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产业转移助推中国再高速发展30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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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产业转移助推中国再高速发展30年
蔡昉：
产业转移，助推中国再高速发展30年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戴志勇
2010-03-24来源:
南方周末
中西部赶超东部，比较优势比政府投资更重要
◆编者按：
尽管经历了30年高增长，但按人均算，中国依然是一个穷国。
据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估测，2013年，人口红利就将消失，未来30年中国靠什么保持高速发展？
在中西部赶超东部沿海地区的过程中，是否有可能跌入新的陷阱？
南方周末约请蔡昉教授对此进行了详尽的分析。
中国高增长的故事才讲了一半。
不过，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低，劳动力成本较低，资本相对稀缺，应该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却出现了相反的趋势。
中西部的这种赶超是背离比较优势的赶超
图1农民工工资增长率
“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
南方周末：
年后，沿海“劳工荒”闹得很厉害。
一个血汗劳工的时代，似乎正在过去。
但关于刘易斯转折点是否已到来，还存在争议。
你怎么判断？
蔡昉：
从总体上看，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出现。
主要依据是，现在对劳动力的吸收已经超过劳动力供给。
但劳动力的供给与需求有时难于判断，计算剩余劳动力最有争议。
刘易斯转折点
在二元经济结构的发展中国家，工业部门的发展可以不用加工资吸收农业部门的剩余劳动力，而劳动力转移刚好停滞的时点。
简言之，就是在这个转折点之前不论有多少新增就业，工资都不会涨；在这一点之后劳动供给不再是无限的，工资开始上涨。
当对劳动力的需求超过供给时，自然会引发工资率的上涨。
通过对农民工工资率变化趋势进行分析，说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情况应该最具说服力。
如图1所示，2002年农民工工资增长率为2到3个百分点，2003年该增长率变为5到6个百分点。
在此之前，农民工工资几乎没有增长。
从实际工资增长率来看，2004到2007年期间一直保持在7%以上，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2008年实际增长率达到19.6%。
即使短期的波动，都没有阻止刘易斯转折点规律性的作用，2009年农民工工资增长率也达到两位数。
更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失业率高达10%时，中国已出现了普遍的“民工荒”。
我坚持认为，中国的“刘易斯转折点”已经到来。
南方周末：
也有人认为中国的劳动力供给还很丰富，怎么看待这种观点？
如农村还有剩余劳动力，几百万大学生就业尚未解决，每年新增就业岗位却只有1000万左右。
蔡昉：
对“刘易斯转折点”到来持否定态度，基本上可以归结为三种原因。
第一种是加尔布雷斯所谓的“传统观念”，是指长期认为是这样的情况，即使它已经发生了变化，但依然难以消除。
例如多年来，任何人做演讲时总在讲人口多，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这就形成一种思维定势。
第二种是没做经验工作，或没有很好理解中国统计，世界银行的一篇文章题为“当经济改革快于统计改革”，说中国经济发展太快，统计改革跟不上经济发展速度。
第三种是局部的观察，西部地区依然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
这种局部观察成为最有启发的部分，即中国是否存在一些特殊的地方？
我国曾经的就业困难有三个因素：
周期性失业、自然失业和制度性失业（以剩余劳动力和冗员的形式表现出来）。
现在，制度性失业越来越少，周期性失业也已经过去，剩下的主要是摩擦性和结构性的自然失业现象。
大学生面对的主要是自然失业。
第三个转折点，二元结构将消失
南方周末：
如果劳动力的总体需求已经超过供给，是否意味着进城务工者的工资将持续普遍上涨，中国劳工将从实质上进入“尊严时代”？
蔡昉：
可以用三个转折点概述经济发展过程。
第一个转折点是“刘易斯转折点”。
其特征为，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特征结束，但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剩余劳动力。
当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过程结束，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上涨。
第二个转折点是“库兹涅茨转折点”。
核心思想是，在收入水平很低的情况下，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也很低，只有比较均等的分配才能保证基本生存。
