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30年1978之三 从领域分设到路径分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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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30年1978之三从领域分设到路径分化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30年（1978-2008）之三——从“领域分设”到“路径分化”
杨学功
进入21世纪后，苏东剧变的历史后果和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实践效应进一步显现，顺应理论自身的演进逻辑，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继续发生深刻变化。
为了从历史挫折的困顿中走出来，需要重新回到原典中去寻找力量和资源，“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重读马克思”遂成为新的研究风尚。
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价值是世纪之交人们谈论最多的话题；马克思文本研究和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是近年来发展最快的两个方向；探索建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备受关注的焦点。
经过30年的探索和积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了多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相应的形成了不同的研究路径，目前正孕育着新的范式转换。
一、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价值
2001年，对于新世纪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来说，“马克思哲学论坛”的创设是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事件。
“马克思哲学论坛”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联合全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共同主办的一个年度学术论坛，以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为常设主办单位，各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作为轮流主办单位。
论坛自创设至今，已连续举办八届，几乎每一届论坛的主题都成为一个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兴奋点。
目前，该论坛已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创新的重要学术交流平台，对引导和推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因此，在评述新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状况和进展之前，有必要先把各届“马克思哲学论坛”的主题列举出来：
第一届论坛由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承办，主题是“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2001年）；第二届论坛由复旦大学哲学系（院）承办，主题是“马克思的本体论思想及其当代意义”（2002年）；第三届论坛由南京大学哲学系承办，主题是“马克思哲学与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最新进展”（2003年）；第四届论坛由中央党校哲学部承办，主题是“马克思哲学与当代中国现代性建构”（2004年）；第五届论坛由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承办，主题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研究”（2005年）；第六届论坛由南开大学哲学系承办，主题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阐释与创新”（2006年）；第七届论坛由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承办，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范式：
创新与转换”（2007年）；第八届论坛由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所承办，主题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与当代中国哲学建设”（2008年）。
可见，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当代价值是21世纪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首先得到关注的主题，它既是上世纪80年代“实践唯物主义”讨论的继续，又是90年代后期马克思哲学观反思的深化。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作为问题被重新提出并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当代世界所发生的新变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遭遇”密切相关。
自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创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后期以来，当代世界发生了许多令人瞩目的新变化：
苏东剧变，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程度不同地面临着改革与发展的艰巨课题；当代资本主义出现了值得注意的新情况、新特点，其中最突出的是跨国公司的全球活动所引起的经济全球化；科学技术特别是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尤其是交通、通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使整个世界日益进入一个普遍交往的时代。
