で甲宕统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 困境与对策研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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で甲宕统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で甲宕统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困境与对策研究
[摘要]在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浪潮席卷下，尤其是“5?
12”地震后羌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使得羌族传统文化生态遭受极大的冲击，面临着文化空间退化、特色文化资源流失及利用不足、传统村寨凋敝、包括羌语、羌族传统音乐在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濒危趋势加速以及现代语境下的羌族城乡社区传统文化生态亟待恢复和重建等问题。
基于文化的多元共生、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狭义传承和广义传承以及格兰特濒危音乐评估框架等理论视角，在分析羌族传统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的基础上文章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对策：
维护羌族传统村寨的传统文化生态；恢复和重建现代语境下的羌族城乡社区传统文化生态、构建和完善羌区城乡特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恢复和拓展羌族传统文化的社会功能、借助新媒体运用创新性思维和手段保护传承羌族传统文化、建立羌学研究学术共同体及其与社区的互惠和回馈机制。
[关键词]羌族传统文化；文化生态可持续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困境与对策
中图分类号：
C912.4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9391（2018）02-0052-07
羌族地理位置介于汉、藏之间，无论是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都体现出一种变化多端和杂糅交融的特性。
这个古老的民族在在全球化、现代化和城市化浪潮的裹挟之下，尤其是地震引起的羌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迁的影响下其传统文化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
“5?
12”地震后羌区现代化进程进一步加快，民众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外界对羌族传统文化生态环境的退化所带来的精神上的失落和困扰似乎还缺乏足够的关照。
尽管震后数月文化部明确了建立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决定，对羌族传统文化和生态环境实施整体性保护，震后的羌学研究成果也日渐丰富，但羌族传统文化的濒危趋势并未得到控制和扭转，对羌族特色文化的保护和利用仍存在很多不足。
本文将探讨羌族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的意义，分析目前羌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所需的文化生态环境面临怎样的困境，在此基础上，聚焦如何在羌族传统村寨和现代语境下的城乡社区恢复和重建羌族传统文化生态。
一、少数民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理论视角
（一）文化的多元共生理念
尊重和保护文化多样性是当今世界的主流价值观，其理论基础是美国哲学家霍雷斯?
卡伦（（HoraceKallen）于1924年提出的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pluralism）概念。
卡伦认为，文化冲突往往始于对异质文化选择权的剥夺，文化的优劣高下之分源于种族偏见和利益纷争。
19世纪主导美国印第安人政策的是强制同化观念，20世纪则发展为尊重差异的理念。
尤其是经历两次世界大战，社会主流观念逐步走向包容和尊重差异，接纳并倡导文化多元主义。
[1]多元文化宏观上是指在一个社会、国家或民族中所存在的多种文化的总称，微观上是指人类群体之间价值规范、思想观念乃至行为方式上的差异。
[2]多元文化主义强调不同语言、文化的特点和价值，主张不同文化之间应该相互尊重、平等共处。
多元文化是人类的共同遗产，也是交流、革新和创作的源泉。
[3]格兰特（grant）认为，文化的多样性有助于经济的增长以及基于知识的经济发展。
[4]10文化多元主义的主张在多民族国家内，重点便是对少数民族和原住民人群文化的保护和发展，关注“少数民族和原住民人群创造、传播、销售及获取其传统文化表现形式的自由，以及重视少数民族和原住民的特殊情况和需求。
[5]
（二）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狭义传承和广义传承
杨民康指出，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整体层面上来看待当代少数民族文化传承，应该兼狭义性和广义性两种传承方式，二者既互相包容，又彼此呈叠立状态，并且在其间互带“主位―客位”“双视角”的文化角色与学术立场。
狭义性传承通常为纵向的内部传承，其传承观念和文化立场是主位的、局内的，强调“族群――地域”范围内文化认同的意义。
广义性传承是在狭义性传承基础上拓展的文化传承，通常为外部传承，兼含纵向传承、横向传播、普及、典藏、研究和反哺（回馈）等不同功能和层面。
广义性传承活动具有多层性和系统化特点，集表演、创作、理论、学术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等活动内容为一体的次生性传承、传播活动。
[6]
就目前来看，学术界关于羌文化传承的研究还主要局限于狭义性纵向传承层面的探讨，缺乏就纵向传承之外的横向传播、研究和反哺等不同功能的理论性探讨和反思。
羌族文化传承应不只是囿于局部纵向传承，还应注重其在羌区不同地区间及族际间的整合及弘扬。
（三）格兰特濒危音乐评估框架及其启示
凯瑟琳?