随着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断上升。
达到顶点后，经济发展水平继续提高，会使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下降。
低发展阶段意味着人均资本比较低，普通劳动力比较丰富，因此有相当多的人比较贫困。
由于此时资本相对稀缺，资本报酬率较高，而且资本的配置受到社会甚至政府的保护，对于劳动来说，其相对丰富，回报率比较低。
这种情况下，收入分配通常不平等。
当第一个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意味着劳动力不再无限供给，工资上涨。
值得注意的是，该工资上涨不是对高技能劳动者而言，而是针对普通非熟练劳动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高技能劳动者的短缺总是存在的）。
经过这个转折点之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将下降。
南方周末：
在这个阶段，你有什么政策建议？
蔡昉：
需要对劳动力市场及经济结构进行调整。
例如，进一步发育劳动力市场，降低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程度，发掘劳动力供给潜力；改进政府再分配的效率；容易达成收入分配平等、社会平等、人人享有同样的就业权利、收入权利、社会保障权利、公共服务权利等方面的共识。
如果做到这点，意味着改善收入分配，提供更好的激励机制，使得劳动者可以在各部门之间进行更好的选择，发展可能会进入更加良性循环的阶段。
随着经济的进一步发展，逐渐实现“第二个刘易斯转折点”，或第三个转折点，即“商业化点”。
当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与非农劳动边际生产力相等，不存在实质性的城乡收入差距时，“商业化点”到来，此时二元经济结构消失，长期发展的任务结束。
这期间，也存在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例如，当不存在农业部门劳动力剩余时，再继续从农业部门获得劳动力则存在机会成本，如果处理不好，农业会出现短缺，由此导致通货膨胀。
因此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加大对农业经济的激励，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创造更好的劳动力转移制度环境。
解决“未富先老”：
人口转变与经济增长
南方周末：
也就是说，中国已经越过了第一个转折点，开始进入收入分配更平等的阶段。
但这是否又将使中国陷入“未富先老”的困局？
蔡昉：
中国有较好的人口结构与人口结构变化，获得了“人口红利”。
用人口抚养比分析人口结构变化，包括少儿抚养比（15岁以下的人口数与16-64岁的人口数之比）、老年抚养比（65岁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的比），20世纪60年代以来，老年抚养比一直下降，这说明劳动年龄人口更多，劳动力供给充足，同时人口负担率轻，可以保持高储蓄率，固定资产形成额与GDP的比值很高，这是我国获得人口红利的依据。
人口抚养比下降对人均GDP增长率贡献27%。
南方周末：
随着人口结构变化，在目前的计划生育国策下，这个趋势似乎不可持续？
蔡昉：
按照预测，人口抚养比下降趋势将持续到2013年，2013年之后老年人口抚养比上升，而且上升速度较快，一般地讲，2013年之后中国将不再获得人口红利，而且老龄程度不断提高。
目前我国老年人口老龄化的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未来我国老年人口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同时老年人口的比例也是全世界最高的。
因此，尽管可以通过人口红利的研究得出相应的生育政策建议，但更要关心的是，没有人口红利之后经济增长的潜力是什么。
大国经济，中国还有双重的“后发优势”
南方周末：
现在我国人均GDP仅三千多美元，在全世界的排位非常靠后，仍要经过二三十年的高速增长才能真正富裕，高速增长的源泉是什么？
蔡昉：
中国是一个大国。
规模是大国（小国）的重要指标，但大国与小国的区别不完全是规模。
小国经济的核心特征在于其资源禀赋结构从而产业结构的同质性，不同地区之间具有相同的发展水平，相同的资源禀赋条件，产业结构比较类似；而大国经济特征是地区之间异质性，资源禀赋不同，产业结构不同，最终发展水平不同。
中国是最典型的大国经济，即由于长期没形成全国统一要素市场，地区间在资源禀赋、要素相对稀缺程度从而相对价格，以及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巨大差异。
东北老工业基地传统重化工业化的特征，沿海外向型出口产业为主的特征，还有大量以农业经济为主的中部省份。
收入水平更不一样，上海与贵州之间存在几倍甚至十几倍的差异。
按官方汇率，中国经济总量在全世界排第三位，日本为第二位，但日本地区之间的异质性程度较低，生产要素报酬没有实质性差别，产业结构相似。
美国经济学家斯彭斯说中国经济是“未富先大”，中国大概是第一例以中等偏下的收入水平成为世界经济大国的。
美国替代英国、日本的赶超和德国的赶超都没有出现“未富先大”的现象。
南方周末：
巨大的区域差异是否必然产生继续发展的空间？
蔡昉：
空间可以提供机会。
在过去30年发展过程中，最重要的原因是“后发优势”。