社会生活本身的这些重大变化，使马克思主义及其哲学面临着新的历史境遇和问题，必须对此作出有效的应答。
而从理论方面来看，这一问题的提出，根本目的是为了消除笼罩在马克思哲学理解上的种种“遮蔽”和“误区”，以阐扬和彰显其当代意义①。
虽然多数学者都充分肯定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但在如何理解这种“当代性”的内涵上，学者们从不同角度阐述了不同的看法。
一种看法，是从近现代西方哲学转型的大背景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变革意义和当代价值。
有学者认为，从批判和超越以二元分立、基础主义、本质主义等为特征的近代哲学思维方式，建构一种以人的现实生活和实践以及人的自主性和创造性为基础、以适应现代社会的时代要求的新哲学思维方式来说，现代西方哲学与马克思哲学存在着重要的类似之处，二者均属于现代哲学思维方式，具有某种程度的同质关系[1]。
还有学者认为，与当代西方哲学一样，马克思哲学也具有一种超越现代性的后现代立场和后现代意蕴。
在后现代语境中，马克思哲学的拒斥形而上学性、实践的本体论意义等被传统的解释体系所忽视或遮蔽的意义得以彰显[2]。
而在马克思哲学视野中，对现代社会的“问题学”特征和对现代性负面效应的批判，与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的解构之间有着历史向度上的一致性，二者在当代“相遇”了。
另一种看法，是基于当今时代的现实立场和时代性问题来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
有学者指出，从根本上说，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就在于：
马克思提供给我们进行分析和批判的那种叙事传统所依据的社会现实，至今仍左右着我们的生活和精神世界。
产生马克思思想的那个时代尚未成为过去，马克思试图解决的问题仍然以变化了的形式延续着，蕴涵在马克思学说中的普适性价值对我们这个时代仍有巨大的意义。
总之，“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这些学者还进一步指出，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首先在于其历史唯物主义学说上，它为我们认识和理解当今生活世界的各种问题提供了钥匙，其深刻性是现象学和存在主义都无法比拟的。
在如何阐扬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问题上，“回到马克思”的口号成为争论的焦点。
倡导者认为，“回到马克思”就是要通过对第一手文本的历史的、具体的解读及其语境分析，摆脱传统哲学解释框架的教条，呈现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历史原像，以期找到哲学新视界的理论立足点，因此，马克思在今天的语境中从来就不是现成性的。
而不赞成“回到马克思”提法的学者则认为，这个口号既抛弃了自己在当代生活世界中应有的立场和旨趣，又自觉不自觉地流露出顽固的崇古意识，存在着对自己的历史意识和对马克思在当今世界中的现实意义的双重漠视。
也有学者指出，“回到马克思”的“原本”，只是一个不可实现的幻想。
还有学者认为，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的巨大可能性，只有在与当代思想的批判性对话中才能实现。
但更多的学者则认为，阐扬马克思哲学当代性最根本的途径和方法，是对时代特征和本质进行反思，对时代问题进行科学解答，包括立足于我们时代特有的问题和境遇，对当代中国社会和现实生活的本质进行准确的透视和定位。
虽然看法不同，但作为世纪之交形成的一个热点，马克思哲学当代性研究方兴未艾，至今不衰。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学者从本体论变革或存在论转换来深入解读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及其实质，从而在理论上推进了当代性研究。
众所周知，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的关系问题，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整个90年代，一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分歧很大的焦点性问题之一。
近些年来，吴晓明、王德峰、张曙光、贺来、邹诗鹏、杨学功、仰海峰、陈立新、张文喜、崔唯航等学者，致力于从存在论变革或生存论转向视角来阐扬马克思哲学革命的真实意义。
他们的具体做法各有千秋，但在总体方向上又保持一致，形成了有一定代表性的研究思路。
其共同点是：
确认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是从本体论层面上发动的，其结果就是从根本上终结了传统形而上学，从而实现了哲学从传统形态向现代形态的转变②。
马克思哲学与“本体论”研究中有一个旷日持久的争论，即所谓“物质本体论”与“实践本体论”之争。
一方面，争论双方都可以从经典文本中找到依据，由此牵涉马克思主义哲学经典作家特别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差异问题；另一方面，争论双方在“本体论”这个核心概念的理解和使用上又存在着很大的随意性，缺乏哲学历史和学理的根基，从而使讨论在一定意义上成为因概念不清而导致的无谓之争。
有鉴于此，有的学者对“本体论”的词源、汉译和学术流变做了细致的考证和梳理，从而提高了相关研究的学术水准。
新近出版的何中华所著《重读马克思：
一种哲学观的当代诠释》③一书，从多角度特别是哲学观角度对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作了新的诠释。
必须承认，如何在深入理解马克思哲学变革实质的基础上，进一步挖掘其当代意义，并通过切实的创造性研究，在当代语境中提升和发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依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重要课题。
二、马克思文本研究方兴未艾
近年来，由于国际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MEGA2）的编辑出版，特别是国内对这一新版本的引进，伴随着“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之说的兴盛，马克思文本研究日益引人注目。
