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晓松人生都是写好的剧本总能接着走下去.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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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晓松人生都是写好的剧本总能接着走下去
高晓松：
人生都是写好的剧本，总能接着走下去
∙发布日期：
2012-01-29
“我以前一直以为喝酒能让人自由，最后因为喝酒失去了自由。
”去年5月17日，高晓松因危险驾驶罪被判处拘役6个月，处罚金4000元人民币。
对于高晓松而言，这6个月不是一场审判，而是一次救赎。
事发后的高晓松对警方表示：
“我是违法行为，我愿意承担事故全部责任。
”随后，他又在询问室亲笔写下“对不起，永不酒驾”，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在庭审中，他说“酒令智昏，以我为戒”。
面对公诉人对其醉驾的事实和指控罪名，他表示“自愿认罪”，并数次打断律师以证据瑕疵发起的无罪辩护，“律师，我已经认罪了。
我相信法律公正。
”
有人说这是一次成功的危机公关，高晓松认错诚恳、个人形象加分不少。
一个清华才子，校园民谣旗手，恃才傲物的游吟诗人，从书香门第，一路名校，少年成名，走遍世界，到看守所漫长的184天，高晓松的经历充满话题。
乐评人李皖在《两个高晓松》中这样描述当年27岁、发表了个人作品集、开了个人作品音乐会、正处在顶峰的高晓松：
“在歌里，高晓松一直在回忆，让人以为他是个内向、伤感、学生气十足的人。
现实中的高晓松恰恰相反，他轻佻、贫嘴、痞里痞气，满脸是浮夸的笑，满嘴是七荤八素的杂话，没一秒钟能够安静。
”恃才傲物是朋友对高晓松最具负面性的评价。
高晓松说，幸好老婆没认识年轻时的自己，“我年轻的时候飞扬跋扈，现在想想，自己都讨厌自己。
”
“根红苗正”的高晓松离开大学的第三个月就发财了，当年就有车，有三万块钱的大哥大，大哥大上还吊了一个三千五的BP机，有一个特别贵的呼号，就一个数，呼“6”，那一年他才22岁。
“那时候多张扬，一定要让自己特别与众不同。
22岁发财了，24岁发表第一首歌《同桌的你》还出名了，你想我那时候有多膨胀。
”
接受本报专访时，高晓松梳理了自己“在里面”六个月的生活，还表示决定远离过往的那些张扬、膨胀和不靠谱，“一个从小被惯大的名校生，20多岁的膨胀可以被大家原谅，但这种人在40多岁的时候应该担当更辽阔的使命，做一个名校生应该做的。
”
这一切，正如高晓松在歌中所写的：
开始的开始，是我们唱歌，最后的最后，是我们在走。
高晓松
出来混，早晚要还的
说句心里话，如果我面临的是无期徒刑，那我可能会辩解，但这个最高就是六个月，男子汉大丈夫就为了六个月变成五个月去上诉，人生缺这一个月吗？
新京报：
你曾说，希望出来之后生活可以慢下来、不想一再“被消费”，现在你觉得做到了吗？
高晓松：
还好吧。
因为你在这个名利场里自己都消费自己，别人当然也消费。
我更多的是希望别人消费我的作品。
我比较倾向于以报恩的方式“被消费”，如果你对我非常好，那你消费消费，我也配合配合。
比如《大武生》时期的支持，以及其他让我觉得很温暖、不离不弃的人。
其实回头看，所有人都对我很好，媒体对我也很好，没有往死里打，包括围着我们家、堵着机场也都不是负面恶意。
