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飞贼引发的北平大谍案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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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飞贼引发的北平大谍案上
一个飞贼引发的“北平大谍案”（上）
北京市东城区交道口京兆东公街24号院，一个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四合院，却是70年前的一场惊天大谍案的发生地。
这起被国民党政府称作“北平谍案”的暗战，是中共情报战历史上少有的重大损失。
多年来精心布局的中共北方情报网几乎因此被连根拔起，多名优秀的中共情报人员被捕入狱，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国民党的将校军官，潜伏在胡宗南身边、以熊向晖为首的“龙潭后三杰”也险些暴露，还有一些与中共联系密切的国民党将领也受到牵连。
灾难发生后，虽然周恩来和李克农等人很快控制了局势，但那段时期中共情报战线还是元气大伤。
保密局头子郑介民、毛人凤兴奋地宣称：
“搞垮了中共情工半壁天下。
”解放战争时期中共北方情报站示意图（部分）
北平谍案过程曲折复杂，并充满了戏剧性。
下面就请跟着我回到七十年前，经历那场隐蔽战线的殊死较量。
1947年，当时的中国正处于解放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在转战陕北，跟胡宗南率领的国军在黄土高原的山沟里“捉迷藏”。
电台几乎成了中共中央与外界的唯一联系渠道，对敌占区的情报需求尤为迫切，要求各地情报小组不仅提供秘密情报，还要提供公开情况，如社会舆论等。
北平作为北方政治经济中心，北平情报小组的任务尤其繁重，电台每天都要发报，有时发报时间甚至长达7个小时，这样电波就很容易被监听到。
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这部电台还节外生枝，牵扯进了引起巨大波澜的“孙连仲事件”，成为引发整个谍案的导火索。
孙连仲
孙连仲是著名抗日将领，冯玉祥的十三太保之一，抗日战争时期，他因坚守台儿庄而闻名中外。
孙连仲主张抗日是没得说，他的政治立场也一直暧昧不清，这一点倒是跟他的老上级冯玉祥很像。
中原大战之后他带着西北军的部下归顺了蒋介石，改编为地二十六路军，并发出通电，声明今后“拥护中央，和平统一建国，决不参加内战”。
蒋介石认为孙勇于作战，忠于上司，因此采用怀柔手段对他大加笼络，孙连仲渐为感动，遂决意为蒋效力。
1931年，孙连仲率领二十六路军曾参加对红军的第三次围剿，进行了一半，“九一八事变”爆发，围剿也暂时偃旗息鼓。
孙连仲说自己牙疼，要求回到南京就医，并请求蒋介石将其部队调离驻地宁都，找一适当地点休整。
孙连仲的很多部下心系抗日，对于“九一八事变”之后国府不组织抗日却一心“剿共”的政策极为不满。
于是，趁着孙连仲不在，1931年12月14日，二十六路军的一万七干名官兵在总指挥部参谋长赵博生（中共地下党员），师长董振堂，旅长季振同、黄中岳等率领下，举行了著名的“宁都起义”。
宁都起义旧址（位于江西省宁都县城梅江畔，原来是一座耶稣堂，始建于1916年，是一幢砖木结构的二层楼房建筑，占地面积约有394平方米，底层展览图片照片，二楼是当年的会议室，陈列了赵博生的部份生活用具。
