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德法关系曲折发展的原因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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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60年代德法关系曲折发展的原因分析
20世纪60年代德法关系曲折发展的原因分析
[摘 要]历史上，德意志、法兰西两个民族曾因多次发生战争而结为世仇。
二战后，德法两国走向和解，并于1963年签订了友好条约。
20世纪60午代，德法关系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之所以曲折，是由于两国政府中的各派在对国际形势的判断、共同体发展方向上出现分歧所引发的。
两国关系是在分歧协调中向前发展的。
历史上，德意志、法兰西两个民族曾因多次发生战争而结为世仇。
二战后至50年代，联邦德国和法国在欧洲联合的实践中走向和解。
进入60年代，两国在由和解走向合作过程中关系出现了，波折。
这一时期既有标志和解完成、德法关系发展高潮的《爱丽舍条约》的签订，又有艾哈德执政时的德法交恶，还有大联合政府时德法关系的缓和。
当然，这种波折是相对的，而非回到从前的敌对状态，合作发展仍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
本文着重从当时德法两国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及共同体发展上的利益分歧来分析两国关系曲折发展的原因。
一、20世纪60年代德法关系的演变
阿登纳执政晚期的德法关系如同阿登纳和戴高乐的私人关系一样发展顺利。
自他们1958年9月14日在戴高乐科龙贝双家里第一次会晤，一直到1962年，阿登纳和戴高乐之间通信达40多封，会晤了15次，总共用了100多个小时。
这种超乎寻常的频繁的个人交往，说明了两人及两国在观念和政策上的一致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在柏林危机中，法国不同于美国的妥协态度，在德美关系紧张之际坚定地站在阿登纳一方，两国共同分享对美国的不信任；在共同体发展问题上，戴高乐支持欧洲经济共同体加速发展，阿登纳明确支持法国要求的农产品进入共同市场、支持法国提出的欧洲政治联盟主张――“富歇计划”，并在计划失败后与法国走向双边合作。
面对戴高乐否决英国的第一次加入申请，阿登纳力排众议与法国签订《爱丽舍条约》，给予法国支持。
因为他相信：
“尽管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是那么值得欢迎，但必须懂得，没有法国，欧洲经济共同体就等于零。
”
新总理艾哈德上台时，冷战对峙趋向缓和，“柏林墙”已建立，德美关系得到修补，而法美关系逐渐紧张；德法友好条约只在教育合作方面取得进展，并没有导致两国政治上的一致行动和军事上的密切合作。
艾哈德总理不再用友好的言语来掩盖双方的分歧，所以“当戴高乐实际上正在反对美国外交政策的一切方面――北约组织，多边核力量，拿骚协定，禁止核试验条约，越南――的时候，艾哈德却在使波恩采取与华盛顿同样的立场”。
这与戴高乐的目标相对，从根本上抽空了他企图借联邦德国的经济实力去圆法国的世界大国梦想，造成德法关系冷却。
这一时期两国关系最主要的紧张根源还是在欧洲共同体的未来发展上，戴高乐系统的欧洲观――建立法德轴心，以主权国家为基础的欧洲联合，建设“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不依赖于美国的“欧洲人的欧洲”，在艾哈德时期受到了全面挑战。
艾哈德认为，德法政治合作的双边范围过于狭窄，希望扩大至六国范围；主张共同体保持开放，加强与英国的联系；坚持与美国的坚定的联盟；强调欧洲必须是大西洋联盟的一部分。
双方在共同农业政策上和部长理事会实行多数表决制问题上僵持不下，差点造成共同体的解体。
后来，虽然通过卢森堡妥协解决僵局，但共同体的发展陷入困境，德法关系降至战后的最低点。
虽然艾哈德政府并没有背离德法合作的基本政策，在有分歧的问题上还是寻求妥协，与阿登纳执政后期相比，德法之间分歧增多，两国关系急剧降温。
