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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第一章汉匈之战前史

第一章汉匈之战前史

 

1.中国大地上的破天荒之战:

公元三千年前炎帝、黄帝之战和匈奴的北迁

匈奴与汉族的最早交往和交战是在距今约五千年之前的黄帝时代。

[1]

中国人民和海内外华人的祖先公认为炎帝和黄帝,所以称之为“炎黄子孙”。

炎帝和黄帝大致同时,炎帝略早于黄帝,他们属于距今五千年的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最早的著名领袖人物。

黄帝是传说中中原和吴楚各族的共同祖先,姬姓,号轩辕氏、有熊氏。

他是少典之子。

炎帝是传说中古姜姓部族首领,号烈山氏,一作厉山氏。

相传他是少典娶于有蟜氏而生。

所以有一种说法认为他俩是同父异母所生的兄弟。

炎帝属于仰韶文化,仰韶文化分布在今河南、山西、陕西、湖北及甘肃、青海、内蒙古一带。

黄帝属于红山文化,在今内蒙古那斯台红山一带。

黄帝之孙颛頊,号高阳氏,老家在昆仑(其范围西起帕米尔高原,东至青海的茫崖,有关的研究报道可参见《光明日报》1990年8月21日)。

颛頊的后裔分为四支:

一支留在西北,后为秦人(《史记·秦本纪》:

“秦之先,帝颛頊之苗裔。

”);另外两支在北方,是舜、以及禹和他所建立的夏朝,形成了中原地区的黄河文化同时也向南方发展,所以舜“崩于苍梧之野”(《五帝德》),“葬于江南九疑”(《史记·五帝本纪》)(“九疑”即九嶷山,在今湖南),“帝禹东巡狩,至于会稽而崩”(《史记·夏本纪》)(今浙江省绍兴的大禹陵为当地的名胜古迹之一);一支在南方,是粥熊建立的楚国,形成了湖湘文化,后来发展为长江文化。

在中国历史的全局里,黄帝部族由西北向东南发展并遍布东南的过程,就是与各地土著部族冲突、融合的过程。

但当时也有激烈的争战,首先是炎黄之战,还有黄帝与蚩尤之战,其中还有黄帝与匈奴(当时称为荤粥)之战。

炎帝原居姜水(即岐水)流域,后向东发展到中原地区。

炎帝扰乱各部落,因为他担任部落联盟酋长后,妄自尊大,置人民生活疾苦于不顾,最后导致所属各部落与之离心离德。

黄帝则得到各部落的拥戴,黄帝与炎帝经过多次作战,最后在阪泉彻底打败炎帝。

阪泉在今河北涿鹿东南,后来的成语“逐鹿中原”,比喻争夺政权,最早的出处即来源于此。

后来蚩尤扰乱,黄帝又率领各部落在涿鹿(今属河北)之野擒杀蚩尤。

从此他由部落首领被拥戴为部落联盟领袖,被尊为天子。

匈奴(当时称荤粥)当时有一部分属于炎帝系统。

《史记·五帝本纪》说:

“黄帝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

炎帝的大多数部落被赶出中原后,居住边地,或如蚩尤被杀后,他的部落流落到西南高原山地,与汉族(当时称华夏或夏族)断绝交往。

匈奴也如此,所以司马迁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允、荤粥,居于北蛮。

”(《史记·匈奴列传》)“自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

”(《史记·太史公自序》)可见汉族与匈奴早在五千年以前的黄帝时代已激烈交战,匈奴在尧舜(尧为陶唐氏的领袖,舜为有虞氏的领袖,《史记》合称为“唐虞”)之前,居于北方少数民族所处的蛮荒之地;但吕思勉先生指出:

尧都晋阳,而《墨子》称其“北教八狄”,则自古同时也与此族杂居。

[2]“夏商周[3]三代以来,匈奴经常入侵,成为中原地区的最大患害,双方频繁征战。

这可以说是中国大地上最早发生的战争之一部分,也是世界上继埃及内战(州际战争和上下埃及战争)之后的世界上最早的战争了。

而且这场战争的第一阶段自公元前三千年一直绵延到公元前四世纪,长达二千六七百年,然后进入第二阶段,即公元前四世纪至公元前206年约一百多年的匈奴和赵、秦之战。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司马迁说自夏商周“三代以来,匈奴常为中国患害。