差异的存在使“后发优势”具有梯次性，从来自国际差距的“后发优势”到来自区域差距的“后发优势”。
美国赶超英国、欧洲时的增长率大概是3%，日本赶超时为5%-6%，亚洲四小龙可以达到7%-8%，甚至接近10%，中国这样一个大国以平均高达10%的增长率持续增长30年，中国的“后起之秀”内蒙古现在可以保持20%的增长率。
也就说，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的速度越来越快。
越是发展晚，发展越快，落后意味着存在技术、制度、管理等各方面的差距，可以借鉴、购买已有的先进技术，消化吸收制度方面的经验教训，而且存在外资，不需要自身进行积累，所有这些后发优势都为中国所利用。
在中国，地区之间的差异性比我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性还大。
对发展较慢的地区来说，依然存在足够的空间，存在双重“后发优势”，一是与国际之间的差距，二是与国内发达地区的差距。
南方周末：
具体来说，中国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有哪些？
蔡昉：
第一，地区之间及城乡之间居民收入差距。
虽然我不同意说城乡差距仍然在扩大，但考虑中国是一个大国，较大的收入差距的确存在。
第二，地区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生产要素流动障碍，从而回报率的差异。
日本国土面积较小，如果地区之间没有生产要素的障碍，各地区之间很快就趋同。
中国难于趋同，大经济特征更加明显，因此各地区间的要素回报率也存在差异。
第三，省际及东中西地区间发展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是上述差异的结果。
第四，在发达地区要素禀赋结构从而比较优势发生变化情况下，相对落后地区的变化却并不显著甚至尚未发生。
部分地区已经劳动力短缺，农民工工资大幅上涨，可能还有部分地区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
“雁阵模型”可以改编为国内版
南方周末：
对中西部地区来说，要取得“后发优势”，具体的方法是什么？
蔡昉：
“后发优势”中很重要的一个理论是产业转移，当我国与亚洲四小龙与日本存在差距时，引进了技术、资金、管理、制度，更重要的是从这些国家转移了大量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为中国国内区域间可能产生的“后发优势”提供了一个机会，就是发展经济学中的“雁阵模型”。
以往讲雁阵模型时，都是指独立经济体之间的产业转移，如“日本-亚洲四小龙-东盟国家-中国沿海”路径。
按照这个逻辑，中国的劳动力已经出现短缺，农民工工资上涨，劳动密集型产品的竞争力下降，下一个具有劳动密集型产品竞争优势的国家应该是印度、越南、墨西哥。
但这没有考虑大国经济的特征，这种特征切断了“雁阵模型”在各个国家之间的转移路径，因此大国经济使“雁阵模型”成为中国国内的版本。
中国作为大国，给定巨大地区差距，例如东部与中西部之间的差距，完全可以独立完成若干周期的雁阵式产业转移，31个省市自治区相当于是31个“国家”，可以不断进行产业转移。
南方周末：
这种国内各区域间的产业转移，意味着给中国再提供三十年高速增长的动力？
蔡昉：
对。
中国经济实现了30年的高速增长，但是中国的故事只讲完了一半。
以前的高速增长主要来自于沿海地区，中国还有相当大的地区没有实现完全发展，如果把这些地区的资源全部调动起来，发掘经济增长潜力，依然能够支持中国经济30年的增长，那时才能说中国奇迹结束。
未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依赖于中西部，而中西部地区有赖于产业转移。
这将带来一系列好处：
刘易斯转折点到来之后，普通劳动者工资水平会大幅上升。
但超过一定节奏，则没有时间进行调整，出现经济失衡，因此，普通劳动者工资上升应更加稳定和平滑。
我国还没形成统一劳动力市场，通过产业转移，沿海地区工资上涨速度慢一些，中西部地区的就业更充分一些，劳动者工资水平上涨会更加均等。
挖掘劳动力供给的制度潜力。
在这个阶段上劳动力短缺总会出现，但有时并不真实，中西部还有剩余劳动力。
发展国内“雁阵模型”，可以避免出现大量的劳动力短缺现象。
刘易斯转折点是好趋势，但如果劳动力还有大量供给，人为地提高劳动者工资，反而会阻碍转折点的出现。
因此，应该使刘易斯转折点的出现更加理性、真实，更接近经济总体形势。
赶超战略：
不要背离比较优势
南方周末：
产业既可以转到国外，也可以转到中西部地区。
若要使后者发生，需要为这种产业转移创造什么制度或政策条件？
蔡昉：
从未有过一个国家可以做到“又富又大”。
这个过程并不是自然而然发生的。
新古典增长理论有个趋同假说：
落后地区必须有比发达地区更快的增长速度，最终与发达地区达到相同水平。
趋同的原因在于，富裕地区资本充足，随着资本投入的增加，资本报酬递减，落后地区资本匮乏，随着投入增加，在一定时期内资本报酬递增，因此可以保持高速的增长，最终实现趋同。
从政策上说，这种趋同被定义为赶超战略，二战之后，发展中国家普遍实行了赶超战略，但是赶超成功的很少。
失败原因在于把“赶超”当做一种手段。
其实，赶超应该是一种结果。
在任何时期必须遵循自身的比较优势，这其中包括后发优势，改变资源禀赋结构，才有可能实现赶超。
而非为了赶超人为的调整投资结构、产业结构。
南方周末：
中国出台了如西部大开发等不少办法扶持中西部的发展，这些战略是否有助于实现中西部比较优势，顺利实现产业转移？
蔡昉：
从现象来看，工业化出现新趋势，赶超似乎有效，地区之间正实现着区域趋同。
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更加追求区域趋同。