1966年，基辛格出任联邦总理，与社会民主党组成大联合政府。
大联合政府认为，德法关系的恶化不利于德国的统一，所以积极改善两国关系。
基辛格积极评价1963年的德法友好条约，并要重新焕发它的生机。
为此，他做出了种种努力，推迟访美直到他与戴高乐的第二次会晤之后；拒绝干预英国再次申请加入共同体被戴高乐否决；屈服于法国的压力让哈尔斯坦离开共同体执委会主席之职。
尽管基辛格做出了努力，但这时的德法关系仍然如履薄冰。
两国对法军在法国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后留驻联邦德国存有争议；波恩支持大西洋联盟，帮助英国和北欧国家加强与共同体的联系；抵制法国将波恩置于其核控制之下。
还有对1968年法郎危机的处理上德法的不和：
戴高乐期望马克升值，而基辛格希望通过法郎贬值来解决危机。
综观60年代德法关系发展历程，不难发现两国虽然经历了由友好到冷淡再到缓和的过程，但不管有多大分歧，两国都没有突破友好条约，而是利用条约提供的沟通渠道――法德峰会，协调两国的分歧，合作一直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
特别是联邦德国坚持德法和解、融入西方的战略没有改变，领导人更迭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德法关系出现波折，但没有使两国关系出现逆转。
这一时期德法关系在曲折中向前发展。
二、20世纪60年代德法关系曲折发展的原因
怎样理解这一时期既有发展高潮标志的友好条约的签订，紧接着却又面临条约实施不顺利、两国关系发生波折?
《爱丽舍条约》通过后，两国发生军事冲突变得不可想象，联邦德国将德法关系置于其它国家利益之前的紧迫性随之消失，两国被掩盖的分歧凸显。
在分歧协调过程中，两国实现了从和解到正常合作的过渡，并经受了来自国际、国内形势及共同体发展上分歧的考验。
（一）国际形势对德法关系发展影响巨大
柏林危机的持续，美苏在欧洲从紧张对峙逐渐走向缓和，以及法美矛盾激化都深深地影响着处于和解状态的德法关系。
二战后，美法在如何处理德国问题上一直不和，美国要复兴德国，而法国主张削弱肢解德国，但在苏联的压力下和美国要“痛苦地重新评价”其对欧政策的威胁下，西方联盟相对和谐。
西德成功加入北约，使“波恩对大西洋联盟的忠诚在短时间内和它与巴黎和解、邻国合作在利益上是非常融洽的”页）。
进入60年代，“随着苏联达到（与美国）核平等，开始追求欧洲现状的合法化；戴高乐主义决心以牺牲大西洋联盟为代价争取法国领导下的欧洲的世界地位，这迫使波恩在华盛顿和巴黎之间作出选择，即在她的大西洋联盟中的安全利益和在西欧的政治利益之间作选择。
”对波恩来说，置身于美法之外是痛苦的，因为无论美国还是法国对她都很重要，同时她们又都不能完全代表联邦德国的利益，但当美法出现较大分歧时，她又不得不表示某种倾向。
阿登纳过分靠近法国，失去了对美、对法关系上的平衡；艾哈德则矫枉过正，着重德美关系，造成德法关系冷淡；基辛格试图再次平衡对美、对法关系。
美法在柏林危机中的不同态度使阿登纳选择依靠法国。
在柏林危机前，由于阿登纳的入盟西方政策使联邦德国掌握了对东西方关系的否决权，即“德国不统一，就没有缓和”。
在柏林危机中，美国在德国问题上对苏联的态度逐渐软化，越来越愿意与苏联谈判，寻找在柏林问题和裁军问题上的妥协。
戴高乐则坚决反对在苏联的威胁下讨论柏林问题，与阿登纳分享对美国意图可靠性的怀疑。
为了维护联邦德国利益，阿登纳竭力与法国搞好关系，“试图刹住缓和的列车”。
“柏林墙”建立后，美国不顾联邦德国反对，继续在不扩散核武器问题上与苏联会谈，致使德美关系降至战后以来的最低点。
德美关系的恶化使联邦德国加紧靠向法国，最终促成德法友好条约的签订。
阿登纳选择力量相对弱小的法国来抵制美国的要求，有其深层次的原因，即德法联合反对美苏承认欧洲现状的企图。
虽然各自的出发点不同：
阿登纳不想放弃统一的主动权，不想承认东部边界；戴高乐则是想彻底否认雅尔塔体系确立的两极格局，但他尚有“比对付苏联更立即需要解决的阿尔及利亚问题”，所以他在外交行动上有所顾忌，因此两人在互相需要的基础上结成紧密联盟。
随着古巴危机的解决，苏联减轻了对柏林的压力，美苏致力于在欧洲缓和，德法由于利益不同，分歧逐渐显露：
对戴高乐来说，解决了阿尔及利亚问题后，最重要的是争取法国的世界大国地位，“柏林相对于戴高乐的意图来说毕竟是一个小问题”。
而且，正如瓦尔特?