格兰特（CatherineGrant）从联合国颁布的濒危语言的评估框架中得到启示，构建了一个包含12个评估指标及其对应的0-5的六个濒危级次、用以评估任何一种传统音乐活力与濒危程度的框架――“音乐活力与濒危评估框架（MusicVitalityandEndangermentFramework）”，简称“MVEF”，作为评估工具来倡导和辅助传统音乐的复兴和可持续发展。
12项评估指标分别是：
（1）代际传承；
（2）精通音乐的人数；（3）参与音乐的人数变化；（4）音乐及音乐实践活动的变化；（5）演出环境及功能的变化；（6）对大众媒介和音乐工业的反应；（7）音乐实践活动中的基础设施和资源；（8）音乐实践活动所需的知识和技能；（9）影响音乐?
?
践的政府的政策；（10）族群成员对音乐的态度；（11）相关局外人对音乐的态度；（12）音乐记录的质量和数量。
[4]105-126
笔者及研究团队依据格兰特“音乐活力与濒危评估框架”于2015-2016年多次深入羌区做田野调查，对羌族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瓦尔俄足”音乐的活力与濒危的影响因子进行了评估，调查结果表明，目前“瓦尔俄足”音乐文化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音乐的代际传承出现危机；族群成员普遍缺乏音乐实践所需的知识和技能；音乐记录材料的质量不高、数量有限；精通音乐的人数增长缓慢；参与音乐表演和活动的人数占总人口比率低；社区音乐文化传承所需的基础设施和资源匮乏；音乐的传播及产业化程度不高。
[7]少数民族语言、音乐、文化的传承都受一些相似的因子的影响，依据格兰特濒危音乐评估框架反映出的“瓦尔俄足”音乐文化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文化生态困境也是目前羌族各种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面临的普遍问题。
二、羌族城乡社区传统文化生态建设的思考
（一）羌族传统文化生态在羌族传统村寨的维护
羌族传统村寨具有突出的民族文脉和地域文化的生态环境，它所蕴含的浓郁的乡土气息、独特的乡村景观、淳厚的民俗民风，既是羌族历史文化的缩影，也是其人文精神和生态环境的完整体现，失去羌族传统乡土文化的滋养，羌族文化传承将失去养分和根基。
[8]徐学书指出，从保护羌族特色文化资源完整性的角度看，保护的重点只能是传统羌寨和传统羌寨群，因只有其才具备聚合羌族各类传统文化事项并活态传承的功能，因此，应将传统羌寨和传统羌寨群作为羌族文化遗产的区域性整体保护平台及支撑点。
然而，目前羌区很多传统村寨和村寨群并未纳入非遗保护范围，仍处于当地群众集体无意识的自然保存状态。
[1][9]225-238震后，许多高半山村民迁徙到河谷地带或城市周边，地震九年后的今天，羌族乡村人口向外迁徙仍在持续。
例如，笔者2004年第一次到访曲谷乡色儿窝时该村共有46户居民，村里保留着完整的羌族传统习俗和羌语。
震后，该村居民几乎全部迁徙到山下重新修建了新居，目前只有十几户居民中的中老年人留守在老寨里，以种植青脆李等果蔬为生。
震后羌区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也加速了羌族传统村镇文化空间的退化、教育资源及特色文化资源的流失以及羌语、羌族传统文化和习俗代际传承的濒危趋势。
例如，曲谷乡中心小学两三年前还有两百多名学生，而如今一个年级仅有五六名学生了。
维护羌族传统村镇的文化生态不仅是对传统文化空间的保护，也是为了牢固羌族文化的根基、使得羌族传统的礼俗、乡情不在城镇化新浪潮下瓦解离散。
首先，羌族传统村寨的羌文化传承应采取维护其发展的文化空间环境、建设宜居羌族村镇，发展生态农业和地方特色产业及维护传统文化和语言的代际传承的环境等措施。
乡村人口离乡谋生大都基于生计、子女的教育及追求现代生活的舒适、便利的考量。
尽管心怀永存羌族传统乡村的梦想，但作为局外人，我们所能做的是在不违背羌族群众现代化诉求的前提下，尽力发展羌族乡村生态经济、改善民生、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使得羌族传统村寨能留住更多村民，并能吸引更多的羌族村民回乡生活，恢复羌族乡村文化生态环境，以期留住羌族传统文化的根基和血脉。
另一方面，蒋彬指出，羌区由于地质脆弱，生态环境区域差别大，因此在村落的建设和发展中应有防灾意识，注重其选址与布局、建筑材料与结构的抗震性以及生计模式多元互补，避免原本多元的羌区生计模式走向单一化、同质化，过度依赖外界，忽略其真实和活生生的社会秩序的基本特征。
[10]总之，羌区传统村寨文化生态的维护是基于对自然生态的保护和合理利用的基础上的，需要现代灾害防治理念与本地知识互补和融合，消解差异与对立，以实现其长久性可持续发展。
其次，羌语是羌族传统村镇的核心文化资源之一。
维护羌语的语言生态环境是恢复羌语代际传承及对抗羌语被强势语言文化同质化的重要举措，解决语言代际传承问题应首先保护羌族儿童的母语学习家庭环境。
“5?