刚出来一两周有点忙乱，因为我适应不了，但慢慢地我也能控制住节奏。
新京报：
大家对你庭审时道歉的态度印象非常深，之前大家对你的印象是游吟诗人，比较自由散漫。
高晓松：
我经常后怕，幸亏老天爷在这个时候给我刹住车，追到人家尾上。
要真是给人撞伤、撞死了，赔钱是另外一回事，你心灵也受不了啊。
你再恃才傲物、再浪子，你也是一个人，而且做艺术的人内心其实很柔软的。
道歉肯定是真心的，因为我太后怕。
老天对你好，你不能认为自己没做错。
再加上我是特别信“出来混，早晚要还的”，我那几天的感觉就是终于要还了。
那就一起都还了吧。
新京报：
你觉得自己要还的是什么呢？
有人觉得六个月判到顶有点重了。
高晓松：
有很多人跟我说量刑过重，我说，我以前也干过好多不要脸的事呢，不要脸虽然不能判刑，但你自己心里知道你干过很多不要脸的事。
我觉得就该判重点，把以前欠的全部的债这次一起还了。
新京报：
判之前你紧张吗？
高晓松：
不太紧张。
我已经听到一些消息说会重判，律师说可以跟法官谈判，因为血液化验单上三个签字的人都没有检验师执照，我说，你不用去弄那些事了，他有没有执照我也喝醉了，我觉得自己对自己惩罚或者叫“救赎”都是应该的。
说句心里话，如果我面临的是无期徒刑，那我可能会辩解，会听从律师的，咱们能减多少是多少，因为那是一辈子的事。
但这个最高就是六个月，男子汉大丈夫就为了六个月变成五个月去上诉，人生缺这一个月吗？
不就一片树叶子从树上落下来了嘛，有点太小气了。
而且最后真是在里面六个月我计划的读书写作都没弄完。
我后来跟所长开玩笑说，要是再住几天交多少钱？
所长说，反正国家给你们一人一天16块，纯属国家补贴，你还是别花纳税人的钱了，你出去吧。
用神奇感削弱绝望感
六米高的房顶上有一盏昏白的灯，左边躺着一个小偷，右面挤着一个黑社会，觉得好神奇啊，我挤在这样两个人之间睡觉。
新京报：
进去前想过将要面对的具体生活吗？
高晓松：
我当时并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能不能安静思考。
反正来什么面对什么呗，即使里面是“躲猫猫”“洗冷水澡”，那也看看你是不是一个男子汉。
后来我进去里面有几个大哥跟我说，晓松，在外面牛逼的人，在里边也一样牛逼，在外边是个怂人，在里边也是一个怂人，你不用担心。
我说我本来也不担心，我都40多岁了，我还会怕在一个地方变成特别傻的、天天被人欺负的人吗？
而且我还有一点点说不出来的小涌动：
让我来看看，这世界的另一面是什么样子，有些什么人。
2009年，与妻子共赴音乐节。
与年轻的、比自己小很多的珊珊结婚生女，曾是高晓松带来的一个话题。
高晓松说，在看守所的时候“特想我老婆"。
图/CFP
去年12月，从看守所出来后的高晓松在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上现身说法，给孩子们讲有关法律和自由的问题。
图/CFP
新京报：
第一天晚上睡着了吗？
有绝望感吗？
高晓松：
睡着了，因为从洛杉矶飞回来、参加完《大武生》发布会就去交通队，已经36小时没睡觉了。
但第二天没睡着，躺在那儿，看着六米高的房顶上有一盏昏白的灯，左边躺着一个小偷，右面挤着一个黑社会，觉得好神奇啊，我挤在这样两个人之间睡觉。
刚进去也睡不到好的位子，大家都论资排辈，谁呆的时间久谁就慢慢蹭到门边上去。
这个呼噜响，那个有口臭，你躺在那儿，你不停地说这神奇，这神奇，因为你要觉得神奇，就会削弱绝望感。