利普曼指出的，法国对苏联的强硬立场基于法国不想与一个强大统一的德国相处。
而对于阿登纳的继任者来说，“柏林墙”既然已经筑起，那么应该开始思考怎样接受现状，调整其东方政策，拓展活动空间。
从阿尔及利亚战争中挣脱出来的法国，开始了其全面反抗美国霸权的斗争。
法美关系由此一再紧张，联邦德国被拉入到法美冲突中去。
面对争吵激烈的美国和法国，艾哈德和基辛格极力修补德美关系，这在戴高乐看来，联邦德国站到了他的对立面。
对身处冷战最前沿的联邦德国来说，其自身存在和安全始终是第一位的，法国不可能代替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的保护，所以她需要美国在欧洲的军事存在以及北约的稳定。
但是，法国却退出北约军事一体化组织，与美国矛盾迭起，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联盟的分裂，这与联邦德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相悖，所以尽管德法合作是必要的，但德美关系更重要。
面对艾哈德对多边核力量的热情支持，戴高乐以退出共同体来要挟。
在越南问题上，艾哈德压制新闻舆论支持美国的政策，通过抵消支付驻德美军费用在财政上支持美国；而戴高乐对美国的行动强烈谴责，敦促美国和平解决越南问题。
大联合政府面对法美矛盾，在顺应美国意图的同时，不放弃与法国的交流和协调，企图兼顾两者，最大限度地维护本国利益。
在这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中得以体现。
在美国命令停止轰炸越南、法国国内的“五月风暴”及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等事件影响下，美法关系缓和，接着德法关系也得到改善。
1969年3月13日，在巴黎举行的德法首脑峰会上，戴高乐协调与联邦德国在双边关系、共同体、北约和东方政策上的分歧，为之后的德法关系顺利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德法关系与欧洲一体化进程相互影响
战后德法都选择了走欧洲一体化的道路，但各自的目的不同：
联邦德国为过去的纳粹暴行而忏悔，对她来说，“联合是通往主权恢复、经济重建、获得国际平等地位最后实现统一之路,,LSJ（第40页）。
对法国来说，将联邦德国融入欧洲是保证法国安全的必须，也是重现法国辉煌的云梯。
德法两国对欧洲一体化进程至关重要而且贡献巨大，两国关系一直左右着一体化的发展，同时一体化的发展又影响着两国关系的发展。
50年代，德法和解奠定了一体化的基础，《煤钢联营条约》及《罗马条约》的签订成功地解决了德法间关于鲁尔、萨尔问题上的争端，进一步促进了当时的德法和解。
进入60年代，联邦德国经济力量增强，这就使习惯于法国倡议、联邦德国追随模式的法国，与力量增强了的联邦德国因坚持各自利益而分歧凸现。
尤其是戴高乐要将他的欧洲观和法国国家利益强加于共同体发展之上，从而引起德法之间关于超国家问题、共同农业政策问题及英国加入共同体问题上的对峙局面。
在共同体的未来发展上，戴高乐虽然不否认超国家机构的价值，但坚持欧洲的联合应以国家为基础。
他提出的政府间合作模式的“富歇计划”，因遭到其它国家反对而搁浅。
阿登纳由于柏林危机迫切希望德法友好，所以在“富歇计划”失败后与法国签订友好条约。
在农业政策的三次重要谈判中，德法由于农业状况差别较大，都是争论的主角。
因此，共同农业政策制定的顺利与否，不仅影响着共同体的发展，而且也影响两国关系的发展。