”(《史记·太史公自序》)夏商两代却没有关于匈奴(当时称为戎狄)的记载,史学大师吕思勉先生认为:

夏自中叶之后,盖迁都河南,商虽闲居河北,然不过在今河北大名,河南河北道境;非如黄帝、尧、舜之深入其阻,故此族(按指戎狄,即匈奴)在冀州之事,不复见于纪载;而其在《禹贡》雍州之域者,其事迹,乃随商、周之先世之史实而并传。

史称“自契至于成汤八迁”;其所以迁之故不可知;然观诸周代之行事,则商之先世,或亦为戎狄所迫逐,未可知也。

[4]

吕思勉先生精辟分析夏商两朝没有戎狄诸族记载的原因,又根据西周和东周屡受戎狄迫逐的史实,推论出夏之迁都河南和商朝的八次迁移,也是因为戎狄即匈奴的迫逐。

这个推断性的观点是很精彩的。

周朝在建立之前,其君主即已大受戎狄的胁迫和欺凌,受尽了屈辱,则史有明载。

[1]一般认为《史记》所载的以黄帝起始的五帝时期大约在公元前3千年,《中国历史大辞典》则将黄帝至尧舜禹的时代大致定为公元前26—21世纪。

[2][4]吕思勉《中国民族史》,北京:

东方出版社“民国学术经典文库”本,1996,第41页。

[3]一般认为,夏朝的年代是约公元前二十一至公元前十六世纪;商朝的年代是约公元前十六世纪至公元前十一世纪;周朝的西周的年代是约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771年,东周的春秋为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战国为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周朝亡于公元前256年,即周赧王五十九年,即周赧王去世之年。

2.夏朝末代国君的后裔北逃匈奴

《史记·匈奴列传》说: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

”意为:

匈奴的先祖是夏朝君主的后裔,也即是大禹的后裔了。

《史记·匈奴列传》的注解说得更详细:

淳维在商朝时逃往北方。

又说:

夏朝的末代君主夏桀无道,商汤王将他流放到鸣条。

三年后夏桀亡故,他的儿子荤粥(又注:

淳维与荤粥是同一个人),娶夏桀的众妾为妻,带着她们,避到北方的荒野中,随畜迁移,中国称他们为匈奴。

[1]

尽管有些当代史家认为匈奴是夏人的后代不可信,夏人淳维(荤粥)是匈奴的祖先是不可能的,但更多史家坚信《史记》的观点。

我认为《史记》上述引文中也谈及,早在黄帝时已北逐荤粥,唐虞以前居于北蛮的诸部落中也有荤粥,在夏末以前,早就有了匈奴,夏人淳维(荤粥)当然不可能是匈奴的最早的祖先。

但是,夏人淳维(荤粥)逃往匈奴,他与随从和部属融入匈奴,他成为后世匈奴的祖先之一则是史实,司马迁决无可能伪造史实,也决不会道听途说地将无根的传说混为史实,随便写在《史记》之中,《史记》的这些权威注家也如此。

当代史家如无确凿证据,是没有理由怀疑或推翻《史记》和注家的记载的。

[1]《史记·匈奴列传·索隐》:

“张晏曰:

淳维以殷时奔北边。

又乐彦《括地谱》云:

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

三年而死,其子荤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

”《索隐》:

“淳维荤粥为一。

 

3.甲骨文和《易经》中记载的殷商与匈奴之战

早在商代的甲骨文中就有了关于匈奴(当时称做鬼方)的记载,见甲骨文汇编之甲编三三四三,乙编六六八四。

最早记载匈奴的古书是《易经》即《周易》,《易经》也称当时的匈奴为鬼方。

《易·既济》爻辞: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

”说殷高宗征伐鬼方,持续三年之久才终于获胜。

接着在《易·未济》爻辞又说:

“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赏于大国。

”意思是:

以雷霆般的振奋威武之势讨伐鬼方,经过三年苦战获胜而被封赏为大国诸侯。

《易》之爻辞约作于商周之际。

它记载殷(商)高宗战败鬼方要用三年时间,可见鬼方是当时的一个强国。

高宗,《周易正义》注为:

“殷王武丁之号。

”武丁是约公元前十三世纪时的商朝(又称殷)国君,在位五十九年。

他重用傅说,使殷商在衰落之后又强盛起来。

曾南击荆蛮,北伐鬼方。

在《诗经》中也有关于鬼方的记载。

《诗·大雅·荡》:

“内奰(bi,音币,怒)于中国,覃(tan,音谈,延及)及鬼方。

”(意为:

内而见怒于过国中,外而延及了鬼方。

)此诗作于周厉王(姬胡)时,(公元前841年前—西周共和十四年,即公元前828年),而托为周文王斥责商纣王之言,可见鬼方是殷商和西周时代的远方民族。

 

4.周王朝创始者及其先祖受匈奴之欺凌

建立西周王朝的部落称为周族。

周族在远古时代居住在我国西北部的泾、渭一带,即今陕西中部和甘肃东部的黄土高原。

当时的黄土高原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给周族的兴起提供了地利和物质条件。

周族的共同始祖是姜嫄。

她践“巨人迹”,感而生子,因为起初想丢弃这个儿子,所以为他取名“弃”,号曰后稷,别姓姬氏。

当时还是“知母不知父”的母系社会阶段,所以只记其母,不提其父。

后稷时期相当于陶唐、虞、夏(尧舜禹)之际。

后稷卒,其子不窋(同“窟”)立,不窋相当于夏朝末年的衰落时期。

不窋因“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可见当时周族与戎狄混居在一起,并已受到戎狄的侵凌。

周族到了不窋孙子公刘执政时期,戎狄的侵扰更甚,就迁居到豳(bin,音彬)地(今陕西栒县或邠[bin,音彬]县)。

公刘迁出豳以后,九世而至太王即古公亶(dan,音胆)父。

此时,周族在豳地已生活了“三百有余岁”(《史记·匈奴列传》)。

由于戎狄各部向渭水流域进迫,“薰育戎狄攻之,欲得财物,予之。

已复攻欲得地与民。

民皆怒,欲战。

古公曰:

‘有民立君,将以利之。

今戎狄所为攻战,以吾地与民。

民之在我,与其在彼,何异。

民欲以我故战,杀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为。

’”于是太王率领周族再次放弃自己经营的家园,渡漆、沮二水、过梁山,迁移到岐山脚下的周原(在今陕西扶风)这个最后的定居地。

戎狄极不讲理,他们武力进攻,为得财物,太王给了他们,他们又来进攻,要抢略土地给自己的百姓。

周族百姓气不过,要武力抵抗,太公不想杀伤对方,情愿无条件让出艰苦经营了三个多世纪的肥沃土地,独自出走。

于是周民追随他一起跋山涉水,到岐山之下艰难地开荒建屋筑城,重建家园。

这样谦让的风度,在历史上简直是绝无仅有的。

太王有子三人,长子太伯、次子虞仲(即仲雍),未即位,出走,少子季历即位。

太伯一作泰伯,太王欲立幼子季历,他与仲雍同避江南,改从当地风俗,断发文身,成为当地的君长,即吴国的始祖。

太伯死后,仲雍继立。

其后人建立吴国。

太王的这两个儿子也有乃父的风度,心知父亲想传位给小兄弟,他们也无条件地出走,不远数千里,来到当时极为荒凉未经开发的江南,开始新的事业。

他们为江南越人带来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为吴地的开发立下草创之功,功在千秋。

季历执政时期,相当于殷代的武乙时期,周族逐渐强大,开始屡伐犬戎。

其中有记载的战争有以下五次,都在商朝武乙、太丁(即文丁,纣王的祖父)时期:

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十二翟(狄)王。

大(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

(太丁)四年,伐余无之戎,克之。

(太丁)七年,周人伐始乎之戎,克之。

十一年,周人伐翳徒之戎,捷其三大夫。

(《汉书·西羌传》注引《竹书纪年》)