同时，也应该关注中西部实际上是靠什么实现的快速增长。
研究中西部增长的可持续性更重要。
需要按照比较优势理论和雁阵模型，判定中西部地区可以承接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判断的关键在于如何配置劳动力。
观察的结果是，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能实现承接。
2000年从中西部地区转移出的劳动力中，转移到东部的占47.7%。
如果说中西部地区接受了东部地区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应该有更多的农民工留在中西部而不是转移至东部。
但是在2005年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更多的流向东部地区，从2000年的47.7%上升至50.3%。
这说明以中西部加快发展为特征的工业增长模式变化没带动劳动力区域重配，使我们对中西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假说提出质疑。
这种质疑已经被证明了。
图2东中西部资本劳动比
根据图2所示，2000年以来，中西部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超过了东部地区的程度，这不符合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也不是“雁阵模型”的必然结果，因为中西部地区人均收入低，劳动力成本较低，资本相对稀缺，应该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但是却出现了相反的趋势。
通过对东中西部资本劳动比进行分析，说明中西部的这种赶超是背离比较优势的赶超。
从现在来看，按照资本密集程度、重化工业化趋势，首先中西部地区不能创造更多的就业，因此不是一个分享型的经济，其次可能造成更多的污染，使得中国发展低碳经济遇到更多挑战。
如对内蒙古鄂尔多斯的调研发现，经济的分享程度不高，该地区人均GDP已经超过了15000美元，是全国平均水平的4倍，但是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仅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倍多，这与该地区重化工业化、资本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密切相关。
警惕“梅佐乔诺现象”
南方周末：
也就是说，不依据市场规律，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经济，人为实施赶超战略，很可能会无法达到初衷？
蔡昉：
举个国际上的例子。
意大利被分为两个部分，北部意大利和南部意大利，南部意大利被称为“Mezzogiorno”。
经济增长学家所关注的是区域趋同，而意大利是发达国家中惟一一个长期不能趋同的国家。
把这种情况译为“梅佐乔诺现象”，主要是指南部意大利为什么一直与北部意大利保持如此大的差距，没有趋同迹象。
德国统一之后，东部德国与西部德国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
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相似之处，政府采取的措施也存在相似之处，实施的结果也很相似。
有经济学家提出“有两个梅佐乔诺”，把其看作是一种现象，其具有的特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一、持续存在的地区差距，没有趋同趋势，南方意大利是农业经济占主导，就是二元经济结构，东部德国原来是计划经济，存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问题。
二、意大利和德国都是发达国家，政府运用大量转移支付，倾斜式的投资政策和其他补贴，甚至有些研究表明在南部意大利已经出现了支出大于收入的情况。
三、两个梅佐乔诺都不如人意，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人均收入水平没有出现趋同，产业结构仍不符合比较优势，就业增长缓慢，劳动参与率低，甚至支出大于所得。
我们关注的是，中国中西部地区的二元经济结构，面临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那么中西部地区是否会成为第三个梅佐乔诺？
至少存在相当多的迹象：
起点包含了两个梅佐乔诺的一些共同点，也包含了一些相似的政策，我国的开发政策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政府的补贴，还形成资本密集型产业结构。
目前，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用心是良好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一定导致趋同，从而实现赶超并缩小收入差距。
因此，当前政策的重点应该是把现行的向中西部和东北等老工业基地倾斜的区域发展战略，从政府投资干预型的实施模式，转变到市场机制引导、基于比较优势的轨道上。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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