慢慢就好了。
新京报：
最初的不适感和“神奇感”过去之后，后面是否会有大量无所事事的时候？
你更习惯于发呆还是思考？
高晓松：
我是一个非常不爱主动思考的人，艺术这东西没法思考，艺术是一种很直接的感受。
在里边经常发呆，尤其下雨的时候，看不见，只能听远处的雨声，我让自己凝神，就仿佛站在辽阔的、自由的雨中。
我曾经有一个月都没跟同屋人说过两句话，把人都问完了，干吗的、什么背景、犯了什么罪、他怎么生活的，到第四个月，我已经没兴趣问了。
来回来去就是这么几种人：
偷摩托车的中学生、卖发票的、行贿的大款、受贿的官员。
以前你觉得社会好多角落你不了解，了解一通后发现也就那几个角落，没多少神奇的人。
后来我就开始翻译。
再艰苦，总得生活下去
拿个塑料瓶子扎个洞，每天晚上看《新闻联播》时装满水，电视上有时间就开始漏，漏到《新闻联播》完正好漏到一个位置，用黑色涂一下，就知道这是半小时。
新京报：
你在里面写东西，有笔吗？
高晓松：
每个人都是一样，一床被子、一床褥子，没有枕头，没有被单、床单，因为那些都能杀人。
把褥子卷一点到头上就当枕头睡了。
里头没有任何插口，怕你触电。
能自杀和能伤害别人的东西都没有。
笔也是只有最柔软的笔芯，刚开始特别别扭，后来我自制了一支笔，把早上喝的粥涂在纸上，卷在笔芯外头，卷成一支比较粗的笔。
马尔克斯的《昔年种柳》原本没人出版也没人翻译过，谈版权时我就跟马大师和他的经纪人说，一个热爱他的犯人，在监狱里用柔软的笔芯在极其昏暗的灯光下，也没有桌子，只有一个板，他坐在板上，抱着两床被子，边翻译边写，希望他能给予出版的许可。
新京报：
在里面会觉得时间很漫长吧？
高晓松：
里头没有钟，我们自制了一个钟。
老祖宗教的东西还挺好，就是沙漏。
用水做沙漏。
拿个塑料瓶子扎个洞，看《新闻联播》时装满水，电视上有时间就开始漏，漏到《新闻联播》完正好漏到一个位置，用黑色涂一下，就知道这是半小时，加长一倍就是一个小时。
我们有一个人专门负责看表，几点了，他就坐在那个塑料瓶旁边说现在几点。
新京报：
这些是你带进去的创意还是本来就有？
高晓松：
都有。
里面人的智慧无穷，再艰苦，总得生活下去，鲁宾孙在无人岛都能生活。
我还有一个钱包，是老犯人走的时候留给我的，用包装袋做的，非常精巧，但里面没有钱。
我半年后再见到人民币和美元，觉得比我想的面积大很多。
想到女儿，六个月很长很长
在里面，大家聊到女儿时都会热泪盈眶。
所有人都想自己老婆。
因为只有老婆不离不弃，最终只有老婆记得给你送件衣服，只有老婆定期来看你。
新京报：
家属去探望你时，你是什么感受？
高晓松：
家属每个月可以去探望，我老婆、我妈都来。
我老婆第一次哭得要死，我妈原本极为乐观和豁达——我妈从小教给我们很多，其中有两句网上还挺流行的：
“人生不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我妈自己走遍世界，我从来没见她为我哭过，结果她抓着那个探视的铁栏杆还哭出来几滴眼泪。
我当时跟我妈开玩笑说，看来我真是亲生的。
新京报：
你哭了吗？
高晓松：
我妈、我老婆来看我时我都没哭，我还特高兴，安慰她们。
我女儿来，她没哭，我倒哭了。
因为她特别高兴，她们跟她说，我拍戏呢。
我女儿说，爸爸你什么时候拍完戏呀？
我说很快了，其实一想还有很久。
想到漫长的人生，觉得六个月不长，但一想到女儿，六个月很长很长。
一想到女儿，你觉得两个礼拜都很长。
我大概就哭了那么一次。
在里面，大家聊到女儿的时候都会热泪盈眶。
首先，聊到老婆会热泪盈眶。