MEGA2所作的文献甄别和考证工作及其附卷所提供的极为丰富的学术资料，为文本研究的兴起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文献资源；而张一兵在《回到马克思》（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一书中率先引入文本学方法解读马克思经济学手稿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则对国内相关研究产生了明显的示范效应。
目前，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北京大学、南京大学、清华大学都成立了相应的研究机构，或有学者在进行这方面的专门研究，近期出版的某些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中也开始利用新版本所提供的文献资料。
代表性的研究成果除前面提到的张一兵的《回到马克思》外，主要还有：
聂锦芳的《清理与超越——重读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基础与方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王东的《马克思学新奠基——马克思哲学新解读的方法论导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鲁克俭的《国外马克思学的热点问题》（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韩立新主编的《新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
马克思文本研究发轫之初，学者们的注意力大都集中于方法论问题。
很多学者认为，今天开展马克思文本研究，首先应该有一种“方法论上的自觉”。
因为此类研究，过去一直在“原著选读”的名义下进行，并不是现在才提出的新课题，如果没有方法论上的反思和提升，现在的研究很难达到新的境界和水平，甚至有可能在新名词下重复过去的老套路。
事实上，从“原著”（work）到“文本”（text），并非只是名词和提法的改变，而且意味着研究方式的转换。
虽然二者的对象是相同的，都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献，但研究方式有重大区别：
如果说“原著解读”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的现成性及其思想的真理性作为自己的立足点，那么“文本研究”则是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的未完成性及其思想的问题性作为自己的出发点。
关于马克思文本研究方法论中最突出的争论焦点，是关于“以文本为本位”的研究纲领和“以马解马”的解读模式。
首先，关于“以文本为本位”的研究纲领。
有的学者清理了马克思文本的刊布情况及其所引发的重要事件，分辨了文本研究的不同类型。
聂锦芳认为，马克思文本研究史是由其文本、文献材料的保存、收集、整理、翻译、出版、阐释和宣传构成的，而这一历史的突出特点在于：
马克思的文本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是在其生前公开出版的，大部分是在他去世后才陆续面世的；在这断断续续的刊布中，差不多每一部重要文献的发表都会引起极大的轰动和持久的争论。
由于研究者各自不同的情形，千差万别的研究动机，错综复杂的社会氛围，以及对马克思文本的关注程度、探究重点、解释思路、观点阐发等方面表现出的差异，形成了多种不同的研究类型。
鉴于以往研究中由于“意图先行”，导致了对马克思文本的误解或“误读”，特别是在这种解读中充满了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性考量，使马克思思想的阐释随着意识形态的转换成为一种忽左忽右、可左可右的政治游戏，损害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严肃性、科学性和恒定性，他提出：
为了“呈现马克思思想的真实面貌和原初状态”，客观地了解、科学地阐释并逐步接近马克思的思想，应该“以马克思的文本为本位”来展开自己的研究工作。
所谓“以文本为本位”，就是在阐释马克思思想的时候，应该从他的文本的特定语境和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出发，而不是从别人提供的解读模式和诠释框架或自己的观点、倾向方面去考虑。
这是目前马克思文本研究中一种被明确表述的研究纲领或研究策略。
这种研究纲领或研究策略有一系列的技术规范和要求，比如：
要尽可能全面而详尽地收集和占有文献资料，潜心于琐碎的细节考证、原著精读；要甄别属于马克思自己的问题、思路、论证和理论构架，使任何研究结论的得出都有原始文献依据和本初意义支持；要还原到马克思原初的特定语境，呈现“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形象；要回到学术层面进行探讨，而不要受政治和意识形态以及研究者自己的诠释框架的干扰；要尽量排除主观因素的左右和影响，进行客观性研究和分析，只服从理性的原则和客观、公正的结论，等等④。
可见，这已经是一套比较成型的自成体系的研究思路。
其次，关于“以马解马”的解读模式。
有的学者清理了马克思哲学理解史上存在的几种解读模式，并试图在解读模式上进行突破和创新⑤。
王东认为，在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上，长期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先后流行过三种解读模式：
一是“以恩解马”的解读模式，主要是通过19世纪后期恩格斯的一些通俗性、论战性著作来理解马克思哲学；二是“以苏解马”的解读模式，主要是以上世纪20年代～50年代形成的苏联模式哲学教科书体系来理解马克思哲学；三是“以西解马”的解读模式，即主要按照西方哲学模式来理解马克思哲学，过去主要着眼于以黑格尔、费尔巴哈为代表的西方近代哲学传统，近年来则主要着眼于以海德格尔、哈贝马斯为代表的现代西方哲学思潮。
他认为，虽然这些解读模式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背景，也有一定的历史意义，但同时又都存在着不可忽视的根本局限，即通过别的思想棱镜的折射，势必导致对马克思哲学的误解或偏离。
他提出，要真正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实质，必须采取“以马解马”的新方式。
所谓“以马解马”，就是直接依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提琴手”马克思本人的文本，直指马克思哲学的深层底蕴，真正揭示其在人类哲学史、认识史上所引起的划时代变革[3]。
然而，对于“以文本为本位”的研究纲领，特别是“以马解马”的解读模式，有些学者提出了尖锐的质疑。
一是从解释学所阐发的学理角度提出质疑。
有学者指出，“以文本为本位”的研究纲领完全回避了“解释学处境”的存在，因而是不可行的。