12”大地震后，羌区加快了拆点并校步伐，羌区少年儿童很小就离开家庭，到乡中心学校和县城里读书。
羌区少年儿童脱离了家庭和社区语言习得的环境，加剧了羌语代际传承的困境。
美国政府对于原著民儿童寄宿学校教育的文化同化制度进行了反思，1928年出版的“梅利亚姆报告”指出，以往政府的教育理念是把印第安儿童从家庭环境中剥离出来，而现代教育观念应该是在有家庭氛围的自然环境中培养人。
报告认为，印第安寄宿学校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和独立性。
[1]在曲谷乡等羌族偏远地区，羌语仍然是家庭和族群成员内部交流的活态语言，这是羌语可持续发展宝贵的家庭和社区语言环境。
在羌语存续的村寨如果无法解决就近入学的问题政府可以考虑通过补贴学生外出就学的交通费，使得他们方便回家，至少保证中小学生能每周回一次家，以便能尽可能多地浸润在家庭和社区文化环境中。
[8]在大范围内、大规模复兴羌语的行动无法实现的情况下，在几个羌语活态存续的羌族村寨建立羌语保护乡或羌语保护村是羌语保护传承比较切实可行的策略。
如曲谷乡河西村可以考虑以羌语及“瓦尔俄足”文化发源地为条件申报“中国传统村落”，四川省“历史文化名村”及阿坝州“特色羌族传统村寨”，以期争取获得国家政策和经济上的扶持。
（二）羌族传统文化生态在现代语境下的羌族城乡社区的恢复和重建
现代化并非意味着单一化，对于多元文化的理解与尊重体现在民族地区就是恢复民族地区的文化传统，培育少数民族群众的文化自觉，并在现代化情境中重构民族地区的文化生态，这已成为当前民族地区社会发展的当务之急。
[11]从高山搬迁到河谷和城市周边的村民以及灾后原地重建的村寨的村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习俗及居住条件都发生了改变，同时大规模的灾后重建加速了羌区现代化进程的同时也导致了羌族传统文化资源的“建设性破坏”和“保护性破坏”。
震后从曲谷乡色儿窝寨搬迁到茂县城里的笔者学生Y告诉笔者：
“现在搬迁到城里后，生活水平改善了，孩子的教育条件也今非昔比，但现在县城里的生活与老羌寨里的生活相比，感觉人情寡淡了，亲朋关系疏离了，没有了往日老羌寨里热闹的习俗和节庆活动，现在即便有婚丧嫁娶，年轻人一般吃了饭就走了，只留下一些中老年人唱歌、打牌，好怀念以前在老寨子里的时光。
”随着羌区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羌族人口的城镇化进一步扩大将成为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
如果羌族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下的羌族城乡社区没有立足之地，没有形成文化空间、恢复其文化功能，那么羌族传统文化，包括音乐和语言的消失将指日可待。
因此，如何在已经丧失了羌族传统语言和习俗的、已?