对阿登纳来说，德法友好很重要，他在政治上需要法国的支持；再者，他也期望用在农业政策上的让步换取法国对英国加入共同体的支持。
所以，从1961年12月到1962年1月，经过多轮艰难的谈判，联邦德国做出了让步。
其中，“法德妥协是六国能达成协议的最重要前提”。
法国是这项政策的最大受益国，而联邦德国则是最大的财政支付国。
虽然阿登纳在国内承受了很大压力，德法两国在共同体的良好合作为德法友好增添了助力。
而另外两次关于共同农业政策的重要谈判都发生在艾哈德执政时期。
艾哈德不愿意在经济上向戴高乐妥协，而戴高乐更是固执己见，使得两国在后两次关于共同农业政策的重要谈判中立场尖锐对立，酿成共同体危机的发生。
最后，两园在都无法承担共同体解体的情况下走向了妥协，但对德法关系和欧洲一体化进程都造成了损害。
在英国加入问题上，戴高乐以“美国的特洛伊木马”两次拒绝英国的申请，他要使共同体在法国的领导之下，并使之“成为苏联和盎格鲁一萨克逊两大阵营之间的仲裁者”。
阿登纳总理虽然希望英国加入，以平衡法国的领导企图，但对英国在柏林问题上寻求与苏联缓和不满，所以把以法国和联邦德国为主的欧洲建设放在首位。
对戴高乐的第二次否决，基辛格总理向戴高乐表示理解法国的否决，不会为了促进英国的加入损害德法关系。
戴高乐的欧洲观对《罗马条约》的实施及欧洲一体化未来发展有决定性的影Ⅱ向。
他以主权国家的欧洲反对共同体超国家特征导致了共同体的危机，并且使多数表决制未能在理事会推行；他坚持共同农业政策，两次否决英国的加入。
联邦德国虽然在这些问题上有不同利益、不同主张，但为了争取戴高乐在政治上的支持，为了共同体的存在，一次次地被迫对法国让步。
阿登纳的主动让步促进了德法友好；艾哈德的抵制与不情愿导致了共同体的危机；基辛格与勃兰特的分裂使德法关系更加复杂。
总之，60年代德法不同利益的追求使共同体的发展曲折，共同体发展的不顺利又影响了德法关系的顺利发展。
（三）联邦德国国内政局变化对德法关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联邦德国成立后，国内两大党在优先选择复兴还是优先选择统一问题上的争论，已随着阿登纳入盟西方的成功而逐渐平息。
进入60年代，社会民主党在西方政策上逐渐向政府靠近；但在东方政策上，尤其在“柏林墙”建立之后，它一直反对政府僵硬的哈尔斯坦主义，致力于探索新的东方政策。
与此同时，国内在如何处理对美对法关系上还产生了戴高乐主义者与大西洋主义者这两派的争论。
这两种争论的发展导致60年代联邦德国国内政治力量重新组合，政权更迭，而不同派别对德法关系的主张不同，这也是造成60年代德法关系发展曲折的重要原因之一。
阿登纳总理和他的国防部长斯特劳斯被认为是戴高乐主义者的代表人物，他们积极支持以德法和解为基础的欧洲一体化发展；默许戴高乐对英国申请加入共同体的否决；支持戴高乐的六国政治联盟计划；批评美国战略原则的修改，并期望以此换取法国对阿登纳的对苏强硬政策和哈尔斯坦主义的支持。
而其反对派大西洋主义者以艾哈德和施罗德为代表，他们主张接纳英国加入共同市场；反对戴高乐建立在法国领导下的欧洲秩序的企图；实行更灵活的和更富想象力的东方政策；追求与北约和美国紧密合作的安全政策；谋求改变波恩政权。
这一派还得到社会民主党人、自由民主党人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自由派的同情与支持。
从阿登纳被迫同意执政两年内退休，坚持冷战立场的外长勃伦塔诺被大西洋主义者施罗德接替，到艾哈德上台，标志着大西洋主义者力量增强，再到以基民盟党主席阿登纳为首的戴高乐主义者力图把艾哈德总理赶下台，联盟党中的大西洋主义者和戴高乐主义者之间的分歧尖锐起来了。
