的就业部门、缓解就业压力，会导致需求结构发生变化，提升产业结构，激活经济发展的潜力。

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的it和信息化一直处于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一轮技术革命的领跑地位，it革命的支柱pc和互联网等技术多数起源于美国，而美国的经济却保持了世界霸主的地位，正是信息化的成功才造就了美国90年代新经济的兴起。

　　这样，信息作为一种最重要的资源越来越受到重视，信息技术的发展步伐越来越快，信息产业的规模以及它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越来越大。

（1）在产业结构上，以信息服务为核心的第三产业取代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笫二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

（2）在交往手段上，虚拟网络取代实体网络，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联系最广泛、传递速度最快、经济价值最高的交往载体。

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向信息化社会转变，是切实可行又刻不容缓的，也是各类型国家"共同发展"的前景。

　　因此，中国二元结构的成功转型，离不开的信息技术的应用与发展。

江泽民同志曾多次强调，"四个现代化，哪一化也离不开信息化"。

但是，中国的信息能力只相当于美国的8.6%、曰本的8.892%，甚至比经济发展水平不如我国的印度也低（袁正，2003）。

据国际电信联盟和世界银行的报告，48个最不发达的国家平均每百人拥有0.48部电话，而美国每百人拥有60部电话。

非洲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2%，只拥有世界2%的电话，我国每百人拥有13.9部电话。

世界平均每万人互联网主机为63.10台，高收入国家为374.89台，而中低收入国家为2.41台，南亚和北非地区分别为0.11和0.23台，我国只有0.16台。

西方七国人均计算机占有率比我国平均高32-90倍，互联网普及率高143-1761倍，国际电信通讯相对购买力高126-149倍（赵元凤，2003）。

世界互联网用户中，美国和加拿大占40%、欧洲占27.8%、亚太占25.8%、拉丁美洲占4.2%、非洲占0.7%，以互联网为中心的市场信息知晓权和市场化资源配置权显然属于有完善的数字网络的国家或地区，数字鸿沟已经成为当代全球新的贫富现象。

许多有智之士己经多次指出：

信息化将会使发展中国家面临"信息贫困"的新危机。

对于中国而言，起自于20世纪90年代的内需不足、工农业产品出口受阻的根源在于信息化程度不够，经济全球化参与程度低。

正如伦敦巴努斯研究所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的，"信息的贫困者才是真正的弱者，是新世纪的受害者、旁观者"，中国正面临着信息贫困带来的经济落后的危机。

在新危机面前，中国可以在其他方面稳步前进，但是在占领制高点，实现城乡二元结构的转型过程中，己经没有犹豫的余地，必须把信息化作为基本国策。

　　尽管与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的信息化水平相当低。

但是，就其在国内的发展而言，信息技术已经在中国的发展逐渐形成产业，而且中国经济的发展对信息产业的依赖度越来越高。

"九五"期间，信息产业年均增速超过30%。

电子信息产品在外贸出口中，从95年的11%上升到2000年的22%。

2000年我国gdp增长率中，信息产业贡献度在10%以上，己经替代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且10年内没有其他新兴产业可能替代（北师大课题组，2001），不论是现在正在兴起的生物技术及其产业，还是因环保事业发展而迅速成长的环境产业和材料产业，且不论从研发到产业化过程还要走相当一段路程，就其对其他产业的渗透程度而言，也是无法与信息技术产业相比，或者说对国民经济各产业间接影响较小。

这样，信息产业无论是从发展前景，还是作为一个新兴的产业部门，都完全区别于农业、工商业部门而独立存在。

从生产力类型上看，在中国由农业、工（商）业、信息产业三元并存的经济形态在国内基本得以确立，传统的二元结构演变成现代的三元结构，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现实问题也就是如何实现三元结构转型。

　　三、转型规律：

从三元结构到一元结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信息化推动了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张和农业效率的提高，为二亓结构的转型准备了物质基础。

但是，信息产业的存在，引发了结构的变迁-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二亓结构逐步演变成三元结构。

因此，城乡二亓结构一元化的前提是三元结构的转型。

实现三元结构的转型，本质上就是指在高技术含量的信息产业、现代生产方式的制造业、传统的农业并存这样一个复杂的经济社会结构中发展经济。

对象的变换导致传统的二元理论的适应性受到限制，必须依据三元经济结构的现实，发展新的理论用以指导实践。

　　1知识生产率取代劳动生产率。

在二元结构理论里面，资本主义的工业部门己经非常成熟、相对稳定，因此，工业技术的发展在发展中国家就只当作已经存在的外生变量。

而在三元结构理论框架里面，世界信息产业的前景对于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同样具有诱惑力，他们的起跑线基本上是一样的。

信息产业自身的发展，不能仅仅作为一个被动的发展行业，必须是一个促进经济发展的内生变量。

自然，研究三元结构的转换，首先要研究的是影响信息技术产业自身发展的因素。

二元结构理论强调的是结构转换主要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促进。

但在信息经济时代，劳动生产率己经不能够创造更多的生产价值，一国经济增长速度的快慢，主要取决于知识生产率，即生产知识，且把知识转化为技术以及把技术转化为产品的效率。

一个企业如果不能够不断推出新技术、新产品，即使劳动生产率再高，在剧烈竞争中仍无法摆脱被动甚至被淘汰的命运。

知识生产率替代劳动生产率将是一个客观规律。

也就是说三元结构理论是以知识生产率为突破口来研究信息产业部门的自身扩张问题。

自然，影响知识生产率高低的最关键因素是人的素质高低。

如何通过信息化加大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提高公民素质便是三元结构理论研究的重点，也具有不同于二亓结构论的特征。

　　2信息部门对工商业、农业部门的改造作用。

信息经济是一种以信息产业为主导的产业型经济，基于信息通讯技术的高渗透性、倍增效应等特征，它既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