整个庭院占地约2040米。
）
蒋介石听到“宁都暴动”的消息之后都懵了，这是什么情况啊？
宁都起义是红军创立以来，第一次出现整整一个军建制的部队发生起义。
当时的红军受到多次围剿，实力很弱小，兵力不过两万，宁都起义一下子使得红军兵力几乎翻倍。
蒋介石做梦也没想到居然会发生这种情况。
毛泽东高兴坏了，这批原西北军将士都是骁勇善战，经过整编后称为红五团，成为红军的一支劲旅，以勇猛顽强、善打硬仗恶仗著称。
红军队伍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
“红一军团打先锋，攻无不克；红五军团殿后，守无不固。
”毛泽东曾于1938年12月题词：
“以宁都起义的精神用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我们是战无不胜的！
”
毛泽东与部分宁都起义将士合影孙连仲牙疼得蹊跷啊，这小子是不是暗中通共？
这是故意给毛泽东送兵去了吧！
查，给我狠狠地查！
但查了半天，貌似跟孙连仲本人没啥关系，后来虽然恢复了二十六路军的番号，但编制缩小，此后蒋介石对孙连仲虽然表面上仍然笼络，但内心颇有猜忌。
在抗战发生前，孙连仲的主要任务就是训练军队，兴修水利。
1934年10月，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孙部调往苏北地区，总部驻淮阴，全军分驻宿迁、涟水、泰县、东台、如皋、南通等处，从事修筑国防工事以及导淮工程。
像孙连仲这样的悍将，在围剿高潮时被派去修水利，显然蒋还是对他不信任嘛！
这要搁别人身上，早就郁闷得要死，不过孙倒是不在乎，只要别派我去“剿共”，干啥都行。
他干得热火朝天，显然已经把自己定位成了一名劳模，在各师提倡举行工作竞赛，进展顺利，获得嘉奖。
在抗日战争中，孙先后参加了太原会战娘子关战役、徐州会战台儿庄战役、枣宜会战等硬仗。
台儿庄战役中，台儿庄三分之二的地方为日军占领，中国守军死伤十之七八。
孙连仲的部队据守南关一隅，死拚不退。
这时，李宗仁来电话，严令第二集团军守至次日拂晓，等待汤恩伯军团前来增援。
孙大义凛然地说：
“长官有此决心，我第二集团军牺牲殆尽不足惜，连仲亦以一死报国家。
”旋集合可用之兵，包括炊事兵、担架兵都一并参加，组成一个敢死队，于午夜袭击敌人。
这时，池峰城来电话请示可否撤退至运河南岸，孙连仲命令说：
“士兵打完了，你自己填上去。
你填过了，我就来填进去。
有谁敢过河者，杀无赦！
”台儿庄
抗战胜利后，陈诚保举孙连仲担任第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北省政府主席，负责平津河北等地的接收。
孙连仲到任后，对国民党接收大员满天飞、贪污之风蔓延的现象十分不满；蒋介石嫡系军队在接收战略物资时的跋扈自私，以及对非嫡系部队的歧视，更令孙连仲感到愤怒。
北平是侵华日军司令部的所在，谁都知道那是个油水丰厚的地方。
陈诚保举孙连仲到这里，并没有按什么好心，主要目的是让他起到“背锅侠”的作用。
国民党政府的各部、各委员会，在平津都设立了办事处。
这些办事处的人拿着第十一战区的“封条”到处去“接收”，其中“一些人把东西往家里接收”。
另外，十一战区的各个部队并非孙的部队，而是各有背景，从人事到兵力运用，孙皆不能插手。
北平市长熊斌、天津市长张廷锷，皆为蒋介石所派，名义上由孙“指导监督”，但多各行其是。
孙连仲名义上是最高长官，但实际上被这帮人架空了，好处都被他们占了，但是“接收”造成的后果和责任，都得由孙来扛，换谁都得发火啊！
孙连仲曾气愤地表示自己不想在华北干了，对何应钦说：
“别人想干，我不想干。
为什么不叫愿意的人干呢?