其实，波恩的大西洋主义者和戴高乐主义者并不真正与华盛顿和巴黎的立场完全一致。
戴高乐主义者不赞同“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的设想。
大西洋主义者对华盛顿放弃多边核力量、谋求与苏东谅解颇为不满。
这使两派的争论失去意义：
“受法国和美国庇护的德国人仍然在为他们的外国朋友业已放弃的斗争奋力搏斗。
然而实际上，这些斗争不过掩盖了与意识形态的标签几乎毫不相干的权力之争。
”但是，这两派的权力之争却造成了德法关系的较大变化，从阿登纳的德法友好发展高潮，到艾哈德时期关系冷淡，这不能不说与联邦德国内部两派的斗争有密切关系。
随着波恩的大西洋主义者失败，胜利者并非戴高乐主义者，而是那些主张“朝东方开放”的路线的。
因为社会民主党的参加使大联合政府中主张朝东方开放的力量大大增强。
这迫使联盟党内戴高乐主义者与大西洋主义者走向团结，折中的候选人基辛格出任总理就是象征。
这时，两大党的东方政策之争已居于矛盾的主要方面。
但是，山于“大联合是建立在一系列妥协上的，这就意味着重大外交政策问题的决定必须被推迟”。
而且，两大党的东方政策差距较大，很难达成妥协。
这一现实使得政府在东方问题上取得了一些成就，与一些东欧国家建立了外交联系，而且开始实行了，一种既非反美又非反戴而是优先考虑联邦德国国家利益的政策，改善恶化的德法关系。
60年代联邦德国关于外交问题的争论主要是在冷战形势变化、德国统一无望的同际形势下，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对解决联邦德国外交问题作出不同回答的反映。
追随法国首先被否决掉，接着是追随美国，最后选择的是协调对法对美关系的同时，又坚持朝东方开放的大联合政府。
联邦德国国内符种力量重组，促使政权先由波恩的戴高乐主义者转向大西洋主义者，两派对法国的态度和对戴戴乐主张的对立不呵避免地使德法关系降温。
随着政权转入大联合政府手中，走向偏执的德法关系得到纠正。
（四）法国政局变化和戴高乐的个性、主张也是德法关系变化的重要原因
在法国，戴高乐的重新上台及第五共和国的建立，一改过去政权不断更迭的状况，法国的政局趋于稳定，1962年总统直选的确立和戴高乐派一直在议会中居多数派的事实，更让戴高乐外交如虎添翼，使他更有信心和能力执行其对法国外交的设想。
戴高乐的个性及其对法德关系的一贯主张的推行，也是造成两国关系曲折发展的原因之一。
戴高乐重新上台之前已经形成了其对法国外交的系统观点，期待重掌政权予以实施。
阿尔及利亚危机使他如愿以偿，但同时又捆住了他的手脚，直到1962年。
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后，他寄予厚望的法德友好条约没有得到有效实施，而且艾哈德上台后密切德美关系的举动，使戴高乐企图借条约拉拢联邦德国反美的计划落空。
于是，他改变策略，转向拉拢苏联，企图靠法苏友好来抬高法国的威望，抵制荚国的压力。
联邦德国在共同农业政策的坚持及对美国政策的无条件支持，让戴高乐很反感，因而法德关系的发展不可能顺利。
另外，戴高乐个性坚强，而且也“不是一个谈判的人：
他的提议是以‘要么采纳要么反对’为基础的”。
这种喜欢用简单的是与否来解决复杂的事务――缺席抵制共同体、北约、东南亚条约组织、西欧联盟――的方式不仅让联邦德国更让美英等盟国不满，从而加剧了法国在西方的孤立。
1968年，法国国内政治危机和他对苏外交策略的失败，促使戴高乐重新协调法美、法德关系。
戴高乐的策略及个性之所以能够对法德关系有如此大的影响，不仅仅是因为戴高乐对欧洲有闩己的看法，而且更因为在他任职的11年期间几乎都是单独决定法国外交政策的路线的，没有遇到真正的反对。