h化了的羌族城乡社区，尤其是震后重建的城乡新社区恢复并重建羌族传统文化生态成为未来羌族文化能否继续存留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从当下学术研究成果来看，各方对羌族传统村寨里羌族传统文化的传承普遍予以肯定，而对其脱离传统村寨环境在现代语境下的羌族城乡社区的传承发展有诸多争议，认为这种脱离羌族传统村寨语境的羌文化传承会导致传统的变异，甚至有商业化之虞。
但是，我们应当辨识在羌族传统村寨传统文化的狭义传承与在现代化语境下的羌族城乡社区广义性的文化传承的区别。
在现代化语境下的羌族城乡社区我们更应注重羌族传统文化的广义传承。
狭义传承注重传统文化遗产的保真式传承方式，而广义性传承的理念里包含文化发展、文化创新及文化适应。
一旦人们脱离乡村生活方式人口迁徙到城市，传统文化的功能和语境就可能被迫做出适应性改变。
新的语境下有能力重新定位自己并能适应新的社会环境的文化才具有可持续发展性。
文化功能的变化应看作是一种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
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民族传统特色文化仍然具有现代主流文化无法取代的功能。
例如，笔者曾于2014年11月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达勒姆（Durham）镇考察了美国新英格兰地区印第安人的传统节日“POWVOW”节的庆祝活动。
聚会上印第安部族的男女老幼?
g聚一堂，男人们一起敲击着印第安传统大鼓，齐声高唱印第语传统歌谣，女人在一边摇着印第安传统手铃一起和歌。
即便是在被摇滚乐、流行音乐主宰的美国，印第安人也以能唱自己的歌谣为自豪，并从中得到摇滚乐和流行音乐无法带来的族群归属感和认同感。
在笔者今年四月参加的羌学会举办的松叠笔会的篝火晚会上，与会的平时看似严肃的羌族汉子们，当唱起自己民族的歌谣，跳起传统舞蹈时，呈现出的是如孩童般的烂漫和快乐。
包括羌族传统音乐在内的羌族传统文化在羌族现代语境下的城乡社区仍然有主流文化和音乐无法取代的娱乐功能和族群文化身份认同功能。
此外，当下羌族乡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呈现加快趋势，村民通过打工、读书、工作等形式大量进入城镇，其携带的文化基因、价值观念与民俗活动和社交圈也给城市社区注入了活力、为恢复和重建羌族文化生态和羌族传统文化的再生创造了新的途径与土壤。
羌区城市社区内尽管居民来自不同的村寨，但相似的地理环境和文化习俗使得羌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传播及发展与创新容易被社区居民接受和需要，为羌文化生态的恢复、重建、发展和创新奠定了基础。
笔者认为，在现代语境下的羌族城乡社区恢复和重建羌族传统文化生态环境首先应确立羌族传统文化的价值和地位。
我国各民族传统文化是世界多元文化的组成部分，它既是一种地方性知识（localknowledge），也是一种独特的文化资本（culturalcapital）。
格兰特指出，族群成员往往将音乐与母语视为族群身份认同最根本的东西及族群文化的核心价值，共同的文化传统能使人产生一种归属感、存在感和融入感，有助于个人及民族的身份认同，它还能带给一个民族有关过去、传统文化和历史遗产的一种延续感，同时增强民族的凝聚力，促进跨文化的理解、交流、合作及和谐。
[4]10羌区政府层面可以通过政策引导，将掌握包括羌言、羌族传统音乐在内的传统文化当作是一种独特的人力资本，充分开发并利用传统文化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逐渐培养起羌族民众对民族文化传承的自觉性和积极性。
其次，政府和相关机构可以在现代语境下的羌族城乡社区通过举办传统民俗节会暨文化旅游节会活动，打造高品质羌族特色文化演艺活动以及开展深入社区，以群众为基础的羌族传统音乐、羌语等的公益性羌文化培训活动和教育项目，为羌族传统文化在现代语境下的羌族城乡的恢复和重建提供平台。
（三）羌族城乡社区特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民族地区特殊公共文化服务是针对我国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公民提供的关于他们传统文化方面的服务。