”
在孙连仲身边，时任中将参议的余心清，觉得这是一个策动孙起义的好机会。
他曾任冯玉祥的秘书长，是冯玉祥的心腹。
1946年4月，冯玉祥、李济深、蔡延锴等人不满蒋介石的内战政策，秘密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实行倒蒋活动。
余心清奉冯玉祥、李济深之命，携100万巨款到北方策动国民党将领起义。
被当成“背锅侠”受窝囊气的孙连仲，自然就成了他策反活动的头号目标。
第十一战区于1947年3月改为保定绥靖公署，孙任主任，余则担任设计委员会中将副主任的职务。
余心清
1947年9月的一天夜里，一份从北平秘密电台发来的电报被紧急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
内容是：
“孙决心合作，请速派负责人员来商。
”
但这封密电非但没有让周恩来有丝毫欣喜，反倒大为震怒，因为这封密电犯了情报工作的大忌。
电报是余心清自作主张，通过打入保定绥靖公署的地下党员陈融生联系，经北平秘密电台发出的。
陈融生是北平情报小组重要成员，掩护身份是保定绥靖公署外事处副处长。
如果孙连仲弃暗投明，对于中共来说自然是一件好事，虽然当时孙连仲已经基本被架空，能直接指挥的部队几乎没有，但毕竟名义上是国民党一方大员，投诚过来对于国军的士气是很强的打击。
但是像与孙连仲接触这样的统战工作，应当由专门负责统战的同志负责，本就不在北平情报小组的职责之内。
隐蔽战线斗争的大忌就是节外生枝，自行建立横向关系，徒增危险。
周恩来是中共隐蔽战线的缔造者和领导者，自然深晓其中利害，看到这封密电就意识到了可能招致的危险。
他立即找来时任中央社会部一室主任的罗青长，严肃告诫：
“敌人因战争招招失败，其警惕性已日益提高，机要工作也日趋严密”，“孙连仲那里我们有很重要的情报关系，北平地下党不应管这件事。
统战与秘密情报要截然分开，不然会出大乱子的。
”
余心清的密电没有得到积极回应，本应另谋打算，但他迫不及待地不愿干等下去，又自作主张地举行了招待会，邀请各国驻北平领事参加。
在会上，他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说孙连仲以“第三实力，斡旋国共两党关系”。
美联社记者听风就是雨，立刻发出电讯，说北平大有1936年西安事变之势。
一时间，北平城内风声鹤唳。
偏巧，蒋介石正准备由南京经北平赴沈阳督战，闻讯后大为吃惊和震动，在保密局局长郑介民面前一叠声地命令道：
“一律逮捕，一律逮捕，一律逮捕！
”蒋介石的声音里带着愠怒，“务必竭尽全力，彻底清查打入各军政部门工作的地下共党，宁可错抓，也不能放过一个！
”
估计蒋介石脑海中回忆起，1927年的国民党被中共渗透成筛子的情况了，连说的话都跟当时一模一样。
蒋委员长震怒，下面能不肝脑涂地努力办事吗？
这一查，引发了后面的一系列事情，成为推倒中共北方情报系统的第一张骨牌。
以国军的一向作风，任务是要一级一级派下去，如果事情做成了，那都是领导的功劳，要是搞砸了，就是下面人背黑锅。
引发委员长震怒的这天字第一号任务，经过层层下发，最终落到了国民党保密局北平站电检科科长赵容德头上。
保密局北平站成立于1946年10月，前身是军统局北平办事处。
北平站为甲等站，共有六任站长，他们是马汉三、黄天迈、文强、乔家才、王蒲臣和徐宗尧。
其中马汉三为第一任站长，王蒲臣为第五任站长。
站内分秘密组织和公开组织。
秘密组织为秘书室、机要秘书室、人事室、会计室、总务科（设收发室、传达室、警卫组、汽车组、总务组）、电检科、情报科（设情报组、特别情报组）、行动组、策反组、学运组、心理作战组、特别情报组、华北补给站（枪械弹药的补给和装备），在密云、房山、南口、固安、滦县等地设有情报组。
公开组织遍布北平、保定两地的军、政、经机构，如北平行辕第2处、华北“剿匪”总司令部第2处、北平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北平市警察局稽查处、保定绥靖公署稽查处、空军第2军区调查统计室、第72兵工厂稽查组，此外在北平市政府、民政局也都有区、科级部门。
公开组织的行动在名义上挂着行辕、剿总、绥署等上级机关的牌子，实际上听命于北平站长，各机关负责人无权干涉。