从解释学视角看，无论我们怎样强调“以马解马”，其实都只能是以自己的方式去理解马克思⑥。
还有学者进一步提出，在重新解释马克思哲学的过程中，总体上存在着一种“解释学的转向”。
这种转向在目标上从“本真的马克思”诉求转向诠释学的历史视域融合，在成果形式上从集体无意识转向个人话语，因而在学术规范上对文本依据和理论逻辑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贯穿其中的则是对研究者方法论自觉的要求[4]。
二是从解读方式角度提出质疑。
有学者通过比较解读马克思的三种方式，即朴素式阅读、症候式阅读和互文式阅读，指认上述研究纲领和解读模式实际上停留在“朴素式阅读”的解读方式上。
“朴素式阅读”只是把阅读单纯视为一个直观地看和读的过程，它不曾考虑过阅读本身，包括阅读者的知识储备和理论旨趣，所阅读文本的语言和风格，阅读的场景和节奏等等；“症候式阅读”把阅读视为一种生产，关注文本中的空白、沉默和缺漏，认为能够看得见什么、看不见什么，是由问题结构决定的；“互文式阅读”面向未来，在文本与文本、科学与修辞、写实与象征之间自由跳跃，要求通过多角度的阅读和阐释，不断生发出文本新的意义。
后两种阅读都凸显了理解活动的复杂性，而“以文本为本位”的研究纲领和“以马解马”的解读模式，明显忽视了这种复杂性。
该学者还从修辞学、读者批评等视角对此作了更具体的探讨⑦。
三是从文本研究与现实研究的关系角度提出质疑。
有学者指出，文本解读者的“问题意识”不可能是完全中立的，总是不可避免地受到现实因素的影响。
例如，对《共产党宣言》文本的解读，过去将它的主旨概括为阶级斗争、“两个决裂”、“两个不可避免”，而现在人们又从中“读出”世界历史理论、世界史观乃至全球化思想。
奉行“以文本为本位”研究纲领的学者对此感到困惑不解：
“这些对立的观点由同一文本中生发出来，割裂和肢解了原始文本的完整性和真实内涵，损害了马克思文本研究的严肃性、科学性和恒定性。
”然而在质疑者看来，这种因现实生活的变化而引起解读者“问题意识”发生变化的情形，既是非常自然的，也是十分正常的现象。
以前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下，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使他们只能注目于马克思文本中这些方面的内容，而对其他方面有所忽略；交往的普遍化、世界历史理论以及全球化等方面的内容之所以在近年来的研究中受到重视，也是因为现实生活的变化引起了人们关注焦点的变化。
社会实践的内容变了，面临的问题变了，研究者的问题意识也会随之发生相应改变，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否则只能导致研究上的时代错位。
事实上，从文本与现实的互文关系来看，文本研究不可能离开现实问题的观照，无论是研究主题的确定、研究问题的提出、研究视角的形成和研究方式的确定，都是由现实问题引导或规定的⑧。
四是从如何理解文本的意义和文本的研究目的角度提出质疑。
如何理解马克思文本的真实意义？
有学者指出，如果只是停留于马克思书写下来的话语，至多只能理解其字面上的含义，而不可能把握其思想意义。
因为马克思的文本创作是为了回答他所生活的时代和社会历史所提出的问题，这些文本的意义和存在价值来源于它们对问题的回应。
因此，我们只能从马克思的文本所面对和回应的问题中，去寻求把握文本思想意义的线索。
把马克思的文本封闭起来，只注意其内部一定语境中语词、语句之间的相互关系，割断文本与环境现实之间的联系，不可能揭示其真实意义[5]。
关于马克思文本研究的目的，很多学者都认为，马克思的文本在今天之所以需要“重读”，是因为它们仍然是对我们具有价值因而必须继承和汲取的思想资源，而文本研究的目的就在于通过重新解释马克思来捕获时代问题并激活马克思思想在当代的意义。
如果刻意回避或淡化自己的“问题意识”，把“客观历史编纂学”的方法奉为圭臬，把马克思文本研究变成与“知识考古学”或“精神古生物学”相类似的学问，则这种研究的意义将大打折扣，我们也将会变成马克思“知识花园中疲乏的闲人”。
由上可见，关于马克思文本研究方法论的探讨和争论，可以说是相当激烈的。
这在研究初期也是完全必要甚至是必须的，但如果长期停留于此，则无法使文本研究真正进入主题，并不断深入下去。
令人欣喜的是，最近几年来，学者们在继续进行方法论探讨的同时，已经把重点转到对马克思文本的个案研究及其思想演进逻辑的深入阐发上来。
聂锦芳强调，文本研究要确立对学术的敬畏与尊重，他在清理马克思文本研究的学术基础之后，展开了对马克思的中学作文、《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等文本的个案研究⑨；魏小萍则选择了多个在翻译中存在争议的例子，重点探讨了马克思文本研究中概念背后的理论问题，即并非产生于翻译的概念理解问题[6]；还有一些学者对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及其导言、《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以及晚年的《人类学笔记》和《历史学笔记》等经典文本作了新的研究和解读，提出了一些富有启发性的见解⑩；由于汉译广松涉版《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出版，促成了对这一文本较为深入系统的研究（11）；如此等等。
新近出版的孙承叔所著《真正的马克思》（12）一书，集中阐发了马克思《资本论》三大手稿的当代意义。
这些颇见功力的成果，是马克思文本研究持续深入的证明。
当然，相对于这种研究所要达到的目标来说，已经取得的成果还只是初步的，真正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文本研究提高了马克思研究的学术水准，并且促进了中国学者与国外学者的学术交流。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曾枝盛、王东等提出“重建马克思学”和“创建中国马克思学”（13），以及鲁克俭（14）和韩立新（15）等积极引入并效法欧美和日本马克思学界的研究方式，马克思文本研究有可能向“马克思学”方向演化。
与此同时，姚顺良、夏凡等则从文献学考证与思想史诠释的关系角度，对“马克思学”的研究方法提出了质疑（16）。
三、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再掀高潮
长期以来，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熟悉和接纳的主要是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甚至把它看作马克思主义的唯一“正统”，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采取排斥态度，当然就更谈不上深入研究了。