屡次征伐并获胜(其中一次是败仗)以后,周族基本解除了西北游牧部落的威胁。

此后,周族强盛起来,季历死后,其子姬昌,即周文王,领导周族向外扩展地盘,四出作战。

当时最为困扰周族发展的首先仍是诸戎的侵袭和威胁,所以文王在六年之中,首先西伐犬戎,攻密须(今甘肃灵台西南),然后再向东征伐、发展。

文王之子姬发,即周武王,灭商,建立周朝。

他建都于丰镐后,挟灭商之余威,放逐戎夷与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

 

5.《诗经》和金文中描写的西周与匈奴之战

但是在整个西周时代,戎狄和猃狁依然经常成为周室之患。

武王之后是成王,成王之后是康王。

周成王时的金文(又称钟鼎文,指铭铸在青铜器上的文字)中的小盂鼎铭文有这个时期鬼方的记载。

《小盂鼎》铭说,康王二十五年,鬼方和周人发生了一场规模很大的战争。

周人在这场战争中大败鬼方,俘获一万三千八十一人,酋长四人,还获得车、马和三百五十五头牛,廿八只羊。

此战的胜利使猃狁暂时无力入侵,西周获得西北的安定。

康王之后是昭王,然后是穆王。

武王之后二百余年,周道衰,但周穆王(姬满),西击犬戎,俘虏五王,得四白狼四白鹿而归,并将犬戎迁到太原(今山西西南部)。

还东攻徐戎,在涂山(今安徽怀远县东南)会合诸侯。

后世传说他曾周游天下,古小说《穆天子传》即写他西游故事。

穆王之后是宣王。

至周宣王(姬靖,一作静,?

—前782,公元前827—前782年共在位46年)时,他们已逼近周都。

他们烧杀戮掠,给人民带来严重灾难。

《诗经》中的著名诗篇说: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

(没有室,没有家,都为了猃狁的缘故。

不遑启居,猃狁之故。

(无遐安居,都为了猃狁的缘故。

岂不日戒,玁狁孔棘。

(难道不要日日警戒?

猃狁来犯非常紧急。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过去我们出发啊,杨柳向人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于今我们归来啊,霏霏雨雪飘迎。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

(一路走来迟了又迟,因为又是口渴啊又是腹饥。

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我的心里伤悲,无人可知我的悲哀!

(《小雅·采薇》)

这首诗歌描写猃狁入侵的军情紧急和人民遭受战争的痛苦。

当时,戎狄势力的强横进攻和侵占,已逼得西周统治者和百姓在渭水流域到了无法立足的地步。

《诗经·出车》反映当时周宣王派南仲驻兵朔方,“赫赫南仲,猃狁于夷!

”(威严赫赫的南仲,就是为了猃狁而来!

)周宣王又派尹吉甫还击猃狁,一直打到太原(今陕西和山西的北部)一带,取得了胜利。

尹吉甫即兮伯吉父,兮氏,名甲,字伯吉父(一作甫),尹是官名。

当时猃狁迁居焦穫,进攻到泾水北岸,周宣王五年(前823)他率军反攻到太原。

金文对此有多项记载,如《兮甲盘》铭曰:

“王初格伐严允”,《虢季子白盘》铭记载虢季子白大破严允“于洛之阳”,《不(上期下女,电脑中无此字)》铭又云:

“微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

‘不其驭方,严允广伐西俞……余命女御追于洛,女苢(不要草字头,电脑中无此字)我车宕伐严允于高陵。

’”《诗经》中的《小雅·六月》也描写了这场战争:

猃狁孔炽,我是用急。

(猃狁气焰嚣张,我们所以紧急。

猃狁匪茹,整居焦获。

(陕西三原一带),(猃狁不自量力,安然占据焦获。

侵镐及方,至于泾阳。

(侵向镐京和丰京,到达泾水的北岸。

织文鸟章,白旂央央。

(用凶猛的鸟绣成军徽,白绸战旗鲜明。

戎车孔安,如轾如轩。

(兵车安详地开动,一会儿低,一会儿高。

四牡既佶,既佶且闲。

(驷马都已跑得正常,正常而且熟练。

薄伐猃狁,至于太原。

(于是讨伐猃狁,一直到了太原。

战争连绵多年,而且经常失败,《竹书纪年》关于戎狄进攻和周师及北方个诸侯国败绩的记载很多,如宣王“使秦仲伐西戎,为戎所杀”。

宣王三十九年,周军和姜氏之戎战于千亩(千亩,地名,是周王室的“公田”的所在地),周军大败。

戎狄已经逼近周都,西周的王室在谓水流域已难以立足,处境已非常艰难了。

《诗经》中另一些诗歌记叙匈奴的入侵,而这些诗歌描写的已是东周也即春秋周襄王(姬郑,公元前651—619年在位)时代的悲惨景况了。

 

6.西周和中国最早的著名美人褒娰皆因匈奴而亡

西周四百余年,一直受到戎狄、猃狁的困扰,无法解脱,到西周末期,屡战屡败,终至灭亡。

宣王死后,幽王(姬宫涅,?

—前771,自前781—前771年共在位11年)即位。

此时离周穆王又有二百余年,内忧外患极其严重:

他任用虢石父执政,政治衰败,社会矛盾激化,更兼气候干旱,幽王二年又发生强烈地震;进攻六济之戎,大败,边境空虚,戎狄东侵,致使“周有黎民,靡有孑遗”(《诗经·大雅·云汉》)。

在此国力衰败,内忧外患纷至沓来的严重关头,周幽王依旧迷恋在骄奢淫逸、纸醉金迷之中。

尤其是他沉溺于女色,严重影响了国事。

他宠爱美人褒姒,废掉申后和太子宜臼,改立褒姒的儿子伯服为太子。

宜臼逃到母家申侯处,幽王讨伐申国,引起申侯的叛乱。

申侯盛怒之余联合缯和犬戎攻周报仇。

犬戎攻占镐京,杀周幽王与骊山之下,掳走褒姒,西周灭亡。

中国最早的两大著名美人妲己和褒姒都是亡国之君的宠妃。

妲己是商纣王的宠妃,在周武王灭商时被杀(一说自缢死);褒姒被蛮族所掳,下场不明,结局都非常悲惨。

褒姒是褒国人,姓姒。

周幽王三年(前779)褒国把她进献给周,为幽王所宠。

但她似乎并不领周幽王的情,随他如何宠爱、挑逗,她总是不露笑脸。

而周幽王感到她笑起来仪态万方,美不可言,可她就是不笑,令幽王心痒难熬。

古时传递敌人入侵的信息用点燃烽烟的形式,十分有效,即白天举烽火,夜晚靠燧烟即燃烧烽火冒出的火烟来召唤救兵,称为烽燧。

周幽王有敌寇进犯时就点燃烽燧,有一次点燃烽燧后,并无敌寇出现,诸侯军一队队都风尘仆仆、急急忙忙地赶来,到达之后,发现没有敌人,反到吃了一惊,懊丧失望地又一队队忙忙碌碌地回去。

兵马穿梭般的来来回回,煞是热闹,褒姒看了觉得非常有趣,禁不住哈哈大笑,幽王看到她肯笑而且笑得如此畅快,非常愉快,就多次虚报敌情,大烧烽燧,引得诸侯上当多次。

他们只见高高在上,哈哈大笑的美人,但不见理应出现的敌人,以后就不再相信这种烦人的劳兵伤财的恶作剧,看到烽烟,不再出兵来救了。

等到申侯与犬戎杀来时,幽王急急忙忙命令赶快举烽火征兵,结果无人理睬。

周幽王和褒姒就只能自食其果了。

他们真是自取灭亡。

几十年来,小学语文课本里总有《狼来了》一课:

小孩子多次乱喊“狼来了”,骗得大人不再相信他,等到真的狼来的时候,无人相救,他被狼咬死了。

周幽王和褒姒合伙演出了一个古代经典版的“狼来了”的滑稽戏,因而司马迁也就将这个故事写进了《史记》这部经典著作中了。

而这对男女的智商也却像那个顽劣的孩子一样低,最后的下场也就差不离。

 

7.长城:

为匈奴而建

西周灭亡后,周平王即位。

犬戎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

他无力驱逐犬戎,秦襄公救周,他就将河西地赠于晋文侯,岐西地赠于秦伯。

公元前770年,平王在晋文侯和郑武公的拥奉下东迁雒邑(洛阳),是为东周。

自此至前476年(周元王元年的前一年)为止,也就是中国历史上所说的春秋时代。

平王安于东迁,就把丰、镐旧地全部放弃,丰、镐百姓也未随迁。

周王室衰微,从此堕于诸侯的卵翼之下。

后来到周襄王十六年(前636)时,戎狄攻至雒邑,伐周襄王,周襄王逃到郑国。

原来周襄王起先想讨伐郑国,但自己又没有力量,所以娶戎之女为后,借戎狄之兵,一起攻打郑国。

不久他又黜废狄后,狄后怨恨之余就联合周襄王的后母惠后及其子子带为内应,开门放戎狄入内,戎狄因此攻入京城,破逐周襄王,立子带为天子。

于是戎狄盘居于此,侵盗暴虐中国。

周襄王避居在外1年(一作4年),告急于晋。

晋文公初立,欲修霸业,于是在周襄王十七年(前635)兴师伐逐戎狄,诛子带,迎周襄王还居雒邑。

春秋时期各国忙于争霸,一百余国到周元王元年(前475)进入战国时代,兼并之余尚存十几个国家。

其中大国有:

秦、齐、楚、燕、韩、赵、魏,即战国“七雄”。

战国初期(公元前五世纪末),义渠是秦国西北最强大的戎族,此时,匈奴经常驰骋于“楼烦之下”(今山西宁武一带)(刘向《说苑·君道》);在东线,山戎不仅攻伐燕国,甚至越过燕国攻打齐国。

《史记·匈奴列传》说:

“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

”这三国是秦赵燕,于是三国先后筑长城以防匈奴:

“秦昭王时,宣太后诈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灭义渠。

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赵武灵王变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阕为塞,置云中、雁门、代郡。

燕将秦开袭破走东胡,却地千里,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以拒胡。

黄文弼《论匈奴族之起源》指出:

“战国时匈奴族在内地者为林胡、楼烦、义渠。

”[1]秦始皇统一全国后,将原来三国修筑的长城修缮和连接贯通起来,西“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这便是最早的万里长城。

但秦朝的长城不是今日的长城。

长城在漫长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已有很大的变迁。

秦长城远在山海关以北二三百公里。

我们今日东起山海关西至嘉峪关的万里长城则建于明朝。

历史最长的八达岭这一段也大约只有五六百年而已。

当代人心目中的长城是宋代防御辽金,明代防御满清而建筑的,实际上长城最早是用来抵御匈奴的,孟姜女哭长城的民间故事,讲她的丈夫万喜良在秦朝时筑长城,就是指抵挡匈奴的长城。

直至近年,还有一些学者提出质疑,认为长城并不能抵挡敌人,金(女真)、元(蒙古)和满清不是照样打进来?

吕思勉先生精辟地分析说:

“秦始皇帝筑长城,誉之者以为立万古夷夏之防,毁之者以为不足御异族之侵略,皆不察情实之谈也。

”在匈奴统一之前,匈奴的诸多小部落连年入侵,“此等小部落,大兴师征之,则遁逃伏匿,不可得而诛也;师还则寇钞又起;留卒戌守,则劳费不资;故惟有筑长城以防之。

长城非起始皇,战国时,秦、赵、燕三国,即皆有之。

皆所以防此等小部落之寇钞也。

”“若所邻者为习于战陈之国,则有云梯隧道之攻,虽小而坚如逼阳,犹惧不守,况延袤至千百里乎?

然则长城之筑,所以省戌役,防寇钞,休兵而息民也。

本不以御大敌。

若战国秦时之匈奴,亦如冒顿,控弦数十万,入塞者辄千万骑,所以御之者,自别有策矣。

谓立足万古夷夏之防,几全不察后匈奴、鲜卑、突厥之事,瞽孰甚焉?