当时的北平站长是马汉三，他把任务派给了电检科科长赵容德，由后者负责侦测中共北平密台任务。
赵荣德不敢怠慢，组织全科上下努力监听，赵容德把无线电侦测电台架到了吉普车上，开始对北平进行全天候监控。
这种无线电侦测电台可以通过雷达技术侦测秘密电台的位置，其技术和设备均由美国特工部门通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提供。
电检科一连大干了几天，却什么都没有什么发现。
据说电台最终是这样暴露的：
保密局北平电检科的一个报务员，因为与老婆吵架睡不着，半夜起来戴上耳机，胡乱调收音机频率收听，听到了一个没有登记的电台在发报，第二天便向科长赵容德报告。
这种说法演绎成分太大，未免把国民党情报工作说的有点儿戏。
保密局的电台侦测车大致确定，王府井大街、南池子、北池子间约五百米方圆内有一架电台，每天早上六点开始发报，持续数小时。
电检科的任务算是完成了，赵荣德把电台侦测结果，上报给保密局北平特种工作组组长谷正文。
谷正文
谷正文本名郭同震，山西汾阳人，1931年考上北京大学，本要立志做学问，没想到爆发了“九一八事变”，随后积极投身学运，秘密加入共产党，曾任中共北平学生运动委员会书记。
抗战爆发后，弃笔从戎，在林彪的115师任侦察大队队长，后被国民党逮捕，随即叛变，加入国民党军统局，成为一名军统特务。
然而，据谷正文自己说，1935年在北大读中文系时，他就秘密加入了军统局，戴笠每个月还会派一个人与他联系，七七事变后，他与北平二十多个流亡学生来到济南，组成“山东政府教育厅演剧队”，受中共北方局领导。
后又投入敌后游击工作，被日军俘虏，抗战胜利后再次回到军统局。
还有人揭发，在被日军俘虏之后，谷正文成为日本宪兵队济南本部特高课（剿共班）课长长武山英一手下的汉奸特务，干过不少祸国殃民的坏事。
总之，这个人的经历十分复杂，在共军、国军、日军手下都干过，并且往往是双面间谍。
1946年戴笠死于空难后，毛人凤清点戴笠遗物时，发现戴笠在他的日记里写道：
“郭同震读书甚多，才堪大用。
”于是谷正文被委以重任。
思想品质就不谈了，谷正文头脑很聪明是肯定的。
赵荣德上报的电台侦测结果，给谷正文出了一个难题：
这一片有百十号人家，到底是在哪一家呢？
如果用国民党特务的常规手段，明火执仗地挨家挨户搜查，一定会打草惊蛇，失去这条线索。
当时侦测秘密电台位置，还有两个常用的办法：
一是在密台发报时分区停电，如果电台的信号也突然消失，那么就能确定其方位。
这种办法除了动静小点，其实跟挨家挨户搜查也差不多，不仅效率不高，中共情报人员只要稍有警觉，就能发现并转移。
另一种办法是查电表。
这倒不是通常想象的那样，以查电表为名入户搜查，而是当时电灯、收音机是最主要的耗电用品，秘密电台功率为50瓦或100瓦，已经算是大功率电器。
谁家的电费明显超高，就很可能是电台。
但这种办法的缺点是没有确定把握，而且不能把电台发报人员擒在当场。
谷正文想来想去，最后想到了一个人——飞贼段云鹏。
段云鹏
段云鹏，河北冀县人士，16岁时离家出走，跑到保定投奔直鲁联军当兵。
他体壮如牛，性情粗野，在军队学了一些武艺，和别人摔打起来很少有对手，爬高越沟身轻如燕。
1928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接近尾声，6月8日攻入北平。
段云鹏也离开军阀军队来到北平，拜著名侠盗“燕子李三”为师，苦练轻身术并学会了不少偷盗作案的本事，江湖人赐绰号“赛狸猫”。
抗战爆发后，段云鹏沦为惯偷，屡此在平津地区作案，曾夜入天津市长官邸、北平瑞蚨祥绸布店、德国大使馆及一些阔商、富户住宅行窃，窃得钱财后吃喝嫖赌，挥霍一空。
胆大包天的他，甚至潜入当时的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官邸行窃。
冈村宁次的官邸位于煤渣胡同中段。
煤渣胡同位于王府井大街东侧，属东华门街道办事处管辖，呈东西走向。
东起东单北大街，西止校尉胡同，南与北帅府胡同相通，北邻金鱼胡同，现为协和医院北墙外道路。
煤渣胡同
煤渣胡同可是个有故事的地方。
清咸丰十一年（1861），在胡同中段路北的煤渣胡同3号院设立神机营衙门，选八旗精锐一万五千人，配备新式步枪，由恭亲王奕?