改革开放以后，人们了解国外思潮的愿望日益迫切，适应这种需要，在众多学者积极引介现代西方哲学思潮的背景下，徐崇温率先开拓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并于1982年出版了《“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书，它是我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奠基之作。
该书介绍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对其代表人物的著述和思想作了较系统分析和评价，内容涉及卢卡奇与他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柯尔施与他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葛兰西及其《狱中笔记》、布洛赫和他的“希望”哲学、企图把马克思与弗洛伊德综合起来的赖希的思想、法兰克福学派、列斐伏尔和他的异化—日常生活批判的理论、萨特和梅劳•庞蒂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德拉•沃尔佩和科来蒂的“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亚尔都塞（今译阿尔都塞）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马勒的新工人阶级论和高兹的争取社会主义的新战略等。
虽然该书不可避免地打上了那个时代的烙印，但它的出版还是激发了人们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强烈兴趣。
从那以后，虽然在“清污”运动中有过短暂的波折，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一直以不可遏止的势头在我国迅速崛起。
1985年国家教委高校文科教材办公室把该书确定为高校文科教材，标志着西方马克思主义正式进入大学讲堂。
随着俞吾金、陈学明、张翼星、衣俊卿等众多学者的加入和相关研究的持续开展，国外马克思主义成为新时期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显学之一。
上世纪80年代是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第一次高潮，进入90年代以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再次掀起高潮。
因为随着苏东剧变，苏俄式的马克思主义失去了其权威和“正统”地位，在沉思马克思主义历史命运的大背景中，人们比以前更加迫切地渴望了解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形态，即西方马克思主义。
近年来，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一直很热，形成了一种颇具声势的学术潮流，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高潮。
首先，研究视野拓宽了，除传统意义上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外，进一步扩展到上世纪60年代以后形成的一些新思潮，如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生态学的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和后马克思思潮等。
其次，研究基调改变了，学者们逐渐从以前对国外马克思主义的定性中摆脱出来，承认国外马克思主义也是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一种形态。
许多学者充分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
陈学明认为，我国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之所以没有达到应有的水准，与其在当代中国的意义未能得到充分认识有很大关系。
在他看来，无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理论还是其批判理论，对于当代中国均具有正向功能[7]。
王雨辰强调，自从西方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学界以来，它就以各种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并且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和现代转型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8]。
通过学者们多年来坚持不懈的努力，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取得非常突出的成果。
首先，国外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性著作大都已翻译成中文，除徐崇温主编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重庆出版社）外，近年又先后出版了郑一明和杨金海先后主编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段忠桥主编的“当代英美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高等教育出版社）、魏小萍主编的“马克思与当代世界”译丛（东方出版社）、刘森林主编的“马克思与西方传统”译丛（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此外，张一兵主编的“当代学术棱镜译丛”（南京大学出版社）、周宪等主编的“现代性研究译丛”（商务印书馆）、刘东主编的“人文与社会译丛”（译林出版社），也都有一些属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其次，我国学者出版了大量关于国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著作，总数多达几十种，其中既有通论性质的著作或教材，如俞吾金和陈学明合著的《国外马克思主义流派新编（西方马克思主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陈学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衣俊卿的《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张一兵、胡大平合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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