责其劳民而不足立夷夏之防,其论异,其不察史事同也。

[2]

吕思勉先生的分析切合实际,长城是用来对付小股敌人防不胜防的入侵和骚扰的,对强大的敌军,需要主力部队专门对付,需要综合国力的强大,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对后世长城的功用,对长江天堑的御敌功能,我们都应作如是观。

[1]黄文弼《论匈奴的起源》,林幹编《匈奴史论文选集》,北京:

中华书局1983,第23页。

[2]吕思勉《中国民族史》第78-79页。

 

8.靠色相杀敌的宣太后与最早的抗匈名君赵武灵王和名将李牧

在战国时期,匈奴首先遭到秦国的重创。

秦国的西、北两面受异族的压迫,其中义渠是秦国西北最强大的戎族,它的都城在今甘肃宁县,疆域包括今之陕西北部、甘肃东北部泾水、渭水以北地区和宁夏的一部分,占地广阔。

秦国和义渠战事不断,“义渠之戎筑城郭自守,而秦稍蚕食”(《史记·匈奴列传》)。

公元前444年,秦国“伐义渠,虏其王”;公元前327年,“义渠君为(秦)臣”;公元前314年,秦“侵义渠,得二十五城”(《史记·六国年表》)。

秦与义渠战事,都是秦国主动侵伐对方。

公元前272年,匈奴“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生二子。

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

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

”(《史记·匈奴列传》)《后汉书·西羌传》也说,义渠王是在朝秦时“与昭王母宣太后通,生二子。

至王赧(周赧王)四十三年(前272),宣太后诱杀义渠王于甘泉宫,因起兵灭之,始置陇西、北地、上郡焉。

”这位贵为太后的风流寡妇本已有终身的情夫魏丑夫(名为丑夫,实际上并不丑,可能还很长得很高大英俊,否则太后决不会爱他一辈子,死时还要他殉葬。

参见拙著《临朝太后——从吕后到慈禧》),她竟然又勾引异邦君主,与他通奸且生二子,最后又诱杀这位异国情人,让秦国乘机攻敌扩地,她也真会舞弄、享受,同时也真够奸诈毒辣的了。

此时她已年过六十,竟还能用色相诱敌、杀敌,既风骚又老辣。

她虽不能靠智力治国,竟能用旁门邪道式的歪脑筋帮助儿子强国,纯属一桩千古奇事。

与埃及女王克莉奥佩屈拉相比,这位风骚艳后在公元40年前后虽先后迷倒过罗马大将恺撒、庞培和安东尼三人,却一个也未真正到手,而又于国事无补,最后还以亡国了结。

她如闻说比她早二百多年的异国前辈宣太后的事迹,这位好强而又自信的艳后不得不要自愧不如,她也用不着在公元前30年罗马帝国的屋大维占领首都亚历山大里亚时被囚并靠毒蛇自杀,完全可以活活羞死气死了!

此前,赵国已首先成为对抗并战胜匈奴的强国。

当初,赵武灵王二十四年(前302),赵国国君赵武灵王(名雍,?

—前295,公元前325—299在位)经过深思熟虑,决定反击匈奴,《战国策·赵策二·武灵王平昼闲居》记载他为了战胜敌人而决心向敌人学习的超常思维:

(赵)武灵王平昼闲居,肥义侍坐,曰:

“王虑世事之变,权甲兵之用,念简、襄之迹,计胡、狄之利乎?

”(赵武灵王在平常日子闲坐时,肥义陪坐,他问:

“大王正在考虑当世事情的变化,权衡军队的效用,追念简子和襄子的功业,谋划抗击胡、狄的利益吗?

”)

王曰:

“嗣立不忘先德,君之道也;错质务明主之长,臣之论也。

是以贤君静而有道民便事之教,动有明古现世只功。

为人臣者,穷有弟长辞让之节,通有补民益主之业。

此两者,君臣之分也。

今吾欲继襄主之业,启胡、翟之乡,而卒世不见也。

敌弱者,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无尽百姓之劳,而享往古之勋。

夫有高世之功者,必负遗族之累;有独知之虑者,必被庶人之怨。

今吾将胡服骑射以教百姓,而必议寡人矣。

”(继承王位而不忘祖先的功德,这是做国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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