这种服务对于满足少数民族的特殊文化需求、维护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尊重和保护文化多样性、培育少数民族的文化自觉、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具有重要意义[5]。
震后，羌区的公共文化服务有了较大发展，但离羌区民众的实际需求还有较大的差距，总体说来，羌区基层文化公共服务体系还十分薄弱，亟待完善。
例如，羌区城乡震后虽然修建了一些文化场馆，但场馆里的软件建设还存在很大不足，居民可以利用的本民族的特殊文化资源十分匮乏。
笔者在2016年“瓦尔俄足”节期间在曲谷乡调研时发现，曲谷乡图书室和河西村文化室没有一本有关“瓦尔俄足”节或羌族文化的书籍、歌谱、歌碟和影像资料。
学校教育是实现羌族传统文化在学校传承、传播以及重建民族文化生态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同时也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内容。
肖冰坤通过对震后汶川“民族文化进校园”活动的调查，指出羌区学校目前羌族传统文化教育普遍薄弱的根源在于羌族传统文化教育并没有被纳入到现代教育体系的考试内容中，因而在以提高升学率为首要目标的中小学教育中始终显得“雷声大雨点小”。
[12]此外，由于现行体制下我国非遗保护、文物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的各部分工作处于相对独立的状态，羌区目前没有形成多领域、跨部门的综合性文化遗产整体保护和合力联动的工作机制。
[9]238
针对目前羌区公共文化服务十分薄弱的现状，首先，有必要加强羌族文化传承所需基础设施及文化资源的可及性建设。
一方面，不断完善羌族社区公共文化服务的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包括各级图书馆、文化室、传习所、博物馆、陈列室的建设，另一方面，需要加强羌族文化资源可及性的软件服务的建设，将以纸媒、录像、录音、电子资源等形式存在的羌族文化资源，包括羌语、羌族传统音乐文化资源收集、整理、记录下来，并使基层的干部和社区居民也能接触到这些资源，提升羌文化特色资源社区居民的可及度。
其次，学校教育是实现羌族传统文化在学校传承、传播以及重建民族文化生态的最有效途径之一，同时也是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内容。
目前，羌区学校对羌族传统文化的教育还普遍薄弱，应着重提高政府主管部门对羌族传统文化学校教育的意义的认识，确立羌文化学校教育的各级教学目标，构建具有羌区民族特色的文化课程资源，创新教学方法，改革当前的单一的以主流文化为主的教学评价机制，加强具有羌族文化知识的师资队伍建设，同时，学校教育需要与社区、家庭互动协作从而共同构成和谐文化生态环境。
政府部门应发挥其公共服务主导的作用，为羌族文化的保护传承提供保障，这需要科学构建并不断完善羌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
此外，为改变目前羌族特色文化资源保护各县级行政区域各自为政，从而制约了其整体文化的影响力，羌区各县在羌族非遗保护传承和特色文化资源利用上应加强合作，整合和打造一些覆盖整个羌区的有代表性的节庆、音乐等文旅产品，提升羌文化的整体影响力、传播力及文化产业的品牌效应。
在落后的民族地区发展现代教育，已有成功的先例。
贵州苗族地区石门坎的经验带给我们一定的启示。
石门坎曾是中国最贫穷落后的苗族山村。
1905年起，英国传教士柏格及其后继者们用了20年左右的时间将石门坎这个小山村，变成了“中国西南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西南苗族文化最高区”。
这种盛况持续到20世纪50年代。
伯格理创造的石门坎的成功经验对于当今羌区教育的启示是即便是在偏远落后的民族地区发展教育事业，只要方法得当、有恒心和长远规划，同时具有创新性思维和采取开放性措施，羌族的教育事业也大有可为，并可能取得不亚于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教育成就。
展望未来，我们期待不久的将来，羌区各级学生在本地就能接受到优质教育，不用舍近求远去外地求学，从而一定程度上减缓羌文化代际传承的危机。
（四）羌族传统文化社会功能的恢复和拓展――以羌语为例
要实现羌族特色文化资源被合理、持久的运用的目的，基本途径就是要让其能够在经济、文化、生态建设中不断被利用并实现其文化的活态传承，保持其生命力。
[9]255羌?