富商、干部、黑社会大哥、赌场老板、组织卖淫的，所有人都想自己老婆，这点让我挺感动。
因为只有老婆不离不弃，最终只有老婆记得给你送件衣服，只有老婆定期来看你。
我也特想我老婆。
年轻人没什么可想，年轻人在里边自得其乐。
想起他们，心里很难过
新京报：
我看过的监狱题材电影里，知识分子在狱中多少都会显得有点格格不入。
你觉得这种身份在里面给你带来的差异、需要调适的东西，难吗？
高晓松：
对我来说不难。
我有两个身份，一个是知识分子，还有一个身份是北京孩子——北京孩子从小学痞子，上街打架，我中学大学都因为打架挨过处分、严重警告，所以对我来说没什么大问题。
有一点世界观的问题，但我也没办法，这不是监狱的问题，是社会的问题。
我跟小孩讲，你出去别偷了，可以干点正经事。
但年轻人完全不接受你的思想，年轻人坚定地认为我唯一的罪行就是没钱，我有钱就没有罪。
里边的年轻人基本清一色是这么想的。
每个人都说，我出去当然偷啊，那我能干什么？
我只要偷多点，我有钱了我就没有罪，你看有钱人被抓进来了吗？
都是我们被抓进来。
所以我没办法说服他。
有的时候会觉得挺难过。
新京报：
你在里面会给这些年轻人教一些什么吗？
高晓松：
我开始还教两个孩子写诗呢，我把十三韵给他们默写一遍，让他们每句的结尾都押着韵。
有一阵子我们屋还掀起了一股人人写小诗的小高潮。
做学术的知识分子比较封闭，做艺术的人虽然是知识分子，但愿意接触更多的人。
如果真是学术型的知识分子，在里面可能会比较难过。
新京报：
里面有让你特别难忘的人吗？
高晓松：
有一次我没哭，但有点热泪盈眶。
是送我大哥，他判了七年，要下监狱了。
他这手夹着被子、褥子，那手提着一个塑料盆子，50多岁的人了，有点驼背，很绝望地离开了。
把他送到门口，我们俩热烈拥抱，我说，我出来之后，一定会坚持去看你一直到你出来。
我很少交到这样一个天天跟我睡一起、给我讲很多事情的人。
他很了解看守所里所有的人际关系，给我仔细讲了每个管教、每个科长的脾气、性格，教给我怎么适应，对待杀人犯也别怕，怎么对付他们。
我现在每次吃点好东西或者特别自由想干嘛就干嘛的时候，就想起这个大哥。
大哥还在里面煎熬着。
我还看上了一个年轻人，长得特别端正，人品也很端正，虽然是孤儿，但是从不乞求，非常正派的一个孩子。
他犯的罪挺倒霉的。
他做服务员，客人喝醉了揍他，被揍得实在受不了，还两下手，把人家眼眶打裂了，算防卫过当吧。
他特别老实、勤恳、能干活，我说，出来后你给我做助理吧，他特别高兴，一直怀着希望。
这事儿还让我心里很难过，我出来后跟经纪人、家里人商量，所有人都坚决反对，社会对刑满释放人员还是有歧视，你怎么能找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做助理？
他前两天出来了，我给了他一笔钱，还给他报了新东方厨师学校，希望他能努力在人海里不要沉没。
有时候会挺怀念里边的生活，大家都以特别简单的方式在一起，清贫、清淡的日子，管教也很单纯。
我应该这么说：
即使中国社会有一些坏的习气，但看守所还是最清水衙门的地方。
说句最不好听的话，到了看守所都是非穷即傻，也没什么油水。
高晓松承认出身名校、年少成名让自己很有优越感。
“现在还会有，就是不表现出来了。
”他说。
图/CFP
从倒数一百天开始数日子
最后一天我很波动，后来别太刻意了说我要怎么怎么样，到处去赎罪，也没必要，就顺其自然地生活。
新京报：
出来前一个礼拜会为今后的日子规划一下吗？
高晓松：
我从倒数一百天开始数日子，我想别太早数日子，数日子有点难过。