率领，负责守卫紫禁城和三海，并扈从皇帝巡行。
一时间，八旗京官争相投效，煤渣胡同顿为旗人所瞩目。
清政府在1885年设立的海军衙门是神机营的附属单位。
很少有人知道，中日甲午战争中的那支北洋水师，最高指挥机构就在目前的王府半岛酒店的位置。
王府半岛饭店（原址为清朝海军衙门）
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神机营不战而溃，衙署也被八国联军毁坏。
到光绪末年，清政府在神机营旧址办起“贵胄法政学堂”，入学的多是富家子弟，他们或是根本不来上学，或是来了只知吃喝玩乐。
袁世凯上台后将之改为招待所。
招待所的第一批客人便是民国元年（1912）2月27日，孙中山派遣的由蔡元培、宋教仁等组成的专使团。
专使团的任务是敦促袁世凯离京到南京就任总统。
袁世凯表面上对蔡元培等表示欢迎，但实际上却不愿离开北京。
他一方面指派亲信到专使团驻地，力陈袁世凯不能离开北京，否则必然发生内乱。
另一方面指使部下发动兵变。
29日夜，袁世凯的部下在东城、西城同时放火、抢劫。
乱兵闯进专使团的驻地，搜人、抢劫、放火，将专使团的文件、行李抢劫一空。
南京闻讯，只得妥协，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任总统。
后来，时人称为“北洋三杰”之一的冯国璋的府邸也在煤渣胡同。
日伪时期，神机营旧址又成为日本宪兵队。
民国时改为陆军部军需学校。
如今煤渣胡同的建筑文物有中华圣经会、基督教青年会旧址，然而更有历史价值的神机营旧址和袁世凯招待所已被拆除，改建为居民楼或酒店。
位于煤渣胡同的中华圣经会
冈村宁次的官邸十有八九就是神机营旧址。
外面看上去并不显赫，清代遗留下来的旧砖墙，普普通通的红漆大门；但宅邸里面却非同寻常，楼亭、花园、树木、假山，一应俱全。
官邸的四周，前面是胡同，左面、后面均与中国市民的住宅相连接，右面是一条6米多宽的小巷，巷子另一侧是日军兵营。
冈村宁次作为侵华日军的最高长官，对他的保卫级别可想而知。
华北派遣军司令作战部为冈村宁次官邸专门制订了一整套警戒方案：
院落四角设有岗亭，卫兵昼夜轮值；左、后侧与中国老百姓住宅毗邻处的围墙上架着电网，24小时每分钟都通着3500伏特的高压电流；夜间，在门前胡同和右侧小巷安排流动哨。
一支20人的警卫队，日夜警戒着这座古色古香的院落。
如此高规格警戒，居然被段云鹏得手，可见其手段之高。
据日方缉查，段云鹏是从临街的三楼兵营屋顶跃过6米宽的小巷，跃入冈村官邸，得手以后从官邸右侧墙岗亭爬上围墙逃走。
段云鹏共窃得手枪1支、金表1块、金条5根、翡翠球1个、金佛2尊、美金5800元、日币149600元，伪储备票200000元，日军用票360000元、黄金40两。
以上财物中，最为贵重的是翡翠球和手枪。
那个绿色翡翠球，是前不久日本驻马来亚派遣军司令官来北平时作为礼物送给冈村宁次的，直径20余厘米，为稀世珍宝。
至于那支刻有裕仁天皇亲笔签名的手枪，全世界总共仅有3支，其实际价值难以估计。
由于损失惨重，以致冈村宁次直到多年后还对此事念念不忘，后来他在《冈村宁次回忆录》中写到：
“1943年我在华北对支那前总司令长官任上时，府邸发生了一桩极其恶劣的飞贼偷盗事件，损失尤为惨重。
后虽经日特高课和北平警察局多方调查，毫无结果。
”
冈村宁次：
我勒个擦，居然偷到我头上了！
在1946年冬天，段云鹏偷盗某绸缎庄时失手被捕，但仅仅关押了几天就被释放，因为他的案卷恰巧被谷正文看到了。
谷在其自传中说：