他的性格坚强不屈，比如在共同农业政策卜不让步；在苏联威胁下不屈服；又抵制美国。
主动接近苏联等等。
他的个性及其系统的欧洲观，给60年代的德法关系打上了深刻的烙印。
与戴高乐和阿登纳良好的私人关系相比，戴高乐与艾哈德的关系小佳也是导致这一时期两国关系恶化的原因之一。
戴高乐与阿登纳都是外交至上论者，都紧紧地控制着本国的外交走向，而艾哈德更多地关心经济和社会事务，将外交交给外长施罗德，所以“戴高乐用彬彬有礼的屈尊态度来对待艾哈德。
毫不在乎他”，在同中国建交、向东德派议会代表团、发展同苏联关系上从不与他商议，再加上他对艾哈德发展与美国的亲密关系极其厌恶，这给两国市相互理解增加了障碍。
基辛格总理缓和了德法关系，但他并不比之前的两位总理更能干些，正如约翰?
纽豪斯所说的：
“现在与戴高乐耍搞好关系，对任何一届德国政府来说，代价都是太大了，不管这个政府多么热烈地想这样做。
”
三、结 语
20世纪60年代德法两国的分歧不断，但从来没有出现两国关系的逆转，和解、合作仍是两国关系发展的主流。
即使是在冲突激烈的艾哈德时期，两国妥协制定了共同农业改策，圆满解决了共同体危机，避免了它的解体。
《爱丽舍条约》的签订和以德法和解为基础的欧洲一体化发展已经将两国的未来紧紧联在一起。
《爱丽舍条约》为两国合作奠定了制度和法律基础。
正是这个条约使“白l871年德国统一以来，联邦共和国第一次有一个友好的西邻”，“只要想一想人们对德国的恐惧心理……就可看到，法德条约的签订确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它不仅是两国仇恨结束的标志，而且两国由此结成了“联盟中的联盟”，并且减弱了欧洲邻国对她的怀疑与不信任。
这个条约不仅以积极的态度肯定了德法10多年来所奉行的和解与合作政策的正确性，而且使两国关系制度化，因为条约强制规定了两国政府从最高级别到一般官员甚至是民间交流的具体措施，使得德法关系不会随两国领导人更迭或者具体利益分歧再回到从前的敌对状态。
《爱丽舍条约》为二战后德法双方从敌对到和解、从合作到联合关系的转变奠定了法律基础，为双方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法律保证。
更重要的是，德法在二战后的战略选择及其实施已经使两国密不可分。
德法和解合作是两国在二战后共同的选择，符合两国的长远利益，不会因为领导人更迭而逆转。
二战使欧洲衰落，德国战败、被分裂为两个国家，法国遭受沉重打击，面对美苏超级大国的兴起，联邦德国和法国都意识到，只有借助欧洲国家的联合，才能在世界事务中重新发挥重要作用。
而且，在冷战压力下，两国同样面对苏联的威胁，同属于西方阵营，同在美国和北约的保护下，都要实现经济、政治复兴，再加上美国的推动，德法两国没有理由不走向和解、合作。
在此背景下，战后欧洲一体化进程为之提供了平台。
建立在德法和解基础上的欧洲一体化在50年代发展顺利，不仅巩固了德法和解、合作，更使两国在经济上密不可分。
一体化发展不仅使联邦德国获得了复兴，而且重新成为欧洲大家庭中平等的一员，大大提高了她的政治地位，也使法国在经济、政治上获益匪浅。
20世纪60年代欧洲经济共同体危机的发生与解决也阐释了德法关系和一体化发展的相互影响：
只有德法关系顺利发展，才能推进一体化前行；一体化的稳定前进反过来又会促进德法友好，德法两国关系随着共同体的不断深化而日益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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