我特别痛恨七月跟八月，这两个月都是31天。
数到还有一个礼拜就不数了，因为要数就得数小时了，我就赶快把没看完的书，没写完的东西赶完，那个状态已经有点像在外边的时候要被逼着交稿了，赶快写东西。
新京报：
最后一天情绪波动了吗？
高晓松：
到了还有一天的时候可能我有点哆嗦，因为我这半年还好，不算很长，里边三四年羁押的人到提前一个礼拜要出去的时候都睡不着觉，然后经常问我外边现在什么样，我出去能适应吗？
在里面，牙刷这么短套在大拇指上，因为它也是凶器。
勺子也这么短，是软的。
我后来回到家拿一个这么大的牙刷刷牙都不会了，这太大了，怎么刷啊。
最后一天我很波动，我想了很多，我想出来以后我怎么生活，我本身又不是一个爱想事的人。
后来我说就自然去做吧，别太刻意了说我要怎么怎么样，到处去赎罪，也没必要，就顺其自然地生活。
表现优越感是一件讨厌的事
有几件事我是下了决心的，首先是不做生意，只卖艺。
再有，以前那些傻逼的事，到了40多岁也应该改了。
新京报：
如果说到这六个月的反省或者收获，你觉得是什么？
高晓松：
有几件事我是下了决心的，首先是更加坚定了不做生意，不成立公司，不会成立一个电影公司、音乐公司，坚定了只卖艺。
因为人生已经过了一半，能够有创造力的时间也就剩十几年，我已经入行18年，我猜最多再有18年，60岁就别占着茅坑不拉屎了，所以60岁会去教书，这是我早就算计好的，教书、翻译书、读书。
坚持只做作品，只做艺术家。
再有就是对钱看淡了很多——我本来就看得很淡。
我大概是我认识的人里面这岁数唯一没买房子的。
买点衣服，给老婆买买包，吃吃饭，能花什么钱？
这两件事都对，我出来之后更加坚定这个想法。
再有我对自己说，以前所有那些傻逼的事，即使不坐牢到了40多岁也应该改了。
有些时候觉得以前怎么就那么二呢，明明是一个三十岁的人，老拿十八九的心态来造，让人看了觉得这人特不和谐，这人怎么书也没少读，但老疯疯癫癫的。
出来以后我对自己说一定要低调，一切低调。
到现在出来一个多月我觉得还行，不难做到。
包括写写微博，跟大家在一起做事情都三思而后行，我觉得挺好的。
当然也不会低调到违背我性格，那倒没必要，最后不是O型血、天蝎座的北京孩子了。
新京报：
大家对你比较普遍的评价就是恃才傲物，优越感比较强，你觉得这次经历会改变你的这个特点吗？
高晓松：
优越感是一个没办法的事，现在还会有，就是不表现出来了。
优越感不是坏事，坏的是你老在别人面前表现这个优越感，那就是一个挺讨厌的事。
我投胎就投成这样了，首先是一个北京人，书香门第，读的全是最好的学校，根红苗正。
人家说自己也是四中的，我们都得问问你初中高中都是吗？
清华你还得是电子、计算机、自动化、建筑系四个最好的系。
我一直生活在领先的阶层。
我22岁发财了，24岁发表第一首歌《同桌的你》还出名了，你想我那时候有多膨胀。
我在里面回想从前的事，经常把脸捂在褥子里说，我以前怎么是这样一个人？
所以也活该还债。
我之前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我老婆全家信佛，我跟她说，你可不许求佛任何事，因为老天对我们已经太好了，给你美貌容颜，给我根红苗正，咱该满足了。
那时候我已经意识到生活可能搞错了，这次我小小地把自己的六个月还给生活，总比还别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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