“听他描述行窃过程的妙处，我心中不禁窃喜遇到一个出色的小偷。
”于是，谷正文将段云鹏招募为特种工作组中尉组员。
段云鹏曾多次为军统盗取共产党地下工作嫌疑分子的资料，深得谷正文器重，“军调”期间曾密谋刺杀中共代表叶剑英和滕代远，幸好中共警卫十分机警，刺杀活动未得逞。
此次暗中调查电台所在的任务，交给这位“飞贼”最合适了。
谷正文给段云鹏布置了任务：
每日清晨五点登上可疑地区内的制高点，仔细观察，凡是六点钟准时开灯的住户，便前往窥探屋内的活动情形。
每天凌晨，段云鹏就悄悄蹿上房，谁家一亮灯，他就用倒挂金钩的办法在窗外窥视。
这一带有收音机的人家很多，房上的天线林立。
段云鹏发现，顺天府东街24号院的天线与众不同，别家的天线都是竖着木棍或竹竿，唯独这家天线杆又粗又高，由东南到西北竖着两根杆子，距离很宽。
凌晨五点，段云鹏发现院子东屋的电灯突然亮了。
一个男子洗漱完毕后，从桌下拿出一个箱子打开，取出耳机戴上，不是在发电报又是什么？
中共的北平秘密电台就这样暴露了。
（未完待续）
附录：
段云鹏的师傅燕子李三，有好几个版本，史学界公认的燕子李三，叫做李景华。
1895年，李景华生于河北涿州，幼时随叔父流落到沧州。
沧州习武之人众多，他也跟着拜师习武，爬墙上树易如反掌，非一般人所能比。
据其辩护律师蔡礼回忆：
“沧州人练武的多，他在那儿学了点武艺。
十八九岁时，跟着沧州一个走江湖的班子到河南洛阳卖艺。
在洛阳时，班子住所里丢了东西，人家怀疑他，就把他赶出去了。
他在洛阳人地两生，没有着落，便靠偷盗生活。
”一次，他见洛阳警备司令白坚武横行霸道，非常气愤，便在夜里偷偷摸进白家，将其随身佩戴的左轮手枪偷走，用武装带把手枪吊在他家后花园，留下一张纸条，上书“‘燕子李三'到此一游”。
这令白坚武十分恼恨，可又怕事情传出去有伤自己脸面，就没有大动干戈。
之后，李景华又在当地偷窃过几家豪门，引起了当地上层社会名流的愤恨，当局到处抓捕他。
李景华为了逃避追捕，隐姓埋名去了少林寺。
为了增强本领，李景华曾师从田盘山万松寺师父石敢当，及其同道师弟五台山法慧。
法慧因见他从小在山区长大翻山越岭如履平地，除教他刀枪剑戟斧钺钩等十八般武艺外，又授他八步登空和燕子三抄水，传说神奇。
在地面上上窜下跳，在水面上可贴水面跳跃，宛如燕子掠水疾飞，因此在师兄中得名燕子李三。
几年苦练，功夫大进。
从少林寺出来后，李景华流窜到平津一带活动。
他作案有两个特点：
一是专偷豪门富户，从不骚扰贫苦百姓；二是作案后总要留点痕迹，如仿效小说中花蝴蝶、白菊花等大盗的做法，把一只用白纸叠成的“燕子”插在作案的地方，或留下写有“燕子李三”字样的纸条，以表明明人不做暗事，好汉做事好汉当。
这更使得他声名大噪，“燕子李三”的绰号由此得来。
当然李景华不会有传说中的“燕子三超水”的轻功，不能在水面上点水而行。
但他的武功确实非同小可。
这可以从他的作案对象中看出。
他的作案对象不是小家小户，而是深宅大院、高墙阻隔、护卫森严的富家大户。
在这些地方，他能够来去自如，这不能不说他有超常的手段。
他可以头朝下，借助一些工具，身子像壁虎一样紧贴墙壁往上爬；也可以将系有长绳的铁爪抛于高墙或树枝之上，然后攀着绳子爬上去：
还可以用脚蹬墙，借劲使力，巧妙地越过障碍；也可以轻而易举地撬开各种锁子……
李景华一直在平津一带活动，曾在北平右安门外关厢居住。
因身怀绝艺，再加上作案前周密细致地摸底，并配有特制的药水等，李景华很少失手，作案无数。
曾到临时执政段祺瑞的府邸行窃，还偷过国务总理潘复、执政秘书长梁鸿志、爱新觉罗瑞仲家等人的财物，所以，名声越来越响，轰动一时。