Z是目前陷入濒危的羌族核心特色文化资源之一，羌语的复兴对羌族城乡文化生态的恢复和重建具有重要的意义。
濒危语言的一个显著特征之一是语言的使用不仅在区域上受到限制而且在功能上也不断萎缩。
国外对母语缺少活力的语言通常采用扩大母语使用的范围，大力提倡双语和多语教育，加强母语在各个领域的使用的方式来复兴濒危语言。
费士曼（Fishman）列出了人工干预语言复兴的逆向转换工程（RLS）的八个具体阶段，[13]其中五个阶段都是关于拓展语言的使用域的。
费士曼强调从家庭、社区、学校、工作场所、政府部门和大众媒体上使用需要复兴的语言，以此扩大语言的社会功能。
由此可见，扭转羌语的濒危趋势需要扩大羌语的使用域，增强羌语的社会功能，例如，羌区地方政府、学术机构以及学校可以开展羌语的网上、网下教育项目和羌语水平考试，倡导民众主动学习羌语，并作为羌区升学及招工中的加分依据，把羌语的传承与地方经济发展及羌区民众个人发展的内在需求相结合，变被动学习羌语为民众主动的学习需求，这才是羌语传承的长久之计。
否则，即便全面恢复羌语的学校教育，也无法保证羌族民众学习羌语持久的主动性和学习成效。
（五）新媒体时代羌族传统文化保护传承的创新性思维和手段的运用
新媒体（NewMedia）是基于数字技术和互联网的信息传播的媒介形态。
新媒体具有交互性、共享性、即时性、个性化的特点。
新媒体的迅速普及为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护、传承与传播开辟了蹊径。
例如，当今全世界基于互联网的网络课程教育模式方兴未艾，慕课（MOOC）、微课等网课模式成为广泛流行的获取知识的新媒介。
基于新媒体的网络课程可以开发成为保护传承羌族传统语言和文化的新模式。
例如，设计出羌语、羌族传统音乐、释比文化教育的网络教育课程。
网课的受众可以是羌族学生、羌区公务员、羌族普通民众、羌族传统文化的爱好者等等。
其次，移动技术和手机的普及，使得基于手机终端的软件和应用成为传承及传播羌文化的主要媒介。
例如，阿坝州及其下属各县基本上建立了微信公众号，实时发布新闻及传播羌族文化，达到很好的传播效果。
此外，目前还有一些民间的公益性微信公众号也积极投入到羌文化传播中，诸如“关注羌族”“尔玛人”等公众号开设“每周一歌”等专栏来推广羌族创新音乐和经典音乐。
近来，网络直播平台的兴起又为羌文化的传播开辟了新路径。
例如，羌笛传承人何王全老师于2017年7月31日在斗鱼视频网进行了羌笛演奏和制作的网络直播，受众达到十余万人，何王全老师还在线解答了网友十多个问题，宾主互动活跃。
这些不同形式的新媒体传播模式成为新时期传播羌族传统文化的新生力量，受众甚广，传播成效显著。
羌区政府主管部门应加大对新媒体传播羌文化的投入和扶持力度，通过鼓励建立羌文化网课、网站和微信公众号、微信群、网络直播平台来展示和传播羌文化，同时，通过互联网平台为人们进行羌文化的交流提供空间和反馈机制。
（六）羌学研究学术共同体及其与社区的互惠和回馈机制的建立
美国著名应用民族音乐学家哈里森（Harrison）提出了学术共同体（epistemiccommunity）的概念（或译作认知共同体）。
学术共同体指在某一特定领域和具有专业知识能力以及对该领域或课题范畴内的知识具有权威及工作要求的一群志同道合的人组成一个学术共同体，相关参与者可能会具有不同的学术背景，但却怀有相同标准和原则的信仰、研究目的及研究主题，对一个或一组相同的话题展开研究工作为社区服务。
学术共同体的理念强调不同学科背景的学者及相关人员跨学科的视野以及彼此间的交流和合作。
[14]学术共同体将不同阵营间的合作予以概念化，这些不同的阵营对具体问题所采取的解决方案可能不同，可以使研究者发现自身研究的局限性以及从共同体成员的同向研究中得到互补和启发。
目前，羌学研究尚未形成完善有效的学术共同体，例如，羌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目前尚未建立官方网络平台；学术成果与社区的结合度不高，未能形成完善的反馈机制。
未来的羌学研究应更加强调学术成果的实际转换以及学届与社区、政府机构三方面的协作并形成互惠与反馈机制。
学术研究的“互惠与反馈机制”指研究者不仅要提供服务以作为对社区的一种回报，而且还要积极投身于社区中去设计、实施、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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