每次作案后，为显示自己艺高胆大，燕子李三还故意戏耍权贵，仿效传奇小说中诸如花蝴蝶、白菊花等大盗的做法，把一只用白纸叠成的“燕子”插在作案的地方，显示自己明人不做暗事。
据说“燕子李三”的绰号便由此传遍民间。
当时时局十分混乱，当权者即为国之巨蠹，为富者往往不仁。
因此，老百姓对于专偷富人的李景华倒有一份亲切感，把他看做梁山好汉时迁一样的人物。
李景华有时候也将偷窃的部分财物分给百姓，受到百姓的称颂。
有报纸就曾这样报道：
燕子李三“得赃数千元之巨，初冬往游城隍庙，见附近居民以贫苦者太多，遂起怜悯之心，每人一元或二元，任意施舍，遂为侦缉队注意，跟踪逮捕”。
李景华偷盗的都是高门大户，就连当时临时执政段祺瑞在北平吉兆胡同东口的宅第、国务总理潘复以及大军阀张宗昌、褚玉璞等人的财物，他都偷盗过。
其所偷财物有时会分给穷人，但绝大部分被他吃喝嫖赌吸大烟挥霍掉了。
1934年，李景华再次被抓捕后关进北平感化所。
见感化所的狱卒薪俸微薄，他就出了一个主意，让狱卒们晚上将他放出去，作案后他再返回来，所窃之物由他们分发。
后来，他还和感化所巡官史海山成了拜把兄弟。
于是，李景华白天回来睡觉，晚上出去行窃，有恃无恐地作了许多案子。
但他信守诺言，作案后必定及时返回，给史海山等人带来不少的“好处”。
8月的一个晚上，西单丽华绸缎庄的经理潘国英去哈尔飞剧场听戏，李景华在散场时，跟踪他坐的人力车到了西单二条的住宅内，偷了不少高档绸缎和衣物。
不久，史海山拿着一件李景华给他的高档毛背心去洗染店，店主发现这是潘宅丢的，马上报告了潘国英。
原来，潘国英失窃后除告知警方外，还通知了有关的各家商铺，请他们务必留心。
侦缉队将史海山和其他一些接受赃物的人抓起来，关在前门外鹞儿胡同的侦缉队总部审讯。
李景华得知这个消息后躲在审讯大厅的屋顶上偷听，被侦缉队发现捕获。
1934年12月9日《京报》报道：
“法院看守所深恐其再行逃脱，故为防范计，特令李三佩带木狗刑具，以示严防。
”“木狗”又称“木狗子”，是旧时木制刑具的一种，把它装于犯人两腿间，使之不得自由伸缩离合。
这是一种原始、野蛮、惨无人道的刑具。
1935年1月，北平地方法院审理“燕子李三”盗窃一案。
后几经波折，官司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法院认定李景华有“强盗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
李景华不服判决，提出上诉。
时任北平律师工会副会长的蔡礼先生为李景华免费辩护时认为，“判12年徒刑过重”，“即使从重判处也不过8年”。
可是，尚未等到最高法院回复，1936年1月9日，李景华因长期吸食鸦片造成的肺痨发作而病死在北平看守所，时年40岁。
谜团一：
本是飞贼，何来侠盗之称
1935年1月27日，《京报》载：
“飞贼孔祥洲久惯在平市偷窃，与燕子李三及段云鹏等，均系一流人物，在黑钱行中，负有盛名……”可见北平一流飞贼众多，但为何燕子李三能成为侠盗？
首先是因李三仗义疏财，救济穷人。
所偷赃物，虽多用于个人挥霍，但他也会拿出一部分来救济穷苦百姓。
1934年3月5日，《京报》载：
“燕子李三实在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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